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 陈维新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是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废除科举而告中止，科举考试历经一千多年长盛不衰。“金榜题名”则是读书人参与科举考试的最高目标。
清代任何一位读书人要先通过县试、府试、院试方能成为生员。成了生员后，须要参加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乡试（亦称秋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取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考，通过会试者称贡士。会试后即进行殿试，殿试为同额排名考，参加者都会金榜题名，但是考试排名会影响未来的仕途官运。清代文人士子得靠十年寒窗苦读，真才实学始能取得功名，但有些人却想利用作弊方式上榜。本文拟利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相关科举档案，说明发生在乾隆时期广西乡试的舞弊案，当初是如何发现、朝廷官员讯问案情及乾隆皇帝对此案的处理措施。
一、孙士毅举发岑照舞弊案
有一份广西考试官吴寿昌与孙玉庭（1752-1834）联名上奏的折子，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西乡试，经阅卷评定成绩，总计录取45人。经会同广西巡抚孙士毅（1720-1796）等人，提取墨卷拆名发榜，第一名为岑照，系思恩府学附生，据孙士毅称，岑照为土知州岑宜栋之子。诸考官与孙士毅人共同阅看岑照试卷，认为他的文笔确实较其他考生为优，将他列为第一名应元争议。次日，孙士毅称，经他请学政查莹调出岑照岁考及录遗试卷，与本次乡试岑照试卷内容作比对，发觉考卷笔迹符合。但将岑照以前的试卷内容与本次乡试考卷相比，却发现“文理高下竟属霄壤”，所以孙士毅认为岑照乡试考卷内容绝非他本人所作。所以孙士毅奏请将新中第一名岑照革去举人资格，并派人赴土知州将岑照押来讯问，务必将其考卷文字内容来历查明清楚。孙士毅将岑照可能涉及考场舞弊情事告诉吴寿昌与孙玉庭。由于事关科场弊窦，吴、孙两人听完甚为骇异，所以将上述情形上奏，称此事将遵照孙士毅指示严究办理。[吴寿昌等奏，《奏报广西岁考取中第一名岑照文理与闱有卷不符请革去举人并严究办理事》，具奏日期：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日，文献编号：045737，《军机处档招件》。]
孙士毅发现岑照考卷似有舞弊情事后，他向朝廷奏报称本次广西乡试由吴寿昌与孙玉庭督同分校各官进选阁卷，得士四十五人。九月二日发榜，其中康膳生居十之八，而第一名岑照却系附生，所以心生疑问，查他资料得知岑照为土知州岑宜栋之子，家道素丰，年纪二十三岁，向元文名，为何能高中第一，孙士毅认为颇有问题。
孙士毅认为其中必有弊端，即将岑照考卷详细阅看，发现考卷内容文理极为老到，而岑照平日应试文字优劣究竟如何，他询问学政查莹。查莹则称岑照不过文理粗通，不能与各学子争胜。孙士毅随即调出岑照岁考及此次录遗试卷与第一名三场墨卷核对笔迹相符，但发现这些考卷却是“文理高下则相去竟属霄壤，并非一日短长可比”。孙士毅说：
此次取中文字，非本人所作无疑。查科场大典岂容稍有冒滥，况既校对文理，断非本人所做，其间必有传递、代倚、夹带等弊。臣既查察及此，未使因并无举友，不行据实参奏，应请将新中第一名岑照革去举人，以便从严审办。[孙士毅奏，《奏报本年突卵科广西乡试榜首岑照有夹带弊情请旨革去举人以便从审审办》，具奏日期：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日，文献编号：045727，《军机处档捂件》。]
孙士毅此段话是向朝廷说明，此弊案是经他主动查察发现的，虽元人举发，但仍应据实参奏。孙士毅奏请革去岑照举人资格，并派员迅赴土田州将岑照押送桂林，从严审问，彻查相关弊端。孙士毅也说，若本案确实有传递、代倩、夹带等弊情，则内帘凭文取中之阅卷官、外帘之提调、监试等官员以及他本人均应负起失察之责，一并交部议处。[孙士毅奏，《奏报本年突卵科广西乡试榜首岑照有夹带弊情请旨革去举人以便从审审办》。]
代倩是指科举考试试卷内容是由他人代写之舞弊行为，从上述两份奏折内容，可知孙士毅对科场考试试务甚为注意，且不马虎行事，他对事情判断的“敏感度”甚高，两位考试官吴寿昌与孙玉庭当时并未发现岑照高中举人第一名的试卷有问题，是孙士毅察觉有异，经询问学政查莹及调出相关试卷，确定岑照有舞弊之嫌。
二、孙士毅追查科举舞弊真相
孙士毅随即将岑照提押至桂林严审。岑照供称：“首艺系抄录伊业师卡永棋窗稿，次艺系曾作过‘为高必因邱陵’二句题套来成篇”，第三场考试“则是抄录刻文”。[孙士毅奏，《奏覆业已讯出广西参革中式举人岑照在阁时舞弊情形及现在办理缘由并将岑照中式三场殊墨卷遵旨进呈御览》，具奏日期：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文献编号：046434，《军机处档招件》。]孙士毅并提讯卡永棋，查取窗稿刻文彻底查办。他认为岑照科、岁考卷与三场试卷内容，“文理悬殊，显有代倩夹带等弊”。所以孙士毅向朝廷报告要严审此案。
所谓“窗稿”，是指以前私塾中学生习作的诗文，而次场考试“高必因邱陵”二句，此句出自《孟子》第七卷《离委章句上》。此句全文为：“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第三场则是抄录刻文，此三试考卷内容与他参与科岁考卷比较，孙士毅认为是“文理悬殊”，所以确认一定有其他人参与在乡试考场舞弊。
乾隆皇帝对孙士毅上奏严审岑照一案发布上谕：
据孙士毅覆奏，严审己革举人岑照所奏殊非情理。前据该抚奏称，岑照闹墨甚佳，检查该生科岁试卷与二场试卷，文理悬殊，显有代倚、夹带等弊，是以奏请革审。何以此次奏到折内仅称系剿袭成文，敷衍杂凑，现有化大为小之意。且乡试中卷必须词理明顺，粤西文风虽属中平，此等试卷即微幸获中，亦何至冠列榜首，其中或竟有别项弊窦，并未可定。[孙士毅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奏。]
乾隆皇帝认为岑照乡试录取之卷子，疑云豆重，岑照为何能冠列榜首，其中是否其他项弊端，现都尚未查清。而且孙士毅奏称岑照的考卷仅是“剿袭成文，敷衍杂凑”而己，乾隆皇帝认为孙士毅欲将此案化大为小。所以乾隆皇帝在谕旨内命令孙士毅必须彻底根究，并将岑照本房间考官严行查讯，务得确情据实定拟具奏。[孙士毅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奏。]
孙士毅接奉谕旨后，即先询问岑照本房同考官阳朔县知县张同履，据他称，均是凭文呈荐，经两考官取中岑照为第一名，并元暗通等情事。孙士毅称，原以为岑照是土宫之子，内廉若有弊，断不令其高列榜首，致启物议，而且考卷内容本佳，应是在外廉出了弊端。所以在奏折内未将张同履供词列入。
孙士毅再传讯卡永棋，卡永棋说是岑照拜托他向永安州知州叶道和与长随曾兴，请叶、曾两人向叶道和的幕友曹文藻说合，替岑照在考试时代倩、传递。孙士毅称，叶道和系在考场办理庶务供给，为何能将幕友曹文藻带入闹场，孙士毅认为一定有通同舞弊情事。孙士毅说，依据岑照供词，岑照到省城参加乡试，曾兴到他住处称，此次乡试，他眼随叶知州奉命人闹场办理供给事物，可以在试场给岑照提供照应。由于曹文藻可以代作文章，所以岑照与他商量，决定若代倩得中，送银一千两，如不中送两百两，而曾兴利用三场考试休息送饭时，将文稿拿给岑照。
孙士毅再问岑照，贿赂金一千两是送给何人？考试中第后是否已将贿赂金送出？岑照的父亲岑宜栋是否知道此事？岑照答称：他先送五十两给曾兴，约定若考中则将余数银两再送出，而他父亲对此事毫不知情。孙士毅又问：→千两是送给叶道和还是曹文藻。岑照称：曾兴表示贿赂金不是给他，但曾兴将贿赂金送给何人，他并不清楚。
叶道和则推说他因担任乡试考场供给工作，所以将曾兴与曹文藻带入闹场协办事务。他不知曾兴会与曹文藻暗中说合代倩传递等事。但他违规带幕友曹文藻进入闹场，以至与曾兴勾通舞弊，他实在是“昏暗糊涂”，愿领重罪。孙士毅认为叶道和将曹文藻假充书办带人闹场，“情弊已属显然”。而叶道和与岑照彼此熟识，而现又是叶道和的长随曾兴与幕友曹文藻勾通作弊，所以断元不知此事之理。
孙士毅认为叶道和推读卸责，他与岑照熟识，自必知情，既，已知情必有贪图纳贿之事，而岑照家计丰裕，所送银两应不止一千两。孙士毅奏称：本案将等相关人员解到后彻底严究，务使该犯人等不留丝毫隐匿，从重按拟具奏。而岑宜栋若不知情，亦有管教不严之咎，倘知情故纵，则获罪更大，俊本案水落石出，另案参奏。乾隆皇帝对岑宜栋如何处理，他在孙士毅的奏折上朱批：“此人不可留彼处，以其究系土司也，其世袭自当与其族人或兄弟。”[孙士毅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奏。]乾隆此谕旨即要孙士毅拿掉岑宜栋土官职衔，由其族人或兄弟接替。由乾隆皇帝此谕旨可知他当时对岑照科举舞弊一事甚为愤怒，他也认为岑宜栋事先可能知情，所以要拿掉他的土官职衔。
孙士毅接到乾隆皇帝谕示后称，他将随时陈奏，据实严办，若敢稍存化大为小之意，“不独自取重庚，亦岂复具有人心”。[孙士毅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奏。]随即他将己讯出实情以及办理情况，并将岑照三场中式考卷进呈。乾隆皇帝表示：孙士毅审讯完毕后，再移至刑部审讯，不能让相关嫌犯脱逃或自戕。
孙士毅在另一份奏折中提到，经审讯岑照后，他供认曾请永安知州叶道和与长随曾兴向曹文藻说和，请他代笔并传递至考场内。而据曾兴供词，岑照曾到省城拜会叶道和两次，如何串通舞弊情事均是两人当面说定。曹文藻代倩三场文字，亦是叶道和当面向曹文藻嘱托，他是听从叶道和指使，向岑照说合。孙士毅再提讯叶道和与岑照，并让两人对质，岑照供出他与叶道和向来熟识，知道叶道和要办理乡试考场供给，即拜会叶道和两次，求他觅人代倩，若考中则拜叶道和为师，另为酬报。而叶道和应允并派曾兴来向他说考试卷文字内容由曹文藻充作书办进场代作，此举需要重谢，讲定送一千两。岑照先给曾兴二十两，曹文藻三十两，不含在一千两内。而三场考试文字内容均由曾兴利用散给饭食时递给岑照。叶道和则称他是“一时该死”，只因岑照称若中第后要拜他为师，并与曾文藻约定事成之后给他三百两。[孙士毅奏，《奏为粤西榜首岑照文理不符一案现究出主使代倩传递各实情恭招奏闻》，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宫中档奏招》，文献编号：46499。]
经过对质，证明岑照、叶道和当面商量作弊，叶道和又指使曾兴往来说和，均属实情，孙士毅说：
叶道和以现任知州藐法图利，一至于此系从来科场舞弊所未有，实为天理王法所不容。倘岑照取中名次稍后，不复怀疑，竞可遂其欲鉴，幸逃法网，臣不胜心寒发指。除飞咨湖北草解曹文藻来粤严质外，恐该犯曹文藻尚未到家，途次闻风远扬，复飞咨湖南抚伊星阿沿途截挚。[孙士毅奏，《奏为粤西榜首岑照文理不符一案现究出主使代倩传递各实情恭招奏问》。]
因为曹文藻在本弊案是重要的关系人，但他尚未到案，唯恐闻风逃逸。所以孙士毅请湖南巡抚协助迅速将曾文藻捉拿押赴广西严审。
孙士毅认为叶道和是现任职官，但目无法纪，竟使曾兴与岑照讲定贿赂银两数目，即暗带幕友进入考场，代作三场考卷内容，并传递给岑照。叶道和以办理考场供给之便，竟做违法之事，孙士毅认为他“为诈欺罔利之数，充其鬼魁伎俩，何事不可枉为”。[孙士毅奏，《奏为粤西榜首岑照文理不符一案现究出主使代倩传递各实情恭招奏阁》，文献编号：46499附片。]叶道和既藐视王法，贪图贿赂之财，不可原谅。所以他奏请将叶道和在其任所资产及原籍家产财物一律查封人官，从重办理。而乾隆皇帝对孙士毅此奏表示赞同，在此奏折上朱批：“是。”
帮岑照代倩文字的曹文藻原有举人资格，因此案被孙士毅奏请革去举人，并追究其罪行，据湖南官员查访后向孙士毅报告说曹文藻现下落不明，正密访追捕中。
由于本案科举舞弊情节重大，经严讯各犯均直认不讳，也不能因曹文藻未获，致令重犯久羁。所以孙士毅再借提岑照与曾兴，再次讯问确认案情。讯问案情内容与前奏折所述类似，岑照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去南宁府探亲时，曾去拜见永安州知州叶道和。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岑照前往桂林参加乡试，叶道和刚好被派办理闹场供给，所以岑照央求叶道和帮忙。叶道和应允后即与曾兴商议，请曹文藻充做书办随人闹场，为岑照代倩三场考试文章。曾兴是利用在散给汤饭时将文稿折粘于碗底，递交给岑照。
孙士毅说，经双方对质，犯罪案情无可狡赖，据供认前情历历如绘，叶道和亦俯首无可置辩，严讯至此似已无遁情。孙士毅称：
查例载乡会试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律载枉法脏元禄人一百二十两，绞监侯。又例载说事过钱者与受财人同科。例载许财营求者，已交赃在受财人名下，着追未交之财，仍向许财人名下着追。[孙士毅奏，《奏间臣审拟粤西本年乡试举人岑照串同考官交通嘱托贿买案缘由》，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宫中档奏捆》，文献编号：46610]
孙士毅是引用大清律例《吏律·职制》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以及《律》第三百四十四条官吏受财第一项及第二项等条文规定来订此案各人犯罪刑。
孙士毅称叶道和的罪行是“奸诡百出，目无法纪”，为从来舞弊所未有，与同考官交通嘱托、贿买关节者，其情罪有增无减。而岑照罪行亦与叶道和一样均犯此条律法，所以拟以斩立决处分。曾兴说合行贿，系科举舞弊非平常“说事过钱”可比，曾兴虽是受叶道和指使，且岑照所许之赃银尚未交给曾兴。孙士毅拟依“说事过钱者，与受财人同科，枉法赃元禄人一百二十两之罪，绞监侯，律拟监侯，秋后处决”。[孙士毅奏，《奏闻臣审拟粤西本年乡试举人岑照串同考官交通嘱托贿买案缘由》。]而曹文藻则侯缉拿归案后另拟罪刑。
受到本案牵连的还有岑照之父岑宜栋，孙士毅认为岑宜栋对其子科举舞弊一事并不知情，但他与叶道和的父亲四川叙州府知府叶体仁一样，因对其子平日疏于管教，导致此案发生。孙士毅奏请将两人送部议处。而岑宜栋亦需追缴岑照所许赃银一千两以及曾兴所得二十两与曹文藻所得银两三十两。孙士毅及提调右江道陆昌霖、监试梧州府之知府陆有仁等官员亦自请处分。[孙士毅奏，《奏闻臣审拟粤百本年乡试举人岑照串同考官交通嘱托贿买案缘由》。]
三、乾隆皇帝谕令严惩
乾隆皇帝对孙士毅办理此案情形发布上谕称：“当此功令甚严之际，该犯等敢于如此公行无忌，串通舞弊情节甚属可恶。此案非外省所能完结者，着传谕姚成烈，即将举人曹文藻辈解来京审讯，毋庸解往广西，如已起解亦即追回转解。”要犯岑照、叶道和、曾兴并应质讯犯证，乾隆皇帝命孙士毅将三人迅解赴京，交大学士与刑部彻底审办。乾隆皇帝说孙士毅虽有失察之咎，但他审办此案究出实情，尚属认真，将来定案时其处分自邀宽典。[孙士毅奏，《奏闻遵旨委员押解岑照等犯起程日期》，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宫中档奏捕》，文献编号：46774。]
由此上谕内容可知，乾隆皇帝对岑照一案甚为重视，对于科举舞弊甚为愤怒，所以他要相关官员将曹文藻迅速押至北京，相关人犯亦由孙士毅质讯犯证后，亦押送京师，由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审办。至于对孙士毅自请处分一事，乾隆皇帝认为孙士毅主动察查此案，并究出实情，办案认真，所以等本案了结时会从宽处理。
孙士毅收到乾隆皇帝谕旨后，即派相关官员押解人犯赴京审讯，而他也接到湖北来信，称已将曹文藻拿获，并将他押赴京城。曹文藻也说蒙乾隆皇帝天恩，要对他从轻处分，他甚为感激。[孙士毅奏，《奏闯遵旨委员押解岑照等犯起程日期》，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对于岑宜栋的处分，由于乾隆皇帝曾发布谕示：“此人不可留彼处，以其究系土司也，其世袭自当与其族人或兄弟。”[孙士毅奏，《奏报查议广西巳革举人岑照科场舞弊一案所涉失职人员事》，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宫中档奏招》，文献编号：46874。]乾隆皇帝说岑宜栋对此案若不知情，也有管教不严之罪。若是他知情且放纵岑照舞弊，则应处以重罪。孙士毅称他奉谕后即严讯岑宜栋，确认岑宜栋并不知情。但因他平日对其儿子岑照管教不严，致发生此舞弊案，岑宜栋亦难辞其咎。所以孙士毅即调查该土司宗族何人可以承袭。孙士毅命岑宜栋缴回土知州印，并命阳万士州判岑熙暂行兼署。并将岑宜栋迁移至省城或移居他省。
乾隆皇帝颁布谕旨称：“当此功令森严之际，该犯等敢于如此公行无忌，串通舞弊情节甚属可恶。此案非外省所能完结者。”[孙士毅奏，《咨呈军机处将科场舞弊案之要犯叶时和岑照等押解赴京事》，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34976。]所以乾隆皇帝命令湖北巡抚姚成烈将曹文藻直接押解至京城审讯，毋庸解至广西孙士毅处。乾隆皇帝亦命令孙士毅派遣委员将岑照、叶道和、曾兴等人亦押解至京师，交由大学士与刑部审办。对于孙士毅自请处分一事，乾隆皇帝说孙士毅担任广西乡试监临，对此舞弊案，有失察之咎，但他审察本案，究出实情，办理尚属认真，所以将来定案时，对于孙士毅之处分，将从宽处理。
乾隆皇帝亦发谕旨给负责审办此案的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的阿桂等人，对于孙士毅自请处分一事，他说：
孙士毅系乡试监临，虽有失察之咎，但岑照业经中式，并无人举发，若他人处此，即有所闻见，亦必回护不肯据实奏请查究。孙士毅于填榜时因询之学政查莹，知岑照平时文理与闸艺不符，即行彻查查办，究出串通贿嘱各情弊，并不应自有处分稍存规避之见，孙士毅不特失察之咎可宽。其办理认真，转属可嘉。[阿桂等奏，《奏为遂旨查议具奏事》，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35116。]
由乾隆皇帝此段话可知，他认为此案是孙士毅发现岑照中榜考卷有异，随即彻底查办，究出串通贿嘱各情，且不因自己有疏忽而存规避之心，仍然认真办理，查明真相上奏。乾隆皇帝认为若此案非孙士毅发现，而是他人的话，有可能将此案“以大化小”，不可能据实查究。所以孙士毅虽有失察之责，但他办理此案认真，所以乾隆皇帝命令将孙士毅交部议叙。学政查莹业也因随同孙士毅举发此案，免受议处。
阿桂称叶道和听从应试附生岑照嘱托，代倩传递，贿买幕友举人曹文藻进入试场代作文字，叶道和、岑照两人罪刑重大，依例拟斩立决；曾兴则拟处绞监侯，曹文藻则俊押解至京后审明另行定拟。而土田州知州岑宜栋虽不知其子有考试贿嘱代倩传递等舞弊情事，但岑照有此行径均是岑宜栋王在日管教不严之故，他与四川叙州府知府叶体仁一样，日十体仁亦因不能管教其子叶道和，以致发生科场弊案，所以均照溺职例革职。另外参与考场试务的官员均被处以降级处分。孙士毅因办理认真，除免议处外，阿桂建请议叙加一级留任。[阿桂等奏，《奏为遵旨查议具奏事》，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档》，文献编号：035116。]
在此科举舞弊案的相关人犯被定罪后，乾隆皇帝对岑宜栋的处分及对他未来举动表示关怀，乾隆皇帝说：
岑宜桥、系该处土司，伊于国科场舞弊真之典刑，其革职后，是否尚知畏惧，比以前更加谨伤守法，留于彼处，不致滋事之处，自应留心体查。着传谕孙士毅即伤令所属，务须不动声色，密加查访，据实具奏。[孙士毅奏，《奏为臣两次承准廷寄将岑照等科场舞弊一案不加伊父之罪情由亲自宣谕该土司岑宜栋兹将办理缘由奏覆》，乾隆四十九年一月三日，《宫中档奏招》，文献编号：046977。]
岑宜栋被革去土知州职位后，乾隆皇帝命令孙士毅从其族人或兄弟中选择适当人选承袭。孙士毅接到此谕示，正要缮折回复时，又接到乾隆皇谕旨。乾隆皇帝对岑宜栋的处分有了新的转变。乾隆皇帝说此科举舞弊案岑宜栋并未涉入其中，若因岑照之罪即撤其土知州职位另行择人替换，恐怕岑宜栋所管辖之民众会心怀疑惧，对朝廷不服。所以乾隆皇帝决定要另降恩旨，让岑宜栋仍留任原职。乾隆皇帝命孙士毅派人前往告知，并要岑宜栋亲赴省城聆听谕旨：“以子罪不连及其父，令其较前加倍谨伤，照旧供职。”[孙士毅奏，《奏为臣两次承准廷寄将岑照等科场舞弊一案不加伊父之罪情由亲自宣谕该土司岑宜栋兹将办理缘由奏覆》。]乾隆皇帝认为岑宜栋若感激圣恩，心殷报效，不拘常格，有自行议罪之请，亦无不可，但不必强其从事，以示怀柔。
孙主毅接到两份谕旨后，上奏表示：“仰见我皇上恩施逾格，不独岑宜栋泱髓沦肌，梦想不到，即伊管辖土民见数十年熟习之长官不至更换，亦必感诵皇仁，倾心悦服。”[孙士毅奏，《奏为臣两次承准延寄将岑照等科场舞弊一案不为口伊父之罪情由亲自宣谕该土司岑宜栋拔将办理缘由奏覆》。]孙士毅称自他到任后，查访各土司居官情形，岑宜栋表现良好勤慎，从前历逢剿捕事件最为出力，他认为在各土司中，岑宜栋的表现可列为第一名。而平常岑宜栋为人低调，小心安静，地方土民均其中占服。
孙士毅上奏称，此次科场舞弊破案后，他赴岑家提取岑照书籍，岑宜栋曾向他哭诉，“以伊家数百年世袭基业，必因伊子负恩舞弊，一旦革除，情惧悲恐，几不欲生”[孙士毅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奏。]。孙士毅听完岑宜栋的话后，他认为岑宜栋颇知守法，是一个懂事之人。但他管教儿子无方，导致发生科场舞弊，朝廷拟将他革职，他也无话可说。现蒙乾隆皇帝施恩，降旨仍留原任。孙士毅说他将派员前往土知州将岑宜栋带至桂林恭聆圣旨。
从上述可知，孙士毅处理岑照科举舞弊案毫不避讳，严格审理相关人犯，终将此舞弊案查清送刑部处理结案，乾隆皇帝对他甚为肯定。所以将孙士毅送吏部议叙，而学政查莹也加恩免其议处。朝廷嘉许孙士毅等人，孙士毅则称蒙朝廷宽免疏查之咎，这是他没有“梦想”到的。现又得知乾隆皇帝要嘉赏他，送部议叙，让他受宠若惊。现他是“惟刻刻自问，作何居心，作何出力，作何默虚崇实，察吏安民，方可图报主恩”[孙士毅奏，《奏为恭谢天思事》，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四日，《宫中档》，文献编号：047220。]。另外对于岑宜栋的处置，原先是要将他革职，并迁离当地的。乾隆皇帝可能考虑到对边区土司的治理不易，也查清岑宜栋事先并不知情，若严惩也会让当地众认为朝廷偏颇不公，而心生疑惧，所以为稳定当地局势，免去岑宜动的处分，让他心怀感恩，勉力报效，这也是乾隆皇帝发布谕旨，将岑宜栋留任的用意所在。
孙士毅因为认真查案主动负责，毫不隐瞒，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与嘉勉，他也升官，陆续担任两广总督、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四川总督等职务。
四、结 论
吏治一直是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政府均非常重视，整顿吏治经常是政府最重视、赢取民心的重要工作。康、雍、乾盛世，国家吏治清明、富强，百姓均安，可是乾隆中叶后，官场风气已不如前，吏治亦开始腐化，而这腐败之风亦蔓延到科场。科举制度发展至清代，整个社会风气为之改变，士子为求功名狂热不已，寒窗苦读，败了再考，依据档案记载，有很多士子到了七八十岁，仍参加科考，求的是只要考中，即名利双收，在地方上亦有一定的声望地位。科举制度不仅对读书人，亦对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读书做官”至今仍有许多学子奉为圭泉，金榜题名亦是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十年寒窗元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也变成一般社会对读书人是否成功取得功名，能否受到敬重的评价标准。所以有许多人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挺而走险，而科场舞弊也歪曲科举制度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即如岑照科举舞弊案。孙士毅当时身为广西巡抚，广西乡试由其负责主理，若当时他不把岑照以前的考卷提出比对，就依照榜单上呈，此件舞弊案可能就不会有其他人举发，岑照也就能以榜首举人，在广西或其家乡得到很大名望。幸好孙士毅察觉此案有异，积极查明真相，并主动要求负责，愿受惩处，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由此案可知当时官场贪污受贿风气甚为严重，士子与考官联合科场舞弊，严肃的考场竟成为公开受贿场所，如前述不仅考试公平性受损，也让士子以为只要贿赂考宫，即能高中，于是纷纷效尤，这让科举考试制度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如本文所述，对照李世愉著《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书中《花样翻新的舞弊手段》文章所说：“科举舞弊是科举时代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其实，这是科举制度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李世愉：《花样翻新的舞弊手段》，载《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而岑照舞弊案，也如此篇文章所说的：“科第功名对士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及来自社会、家庭巨大的压力，读书人把考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大有成则王侯败则贼的意义，为考中不择手段舞弊。”[李世愉：《花样翻新的舞弊手段》，载《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而科场后面是官场，官场与科场的腐败是联结在一起，无法切割的。岑照舞弊案也如李世愉在该文最后所说：科场已成商场，科举取士已成玩笑，其公正性也丧失殆尽。
作者简介：
陈维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