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俊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吉首大学师生在湘西地区展开民间史料文本调查时，在永顺县档案馆发现收藏有《土司族谱》一书。经过反复阅读并查证了相关的明清典籍后，最终发现这本所谓的《土司族谱》其实是学术界认为早已亡佚的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现存的这本《历代稽勋录》乃是清嘉庆十二年彭肇植的手抄本，而明刘继先所撰《历代稽勋录》原本大部分被转抄于该抄本中。凭借该书的发现，足以证明明代所撰的《历代稽勋录》并未完全亡佚，这应当是史学界的一件幸事。而今传世的彭肇植抄本除了刘继先原本外，还增补了明万历以后的永顺宣慰司历代土司的事迹。所载内容的价值虽不能和刘继先原本相比，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代；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再发现；价值
一、《历代稽勋录》发现经过
研究湘西历史，尤其是湘西土司史，有两部历史典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是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其二是《永顺宣慰司志》。一段时间以来，即令是研究湘西土司的代表作对这两本书的关注均显不足[ 参见谢华：《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致使这两部历史典籍尚无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学人在探讨湘西地区的历史时，凡涉及永顺土司者，大多取材于地方志和族谱对这两部典籍的转引，以至于学界有人猜测这两部典籍早已亡佚[ ]。
吉首大学师生在湘西州进行民间史料文本调查时，在永顺县档案馆发现《土司族谱》一书。再征得档案馆同意后，将全书复印，并收藏于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资料室[ 参见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民间文献室”所藏，明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传抄本。本文以下出注凡涉及该书者，均简称为“传抄本”。同时，我们在复印该书时，由于原书的页码因书口腐蚀已经无法准确确定页码，因而本文所注该书页码乃复印件装订时，为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资料室管理员编订的页码。]，致使笔者有幸对该书作较为深入的考订。
笔者仔细阅读“传抄本”后，发现该书除了刘继先所撰《历代稽勋录》外，还增补了很多新的内容。大体而言，《历代稽勋录序》、《彭氏鼻祖》、《永顺彭氏历代世家稽勋图系》和正文中的前二十五代传记。除个别地方串入了后世的文字外，基本上属于刘继先所撰《历代稽勋录》原作。正文从彭元锦起到彭景燧九代为后人所增补。此外，《宗舍源流图系》、《卧碑》、《内塔卧列祖》、《杂实》等五个部分则是清嘉庆十二年彭肇植传抄该书时所增补的内容。详情参见本文的“附录”。
刘继先所写的《历代稽勋录序》强调了要为彭氏历代土司稽勋、修史的目的：一是要回报彭氏土司对刘继先祖上的厚恩；二是要彰显彭氏列祖效忠朝廷的伟业。《彭氏鼻祖》是仿造家族谱系的体例，顺序记载了彭氏从尧舜禹时代到五代十国时的列祖人名，起于钱铿，终于彭瑊，共计二十二代。《永顺彭氏历代世家稽勋图系》则是仿造《史记》编撰“世家”的体例，将彭氏土司定位为享有世家待遇的诸侯，因而将在溪州地区确立彭氏土司统治地位的第一人彭瑊定位为该世家的始祖。然后依次排列当上溪州地区实际统治者的祖先人名，终于彭永年，共计二十五代。其余部分为后世所增补。《历代稽勋录》正文的前半部分共计二十五代传记，立传的对象与《永顺彭氏历代世家稽勋图系》相同。每个人的传记大致由传记正文、稽勋和考证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稽勋”写作的对象仅限于正式当上永顺土司的那十多个祖先；考证的对象则是家族史的记载与正史有抵牾时，才加以考证。
正文中，从彭元锦起到彭景燧共计九代，其中彭肇植以上各代都正式出任土司一职，其后的彭肇植及其后裔则仅世袭参将职务。这九代的传记均为后人所增补。《宗舍源流图系》则是永顺土司彭氏家族的第九房族的世系表格。这个房族成员虽不是土司，但却是土司属下的宗舍，在土司机构中任要职。我们发现的这个“传抄本”就出自这个房族的后裔彭肇植之手。《卧碑》收载了康熙皇帝给儒学生员的训诫。《内塔卧列祖》则是记载了该房族在内塔卧担任义学学官的各代列祖传记，他们都是第九房族的嫡传子孙，也是本书传抄人彭肇植的历代直系祖先。《历代稽勋序后跋》是彭肇植在抄完《历代稽勋录》并增补了一些内容后所写的“跋记”，意在说明它是将《历代稽勋录》全书作为本家族族谱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加以抄录的，凡与彭肇植直系祖先关联性较大的先辈他都做了提示，因而这篇“跋”自然成了识别刘继先原本的一个重要线索。《杂实》则是彭肇植从《永顺府志》和《永顺县志》摘抄而来的内容，资料价值不大。
笔者认真研读该书，并查阅明清相关历史典籍后，最终证实这本所谓的《土司族谱》，其实正是长期以来学术界误以为早已亡佚的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历代稽勋录》的再发现，对湘西史的研究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但鉴于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又极广，有待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内容非止一端。笔者才疏学浅，不能道其万一，这里仅就该书的版本结构、成书经过、该书的性质和价值等做一个简略的梳理，点明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以此就正于海内同仁。
二、《历代稽勋录》版本及资料来源
我们发现的这本《土司族谱》，事实上是《历代稽勋录》的“展拓传抄本”。以下为了行文的方便，均简称为“传抄本”。传抄人彭肇植抄成的时间为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通读全书后，发现该“传抄本”的前半部分正是学术界认为早已亡佚的《历代稽勋录》原本。这个原本的作者系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刘继先，成书时间初步判断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以前，最大的可能应当是万历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间写成。以下为了行文的简洁，特将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录》的这个原本，简称为“刘继先本”。
笔者研读“传抄本”全文后，发现该书的“序”不是《土司族谱序》，而是直接写作《历代稽勋录序》[ 见“传抄本”第1页到第10页。]，足证这个“传抄本”绝非《土司族谱》，而是包容着明刘继先所撰《历代稽勋录》的误用书名。在这篇“序”中，还概述了《历代稽勋录》原本的内容梗概，其中提到《历代稽勋录》正文的叙事，上起五代十国时的羁縻溪州刺史彭瑊，依次传承二十七代后，至彭元锦止[ 见“传抄本”第20页到第62页。]。
彭元锦任永顺宣慰使起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而终止于崇祯五年（1632年）。同时，查阅“传抄本”中所包容的“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正文[ 该“传抄本”的正文页码为第20页到第62页。]后发现，正文中自彭元锦父亲彭永年，及其以上明、清两朝各代彭氏先祖，在他们的传记后大都附有 “考证”或“稽勋”两个条目。除了瑊公、彦晞公、师裕公[ 见“传抄本”20页到22页。]外，每个先祖传记之首均书有两个字的“谥号”。可是，彭元锦及其以后的历代土司其传记全都未附加“考证”或“稽勋”，更不加“谥号”，而是直接称为“某某公”。鉴于“刘继先本”书名就叫做《历代稽勋录》，据此可以断定凡加入“考证”或“稽勋”并加了“谥号”[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这里土司的谥号是刘继先仿照中央王朝对诸侯的的谥号私自给的称号。]的历代土司传记，肯定是出自刘继先的手笔，是“刘继先本”的核心部分。其它未有“考证”或“稽勋”者，同时又无 “谥号”的明末以后内容，显然是彭肇植传抄时新增补的内容。这一情况与《历代稽勋录序》所概述的“刘继先本”内容正好相互印证，因而今天的读者可以凭借这上述标志，将真正的“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与彭肇植的附加部分较为明晰的剥离开来，恢复“刘继先本”[ 第1页到62页系我们考订后，认定的刘继先原作内容，本文以下提到“刘继先本”即指这一部分而言。]的本来面貌。
令笔者奇怪的是，这篇《历代稽勋录序》不像一般的“序言”那样，在文末明确标识写作年代和作者名号，因而仅凭这篇“序言”仍然无法直接判断《历代稽勋录》的原作者是谁。有幸的是，在“传抄本”之末，收载了彭肇植传抄完成时所写的《历代稽勋叙后跋》[ 参见“传抄本”第93页到第94页。]。在该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斯有秉椽姓刘，号文澜，讳继先者，切为之虑。凡彭氏群公之勋见于《纲目》、《司志》所书者，详加考窍，研精殚神，细心创汇，垂二十七世始编成一集，名曰：《历代稽勋录》”[ 参见“传抄本”之《历代稽勋叙后跋》，第94页。]。凭借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确知该“传抄本”的前半部分确系刘继先所撰的《历代稽勋录》原本。刘继先在永顺宣慰司内的职务又是“秉椽”，也就是彭元锦的汉文秘书，因而这位刘继先应当是长期在永顺宣慰司任职的汉族文人。而他能在这里任职又是他为了报答彭氏土司对他的恩德，即“余也先世洪都，沐恩无报，暂于闲暇，博考群史，载续彭氏功绩源流，名曰：《稽勋录》”[ 参见“传抄本”第10页。]。“秉椽”这一职务名称不见于明代其它典籍，理当是永顺土司属下的自署官名[ 参见成臻铭：《论明清时期的土舍》，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鉴于“刘继先本”和“传抄本”所增内容的界限在正文中并不明显，因而有必要将这个“传抄本”的基本面貌概述如下，以便展开下一步的探讨。
现存“传抄本”的封面系毛笔书写，书写内容如下：
土司族谱
嘉庆十二年丁卯冬大百福后裔
孙肇植敬录
公元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永顺县图书馆供原件
永顺县档案馆复印
封面的这一书写格式充分表明这个“传抄本”原件的封面和内封，由于保存不善已经脱落。再看正文发现，开头的几页和末尾几页纸面腐蚀严重，有大量断行、掉字现象。这乃是收藏者不知其为《历代稽勋录》，没有认真保护才导致了残损。原件被档案馆收藏后，又无人做认真考证，故而才将书名误写作《土司族谱》。至此，这一书名题写之误自此才算廓清。将该“传抄本”题为《土司族谱》显然是将该书作为一般的普通家谱去对待，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收藏者并不知道它的史料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才会误以为《历代稽勋录》已经失传。
“传抄本”正文系用印有竖行格的宣纸抄录，版心为16.6×637.5px，每页八行，每行十六个字。但书中所附的《彭肇植后序》和彭肇植《历代稽勋叙后跋》两文版心稍大，为17×662.5px，每页八行，每行十八个字。通观全书大致可以认定全部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也就是彭肇植亲笔书写完成。书体为正楷，而且书写极为工整、流畅、秀丽，抄卷本身就是一个上乘的书法精品，估计抄完此书至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耗费了如此艰巨的劳动，抄写出如此精美的著述，足见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传抄本”显然是孤本无疑，能够被发现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也可以间接佐证此前很多学者很少直接引用《历代稽勋录》的原因所在。
笔者系统阅读“刘继先本”后，还发现所记载内容极为丰富、详实而准确。然而，永顺宣慰司彭氏家族虽说在溪州地区称霸一方，为时长达八百余年[ 参见彭剑秋：《溪州土司八百年》，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该家族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盘根错节、根深叶茂了。但对中央王朝而言，他不过是偏安一隅的的地方豪强而已。在土司制度执行时期，他们虽受任为土司，名列朝廷职官之内，但与朝廷直辖的中土相比，其重要性毕竟逊色多了。因此，从五代到元代的正史中，包括明代的历朝“实录”在内，对土司区包括永顺在内，其记载就不免显得残缺和简略。“刘继先本”若仅仅取材于正史和历朝官方文书，绝对不可能拥有如此详实、丰富的资料来源。刘继先能写成《历代稽勋录》，其资料来源显然另有出处。
笔者在“刘继先本”原文中，就其所征引文献做了一番统计，总计不下八种。具体包括《纲目》[ 《纲目》系刘继先对《资治通鉴纲目》的简称，该书作者为朱熹。]、《土记》、《史记》、《纲鉴》[ 《纲鉴》亦是刘继先对《历史大方资治纲鉴补》，该书作者系袁了凡，又名袁黄。]、《永顺宣慰司志》、《土传》、（嘉靖）《大明一统志》、《水经注》等。其中，《资治通鉴纲目》（“刘继先本”中简称《纲目》）和《土记》分别明文征引达到十次和七次，其余各书均为一次。在这些征引的书目中，《土记》和《土传》两书不见于正史的“艺文志”，应当是彭氏土司私家珍藏的书籍。在“刘继先本”中，凡属正史和历朝官方文书记载所不及者，只可能出自这两书中，因而这两本书显然是“刘继先本”编成的核心资料来源。正确认识这两本书的性质，不仅可以窥见刘继先著述的资料出处，而且还可以发现土司私家著书、藏书的历史线索。
“刘继先本”正面征引《土记》的时间跨度，上起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下迄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共计四百零六年。在这一时段内的彭氏列祖名讳之下，均书有“土名某某”字样。此处的“某某”向吉首大学土家语专家咨询后证实，全系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的土家语人名，因而称为“土名”。如彭允林的土家语人名为“麦即把”；彭儒猛的土家语人名为“夫送”；彭仕义的土家语人名为“福送”；彭师宝的土家语人名为“惹帖恶”；忠朴公的土家语人名为“福石宠”（按忠朴公的汉语人名在《土记》中失考，故仅写作忠朴公）；彭安国的土家语人名为“打恶送忠”等。这一线索足以提示我们，《土记》这本书很可能是全文用汉字给土家语语词记音写成的家族传记，否则的话，汉族文人刘继先不可能用准确的汉字记录土家语人名。如果土家族文人此前没有这样的写作惯例，祖先名讳也不可能有如此准确、稳定的汉字记载。做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正确解释“刘继先本”为何能够留下众多彭氏先祖的土家语人名，还有助于说明为何“刘继先本”所记载内容比正史官方文书提供的资料还要详实的原因。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刘继先编写《历代稽勋录》其实是一种翻译、编修工作。在“刘继先本”中，凡属于这一段的传记，其传记的正文均系刘继先取材《土记》和《土传》编修而成，而所附的“考证”或“稽勋”才是刘继先将《土记》和《土传》与汉文本正史相对接的史学研究成果。
《土传》也是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写成的彭氏家族史料集。记事时间大致与《土记》相平行，但叙事的内容和方式则与《土记》不同。《土记》大致相当于“实录”，《土传》的叙述则相当于“列传”，一般是在执政人去世后，由后人根据他的生平事迹汇编而成的“传记”。这两本书的存在，由于有《历代稽勋录》的征引，才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土记》和《土传》这两套书的并行还可以折射出一个令人玩味的重大事实，永顺宣慰司土司正是效仿造朝廷的修史规则，也为彭氏家族编撰了“实录”和“传记”。遗憾之处在于，这两套书的原件目前尚未被发现。《土记》和《土传》的全文既然是用汉字书写土家语语词写成，那么它们应当是真正用土家语编修的土家族历史典籍，而刘继先的工作则是要借助当地土家族的学人将《土记》和《土传》先翻译成汉语，刘继先才能在此基础上编撰《历代稽勋录》。这一情况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土家语文本的典籍在历史上确实客观存在过，而且已经收录进了《历代稽勋录》。只有这样认识和理解，刘继先在汉文文献之外，能够对彭氏历代祖先数百年的事迹记录得如此准确、详实，若没有这两份土家语文献作为工作底本和关键资料来源，显然是做不到的。
“刘继先本”的另一个关键资料来源是《永顺宣慰司志》，本文简称为《宣慰司志》。该书是第八代土司彭世麒[ 彭氏正式被元朝正式任命为永顺安抚使，是彭氏家族成为土司的始祖，从彭胜祖到彭世麒，共计传了八代。]写的汉文土司家族典籍。彭世麒生于成化丁酉年（1477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卒，弘治五年（1492年）继任为土司，在位22年。据清代方志转引时介绍，该书所述内容大抵是山川、名峰、物产和诗词汇编[ 见（清）李瑾、王伯麟：《永顺县志·凡例》，乾隆二十八年版。]。该书价值虽然也不可替代，但所述内容显然与《土记》和《土传》很不一样。《土记》和《土传》所述内容必然涉及到大量的私人事务，其中必然会涉及到与朝廷相左的某些隐情。由于它是用土家语写成，在当时汉人不懂得土家语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因而所述内容更加贴近于该土司家族的史实。《宣慰司志》所述内容则显然没有包括这样的记载，而这正是《宣慰司志》可以公开出版的原因。清代编修湘西各府、州、厅、县志时，较多的征引《宣慰司志》，而较少提及《历代稽勋录》，更不会提及《土记》和《土传》，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历代稽勋录》传播不广也因此而造成。
三、《历代稽勋录》的性质与价值
笔者仔细对比“刘继先本”和“传抄本”的增补部分后，不难发现这两本书的性质迥然有别。“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永顺彭氏家族“传记史”，而“传抄本”的增补部分仅是彭氏内塔卧家系一般意义上的宗支谱牒。性质不同，价值亦复各异。“刘继先本”所收载的内容大多为正史和方志所缺载，“传抄本”中所增补的内容纯属家族世系传承内容。对史料即使有所征引，在当时的史志和官方书籍中均可找到，无新意可言。“刘继先本”有首尾一贯的治史观，原则上是取准于“程朱理学”，弘扬“春秋笔法”。通过对彭氏家族列祖对朝廷的忠诚和功业的编撰，寄予了意义深厚的褒扬之意；而“传抄本”的后续部分取材仅限于世系传承，涉及到重大史实时，为了明哲保身而故意删削了很多有政治风险的史实。“刘继先本”忠实于史料来源，强调《土记》和《土传》等地方文献与国家正史和方志的衔接，确保地方史的编写与正史的编撰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特别是“刘继先本”中的“考证”和“稽勋”这两个条目的设置，更能贯彻这一治史原则，也能够展现刘继先本人的史才。而“传抄本”的后续部分则是立足于家族世系的明晰，不惜任意删削、曲解史实，甚至盲目摘抄后世编订的地方志内容[ 见“传抄本”“杂识”部分，第95页到107页。]。这一部分内容将李瑾等人所修《永顺县志》的内容机械抄录，以填充“传抄本”的篇幅。有关“传抄本”增补内容可参见本文所附“《历代稽勋录》传抄本目录增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者的实质性差异，仅作如下对比。
刘继先获得《土记》和《土传》之后，与土家族学人一道将其全文翻译成汉文，为了确保所载内容能与朝廷正史相衔接，刘继先在这一编修文本的基础上，取准于对朝廷的忠义业绩，撰写了“稽勋”这一条目。全书共计编写了十则稽勋。若这个翻译文本所载内容与正史记载有出入，或者为正史所缺载，则增补“考证”这一条目，以此确保这一版本既反映了《土记》和《土传》两个文本内容的准确转达，又能确保所记内容能与朝廷正史相衔接。换句话说，在“刘继先本”中，仅“考证”和“稽勋”两条栏目的内容属于刘继先的研究成果，其余部分基本上属于土家语文本的汉文翻译编撰本。不言而喻的是，刘继先对彭氏列祖的传记做了大量的润色工作。不过，《土记》和《土传》现已亡佚，今天发现的这个“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文本与《土记》和《土传》到底有多大差异，实情无法确考罢了。
为了帮助读者把握刘继先的研究工作，仅将“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全文中附有“稽勋”和“考证”的各代传记列表如下，以便查询。
世系 人名 谥号 附“稽勋” 附“考证”
第一 彭瑊 无 无 无
第二 彭彦晞 无 无 有
第三 彭师裕 无 无 有
第四 彭允林 忠武 无 有
第五 彭允殊 忠简 无 无
第六 彭文勇 忠彦 无 有
第七 彭儒猛 忠穆 无 有
第八 彭仕羲 忠献 无 有
第九 彭师晏 忠勇 无 有
第十 彭师宝 忠纯 无 无
第十一 福石宠 忠朴 无 有
第十二 彭安国 忠弼 无 有
第十三 彭思万 忠亿 无 有
第十四 彭胜祖 忠襄 有 无
第十五 彭万潜 忠靖 无 有
第十六 彭天宝 忠烈 有 无
第十七 彭源 忠顺 无 有
第十八 彭仲 忠诚 有 无
第十九 彭世雄 忠勤 有 无
第二十 彭显英 忠肃 有 无
第二十一 彭世麒 忠毅 有 无
第二十二 彭明辅 忠敬 有 无
第二十三 彭宗舜 忠庄 有 无
第二十四 彭翼南 忠贵 有 无
第二十五 彭永年 忠敏 有 无
第二十六 彭元锦 无 无 无
第二十七 彭廷机 无 无 无
第二十八 彭洪树 无 无 无
第二十九 彭肇桓 无 无 无
第三十 彭肇相 无 无 无
第三十一 彭廷椿 无 无 无
第三十二 彭洪海 无 无 无
第三十三 彭肇槐 无 无 无
第三十四 彭景燧 无 无 无
第三十五 彭元垣 无 无 无
第三十六 彭承宠 无 无 无
序，名为《历代稽勋录序》。同时，又增补《彭氏鼻祖》[ 见“传抄本”第11页到第19页。]一文，所载内容的出处当前“传世本”只字未提，刘继先也未作考证。足见所载内容当为彭氏土司家族对其先祖的追忆，所载内容均无从确考，其间难免附会和虚构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查证。同时，刘继先还为《历代稽勋录》正文编撰了《永顺彭氏历代世家稽勋图系》[ 见“传抄本”第19页。]，共计二十五代，起于始祖彭瑊，终于彭永年，现存“传抄本”中还增补了彭元锦、彭廷机、彭洪澍、彭肇桓、彭肇相、彭廷椿、彭洪海、彭肇槐、彭景燧、彭文垣、彭承宠，共计十一代。这十一代在“刘继先本”原文中所没有，系彭肇槐传抄时增补的内容。此外，彭肇植在表中还特意加注说明：“景燧公以上俱已袭宣慰之职，（彭）文垣其下荫袭参将”[ 见“传抄本”第19页，小字加注。]，因为所注内容是刘继先死后一百年才发生的事情，足证这是彭肇植所补。另外，该表中在彭世雄和彭显英之间，还增加了“孝思公瑄”四字。阅读“刘继先本”正文的“彭世雄传”后得知，彭瑄乃是彭世雄的长子，但等不到继位就已经亡故，因而才轮到彭瑄的长子彭显英继位。可见，这位彭瑄在“刘继先本”中绝对不会列入“世家图系”。再查《历代稽勋序》，文中明确说明全书仅记载永顺二十五代主。只有将彭瑄删掉，从彭瑊到彭永年刚好二十五任。立足于“序言”的这一证据也可以断定，表中的彭瑄也是彭肇植抄写时所增加的内容。加入彭瑄其用意是要拱现彭肇植自己的嫡传始祖，为内塔卧这一宗支增色。这一增加违背了刘继先的修史原则，因而在恢复“刘继先本”时，“孝思公瑄”四字理应删去。同时，从彭元锦以下的十一代名讳，在复原“刘继先本”原貌时也需全部删除掉。
值得注意的是，该表的名称将彭氏称为“世家”，这显然是仿造《史记》所为，是将彭氏土司定位为诸侯世家，去加以编撰修史。
查“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正文得知，刘继先原作的叙事终于明万历年间。而现存“传抄本”中，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又继续增补，终止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 见“传抄本”第62页到第74页。]。这部分彭氏家族历代土司名讳、事迹、世系等各项重大史料，并未遗漏任何一任。他们的事迹在现存“传抄本”中均有线索可寻。这一时段内的资料来源，显然不可能出自“刘继先本”，而只能出自家族谱牒的记载。这个增补部分的总撰人，即传抄该书的彭肇植。
与“刘继先本”相比，“传抄本”中所增补的内容受到了国内时局的强烈干扰。在这一记事时段内，大明王朝与后金的对峙，明末农民起义的连年征战，清军入关，南明王朝的偏安，吴三桂的割据等国内重大事变都不可避免的要将永顺宣慰司推向风口浪尖，致使该土司即使一心忠于朝廷也会进退维谷、不知所从。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土司为了自我保护，显然不可能将自己的政治活动如实载入汉文典籍。也就是说，不可能在这一时段内沿袭“刘继先本”的修史规范，重修性质相似的汉文家族史。然而，作为土司家族内部流通的私藏宦谱《土记》和《土传》肯定会沿袭已有的惯例代代编修，并成为日后编写“传抄本”的资料依据和删削取材的来源。这是因为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汉族官员没有任何人看得懂，所记载内容不可能给该土司家族造成任何政治风险。再则《土记》和《土传》是私家珍藏的书籍，朝廷和地方官基本不可能触及到它们，因而编辑和保存这样的《土记》和《土传》也绝无风险可言。只要彭氏土司不被罢免，编修和珍藏工作理当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汉族文人不可能学习土家语，而土家族民众又不会汉语。彭氏土司家族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这样写成的《土记》和《土传》，其珍藏地不在土司衙门，而是在土司家族的庶族家中，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彭明义所在的那个“九房”家支。该家支长期定居在远离土司衙门的内塔卧一带，从刘继先提到最早的《土记》原本珍藏在这一家支中就不难看出，在该土司自署职官体系中，这个房族的成员似乎是该土司执掌档案的自署职官，相当于朝廷中“太史”一类的职务。由他们编修和保管该土司的私人档案。在这样的内部格局中，即令现任宣慰使蒙受了再大的政治风险，由于这一家支的成员属于庶族，因而不会受到牵连；对土司而言，绝密的档案也不会存在泄密的风险。有鉴于此，“传抄本”中的增补部分，显然没有传承刘继先的修史规范，资料取准于《土记》和《土传》，而是根据政局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对所增补的内容做了删削和纹饰，因而这些增补的内容显然不能够视为史学研究之作，而仅是在家谱的格局中稍微增加一些可以与时局兼容的内容罢了。其史料价值低下，也因此而来。
有鉴于上述内容，两个版本的差异和价值可以对比如下。其一，“刘继先本”所载内容是在为彭氏土司“稽勋”，而这个“传抄本”的内容由于是私家谱牒，而不是研究考订的成果，其结论的可信度显然不能与“刘继先本”相比。其二，这个“传抄本”没有忠实于《土传》或《土记》的底本，而是根据当时国内政局的风向违心做了大量的删削，以求得本家族的安全，史料保存价值也无法与“刘继先本”相提并论。其三，由于这个“传抄本”取材的汉文底本资料，经历过多人之手，完成于不同的时代，而且每次续写都对此前的记载做过人为改动。由于时局的动荡，彭肇植在汇编时也不敢于像刘继先那样做相应的“稽勋”和“考订”，以确保与官方典籍接轨，因而所载内容的连贯性、一致性和观点的统一性，都没有充分保障，同样不能与刘继先独立完成的《历代稽勋录》正文相比。更由于清朝是个特殊的王朝，朝廷频繁发起的“文字狱”对所有文献编撰工作都造成了无形的威压。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令是编撰家谱，也不可能放手写。“传抄本”中的各项附录已经和普通居民的家谱无异，这就足以证明续修者的内心恐惧和传抄者的草率了。就这一意义而言，“传抄本”最有价值的部分，仍然首推的是刘继先所撰正文部分，续写部分仅聊供参考而已。
彭肇植在“传抄本”中还新增了《宗舍源流图系》、《卧碑》（儒学校规）、《内塔卧保二甲大百福彭氏族谱》、《历代稽勋序后跋》、《杂识》五个部分。落款明确写作“后裔肇植敬录”、“后裔孙肇植敬录”等字样，足证这五个部分乃是彭肇植所作或彭肇植所摘编。
除了上述五项增补外，他还增补了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罢废后，以及彭肇槐的孙子和曾孙受清廷任用的后续史实。需要注意的是，彭肇植的这一续写已经背离了“刘继先本”的用意和体例，所补内容与一般民间的家谱相似。提供研究成果、考订史实真相的修史目标已经不复存在了。
笔者认真梳理彭肇植新增的五部分内容后，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提请研究者注意：其一，所增内容的重心不是彭氏土司的嫡传世系，而是彭明辅时代所分的十三个家支中的第九房。该房族在土司时代是彭氏土司的档案撰写和保存的世系职官，而彭肇植就出生在这个土家族修史家支。其二，整个“传抄本”的“后跋”特意写作《历代稽勋序后跋》，其用意之一是要强调所增内容是刘继先为彭氏家族修史的延伸，而不是《历代稽勋录》的续篇，所以特意将《历代稽勋录》中的“录”字省去，以此彰显这个“传抄本”是一个完整的著作。此外，“序”和“后跋”连称，意在强调他的这篇文章既是整个“传抄本”的“新序”，又是“后跋”。这一文章的题名方法无异于明确告诉后人，整本书不是“刘继先本”的续篇，而是将刘继先的原作纳入了“传抄本”的框架之内。其三，增补部分的《卧碑》（儒学校规）收编这一内容意在强调彭肇植所在的这个房族入清以后，已经成了整个地区的儒学学官，实际上是当地义学学官。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世职从家族史官，已经转型为家族义学学官了。以下所列历代祖先的事迹，其身份都是儒学学官。其四，在这个续修部分中，也增补了彭氏土司嫡系历代祖宗的事迹，以补充《历代稽勋录》记载之所未及。但必须郑重指出的是，对这个嫡系内容的记载已经放到了次要地位，这与《历代稽勋录》对彭氏正宗的认定完全背离，也就是将原来的庶族九房认定为正宗了。这一做法的政治意图在于，割断与被罢废土司之间的联系，使本房族免遭不测，无异于声称本房族是以教学为业，与土司后裔任世袭参将完全无关了。其五，所附的《杂识》经我们认真梳理后，再与李瑾等人所撰（乾隆）《永顺县志·卷四》[ 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第145页到第146页。]相对照，这部分的内容全部抄自该书。“刘继先本”在地方志编辑过程中，总是作为资料来源而受到重视，而这个“传抄本”的增补部分却是反过来把地方志的内容抄来填充篇幅，这种价值上的反差不言自明。
四、几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历代稽勋录》的再次发现无疑是令人振奋，但又派生出如下三个问题亟待研究：其一是，我们所发现这本《历代稽勋录》既然是一个传抄孤本，传抄人又是将《历代稽勋录》混入自己的家谱中去传抄。于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他是否忠于原著，做了什么样的修订，甚至抄错了什么地方，目前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楚。其二是，《历代稽勋录》原作者的生平事迹如何，他写作《历代稽勋录》的初衷又是什么，他在什么时候完成该书。这些都是亟待澄清的大问题。其三是，《历代稽勋录》的资料来源《土记》和《土传》诚如上文所言，是用汉语记录土家语语词写成的土家族历史典籍，在《历代稽勋录》成书后，《土记》和《土传》是否还继续在编撰，编撰的成果是否有流传，对以后的地方志编写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两书的编辑到什么时候终结，能否找到这两本书的原件更是学术界自然要关注的核心问题。鉴于其它版本的《历代稽勋录》目前还没有找到，《土记》和《土传》的原本也没有找到。要通过考证去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显然还为时过早，但要确定我们手头这个“传抄本”的价值又不得不对少数问题及时作答。为此，笔者只能够勉为其难，在此仅就上述三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我们找到的“传抄本”是不是刘继先《历代稽勋录》的足本，这是任何人都要提出的质疑。从现存“传抄本”《历代稽勋录》的“序”文中，竟然没有作者署名，也没有编书的年款[ 见“传抄本”第11页。]。这种极为明显的残缺既然还客观存在，我们至少可以说，现在我们拿到的《历代稽勋录》“刘继先本”的全书虽然长达一万八千余字，但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于它肯定有残缺。加之，刘继先不可能到彭元锦任职的末年才去世，但他编的《历代稽勋录》理当有一个明确的结尾，对他的东家彭元锦理应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见“传抄本”第62页。]，而现存的“传抄本”中却连这一点也没有按照足本的要求提供给读者。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传抄本”中包含的“刘继先本”肯定不是足本。现在关心的问题只能转移到这个“传抄本”在多大程度上删削了原本，以便回答我们发现的这个《历代稽勋录》有多大的把握可以反映《历代稽勋录》的原貌。
鉴于彭肇植是将《历代稽勋录》作为自己家谱的一个部分去加以抄录，而他所抄下来的内容又与他宣扬祖宗功德的初衷完全吻合，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认定我们到手的这个“传抄本”中所包含的“刘继先本”虽然不是“刘继先本”的足本，但考虑到彭肇植的学养不高，动机又极为单一。他要大幅度的改写、删除“刘继先本”学养不够、胆识也不够。删了以后，对实现他抄书的目的又没有明显的好处，因而断定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大幅度的改写刘继先的原本。换句话说，我们手中的这个“传抄本”至少有七成的把握保留了“刘继先本”原貌。当然，刘继先所贯彻的，以“春秋笔法”编撰彭氏土司的功绩在这一点上，在“传抄本”中也看不出串入了其它内容的痕迹，特别是没有串入政治动乱的痕迹。与此相反的是，在彭肇植的补抄部分，明清之交的政治动乱对文字的编写其影响极为明显。如“传抄本”中的廷机公和肇桓公[ 见“传抄本”第63页和第65页。]，两人的记载仅止一行字，但在他们生活的期间，永顺土司领地的周边，乃至全国都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政治动荡，农民起义残部渗透入了湘西。满清政府入关后，就在今湖南境内的湘西周边，与南明王朝的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发生激战[ ]。其后又发生了洪承畴进攻西南，剿灭南明王朝，清廷在湘西站稳脚跟不久，接着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处在如此的风口浪尖背景下，永顺土司要图自保，必然要依偎上述各势力之间。他们要面对的环境如此复杂，可记之事必然难以枚举，而两人在“传抄本”中的记载极为简略。这恰好证明我们到手的这个“传抄本”，事实上已经把有政治风险的内容全部删除掉了。
近人赵世瑜根据在永顺县发现的一块残存碑文撰文指出，该碑的内容表明吴三桂称帝时曾经给该土司授予了诰封[ 见赵世瑜“田野中的‘大历史’—读碑刻记一则”，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4年第三十五期，第33页。]，而这个内容在今“传抄本”中只字未提。有鉴于此，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这个“传抄本”对涉及到明与后金之战以后的史实肯定做过大幅度的删削，乃至虚构。如彭元锦的任期已经延伸到了崇祯四年，当地民众根据土司衙门故地的遗物明确口传彭氏土司在参加明朝征讨后金时，曾带回来了很多的纪念品。这些纪念品陈列在当地，年纪稍大的人都曾亲眼见过，但在我们所获得的“传抄本”中，在彭元锦项内却未提此事。这肯定是删写后的结果。总之，我们获得的这个“传抄本”只能视为极为接近“刘继先本”的抄卷，还不能等于“刘继先本”足本被发现。
上文已经提到刘继先的学术思想上承“程朱理学”，崇尚“春秋笔法”。在明代，这是正统思想。如果他在汉族地区，其著述和政治活动很有可能在汉文典籍中查到。遗憾的是，他一生中重大的学术影响是发生在永顺土司领地内，给三代永顺土司当汉文秘书。要想在普通的汉文典籍中查到他的生平事迹显然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我们只能在现有的“传抄本”中勾稽他的生平信息，其可靠性也就不敢奢望了。
关于刘继先在永顺的活动期间和成书的年代，有两个间接证据可资利用。其一是，在现存“传抄本”中，对彭元锦的记载未注“稽勋”和“考证”，彭元锦的传记也没有做明确的交代。这足以证明“刘继先本”《历代稽勋录》的成书时间应当在彭元锦任内。彭元锦任土司的时代起于万历十五年，这就表明该书的成书时间应当迟于万历十五年。其二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刘继先本”抄卷中，曾经引用过《纲鉴》一书。该书全名是《历史大方资治纲鉴补》，作者袁了凡，又名袁黄。此人在《明史》中无传，但却在万历朝多人传记中，对该人多有提及。大致知道他的仕途并不顺，虽然他精通水利、暦算，很早就成名，但直到万历十四年才考中进士。其后，在元朝抗日的战争中，又被弹劾，以后又受到了“东林党事件”的牵连，被迫退休回家。显然，在明代，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刘继先能把这本有争议的书带到永顺土司领地，足见刘继先与袁了凡有密切的关系，至少对袁了凡极为推崇。最有可能的是，刘继先是袁了凡最贴身的学生之一。那么，刘继先与袁了凡的年龄差距应当不大。
袁了凡考中进士时，已经超过了五十岁，而刘继如果在这个时候进入永顺的话，他也应当有三十多岁了。以此推测，《历代稽勋录》成书时间显然不会迟于万历三十年。当然，这仅是一个粗略的推测，聊供参考而已。
上文已经考明《历代稽勋录》的底本是《土记》和《土传》。从“传抄本”可以看出，这两本书能够将几百年发生的大事系统记录在案，这显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籍，而是两套在彭氏家族内有制度保证，持续编辑的“准官书”。同时，这是仿效朝廷写起居注和编实录的手法而写成的。找到这类著作的实证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家族中，类似的著作也存在。不过，目前整理出来的绝大多数是清代的作品，明代土司家族的类似作品至今整理研究过的极为鲜少。刘继先参考这两本书编写《历代稽勋录》，从而确保了该书编写的质量，但是《土记》和《土传》在刘继先编成《历代稽勋录》后，是否还继续编撰下去却有待考订。参看了“传抄本”后，发现彭元锦以后的历代祖先，其相关记载虽说比不上“刘继先本”的文笔，但基本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历代稽勋录》编成后，《土记》和《土传》仍然在编辑，并为以后的家谱和地方志的编写提供了有关彭氏土司的资料。当然，越到后期懂得汉语的土家族文人越来越多，进入土家族地区的汉族文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涌入永顺的汉族文人更多。尽管这两本书是用汉字记录土家语语词而编撰成，但对外泄秘的风险却越来越大，而且明万历以后，国内政局跌宕起伏，彭氏土司的作为足以开罪于清廷的行为非止一端。为了自卫，永顺土司即令继续编写《土记》和《土传》肯定也需要保密了。这乃是“改土归流”后，编写《永顺府志》和《永顺县志》无法用到《土记》和《土传》的原因所在。从这一考订出发，《土记》和《土传》肯定要编撰到彭肇槐退位为止，但这两本书的原稿肯定受到了严格的保密，不会轻易示人，因而在以后找到这两本书的真迹的可能性还不能够算是绝望。
综上所述，上述三个方面乃是《历代稽勋录》发现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为此，亦请海内外学人关注《历代稽勋录》的研究，共同使这一珍贵资料焕发青春。
附录：《历代稽勋录》“传抄本”目录增补（“传抄本”目录亡佚，为便于行文和比较，特构拟目录增补）
目录
一、历代稽勋录序① 1（2826字）
二、彭氏鼻祖 11（2394字）
三、永顺彭氏历代世家稽勋图系 19（252字）
四、正文④ 20（12690字）
五、正文增补 62（3312字）
六、宗舍源流图系⑤ 74（3744字）
七、卧碑（儒学校规） 87（288字）
八、内塔卧列⑥ 88（1440字）
九、历代稽勋序后跋 93（576字）
十、杂识⑦ 95（3744字）
1、卧碑 95
2、制训飭士子文 96
3、永顺八景 99
4、灵溪十景 106
?按：该序之末脱漏作者人名和年款。
?按：此处所述内容，汉文典籍中无从稽考，当系登记民间传闻所增补。
?按：该图系在彭世雄和彭显英之间，串入了“孝思公瑄”四字，当删。从该表末尾彭元锦以后各代，即彭廷机、彭洪澍、彭肇桓、彭肇相、彭廷椿、彭洪海、彭肇槐、彭景燧、彭文垣、彭承宠等非“刘继先本”所有，应当全部删除。
④按：正文在彭元锦项前理应有《历代稽勋录》全文的结束语和结束标志，而“传抄本”中告缺，当系彭肇植所删。又彭元锦以上内容可大致理解为刘继先《历代稽勋录》的原作，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刘继先本”，其后内容经彭肇植传抄时所增补，并非“刘继先本”原文。
⑤按：此段内容是以彭氏九房世系为正宗，这一做法与“刘继先本”以彭氏嫡传为正宗决然不同。
⑥按：这段内容为彭氏九房任义学学官的列祖事迹。
⑦按：“杂识”为我们整理时所理名目，因为此处的内容与《历代稽勋录》完全无关，是从《永顺县志》照抄而来，抄写的目的仅是为了增加传抄本的篇幅而已，毫无研究价值可言，《历代稽勋录》以后出版时，这部分内容可以删去。
备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土司政治文化研究》（批准号10BMZ011）的研究成果之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湖广土司的历史民族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游俊：男，土家族，湖南省吉首市人。1958年5月生，中共党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吉首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