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中国的 “边疆”概念是继承了历史上的边疆观念，并由民族国家的理念过滤发展而来的。边疆是空间性的，这种空间性在三个层面上形成特定的意义: 地理意义上的物理性、资源型第一空间，历史主体构建与延续的第二空间以及主体观念，想象意义上的文化延续与现实拓展的第三空间。边疆等概念的讨论，是构建中国边疆学标识性概念的核心。
关键词：边疆概念; 空间; 地理; 历时性; 观念
一、引言
提及 “边疆”，似乎我们内心中总是觉得是那么的不言自明，但细一琢磨，却又是那么的模糊不定: 如果说从地理意义上划分，边疆可以指称西藏、新疆等地区，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广东、浙江、香港、澳门是不是边疆呢? 或许在很多人的心中，这些地区不但不是边疆，恰恰是“中心”。如果从学术内涵上看，“边疆”是否可以涵盖边疆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 如果从时间上看，“边疆”是否是变化的? 是否有规律可循? 实际上，边疆不只是概念，更是知识，是被型塑的知识，也是一种专业和特殊的知识。正是这种专业性和特殊性的知识，才使得边疆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构建与发展有了可能。
因为边疆的复杂性，很多辞书在给 “边疆”下定义的时候，都只是指出了边疆的地理意义，即边疆是 “边境之地”，这个类似于边疆就是边疆的解释更加凸显了边疆解释的困境。有些学者也试图从多角度来理解边疆，如有的学者把边疆解释为 “‘边疆’就是靠近国界的地区”。张世明、龚胜泉则从语源学的角度考察了 “边疆”“疆域” “领土”等词语在中华法系、罗马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中的不同镜像，为我们理解 “边疆”概念提供了无限张力。马大正先生试图给边疆下个定义，但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棘手，他认为，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地理上中国的边疆可以包括陆疆和海疆，历史上 “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由此，他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又有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含义， “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 “面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边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客体供人们进行研究，这首先取决于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问题”。最近几年，尤其是 2018 年，随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开设 “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有关“边疆”概念的讨论又迎来一波高潮。但总体而言，大多学者认为 “边疆”或 “中国边疆”是一个地理空间或一组地理单元，是靠近国界线的领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陆疆、海疆、空疆等 “硬边疆”外，还有利益边疆、文化边疆、高边疆等 “软边疆”。
笔者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并主要从列斐伏尔、索亚等人的关于空间的理论中得到灵感，认为现代中国的 “边疆”的概念是继承了历史上的边疆观念，并由民族国家的理念过滤发展而来，具有三重空间上的意义，即具有地理意义的第一空间，历时性的第二空间以及主体认识上的第三空间。笔者试图通过对 “边疆”一词的重新定义，把边疆的区域 (第一空间)、制度(第二空间) 及想象 (第三空间) 等统摄在一起，讨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合法性。
二、“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
笔者认为，边疆是空间性的，而这种空间性在三个层面上形成特定的意义: 地理意义上的物理性、资源型第一空间，历史主体构建与延续的第二空间以及主体观念，想象意义上的文化延续与现实拓展的第三空间。
(一) 边疆的第一空间: 边疆是相对于首都(中心) 而言的、构造物性的边界
第一空间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边疆的构造物是边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学界所公认的。但是在地理意义上，边疆是如何存在的?“边疆”一词指的是相对于谁的边疆?
笔者认为，地理意义的边疆应该是相对于作为中心的首都而言的，其前提是具有边界的地区，是以诸如大海、沙漠、高山、大河以及界碑、边界上的铁丝网来表现的。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把空间进行划分，并切割成不同属性、功能的空间，也是人类对空间能动性的表现。
中国各王朝一直有 “边疆”的称谓。如唐代辛替否曾上疏曰: “使边疆士不尽力，朝廷士不尽忠……”此处的边疆即泛指。《册府元龟》记载唐德宗时期 “诸军州有与戎狄接境，各守边疆，勿更掩袭无备，仍即差使臣宣谕，共崇和好”。这里的边疆指的是唐与 “戎狄”接壤之处。及至明朝，边患危机加重，明朝所指的“边疆”大多指称为与蒙古之间的边地，如明朝杨荣写 《平胡颂》云: “惟胡寇窃处塞外，弗底于治，皇上不忍绝之，数遣使谕以天道祸福，俾知逆顺之理，庶几感悟，同乐雍熙，而乃悍然弗顾，凶悖尤甚，辄杀使臣，抄掠边疆，日肆毒虐……”当然，明代 “边疆”一词也可泛指，如冯恩在其 《防秋弭患疏》中说: “臣闻中国之治安，系四夷之贴服; 四夷之贴服，由内治之预修。内治不修，则夷虏得以窥其隙，边疆欲靖弗可得也; 边疆弗靖，则兵农恒以困于师，中国欲安弗可得也。”这些地方所指称的 “边疆”，实际上都是以首都 (中心) 来衡量的。至清代，“边疆”一词随着边疆的变化而范围也有所扩大。笔者就 “边疆”一词在 《清实录》中的表现予以检索，检索出来若干条的结果。下面仅选取几例来予以说明。
由上表可以看出，清代的 “边疆”可以指称陕西、四川、福建、广东、东北、云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也包括海疆，而且随着边疆的拓展，“边疆”的指称也在发生变化。但很明显，这些所谓 “边疆”的指称，都是相对于中心———首都北京来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古代当都城在中原地区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地区是被视为边疆的，可是当以北京为都城的时候，陕西及其管辖区域也被视为 “边疆”了。可见，谁是中心是重要的参照物。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 “边疆”的概念，一般来讲也主要是相对于首都 (中心) 来说的。如马大正先生认为: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
边疆存在的前提是具有边界。曾做过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寇松 (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 曾较为详细地论述过疆界的起源，他认为，在古代社会，人们主要靠自然的屏障即自然疆界来作为国与国的边界，但 “随着人口增长，工商业繁盛和陆海军的日益发展，较大的政治集团开始取代较小的集团，自然疆界便无法满足需要了。人们必须从种族、语言、贸易、宗教和战争的复杂运作中找到根据，人为地划定分界线，对自然疆界加以补充，或者取而代之”。他列举了自然疆界的几种情况: 大海，“在所有的自然疆界里，大海是最不妥协、最不可改变，也是最有效的一种”; 沙漠， “在现代以前，它是一种比大海更难以逾越的屏障”; 山脉， “这种疆界不太容易改变，也可以很容易和迅速地得到认可”; 河流， “作为一种自然产物，河流远比人类创制的疆界自然得多”; 最后一种自然疆界，是由森林、湿地和沼泽所形成的， “现在几乎已经被废弃不用了”。另外，寇松还论述了人为疆界，他认为: “人为疆界是指其被选作边界不是取决于地球表面的自然因素，而是人为地或者随心所欲地勘划的分界线。”比如木栅、土墩、防御土墙或者城墙，大路、水渠或者壕沟等。他也提到了中国的长城，认为长城“有时候扮演的是查禁走私、征收赋税的财政关卡，有时候扮演的是查验护照、缉捕罪犯和可疑人物的公安关卡，还有的时候是作为阻挡敌人侵袭的军事壁垒。它似乎更像是一条阻止非法入侵的防线，而非疆界”。在现代国家，比较常见的被认为是疆界的有三种: 沿着一条纬度圈，或者经度子午线划分的纯天文学边界; 在天文坐标确定的两点之间用数学方法划定的一条线; 参考某些既有的、人为的要素和条件划定边界。寇松论述，最著名的天文学边界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疆界，这条线有 1800 英里长，很好地展现了该制度优点和缺点的两方面: “作为一条穿越未知土地的约定界限，它达到了目的。但是对于它的现场勘界非常艰难、缓慢，以至于条约签订了 50 年，联合勘测员们还在忙于在原始森林中清理出一条横穿而过、宽达 100 码(0. 06 英里)、用铁柱和石碑标记的隔离带，两国为此都花费巨资。”所以，边疆首先是一种地理存在，被自然的大海、沙漠、山川、河流以及人为的城墙、壕沟等障碍物切割、划分。
(二) 边疆的第二空间: 历史主体的构建与延续
笔者所论第二空间的边疆，是指历史主体构建的历时性空间。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是整个历史主体建构的重要支配者。韦伯指出， “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支配’即意味着此种情况: ‘支配者’(单数或多数) 所明示的意志 (‘命令’) 乃是要用来影响他人 (单数或多数的 ‘被支配者’) 的行动，而且实际上对被支配者的行动的确也产生了具有重要社会性意义的影响———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内容 (仅只为了命令本身之故) 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从另外一端看来，此种情况即可称为 ‘服从’”。韦伯认为，所有的支配都通过行政或统治来展现与运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古代边疆的概念与王朝的联系密不可分，王朝与国家为管理边疆，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如政治制度 (政教分离等)，治理边疆的官僚制度 (如扎萨克、伯克、将军、大臣、都统等)、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礼仪制度等等。通过这些制度性安排，边疆从而成为规范化的、“服从”的边疆。所有关于中央与边疆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都可以被纳入进来，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各种关系，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研究和解读。
中国古代边疆的建构本身又极具连续性，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形成过程中，边疆概念得以不断丰富和拓展。所以边疆概念的第二空间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特征，比如同为北京城，元朝时建设的大都和明朝、清朝时的北京城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指称 “边疆”的时候，不同的时间指称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即便那个作为物理性的空间从未改变过。边疆在空间上的这种历时性属性，在历史的变迁长河中，其历史形态实际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边疆是连续不断的想象、构造和传承的结果。因此，中国边疆的形成也与中国的朝代演替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笔者拟从长时段的角度分期如下。
先秦是第一阶段。这时期的边疆处于各国纷争的局面，各国为防范入侵，纷纷建造长城，此时的长城不但有防范的功能，应该也有边界的功能。秦朝至宋朝是第二阶段。秦的统一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成，对于边疆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之后边疆就处于发展阶段，但是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始终没有找到根治之策。元朝至清前中期(1840 年前) 为第三阶段。由于疆域辽阔的元朝的建立，使得中国的版图基调得以奠定。明朝一直为达到元朝的疆域版图而努力。清朝实际上主要是在参考元朝的疆域版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40 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中国建立了多民族国家，由此，“边疆”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实践。正是因为外国的入侵，使得中国失去了非常多的边疆领土，中国也被迫接受了西方的关于 “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转而又在建立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边疆的建设，而这种建设至今还没有完成，一直在持续。
显然中国边疆概念的第二空间不仅具有历时性、政治性和建构性特征，又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尤其是近代侵略者的入侵，使得近代中国边疆概念呈现出一种难以完整体现自我的实践性困境，特别是在失去大量疆土后，再来思考边疆问题，便构成了一种屈辱性的自我重构过程，中华民族在这种激荡中，有了清晰的自我界定和认同。站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中国的边疆概念的动态特征值得今人重视与思考。
(三) 边疆的第三空间: 主体观念、想象意义上的文化延续与现实拓展
边疆除了上述地理意义上的存在以及历史实践层面上的建构与延续外，还有一个空间，即现实主体认识上的边疆，如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对边疆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不但需要自我确认，更需要他者确认，而且这种边疆的认识具有当下实践制约，是目前最为重要的实用性概念。
毋庸讳言，空间观念是人类经验感知的结果，每个人都不可能踏勘到边疆的角角落落，因此，地图应运而生，而地图本身也是现实建构和具体实践的被想象的产物，是人们建立在统一认识基础上的间接标识性产物。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勾勾画画，想象边疆的大致界限。但是这种想象的边疆需要自我确认和他者承认，否则无所谓边疆的存在。如加拿大和美国划分的天文学边界，就是先在地图上勾画出来的，“这种边界线对外交官们很有吸引力，他们乐得在办公室椅子上不用绞尽脑汁考虑划分河流、湖泊和山脉，区划群体和部落”。但这种划分法的前提即是加拿大和美国两国的国家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
这种自我的确认和他者的承认在古代表现为诸如 “天下观”“大一统观”等观念对边疆的安排，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表现为以条约所划分的边界。而这种主体的认识，又通过实践加以制度化，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如国与国的关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边疆相邻地区的关系，以及各个不同群体在 “边疆”这一场域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
第三空间即现实主体的拓展性、想象性、文化性边疆空间，具有无限包容性和无限延展性，它不是指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但是它又包容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关于边疆的一切都可以包容在里面。因此边疆可以指靠近边界地区的、省一级的行政单位，也可以指称县一级的行政单位。边疆可以是文化的、民族的各种关系、各种意义上的边疆。这种观念上的空间具有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解构和重构的作用，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性，也就是说，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人们可重新安排第一和第二空间。
空间是不断产生的，如人们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最近为人们多所熟知的网络空间等，都因为主体关系的多重建构，现实距离界限的不断突破，使得空间的生长成为一种蔓延的趋势，依附于国家、个人与组织，但是又有自己独特的展开方式，这使得未来空间与边疆概念都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动态变迁之中。
但是，这种观念上的边疆在古代的运用和现代的运用是有质的不同的，现代的观念是以边界的划分、以民族国家的预设为前提的。我们所有学者在处理边疆概念的时候，势必有民族国家的价值预设，这与古代没有民族国家观念的时候是有质的不同。换句话说，“边疆”一词汉字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在现代的运用上，已与古代有了质的区别。另外，正如李大龙所说， “‘边疆’作为政权疆域的组成部分，是与 ‘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 ‘独占’性特点，而 ‘利益边疆’、 ‘高边疆’、 ‘战略边疆’等尽管存在 ‘边疆’二字，但严格讲与 ‘国家疆域’已经出现了脱节”。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三、“边疆”概念中深层潜伏的民族主义
从太空上来看，地球只是一个物理意义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各国的 “边疆”或 “边界”是民族国家确认的结果。根据现代 《国际法》，民族国家要同时具备四个要素: 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拥有一个中央政府、拥有主权。因此，确定领土的边界规范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则是民族主义。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会预言到民族主义会在19 世纪、20 世纪甚至 21 世纪的现在大行其道。在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都成为政权建立的原初动力及其合法性来源，并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古代，以 “天下”为基本世界观认识的儒家社会，是没有 “民族国家”概念的。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当时的人们认识到在中国的这种传统秩序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更为 “先进”制度的可能性实践。由此，清末的中国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的渐进式学习热潮。面对边疆的被侵蚀，一些知识人大声疾呼，以保卫边疆为己任，掀起了研究中国边疆的热潮，边政学也由此兴起。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传统帝制，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而这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完善而有了愈来愈强的民族主义上的意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尤其是 “中华民族”概念，为一个自我认同、区别于他者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奠定了基础。由此，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无不深化着民族主义观念。
从 1840 年至 1949 年的一百多年时间，中国边疆的变动是剧烈的。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西方和日本具有了侵略的 “正当性”和 “英雄感”，中国却失去了大片土地。在一次次落后挨打的体验中，在西方现代性的裹挟下，中国“边疆”的语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在前近代，中国人 “边疆”概念的价值预设是泛指 “蛮荒之地”的话，那么近代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 “边疆”则转换成了另一种价值预设，即指的是有明确边界的、在国家领土之内的边疆。
民族国家在当代社会的所有组织中，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组织性与凝聚性，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依然发挥了别的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对民族的坚守，对民族的认同，进而形成的特定的民族主义，仍是当下各个国家或者族群人民深层认同中的核心要素，值得注意。边疆概念背后的民族主体、国家主体以及民族主义，都是导致边疆概念变动乃至为人们所重新建构的不可忽视的关键性要素。
四、结语
今天的 “边疆”概念是在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经过长时段发展而来的、被想象和被支配的、靠近边界地区的多重空间的整合与聚合。边疆等概念的讨论，是构建中国边疆学标识性概念的核心。认识到边疆概念的多重性范畴，目的是在整合多学科、长时段、多体系的新的综合研究视野中，重新审视边疆研究的内在张力与复杂特性。我们在研究今天的边疆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古代，重视边疆的建构性与历时性，更应该注意到在现实中，国家主体对边疆的安排，个人主体对边疆的体认，甚至注意到边疆对于中心的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边疆正是古人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它框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它是中国人进行合法居住等一切活动的边界，它更形塑着中华民族。
注：为方便阅读，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吕文利 (1980－)，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疆域理论、边疆历史与现实等问题。
文献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