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 胡炳章
道德文明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范畴，它同样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异而变易。只是这种变易常常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在悄然的进行，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沉淀后，人们才会感觉得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文明的变易往往是深层次领域的变易，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常常属于深层次的影响，而且一旦形成，也常常很难改变。
改土归流之前，溪州的社会道德文明如何？很难留下系统的相关文字资料，因而我们也只能在一些文人野史、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中去寻找。据乾隆年间的《永顺府志》记载：“郡属土、苗，属土司治者，不知礼义教化久矣。……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父兄所以导其子弟，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清】张天如等：《永顺府志·义学、学宫、书院》，卷5，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这里所说的还只是百姓不懂得礼义，分不清好坏，显得比较模糊，而有的地方志的记载则更为具体：“苗性刚直，轻生好斗，睚眦之隙，动辄捉人。纠党伏菁莽中，曰‘伏草’，设计伏于隘中曰‘妆塘’。……令一人登高以望敌，曰‘登高’。视彼寨人过尽，群起劫拿或一人，或二三人，反缚其手，趋之于寨，不从者胁之以刃，虽绝无干涉者，亦波及之，名曰‘捉黑抵白’。至寨，以数尺之木歧其末穿孔于后枷之，曰‘碓马枷’。勒财物赎之足而后反。”[【清】杨瑞珍等：《永绥直隶厅志·建置·苗峒》，卷1，同治七年刻本。]从这段文字资料看来，旧时的溪州百姓确实是不知礼义法度，完全是根据自身的生存法则行动。然而随着改土归流以后，朝廷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使得溪州百姓的道德文明确实上了一个新台阶。正如乾隆年间的《永顺县志》序言所称，经过改土归流后，“设义学，举节孝，辑和兵民，养恤孤幼，不年余，而风移俗易，与中土同，江山汇灵，人文秀发，殆天之有意辟兹土乎？”[【清】王进昌：《永顺县志前序》，卷首，乾隆五十八年抄本。]
溪州社会道德文明的提升，其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但归结起来，主要就在于“良心”二字。溪州百姓身为父母者，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尤其是注重“良心”教育。父母亲们教育孩子做人做事要能够分辨善恶，要有良心，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不讲良心，那就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这样的人在人们的眼中，甚至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在这里，良心实际上也就等于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其内容十分复杂，既包括忠孝仁勇，也包括了礼义廉耻。同时也注重诚信、利他、乡邻和睦、守望相助等重要的道德内容。有的家族甚至还将这些道德内容作为自己家族的家训或家规，著录于族谱中，以便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里，我们想重点说说溪州百姓的敬亲与助人。
溪州百姓认为，敬亲首重的是“顺”，他们以顺为孝。意思是说，凡事都要顺着父母，不能有丝毫的忤逆。在言语上决不能顶撞父母，在行为上不能违背父母的心愿，而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顺从父母。对自己的族人中的长辈，乃至于对村寨中那些与自己虽无直系血缘关系的长辈，也尽量地以顺从为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自己的长辈在，年轻人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参合进去，以免与长辈发生矛盾。平时，如果长辈要求年轻人做一些什么事，年轻人们都会认真地按照长辈的意思执行。有时，纵然是被长辈“冤冤枉枉”地骂了一顿，晚辈们也不会当面顶撞，而只是在长辈骂过以后，等长辈们气消了，才向长辈作出适当的解释。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奴才相，典型的软骨头。但土家族人认为，在父母、长辈面前服软，给自己的父母、长辈做奴才，一点也不降低自己的人格，相反，却更显得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崇高。当然，敬亲不只是做做样子，也决不是伪装，而是打心眼里敬重，是用实际行动来展现的尊敬。土家族是一个敬老的民族，他们尊敬老人，关心老人，尤其是对自己年老的父母，更是敬重有加，包括对父母亲的赡养，都属于敬亲的范畴。其民间中就流传有大量的关于敬亲的谚语：“爹娘养我小，我养爹娘老。”“敬奉土地有谷，敬奉老人有福。”“会敬的敬活菩萨，不会敬的敬岩头泥巴。”“千里之外敬菩萨，不如在家孝爹妈。”这里所说的敬奉，其实也是指赡养。在土家族人看来，赡养父母是儿女的责任与义务，无论自己家庭怎样贫寒，都不能成为不养父母的理由。在村寨里，谁要是对自己的父母不好，或者对待自己的父母很刻薄，斤斤计较，甚至不养自己的父母，那么他首先就会受到族规的惩罚，其次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甚至会被视为“非人”或“畜生”，被社会所唾弃。
助人是溪州百姓社会道德的又一重要表现。人们还将守望相助写进自己的家训之中：
上司设立保甲，只为地方，而百姓却乃欺瞒官府，虚玄故事，以致防盗无术，束手待寇。少则窃，大则强，及至告官，得不偿失。即能获盗，牵累无时，抛弃本业，是百姓之自为计疏也。民族虽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数十户，兼有乡邻同井，相友相助，须依奉上司条约，平居互议出入，有事（当）为应援，或合或分；随便裁夺。若约中有不遵防范踪迹可疑者，即时察之。若果有实事可据，即会呈究治，盖治思患，预防不可不虑。奢靡之乡，尤所当虑也。[ 王晓宁编：《恩施自治州碑刻大观》，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土家族社会是一种传统的乡土社会，至今仍保留着众多的传统道德伦理文化，守望相助就是其传统的社会道德风尚的表现之一。所谓守望相助，就是指邻里之间、村寨之间，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或意外的灾祸，人们互相警戒，互相援助，共同抗击敌人，战胜灾祸。而在土家族社会中，守望相助这一行为的内涵包含得更为宽泛，它是指在他人出现临时性的困难或者灾难、大型的家庭事件（如婚姻、丧葬、建筑、生育）等关键环节上，人们都应该积极支持与援助，其相助的内容也大多属于经济、道德、情感方面的范畴。
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表现得最多的是劳动力上的相互支援，如土家族农村中的长期传承的“薅草锣鼓”的社会习俗、帮白工的习俗等，都属于这一类。当乡党中某家庭急需劳动力的时候，人们就会放下自己的家庭劳动，前往支援。比如说开荒挖土、薅包谷草、栽秧打谷、收捡油桐油茶，建筑房屋，婚丧嫁娶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时就非常需要得到乡村邻里的支援和帮助。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大力相帮，就可以帮助人们度过难关。当然，守望相助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今天，你们帮助了我，明天，当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尽其所能帮助你们。这样，乡村社会中的邻里之间，自然也就加强了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使整个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美好而和谐的状态。
守望相助同时也表现在社会动荡之际的相互警戒，相互守望，相互保护。乡村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坎坷的，真正的太平日子在旧时其实并不多。相反，更多的倒是战乱频仍，匪患成灾。比如说历代土司之间的相互攻杀，小股散兵游勇地入村肆虐，以及近百年来的土匪横行等等。在这种特殊时期，就需要村寨内部和相邻村寨之间，大家团结一致，相互救助，共同对敌。也只有大家紧密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才有可能度过生存的难关。民国时期的《沅陵县志》中记载着这样一些土家族乡村人民守望相助的事例：“冯思进；崇祯时廪膳生。时明祚将移，海内鼎沸，乃弃举子业，联保甲，练壮丁，为保全乡里计。北人名祥甫者，勇健绝伦，流落沅湘间。思进收之御寇，屡有功。当群盗蜂起，而沅、桃间独安谧，思进之力也。顺治初，土寇蹇士魁、蹇君甫横行里社。思进往捕，失利被擒，赖祥甫死战得脱。再战而捷，获士魁、君甫，及其党苟霸王，印宗桃等。献于偏沅巡抚。”这种社会动荡之际的守望相助，就是依靠乡党的公众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材料中的两位人物虽说都是领头人，但最终捕捉盗贼，消除动乱，还是依靠公众的力量。其实，在旧社会，乡村的防御力量往往是最薄弱的，其防御工事也是十分简陋，既无城墙，又无堡垒，要保证全村老少的安全，就只能依靠全村上下同心协力。也只有在这种危急关头，才使得乡党之间的凝聚力、乡党之间的道德责任感等显得格外重要。
守望相助当然也离不开经济上的相互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上的相互帮助在土家族社会中，显得更为常见。任何一座村寨，人们之间总有贫富之分。富者高楼大厦，良田千顷，贫者缺衣少食，饥寒交迫。面对这些贫寒的乡亲，一些家境比较宽裕的人往往也会慷慨解囊，尽力相助。旧时土家族地区的各县志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比较多，这里仅举数例。“张朝奇，龙山县人。麂皮坝渡壤接来凤，一遇水涨，渡夫需索。奇捐千金，置田数十亩，永作义渡。每岁暮，袖金村市，分给贫者，不告姓名，其他施棺木、棉衣，不可枚举。”“萧正椿，永顺县监生，慷慨好义。邑有负债鬻妻者，椿为赠赀全之。生平矜孤恤寡，助赀完娶之事甚夥，一方称为善人云。”“贾连璧，保靖县人，性慷慨，知大义，捐修学宫东西庑。己酉岁饥，璧出谷平粜，赖活者甚众。邑人公赠‘乡邻感义’匾额。”
在土家族社会中，还有一种“邀会”的习俗，这是一种典型的互助习俗。一般由一人出面负责，联络数家人家入会，每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钱，这些钱积在一起，或放贷以取利息，或存放于钱庄，以获利。一年之中，参加会的成员，若遭遇天灾人祸，则可用这笔钱来救济。等到灾难过去，家庭条件比较宽松以后，受惠者再退回这笔钱粮，用作下一次救济。也有的是按照抽签的形式，中签者可享受这一年的救济金，等到来年大家再出资做本，再凭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该享受，依次循环。这类的“邀会”形式主要在于会员大众支持其中的一户人家，而且人人都有机会获得其中的一次资助，因而参与者较多。这类的“邀会”又有不同的名目，如“老人会”、“姑娘会”、“耕牛会”等，大家互助互济，以解决经济上的临时性困难。
作者简介：胡炳章，胡炳章，男，吉首大学教授，1955年生，湖南龙山人，汉族。代表论文有：《〈礼歌〉与沅湘土家族先民巫文化的血缘关系》、《传说发生支系研究》，《巴人古歌谣文化内涵初探》。代表著作：《土家族文化精神》、《创作心理研究》、《创作潜力研究》、《南方民间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