智者之忧---孟宪民先生大作之一
孟宪民先生曾长期对大遗址进行管理与研究，此文是他对于大遗址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以宏观的历史视角，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很值得研读。
一， 众城之急何以解析
二， 城镇化的多元需求
三， 大遗址主要指古城址
四， 遗址大小和工程特征
五，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课题
六， 大遗址承传的中国特色
七， 超长远规划的必要性
八， 让必要成为可行的行动
九， 保存及研究的基本教育
摘 要： 当前城镇建设，包括所谓古城重建，面临转型。我国是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确立大遗址承传的政策，发挥古城址的作用，可以促进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融合，有利于建设美丽城镇，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和永续发展。现代文化复兴是汲取本民族和人类的一切优秀成果，以梁启超、李济、郑振铎、王冶秋、夏鼐、苏秉琦等学术界先辈的论述为基础，本文探索这一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政策：为历史城镇制定超长远规划，采取必要的考古揭示等优先行动，开展正确的广泛的考古基本教育。
关键词： 重建，18大，城镇化，生态文明，美丽城镇，古城址，文化复兴，考古学，大遗址承传，超长远规划，优先行动，基本教育
中国几乎所有的城镇，不论是否有什么保护和开发的名分，都在大力建设，也都面临如何转型。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美丽城镇，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复兴。讨论大遗址的问题，过去多是围绕保护专项展开的。在新背景下，本文换一个角度，引入“承传”概念，探索必要而可行的政策，让城乡广布的大遗址，即使是非重点，对建设转型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
一、众城之急何以解析
众城遗产告急，是过去很长时期的大情境。现代城镇，建成区、计划建成区已扩大若干倍，本为历史城镇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急功近利、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开发，大开挖的建筑技术，对地表、地下遗产造成更严重的破坏；有关城镇问题包括考古、生态等研究仍然滞后、被动和力量薄弱，导致继承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和环境问题较多，“千城一面”仍在延续。
一些城镇选择“重建”。网络流行信息是：我国正有不少于30个城市正在和已经加入古城重建风潮。少则数亿、多则上百亿的古城项目正在实施。那些竞相“回到过去”的城市，在公众炙热的目光下，在浪潮般的质疑中，坚持追寻着一个答案，这是城市化浪潮中又一波盲目跟风之作，还是一场符合自身特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一些城镇选择“风貌保护”。有招商项目很明确：开发古城范围除地面文物建筑之外的大部分土地，建设风貌性房产，并保护小部分已被确定的历史街区。其对容积率的追求，对地下遗产的研究、保存及承传，也构成严重威胁。
对于重建“名声”最大的大同市，需要认真解析，很可能与众不同。其对明代城墙的大规模恢复，属于古城墙遗址的修复和局部重建。笔者只是2006年“私访”过该遗址，当时确管理不善、环境恶劣，保护标志牌亦被涂鸦。再早还听有的专家说过，其中包含较早时代的城墙遗存。近期通过网络了解，总的感觉是：大同行动，虽细节需斟酌，但的确是提升大遗址地位，扭转城市发展方向与格局的壮举。
还有数百数千以上的城镇，主政者并非无历史常识，也曾经或正在考量有关问题。一个典型是安徽泗县。部分运河故道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后，县政府曾召开会议。议题设计包括古城保护、新城建设、民生、教育等，说明人们对制定不久的城市总体规划产生疑问，开始历史性的战略思维。
如何善待那些属于自己的宝贵历史，是当前几乎所有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城镇大格局、大方向，还有如何平心静气的对待地下及地表的诸种细节？有个说法，也很有些道理：唯残缺之美，不可复制。
二、城镇化的多元需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镇化仍是一个重点。那应当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方位建设。其中文化是动力，是引领，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对此18大报告有很好的提示，如：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等等。而文化的“三贴近”，首先应是贴近实际，尤其各城镇面临的“严峻”实际。建设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生态文明的美丽城镇，是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大愉悦，而不仅小娱乐。
今天的文化复兴，或人文复兴、文艺复兴，包括城镇复兴，依据是18大报告，属于“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复兴，绝非简单的复制某一或几个历史时代，而是汲取、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及全人类发展至今的、全部的、文化与科学的优秀成果。这些众多成果，也包括在地质学基础上诞生的考古学。文化复兴，必须去追怀曾为此做出努力的先圣——他们的“中国梦”。从梁启超、李济、郑振铎到王冶秋、夏鼐、苏秉琦，如本文将论述的，他们对考古学的理解，与今人多有不同。攀上巨人肩膀，可认清复兴之途。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8大报告还提出，面对“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看来，城镇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也要突出和融入生态文明。而且，与过去所提“山川秀美”不同，美丽中国也包括美丽、宜居、富有特色的城镇。
习近平总书记在18大会后，对广州东濠涌那条明代护城河、如今排水渠道的考察，表达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并将其与城镇化联系起来。《习近平考察广东纪实》报道他说：“东濠涌以及遍布广东各地的绿道，都是美丽中国、永续发展的局部细节。如果方方面面都把这些细节做好，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就能实现。希望广州的同志再接再厉，在过去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把城市建设得更宜居。”
他还参观了由两栋民国时期旧别墅改造而成的东濠涌博物馆。有网友称，行走东濠涌，最重要的是看看博物馆，那是走进广州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一把钥匙。有人盛赞这一创造性的举措，突破有限的空间，将博物馆延伸到涌边堤岸，与清水绿岸融为一体，让东濠涌成为小小博物馆的最大一件“展品”。
面向大海、具有改革开放传统的广州，正在创造的新历史。秦始皇曾在那里设南海郡、建成统一帝国，而孙中山，恰好也在那里发动了终结帝制的民主革命。广州大遗址，以宋代“六脉渠”承前启后，不仅在政治上，也在生态文明、城镇建设上，富有代表性，具中国和世界意义。其永续发展的宏伟蓝图及细节，令人神往。
大遗址，是国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结晶。其中大多仍为今人聚集之地，与各种建设联系密切。大遗址不仅有纪念意义，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价值，还有对现实生活的功能作用。为建设与生态文明相融的美丽城镇，需如习总书记所言，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出战略抉择和顶层设计，制定政策，建立我国的大遗址承传体系。
三、大遗址主要指古城址
“遗址”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毁坏的年代较久的建筑物所在的地方。对“建筑物”应作广义理解，包括各类构筑物。遗址、遗迹是有区别的。遗址主要指地方、地区，包括自然环境；遗迹则是遗址的包含物，包括出露地表的和地下埋藏的，后者经考古勘探和发掘才能理解。对于遗址及其遗迹，现状复杂，需要不断研究、发现，并做出某些不同的抉择。
“大遗址”是一种强调性的说法，是在学术和管理层面，强调古遗址及地区的重要性。大遗址的最初提出，在大规模建设兴起的1950年代，是为了处理好建设、保护与发掘的关系。进入21世纪，“大遗址”用作了一个保护专项的名称。
“大遗址”这个词，最早见于文献，大概是文物局王冶秋局长（1909—1986）的《在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闭会时的发言摘要》，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3期：
大遗址的保护，我们以燕下都为试验田，希望南京博物院、河南、长沙也搞一块试验田，推广这个既对建设有利、又能对保护有利的经验，争取走到工程前面，把基建地区重点文化遗址、墓葬加以事先的清理。
这个经验是指：“象燕下都大遗址的保护，半个月的时间，探清主渠通过的地区的地下文物蕴藏情况，便把这一地区交给当地群众开渠，解决了约四万亩土地的灌溉，对遗址保护并未受到损害，大受群众欢迎，体现了两利方针。”这是他两个月后，在《文物局“务虚”小结》中再次提到“大遗址”。为阐明保护、发掘的目的，为依靠、服务群众，发扬群众爱护乡土文物的积极性，王冶秋当时还发表了一个至今仍值得深思而不应简单批为“冒进”的观点：
坚决贯彻文物发掘中的两利方针，放手把发掘工作的技术普及到县、乡、社会，以便在几亿人口的建设中发掘应该保护的资料。对于全国性的重要文化遗址应该是配合基建与主动发掘相结合的方针，保护遗址的目的是为了发掘，获得资料，不是为保护而保护，除个别点必须就地保存或建立博物馆外，绝大部分经过发掘以后，放弃它，便于群众生产建设。
对古城址的重视，由来已久。我国古文献极其丰富，多有对古城址的记载。很多古城址的地表遗存还很明显，很早就是考古对象。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战国时期所建，广约20多平方公里，就属于这样的古城址。
将“大遗址”点明是指“古城址”的是苏秉琦（1910—1997）。其辞世之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再次回顾1975年与国家文物局文物处负责人的交谈——
当时我提出应当把“古城古国”当作文物保护重点的原则。提出这样的原则是因为我从多年实际工作看，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当时这一提法主要指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古城址），现在看来，应该把史前时期的大遗址也作为重点，即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
郑振铎（1898—1958）是王冶秋、苏秉琦的领导，中国首任的文物局局长，兼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他还是我国第一个著作近代考古学史的人，对古城址早就极为重视，1928年写就《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向国人介绍外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在该书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中，他呼吁：
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
郑振铎是大学者大作家从政，但与别的人有些不同。对他的“做行政事”，夏鼐（1910—1985）曾著文高度评价——“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郑振铎更强调“地区”概念，如：“许多重要的、应该特别注意的地区”；“凡是今天人口密聚的城市，往往是古代都邑所在，最容易发现古遗址”；“不能有二的极重要的古代和中古的文化遗址，可以提供出不少历史上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必须坚决的加以保存、保护，即使在发掘了之后，——需要极精心在意的发掘清理工作——也还需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像保护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似的保护它们；它们的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就是古代和中古的计划都市的生动的具体的例证”。
对地区的认识，郑振铎确实比较超前。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为“地区”作出专业的定义：“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对这一著名的内罗毕建议，我国考古界的关注度显然不足，规划、建筑界倍加推崇，却未能关注其将考古置于首位的描述。
从一定的地理单元出发，探索多种文化与自然遗存的层叠和群体的分布，以及自古至今的变化，可以了解经济盛衰、政治兴替、民族聚散、生态演变，指导今后科学发展。强调大遗址的目的，即在于此。保护是为考古发掘、获得资料，“为学问界计”。而学问界除各自有计，还应当共同谋划人类居住地的长期发展，包括城镇化也包括生态文明。
四、遗址大小和工程特征
一提到大遗址，如果不告诉面积的标准，有人就说这个概念不科学不可取。其实，现代汉语词典就有对“大”的解释：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排行第一，表示强调。大遗址的面积大小、重要程度，是相对概念。每一城市、乡镇，以至农村，都可确定属于当地历史的大遗址并予以承传。没有法律和上级约束者，创造性可能更强。
“有容乃大”，也是人们可以理解的。用“大遗址”来表示“遗址”这一对象的包容性、完整性、广泛度，以及影响力，符合遗址的真实。文化与自然遗产以及现代社会生活本是一个整体，遗址与建筑、古城址与历史城镇，更不能够绝然分开。一种建筑与遗址相互包容、紧密联系的观点，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896—1979）于1943年《古物》一文发表过2。该文论及古物保存的分类细则，将建筑、遗址归为一类：
建筑 包括城郭、关塞、宫殿、衙署、学校、第宅、园林、寺塔、祠庙、陵墓、桥梁、堤闸及一切遗址等。
这应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最近出版的《李济传》刊出一幅未发表过的照片，是1932年春李济在殷墟“带领工人打板筑的情形”。这幅照片反映了实验考古学在建筑领域的早期实践活动，非常珍贵。权为佐证的是，1959年李济表达过的一个看法，社科院考古所评价为“非常正确”：“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3
实验考古学，属于考古学重要分支，是对考古遗产的试验性研究和解释，是支撑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以至重建的重要基础研究。国际上，实验考古学正向众多领域拓展，对借鉴和恢复遗产，促进当代发展产生广泛作用。我国正由国家文物局、中宣部、科学院等牵头实施的《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和展示》科学计划，即“指南针计划”，其实质意义就在于此。目前不仅在传统领域而且在新兴领域，该计划已得到积极响应。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吴良镛，主持了其中人居环境项目。
古城址的大小，差别很大。我国古代最大的城池，一般认为是西安的唐都长安城，近90平方公里。实际上最大的是明洪武的首都南京，外郭城范围约230平方公里。最小的县城，很可能在山东即墨市，笔者年前刚去过。那里有隋文帝开皇十六年所建的即墨县城，面积近0.3平方公里，如开皇二年规划始建都城大兴的一个小坊，形状也为东西略长的方形。其如都城缩影：选址也讲究“风水”，官衙在城北部居中，也如都城中皇城、宫城的位置。该城址，是隋文帝时期城市设计标准推行至基层的实证，具有典型意义。
当然，古城址大小，不一定以城池为界限。即墨在元代城池之外就建设了四处楼阁。很多城市功能，随着发展，是在城池之外实现的。例如：因水陆交通枢纽、商业聚集而生的许多城市，后来主要的码头、集市等都转至城外。
古城址的构成因素，很是复杂，包括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人工水系、道路、城池等结构性的工程遗存，而不仅宫室、房舍、亭台楼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遗址”的描述，就突出了工程特征：“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大遗址的工程特征，需给以重视。
正因为改造自然的大型工程，人类才需要高级、复杂的社会组织，于是最初的农业社会文明即国家产生。前面提到的史前大遗址，包括与人居、农业联系密切的城市工程、水利工程，属于人类最初的大型公共工程，是文明起源的关键因素。自1999年，中国领导人开始使用5000多年文明的提法4。多出一个“多”字的依据，正是考古界研究成果，特别是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贡献，而非参考传说。最近习近平总书记陈述“中国梦”时，也两次提到了连绵、传承了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这说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题中之义，包括如何对待农业文明，对待从诞生到不断发展的生态文明。
大遗址高平低垫，确实蜕变很快，但历史悠久的工程遗迹，很难破坏殆尽，而且多有传承、沿用。故很多座落其上的现代城镇、乡村，仍可视为大遗址生命的延续，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承传。如城墙已失去军事防御功能，但仍有保存作为纪念物的、起到防洪作用的；很多用作道路、房舍甚至楼宇的坚固基础。城内外河道，有很多填为道路，但水系仍在地下流淌，为现代人居留存着些许的生机。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是现代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要素。城镇化包含大大小小的人类工程、自然与人的联合工程，也应讲究“承传”有自，不能搞得没文化、不生态，无政治，于是也非文明。
五，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课题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笔者在《跨越重点 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一文中，曾试着抒发了一下共产主义理想：“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经过几千年纷争和对自然界破坏以后，已应考虑如何建立和谐世界——各国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凝聚全人类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待自然。最初的国家文明，应主要是团结应对大自然。最后的国家文明，即进入新的非国家文明‘大同’共产主义之前的高级阶段，也应如此。”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理论的学习体会，受到国际有关“战争还是和平催生文明”讨论的启发，也有苏秉琦先生的影响。他认为，面对人与自然界及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这一难题，西方人希望从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将要成为世界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最后一章名“双接轨”，即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与世界接轨，与未来接轨”。“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也是考古学要长期探索的问题”。他嘱咐道：
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为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在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他突破一般认识，从探寻文明起源，到追索文明未来、人类前途，将考古学、将大遗址链接到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桃李满天下的苏公（苏秉琦），很象是在布置课题或作业。
这是新的大课题。追踪学术史，李济1923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人类学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时的努力，令人开悟。他详细分析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历代建城和弃城的记录，称其中城垣4478处而非全部。从众多城址出发，既然李济可以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那么今人探索中国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新问题，绝非难不可及。
苏公自己就是古与今、与生态接轨的好榜样。他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是“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大大开阔了“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为中华文明探源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他生前反复强调的，不仅全国人口稠密地区的6大分区，还有200多个有历史来源的城市，应受到进一步关注。
今人不仅有丰富的文献，特别是各地方志、城镇建设档案，还有古城址的地下及地表遗存为实据，条件无比优越。由上述的200多、4000多乃至成千上万的古城镇遗址出发，完全应当也可以开拓出研究城镇化、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新领域。
六、大遗址承传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制度的主要设计者郑振铎对“中国特色”的重要论断。在《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工程的关系——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2月）中，他指出，地下资源“对于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的推陈出新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些一处处的历代物质文化遗存，往往足以当得起“地下博物馆”之称。“有哪个国家有我们那末丰富的东西呢？”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不必哀叹于没有外国保有较多的历史上的宏伟建筑，一定要避短扬长。大遗址承传的概念，应是上述中国特色的一种表达。
“承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继承并使流传下去。这个概念，更能反映遗产本质，即遗产作为一项资源又区别于其他资源的特质。笔者发表于《东南文化》2001年1期的《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与园区》，其中提到“承传”：“大遗址既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是必须严加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资源。作为遗产，就是对社会今后均有作用，今人的首要责任是承传后代。”还指出，“大遗址及有关环境遗产，是历史发展、环境演变或者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忠实记录，不仅是考古学研究对象，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间接和直接的研究对象，因而是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与恢复的重要借鉴”。
比较很多用词，“承传”可包容更多的事和人，目的性更明确，更易促进多方融合，还可避免歧义、误解。如“保护”一词，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且经常在同一文件中交互使用。表现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就有：要求缔约国尽力做到“通过一项旨在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全面规划计划的总政策”，也有“采取为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恢复这类遗产所需的适当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公约题目和前句的“保护”属广义，包括后句较狭义的“保护”和确定、保存、展出、恢复遗产。
“大遗址承传”，将包容一切保护和“全面规划计划”，包容更多更细化的措施，如确定、标志、建档、规划、宣传、展出、研究、调查、勘探、发掘、保存、修复、博物馆、园林、绿道、借鉴、恢复，也包容争议颇多的重建，包容区域、城镇、乡村、社区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有望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总政策”。
大遗址的承传，可视为国际推广的“综合性保护”概念的发展。地区和城市的综合性保护，是ICCRO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1990年代开始探索、开发和推广的管理办法，计划包括两个目标群，即：提高政府主管部门和决策者对保护实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提高各级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士结合遗产保护进行一体化发展决策的能力5。该概念的提出，可能与国际倡导的遗产政策受阻有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拔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各国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为了指导和促进各国遗产的普遍保护。1972年《世界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通过的同一天，还发出了《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建议》，值得关注：
考虑到在一个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里，就人类平衡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为人类保存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以便人类在此环境中与自然及其前辈留下的文明痕迹保持联系。为此，应该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把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一个整体政策。
文化和自然遗产应被视为同种性质的整体,它不仅由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作品组成，而且还包括随着时间流逝而具有文化或自然价值的较为一般的物品。
由于保护、保存和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应尽可能以不再视为国家发展障碍而视为决定因素的方法来指导该领域工作。
这也就是要求每一国家，除“重点保护”，也应该善待价值较为一般者，为保存合适的生活环境，作为发展的决定因素，制定整体政策。如仿效之，即一国政府还应提供对各地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和一般的指导，让遗产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使“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融为一体。
或许实际上各国关注不够，情况不妙，所以ICCROM认为：面对城市化、环境恶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政府管理松懈和权利下放等种种压力，历史名城的遗产价值正遭到生死存亡的威胁，以前先确定遗产点，然后再根据重要程度制定可行规划的常规方法，已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综合性保护”出台。但上述窘迫的现实情境并没有多少的改变。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因此，选择大遗址承传的政策，促进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实施更切实和更具有综合性的保护，才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七、超长远规划的必要性
超常规的超长远规划，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和永续发展，是因为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大遗址承传都是长期的任务，也基于一个常识，就是任何建筑都有寿命。现在一般的水泥建筑物，寿命不过百年，除非需要保存而采取措施，都会面临拆除，问题无法回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城址的地上地下空间如何使用，现存一切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遗迹的去留，都应当有超前的适当决择。
超长远规划，曾是时任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的席尔瓦先生1998年对西安遗产的建议。该建议信的译稿，笔者当时见到过。而亲耳聆听到的，是1994年西安一位领导人向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提出的建议：希望西安能如意大利的罗马一样整体成为世界遗产，并获得帮助。大概这个希望令人难以忘怀，于是几年后席尔瓦提出：如想让这个城市恢复历史考古遗址的光荣，并保持良好生活条件，就得指定50至100年的长远规划并严格执行。其措施包括：在市区占据的唐城的南面，筹建高层建筑密集型的21世纪城，以供未来城区发展所用，唐城内部的10个部分每十年进行一次拆迁，到寿命的建筑考虑拆除，逐步将唐城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并得到保护。
令人受到启发，为大遗址承传的超长远规划提供支持的，是建议信开头的一段深情文字：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一座迷失的城市，看不到任何恢复旧貌的希望。但当城市展现在你的面前时，你开始感觉到古迹的魅力，甚至是一种被倾倒的感受。你进而会怀疑自己可否曾有过这样魂牵梦绕的感受，这个伟大城市的魅力令你无比折服。
这也就是说，我们大大小小的很多城镇虽看似迷失，也还能感受，还有希望！大遗址所表现出的魅力，是不易穷尽的。为了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今人任何时候制定并实施这种超长远规划，都功德无量。
关于超长远规划，网上最给力的一篇《百年为尺 千年为度 做好科学规划 实现科学发展》，是论述水利建设与城市化的。“对关系世代民生的关键的基础性建设规划如水资源重新布局，尤要优先考虑确定”。作者认为：城市化进程更应把防灾和水利衔接起来。修建水利是百年规划、千年建设的大事，是一项重大的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是极大地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内河的水路运输，改善水资源短缺的巨大工程，要把水利修建作为城市化拉动建设内需的一个长期工程，逐年、百年、千年地做下去。目前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项规划，都覆盖时间短，不能树立长远目标，而且各规划间的良性互动不够。
目前我国提出百年规划的城市，似只有建于清代的承德。网络文章介绍：老城区中疏，恢复历史原貌；新城看长远，留足空间，继承传统文脉，借鉴规划理念，把清代建筑的文化符号融入现代建筑；彰显文化底蕴，建设个性城市。有人对“承德”作出新解：承传文明、德行天下。
大遗址承传的超长远规划，或许是所有历史城镇的最前卫的抉择。有经济学家说，“像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
古城址，应恢复至历史最佳时期的格局，拆除无价值、到寿命的建筑并适度发掘，有选择的修复和重建，以多样化的方式，展示多时代的面貌，逐步退建还路还水系还生态。几百年来的人口剧增、建设无序，不仅占据原有的道路、河系等公共设施和空间，还令建筑变得狭小拥塞。故应在原本属于公共的空间，退出拥挤的商住建筑物，还以道路、水系、生态环境等。
古水系一般比古城墙更重要。古城墙多为纪念意义，一般做修复和局部重建即可，而城壕、某段城墙或其局部，则仍有水利作用，属于人居生态，长期规划保存和恢复具有多重意义。为此，人口密集的古城址，宜疏解人口，逐步降低密度和总量；较小的城址，人口压力较小，应恢复和保持至历史最佳时期的水平。
古城全部重建，是不必要的，也无可能。古城址上的新建筑，应根据研究成果的积累，结合现代的功能、材料、工艺的进步，长期坚持继承、创新。
新城区，避开古城址择地另建，要考虑人口长期增长的需要，也必须适应生态环境。应因地制宜，对当地大遗址有所继承，并在吸收一切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而不满足于建筑风格的借鉴。
为达到超长远规划目标，一切有关的研究，特别是较为薄弱和滞后的生态环境演变史和有关工程设施的研究及知识普及，包括考古发掘，都应得到重视。考古发掘颇费时日，而且只有大面积揭示能较好开展复原研究，可做适度考古清理，先安排草地、湿地、浅耕农业等方式的展示。这些都需要长期安排，制定超长且超常的计划。
城镇建成区的古城址研究，情况特殊。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儒等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曾介绍，因为罗马和中世纪的城镇大都被埋藏在现代城市的地表之下，“早期的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都市中心，因此不仅会有复杂地层的连续，而且在它的上面和周围还会有许多现代建筑物。对于这样的遗址，应该采取长时段的研究方式，抓住新建、扩建项目提供的任何机会，然后根据发现物构建一种形态并最终使之构成连贯的面貌”。我国学者一般也是积极倡导这样去做的，但很少能够做到。说考古发掘以配合基建为主，实际的普遍情况却是根本配合不上。即使配合上，多是发掘一处毁掉一处，个别得以保护，经济损失不可避免。变被动为主动的持续投入，在古城址先考古发掘再决择建设，是中国也是世界所有学者们的梦想，却从未企及。
如何发挥制度优越性，使城市考古比其他国家不落后，而且更主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时期的古城址，范围大体上是已知的，完全可以如郑振铎所言，“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不赖偶然发现而因循。这需要对有关规划、设计的常规方法及市场机制做出较大的调整。
数百数千的古城址上到寿命的建筑有待拆除的现状，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大机遇。这召唤着我们，联合起来，确立大遗址承传的超长远规划，并完善政策，努力去实现属于前人也属于未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理想。
八、让必要成为可行的行动
在我国，考古、文物保护、生态保护的情况类似，都较为滞后，确定的对象一般躲避着“麻烦”，远离人群聚集之地。这是长期弱势、历史欠账较多造成的。这种欠账，不仅资金，也包括人员、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如何使大遗址承传的超长远规划，逐步增强可行性，使必要不再总是屈就眼前可行，不受所谓可行的迷惑、动摇，不以可行永远代替必要，需要准确的决策一系列切实的优先行动。
对于受到市区发展、基建工程等人为的剧烈损害的遗产，有国际专家认为主观原因是缺乏作为，包括决策、规划、管理、警察、监测控制、安全防范、文化计划、国际交流、培训激励，等等。但什么应该是更为优先行动呢？所有历史城镇，都应该决策足以扭转发展格局和方向的、包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调整常规规划的大规模的文化计划——在建成区和计划建成区，对古城址采取大面积考古揭示的行动。
本文开始就提到的广州市中心大遗址的工作，经验值得总结。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这位绿色GDP倡导者，在2007年考察后曾认为，尽管成绩很大，但仍被动，于是发出感慨：此一地块，广东、广州不应缺其GDP、地皮，应以遗产保护为中心，而非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句话说，此地以遗产保护、研究、展示为中心，不以经济建设的指标要求，倒是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
吉林省集安市的大遗址工作，更为典范。2003年市领导机关迁出古城址，国家投入巨资进行了快速、高强度的考古清理、保护和展示。次年以42片、64平方公里的区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最近他们确立了“整体保护、协调发展、整合资源、系统展示”的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理念，作出更全面的规划，遗址区城市建设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疏散人口，外迁公用设施，弱化基本建设，继续拓展的保护空间将达到140平方公里7。现在城乡居民以生活在大遗址中为荣为傲为福祉。这当然应归功于当年超常规、超长远的大规模抢救结合发展的优先行动。
决策大遗址承传的优先行动，大幅度增强投入，以偿还历史欠账，在当下已由必要成为可行。这当然需要策划周密方案，对那些遭受市区规划、基建工程严重威胁的古城址，特别是动工在即或已拆迁地区，首先要实施考古清理和实现控制，同时用多种方法向公众展出、提供信息。如：采取类似秦兵马俑博物馆式的大跨度棚式建筑，可以将发掘、修复和展示结合为一体，而其建筑本身的艺术与技术，当可创新。考察、欣赏大场面的观景台，也需要设置。复原研究，包括对重建的试验性研究，应尽量提前开展，并由公众广泛参与。展示科学过程，比展示不理想的所谓结论，更有意义。
大遗址承传的优先行动，属于事业和产业辩证发展的文化计划，也可以促进产业调整、房地产转型，促进生态文明与城镇化相融。每一地方，都可以从城镇的历史和现在的形态出发，做出让长远必要转化为现实可行的行动抉择。向前看，而不必悲观曾经的损失。众城早已告急，但潜力仍巨大无比，均可大有作为。例如：
山东省聊城市，边长1公里的四四方方的古城，宋代始建的标准化的博州城之内，原有建筑物大部分拆光，等于在城市建成区出现一处面积之大世间少有的考古工地。抓住这个机遇，不仅化被动为主动，且将举世瞩目。该城址应有古老水系存在，精细发掘的意义在于，可能揭示我国宋代高水平的水利科技，类如广州“六脉渠”、赣州“福寿沟”。而这种福寿之沟，沟通现代城镇的过去与未来，恰是人类永世企盼。
江苏省镇江市的梦溪园遗址，据传是宋代科技的代表人物沈括写成《梦溪笔谈》所在。街道现名为梦溪园巷。其周边也大多几近到寿命的现代破旧房屋，改造迫在眉睫，不如通过大面积考古发掘，揭示和恢复宋代面貌。
湖南省长沙市的闹市区，已配合楼盘建设发现并搬离原址的古城墙、排水设施，应该不是全部，应寻求主动发掘。附近之处，还可以策划西汉贾谊故居遗址及周边的大面积考古揭示。那里以贾谊官职命名的太傅巷尚在，但地上古建筑无存，居民拥挤不堪。一处相当于古罗马时期的城市民居大遗址的揭示，将填补重要的中国也是世界的历史空白，具有类如秦兵马俑般的轰动世界的效应。
九、保存及研究的基本教育
做到大遗址承传，最大难题是人才与人员的极度匮乏。百年树人，应从现在开始，立即开始。要大力发展有关教育，包括李济很早就倡导的“保护及研究”的考古学基本训练，而不仅一般的知识普及，或是外国流行的公众考古学。这既是超常超长的必要的规划目标，又是最属优先的保障措施。
人力匮乏，不是新问题。大规模的建设，只使得问题严重性无限加剧。夏鼐1949年初完成的《敦煌考古漫记》，十几年前才问世。其中提到他本想着重于古城的发掘，以地下的材料来充实敦煌的历史，但须要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作，而人力和财力都有限，于是只能集中于古墓方面。敦煌唐代沙洲故城遗址至今也未能发掘的遗憾，说明民国时期的窘境，一直以来伴随着国人。
郑振铎明确反对发掘帝王陵，并建议中央政府禁令全国，原因并非今人所谓文物保存技术不过关，主要是因为我国“地域广大、工作繁复、人力不足”，考古发掘“比起浩浩荡荡的基建队伍来，那简直是‘沧海之一粟’。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还要用各式各样方法培养干部，“但这些还不够。文化部订出一个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来，这是必要的，这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需的地方。”他还强调博物馆要加强科学研究，指出“以中国之大，不宜过分集中”，“中央不要抓得太紧，扣得太死，譬如，考古发掘工作，对有条件的馆，根据‘条例’应该鼓励其积极进行”。
开展考古学专门教育的最初建议，都出自更为遥远年代的清华大学的导师——梁启超（1873—1929）和李济。李济1926年在梁启超的热情支持下，主持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成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人们不大注意的是，这个中国科学考古的第一机构，是清华大学。
“为了考古发掘的开展和方法的进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这是梁启超在1926年最早提出的。当时他代表学界在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的大会上做长篇讲演，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8。这篇讲演中还有一个要点不同凡响，后人从未论及：他列出的宋代考古学成就，不仅金石学著作，还有李诫《营造法式》和王象之《舆地记胜》。这绝非妄语，而是表达了考古学不仅对器物也对建筑要“探制作之原始”的追求。或许，这也是他执意培养梁思成、梁思永的一个根源。
再次而且更明确、更郑重、更思辨的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李济。1934年，李济专文论述《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题目与梁启超仅一字之别，提出公民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训练问题：
若是我们认定地下古物是宝贵的历史材料，有保存及研究的必要，我们至少应有下列几个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
这些基本认识包括：（1）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不能私有。现在我们政府已有好几种法令包含这种认识了，但事实上，这种法令差不多等于无效。（2）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很大的博物院训练些考古人才，奖励科学发掘，并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3）就各大学之设立一考古学系。中国现在治历史的人，往往太缺乏自然知识的预备，这是必须要有的训练，然后对所治的题目才有正确认识。尤其要紧的，应该有一种人格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诱惑。
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试图开创的考古学，与今人的理解有不同，是“保存及研究”的考古学、使法令有效的考古学。今人应回归本原。李济在发掘西阴村遗址之前，曾拟定《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首条即“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迹遗物；对历史文物的报导应着眼于保护”。这不得不令人惊叹有加，快过去90年了，仍足以警醒当今。
“中国考古学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存方法。”李济1928年于中山大学的讲演更明确，并继续说道：地面上古迹保存，需各地设普通博物馆，愈多愈好。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
长期以来，对李济有所呼应的人不多，苏公是一位。“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中国考古学等待我们开拓。”他在1994年文集《华人 龙的传人 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自序中道出了他的“梦”：
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
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但苏公的这些话，等于是说中国还没有他所期待的考古学，而“路已打通”。
从我国当前城市考古力量薄弱的严峻现实出发，还要将这种考古训练列入城镇规划、旅游、园林、水利、房地产、文化产业等相关专业的课程。这对中国考古学壮大力量，改变现状，极为重要。郑振铎曾讲过，要依靠基本建设力量，建设人员“也应该是考古工作者”，并促成水利部门建立考古队。长期主政中国考古的夏鼐，辞世后的1986年才发表的《考古学》中，也有近乎绝对的文字9：
调查发掘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扩大到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的遗址，从而使得考古工作者必须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
这可以解析为：对大遗址应该完成的是全面、综合的任务，而考古如不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则根本无法完成。夏鼐以中国考古学者“挖土”水平较高为荣，却仍不满足。但实现他的理想，对从事考古的人员来说十分困难，所以对各相关专业人员的教育，不仅应列入以文献为主的专业史，还应教给科学的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做实际训练。反之，很多行业、产业如不以正确教育，使其成为保存及研究的、使法令有效的主力，就必然转化为破坏力量，也是难以创新的一群。
在纷纭的当代世界中，必须把握要点。这个要点，就是提升人的素质。郑振铎曾寄语人们：“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这精辟的点明——历史文化遗产，乃当代教育之本，为社会创新与凝聚力之源。
在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中国，承传大遗址，让无尽源泉持续涌发，必造福于现在以及美丽未来。
注释：
1 夏鼐：“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考古》，1959年第12期。该文引述郑振铎致信中对“行政”看法：“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该信未收入《郑振铎文博文集》是一遗憾。夏文还提到“在清华园时，虽没有选读郑先生的课，但在校园中曾有同学指出来告诉我，这位夹着皮包跨着大步身长而年轻的教授便是郑先生”。本文竟交集了清华大学6位名人，实在出乎意料。
2 李济：“古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该文未收入《李济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介绍为1943年《中央日報》全國美展特約論文。笔者曾至南京博物院图书馆观摩原稿，为曾昭燏手写本中一篇，字迹工整、漂亮。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其中引用李济：“《小屯第一本?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序”。
4 江泽民1999年出访英国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第一次使用“五千多年”文明的提法，而之前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为“五千年”文明。
5 孟宪民：“国际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中心及22届大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14卷增刊。
6 孟宪民、于冰、李宏松等：《大遗址保护理论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2年。
7 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荆州高峰论坛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8 引自《中国考古小史》，卫聚贤编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
9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参考书目：
[1] 国家文物局编：《王冶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3] 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编：《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5] 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 夏鼐著、王世民编：《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