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凌纯声系统地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边政制度，认为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和部落制度不利于国家政权统一及法令推行，不符合政治民主化，但其土地公有制与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相符，因而提出统一边区政权、保留边疆土地公有制和培植边民自治能力等改革原则，并从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建言。在蒙藏教育司（后改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任上，凌先生主要在督导蒙旗学校复员、编译教材读物、改善员生待遇、加强研究工作、扩展部办边疆教育事业等方面推动了边疆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凌纯声；边政改革；边疆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凌纯声先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大陆时期，其治学以边疆民族分类和边政制度研究见称。[1]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边疆施政纲要。[2]8月，蒙藏委员会创办《边政公论》杂志。9月，成立中国边政学会。在国家危亡之际，受此倡导，全国上下掀起边政研究新高潮。凌先生在对中国边疆民族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和思考了民国时期中国边政问题，抗战胜利前夕又到政府任职，参与边疆建设工作，在民国时期中国边政研究和边疆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

目前，学术界对凌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祁庆富《凌纯声和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3]王明珂《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4]苏敏《古史辨、文化实践与蔡元培的民族学观》、[5]周书灿《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6]耿雯《凌纯声与现代中国民族学》[7]等。其中，仅有耿雯对边政改革主张和边疆建设工作有简要提及，但未从时局演进与凌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展开论述。

凌先生的边政研究和边疆建设工作，是民族学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中的成功运用，是民族学本土化的重要表现。研究凌先生的边政改革主张和边疆建设贡献，有利于中国民族学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完善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二、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

凌先生所谓的边政制度，包括当时还存在的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和部落制度。在对以上制度做了系统研究之后，凌先生就边政改革提出建议，引起了学界、政府和社会的的注意。

(一)凌纯声边政改革主张提出的背景

凌纯声对边政制度的研究与国民政府的倡导、边疆政制现代化有关。凌先生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中说：作者十余年来，常至边疆考察，现在根据实地所得资料及中西典籍记载，作边政制度研究的尝试”。[8]凌先生回国后的首次边疆考察，是1930年4月赴松花江下游考察赫哲族。“十余年”，正好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凌先生的自述，表明其对边政制度的研究，与1941年国民政府倡导边政研究，由蒙藏委员会成立中国边政学会，出版《边政公论》有直接关系。

1942年夏，凌先生发表“边疆政治民主化”主张，讨论了边政制度的存废问题。他将中国边疆文化分为金山（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古亚语系、伊兰语系和南亚语系，认为：中国边疆政治因各系文化的不同而异其制度。简言之，有金山系的盟旗制、汉藏系的土司制、古亚与伊兰系的部落制、蒙藏喇嘛教的政教制。各种制度在历史上自有其一定的任务，在今日或者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在20世纪的今日，无论政制如何，民众的利益应为施政的中心，边疆政治亦不能例外。边疆的良善制度固应保存，但对于其中不合于时代的部分，亦应随时加以改进，使整个政制可以现代化。换言之，使边疆政治能够进步到符合民权主义的要求，促成边疆政治的民主化。[9]

(二）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内容

因边政制度研究题材较大，篇幅过长，为期刊所限，凌先生将一题分作三篇发表，即盟旗制度、土司制度和政教制度（附以部落制度）。至于边政制度的改革，则另成一文，提出若干意见，以供国人参考。[10]1943年，凌先生先后发表了研究盟旗制度和土司制度的文章。[11]关于政教制度的文章，则于1954年发表于台湾。[12]不过，凌先生关于边政制度和边政改革的主要观点，其在大陆时期已有完整披露。

1944年1月，在以《中国边政制度》为题的演讲中，凌先生即阐述了其对民国边政制度的认识。[13]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蒙古、西藏地方制度问题引起争论。最后，《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14]但关于边疆自治的争议并未因此而停息，边疆问题越发严重。这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凌先生于是适时地发表了其边政改革主张[。[15]

1.边政改革的核心问题

凌纯声认为，边疆建设涵盖内容较多，但核心问题应以政治建设为首，明确边疆政策，健全边政机构。他指出，中国边疆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中国有幸获得胜利，但中国边疆问题不仅未因此而得到解决，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再不自谋解决，努力建设边疆，则不仅中国的未来边患必尤甚于往昔，且下次世界大战，又将爆发于中国。从前中国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此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边疆建设的方面甚多，而以政治建设尤为首要。因为边疆政治建设，不仅为其他建设（如经济的、文化的）的根本，而且为实行三民主义边疆政策的唯一手段。[16]

凌先生认为，当此抗战胜利，宪法行将实施之时，诚为改革边政的最好机会。政府亟应采取宽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明确而制度化。[17]而地方边政机构为实行边疆政策，从事边疆建设的主办机关，政策能否贯彻，建设能否完成，须视机构是否健全以为断。中国现行的地方边政机构，一仍清朝以来之旧制，以之推行新政，不无窒碍。但要改革边政，则对此原有的旧制度，应先有一番彻底的研究与认识。[18]

凌先生认为，清代统治中国的方法，简言之，即对国内各民族，利用分化政策，创立个别统治的制度。自清王朝建立至光绪初年，清朝用八旗、行省、盟旗、伯克、政教、土司、部落、宗主八种不同的政制，统治汉满蒙回藏夷各民族——全部帝国。在对20世纪40年代国内还存在的主要边政制度——盟旗、土司、政教、部落一一做了简要叙述后，凌先生认为这四种制度具有三个共同点：统治者多系世袭或为转世、所辖土地均行公有制度、被统治之人民多数被视为世民，行动不得自由。所以，边政制度名称虽殊，而实质上大同小异，大都停滞于部落、封建、神权政治各阶段之上。[19]

2.凌纯声的边政改革原则与建议

根据边政改革的核心问题和边政制度的共同点，凌先生提出了边政改革的三大原则，并从中央、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他认为，边政改革应坚持三大原则：力求边区政权之统一、保存边疆土地之公有制度和培植边民之自治能力。主张改革初期，应统一政权，贯彻法令，但不必顾及名称的划一，即对原有的政治机构，暂时予以保留，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不再置县设治，以免引起边民的反感。他批评以前改革边政，只知改省设县，而结果大都有名无实。建议将来改革边政，必须保留边疆土地公有制度，因为其与民生主义之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正相符合。而所谓边疆民族自治，系指任何弱小民族全体人民而言，并非统治阶层的自治。故今后培植边民的自治能力，尤须注意基层民众，普及平民教育，改善其生活，提高其文化，如此改革边政，庶能渐趋于民主化。[20]

具体而言，在中央层面，凌先生认为，清朝将理藩院提高到与六部同等地位，其地位之高为历代所未有，因此清代治边政绩，亦为历代所不及，而中华民国建立30年来，中央边政机构不仅名称变易，其地位已不及各部而居次要。中枢无健全边政机构是近年中国边政废弛的主因，所以要改革边政，必须如清初之强化中央机构，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或称民族部），因为中国边政区域不仅蒙藏二地，文化上的边疆和政治上的边疆均在边政范围之内，则边政辖区，远较内地为广大，诚有设部的必要。[21]

在地方层面，将边区的旗、司、宗、部等原有政治单位予以保留，同于内地之县，为自治单位。对未设行省之西藏等地，大者（如西藏）成立为自治地方，小者（如康西[22]）为自治地区。除国防、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外，予各地自治自决。近边各省，或面积辽阔之边省内，一民族聚居之地，或多民族杂处之区，则暂时设置自治省（如新疆省之南疆）及自治区（如呼伦贝尔、伊犁等地），直隶于中央，以便政府对弱小民族，得直接扶植之。省内有弱小民族散处者，则设边政处（如兴安、嫩江、松江、辽北、吉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康、四川、云南）或边务处（如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台湾）主管边政，培植弱小民族的自治能力。[23]

(三）凌纯声边政改革主张的影响

1.学术影响

1944年1月19日下午，中国边疆学会邀请凌先生演讲《中国边政制度》。据报道，凌先生对边疆政治制度，如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部落制度阐述甚详，并指出边政与内政不同之点、边政制度的共同点。凌氏希望大家研究边疆问题，到边疆工作。[24]中国边疆学会以“发扬三民主义，研究中国边疆学术文化，拟具治边建边方案，供献政府参考，以促进国族团结，边疆建设”为宗旨，是当时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文化团体，“研究治边建边方策提供政府采择”“整理历代边疆政教制度编纂丛书”[25]均为其目标。这表明，凌先生的边政制度研究和边政改革主张受到中国边疆学会的关注和重视。

2.政治影响

1947年4月19日，《边政公论》边疆问题座谈会在南京举行。“举行这个座谈会，旨在研讨边疆自治与文化的问题。因为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边疆自治与文化究应采取何种方式，促其发展，才能对国家对民族对中央对边疆都能有利无害，确是一般研究边疆的人士感觉最苦闷的问题。”当时，人们对边疆自治与文化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大会主席——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要求与会学者就边疆问题“究应何去何从”，尽量发表意见，“以便由本刊介绍给社会各方参考。”按周氏要求，凌先生首先发言。关于边疆自治，凌先生认为，现在有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说法，目前中国边疆关于自治的形式，依照边政形态的类型有四种情形，西藏和康西是一种，新疆是一种，内蒙是一种，西南又是一种。因此，边疆的自治形式虽需一致，但内容却各有不同的尺度，至于这四种尺度的具体办法如何，要有专门的研究，非三言两语可了。所以，边疆自治要因地制宜，不能一概而论。同时，实在地说，如果政治民主化了，让边疆人民有机会管理自己、过合理的生活，自治问题自然就缓和或消解了。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说明政府对边疆问题仍然无所适从。而凌先生被邀参会，是因为其被认为对边疆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体验，[26]其发言，也源于其对边政的研究与思考。所谓“专门的研究”，也即凌先生的研究。这说明凌先生的边政研究已引起政府关注和重视。

3.社会影响

1947年10月25?26日，受上海法政学院邀请，凌先生主讲《中国之边政》。报道称，凌先生对中国边疆之政治文化民族各方面剖析甚详，对于边疆政治问题阐述尤多。该院政治学系学生经此启发后，对边疆问题已引起莫大的兴趣，闻拟筹组边疆问题研究会，专事讨论目前我国边疆的各种问题。[27]显然，凌先生对中国边政的研究与思考，对引起社会关注边疆问题有积极意义。

关于民国时期的主要边政制度，对其中一种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少见，如关于土司制度，余贻泽、[28]江应樑[29]等著名学者都有涉及，但将各种边政制度作系统研究并提出改革主张者，却仅有凌先生一人。这与凌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稔熟，又关怀国家现实有关。“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在那些历史上曾经实行不同体制的各边疆地区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体系”，[30]是凌先生这样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

三、凌纯声的边疆建设贡献

1945年2月，凌先生出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31]1947年4月15日，蒙藏教育司改为边疆教育司，[32]仍由凌先生任司长。1948年5月8曰，教育部派凌先生任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33]7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总统令，批准凌先生辞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职。[34]11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总统令，任凌先生为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35]截至1949年初赴台，凌先生在司长和馆长任上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督导蒙旗学校复员

关于蒙旗学校复员，教育部设立了复员委员会，制定了补助蒙旗学校复员办法。1947年4月，教育部为谋促进蒙旗教育复员，分别延揽各地蒙旗人士，就地组设热、察、绥、东北蒙旗教育复员委员会，与各省教育厅及盟旗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密切联系，负责各省蒙旗教育复员事宜。最初教育部规定，每恢复一所高中补助300万元，初中200万元，完小100万元，初小60万元。后因蒙旗各地物价上涨，改为加倍发给。[36]截至1947年10月底，热河复员完小8所，中学5所，共发复员补助费7800万元。察省蒙旗学校只有太仆寺左旗小学可复员，其余因地方秩序未恢复，尚难办理。绥远情况较热、察为佳，已复员初小30所，完小5所，中学1所，共发复员补助费6000万元。此外尚有伊盟未受战事破坏学校73校，亦由教育部分别补助设备经费。[37]因军事原因，复员工作不易推进，而能复员者大都复员。1948年1月，教育部令热、察、绥、辽北蒙旗教育复员委员会于该月底一律结束。[38]

(二）编译教材读物

第一，编译教科书。因边地情形特殊，内地各级学校教科用书，难以一律适用，在国民教育阶段，尤感适应困难。鉴于国定本初级小学国常课本蒙藏文译注本内容不甚适合边民生活需要，教育部遂决定于1946年另行编译蒙藏维初小语文常识教科书各一套，由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董其事，经凌先生聘请专家，分别组织编译委员会，于1947年春开始工作，以国定小学教科书为蓝本，分区插编地方性民族性教材，再译成蒙藏维文。每种各有一首册，注重边疆文字之拼音与读法，课文插图，亦以边地事物为主，藉使学生易于辨识。未一年全书编译完毕，共编成蒙文本9册，藏文本8册，维文本10册，全书随译随印，随印随发，全部出版。[39]

第二，编译补充读物。边胞读物方面，抗战结束后，发行蒙藏维文《中央边报》各一种。该报于1945年11月创刊，初为4开报纸型，每月发行1次，每期国文固定为一版，边文则三版至五版不等，出至第三期，因复员暂停出版，1946年7月还京复刊后，交由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发行，扩充篇幅，改为16开杂志型。该报内容，以报导时事，宣扬政令国策为主，旁及科学、史地、医药、卫生等常识的灌输。[40]

第三，编译“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丛书”。以凌先生为发行人，出版“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丛书”第一种《藏文文法》[41]和第二种《俄文文法概要》。[42] (三）改善员生待遇

首先，改善各级边疆学校教员待遇。对各级边校教员，1946年3月订有《国立各级边疆学校教员服务奖励办法》，如有眷属在学校所在地居住者的房舍、煤水之供给，本人及眷属到职还乡旅费之补助，薪俸等，在办法中均有明确规定。[43]“无适当房舍及不能随时供给煤水时得改发津贴”之津贴，还随物价上涨而上调。[44]

其次，改善边疆学生待遇。1947年改订的《边疆学生待遇办法》规定，“边疆学生在国立边地中等以上学校肄业或在内地设有奖学金之中等以上学校肄业，其家境确属清寒者，准予核给奖学金，不受名额限制”。[45]1947年7月教育部公布的《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生公费给予办法》规定，边疆学生“一律给予全公费不受名额之限制”。[46]至于边地内来升学青年，向有从宽录取的优待。[47]

(四）加强研究工作

教育部为明了边地实况，以备行政上的参考起见，抗战时期曾补助各大学院校设置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6年各大学复员后，教育部乃依据边疆新形势及各校分布状况，改采分区研究办法，分别指定云南、贵州、中山、浙江、华西、金陵等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研究夷、苗、番、黎、康、藏、蒙、回等各族教育文化。1947年停止补助中山、金陵两大学，集中经费补助其余各校，赓续研究。至于全国性边疆研究工作的专设机构，则有“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该馆原定于1945年初开始筹备，聘凌先生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还都迟缓，延至同年五月始在南京开展工作。1946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组织条例，规定该馆掌理边疆文化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事宜，设研究、编译、文物三组。1948年7月筹备就绪，由教育部核准正式成立。[48]鉴于首都边文印刷困难，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筹设边文印刷所一所，购置印刷机器及应用器材，先成立蒙藏回文三部分，并完成铜模铸字等重要设备，开工印刷。[49]

(五）扩展部办边疆教育事业

教育部对边疆教育向求均衡发展，战时因局势所限，着重在西南、西北各边省设校。抗战结束后，依照边疆新形势，重新规划设校地点，以期分布合理。所以，对部分学校进行迁徙，如国立边疆学校迁回首都，海疆学校迁设泉州，伊盟中学迁设达拉特旗，西南师范移设滇南文山，大理师范迁往滇西龙陵，青海职校迁设湟源，西康职校迁设越嶲，宁夏职校迁设石嘴山，但因勘觅校址，建筑校舍等客观原因，未能全部完成。在收复区及原未设校的重要据点，则酌量增设新校。其中，专科学校方面，于西康增设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1所；中学方面，原仅伊盟中学1所，经接办北平蒙藏学校及湟川、河西两中学，扩充为4所；师范学校方面，复员后增设国立察蒙师范、国立热蒙师范、国立天山师范；职业学校方面，因设备困难，仅于国立玉树学校添设职业班；小学方面，先后在乌审旗、郡王旗、西公旗、凉山、木里各成立小学1所。[50]

四、结语

凌先生的中国边政制度研究，直接源于1941年国民政府倡导开展边政研究。但此前十余年对中国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为凌先生系统地研究中国边政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凌先生以宽广的学术视野，运用民族学的现代知识，立足于中国实际，顺应世界政治发展形势，将科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于一体，打通历史与现实，在充分掌握中西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首次对民国时期中国边政制度作了系统的研究，归纳了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和部落制度的共同点：统治者多系世袭或为转世、所辖土地均行公有制度、被统治之人民多数被视为世民；提出边政改革的三大原则：统一边区政权、保存边疆土地公有制度和培植边民自治能力。在中央层面，主张强化中央机构，将蒙藏委员会改为边政部或民族部；在地方层面，边区原有政治单位如旗、司、宗、部等予以保留，作为地方自治单位，不直接改省设县；未设行省地方，大者成立为自治地方，小者为自治地区；近边各省则视情况，暂时设置自治省或自治区；省内有弱小民族散处者，则视情况或设边政处，或设边务处。凌先生的边政制度研究及边政改革主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学界、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和重视，而且还触及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权统一、边地政治民主化、土地问题、阶级问题、民族问题等，有值得肯定之处。

1945年2月和1948年5月，凌先生先后被任命为蒙藏教育司（后改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在司长任上，凌先生还负责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的筹备工作。筹备期间，凌先生即以该馆的名义做了不少工作。该馆成立后，凌先生又负责主持工作。大体而言，截至1949年初赴台，凌先生在司长和馆长任上，主要在督导蒙旗学校复员、编译教材读物、改善员生待遇、加强研究工作、扩展部办边疆教育事业等方面推进了边疆建设。虽然不无遗憾，但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看到，凌先生无论是开展边政制度研究，还是参与边疆建设工作，都与时局紧密相关。20世纪40年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空前剧烈的时代。凌先生的个案，应该说是20世纪40年代时局演进与边政、学术发展关系的缩影。凌先生的边政研究可以视为“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民族学本土化的早期实践。凌先生强调边疆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指出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边疆建设以政治建设为首要，在习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娄贵品（1982-)，贵州关岭人，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民族史与边疆史。原文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