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边政研究日益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冲击着边疆民族史研究在传统视域中居于边缘形态的思维，渐呈繁荣之象。总体观察，这一波研究热潮的重心主要偏重于政治史与学术史。[1]出现这一趋向的经纬甚多，其中学术界对近代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的重视与反思应是关键性因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围绕民国的边政研究展开阐述。边政研究与边疆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而言，边疆研究包括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语言、教育、宗教诸多领域，边政研究则主要指边疆治理或边疆政治，是边疆研究的中心内容。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就如何深入认识民国边政研究的内涵及研究中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阐述。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任何事物的起伏兴衰，都是内外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之结果。中国的边疆民族记述历史悠久,但边疆民族史的书写或研究，在传统思维认知中总体上属于一个边缘性的领域，此与中国传统华夷分野思维密切相关。自先秦以来的中国边疆民族记述或书写，历代呈现不同形态，但总体表现相对“平衡”然而，清代中期嘉道之际却出现了一次边疆民族史书写或研究的热潮场景，此即学术界通常所称的西北边疆史地之学。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前提，应是清朝多民族国家疆域日益稳定。那么，民国时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作为学术界通常所论的边疆民族研究兴起的第二次重要时段，其兴起之缘由如何？是边疆危机刺激而引发抑或西学之传导？还是蕴藏有其他内涵呢？

（一）贯通视野下的民国边政研究

嘉道时期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学术界讨论甚多，主要包括传统中国学术自身学理发展、清朝内政窳败以及外敌环伺等内外因素之影响；[2]不过清朝实现对新疆、蒙古等地区较之以往历朝更为稳固的控制，应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重要缘由或前提。因清王朝对新疆、蒙古诸地区控制的稳固，才吸引了更多的在朝或在野、在新疆及蒙古或不在者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注。梁启超总结称：“(清代）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3]此处梁氏所谓“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之语，正表现了清朝对新疆、蒙古诸地的稳固控制，而产生了对其“周知之必需”“研求之有借”的政治与学术的双重需求，这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当然，这次研究的高峰并未能持续，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面临的最大难题不再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内不同族群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而是域外新的工业文明形态的威胁，边疆民族史书写或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影响民国边政研究高峰景象出现的重要经纬。目前，学术界在讨论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研究兴起或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因时，多侧重于边疆民族危机刺激的分析,[4]对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理解其兴起之内涵的研究仍显薄弱。

民国边政研究的兴起是一个平行与递进、复合而多维交织的发展历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这一研究凸显的重要时期，是历史复合因素受时局突变影响的结果。所谓时局突变，主要指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导致中国边疆民族危机的深重。当时有论者就明确指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牵制，使其对中国的侵略表现出一种相对均势的形态；然而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列强在华均势的形态被打破，对中国领土之侵略更加明目张胆，法国、英国先后都在中国边疆地区挑起事端，中国的边疆形势日呈紧张之势。[5]时人即评论称：“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这几年中国全部边疆显然交了多事之秋。”[6]而后，社会舆论逐渐形成“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7]的认知。在这一场景下,边政研究很快得到各界广泛关注。不过，在充分认识到民国时局对边疆民族研究热浪形成的重要影响之时，应具有贯通的思维,跨越时代局限,将此次研究场景置于中国边疆民族史记述或书写的发展脉络中去思考其内涵。

1934年，陈恭禄曾论：“一国现状之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之指导”；而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常占重要之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8]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记述或研究虽居边缘地位，但长期存在，而其所谓“边缘”，亦是相对而言，是一定语境下的一种表述。顾颉刚、史念海在论及中国疆域形成发展时称“疆域沿革之学，其初本为史学之附庸”。[9]谈及中国疆域沿革，自不能不涉及边疆民族。刘宏煊也称：“中国疆域史的研究，如果从《禹贡》开始，已历2000多年。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仅仅是史学的附庸。”[10]但顾、史两位也指出：“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今日之情况……其间国力之强弱，疆域之盈亏，皆吾先民成功与失败之痕迹。”[11]上引所论，说明中国的疆域形成是历史上各民族先民共同努力之结果，而论及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及疆域演变，必然要关注边疆民族史的记述或研究，此则表现出边疆民族史研究之重要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边疆民族史的记述或研究，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处于“附庸”之位。这一状况，正是边疆民族记述或研究“边缘”形态表现。

先秦时期逐步形成的夷夏观念和服事观念一直是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史书写的主要思维，时至晚清,这一叙事的主要思维框架仍在发挥作用。当然,夷夏观念和服事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化并非单线呈进，在不同的时势场景下有着复杂的不同面相。《礼记?王制》载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又称东方之夷、南方之蛮、西方之戎、北方之狄,在语言、生活环境、习俗诸方面皆有差异。按照王尔敏的考证，先秦诸籍中的“中国”之义，大致有五：京师之地；国境之内；诸夏之领域；中等之国；中央之国。[12]前引《礼记?王制》所言之“中国”，即指“诸夏”，是与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四夷”相对而言的；“五方之民”的言语、“嗜欲”等各不相同，强调了诸夏与“四夷”的差别。《尚书?禹贡》记载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记载则以王畿为国家之中心，自王畿向四面扩展，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与藩服等“九服”。这是先秦理想形态的国家疆域观念,事实上从未在中国真正得到过实践。[13]而且人们对诸夏、夷狄的认识并非亘古不变，吕思勉指出：“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14]此语在强调诸夏与四夷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之时，也表达了彼此之间的交融形态。他还考证了“中国古代疆域的大略”，但称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是古代‘实力所至’呢？还是‘实力所至，和声教所及，还是有区别的’呢？若说是有区别，那实力是‘如何渐次扩充’的呢？实力所到的地方，还是‘时有蠃缩’的呢？还是进而不复退’的呢?”他明确称“实力自然是‘渐次扩充’的，而且绝不能没有蠃缩”。[15]若从另一维度进行思考，他的这一认识事实上则表现了夷夏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场景中的不同景象。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书写多将华夏族群视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主导来看待。如前所引，吕思勉就强调了一个国家的建立之初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形成，而“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16]此言是从多民族国家形成最初的历史考察而言，但在历史的长久演变过程中，各族群在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历程中的作用却是变化着的。李大龙的研究表明，若按照诸夏和四夷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观察，远古至唐朝时期，华夏族群或由华夏族群发展而来的汉族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时期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是由华夏族群完成统一的，奠定了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但五代至清朝，对中国疆域形成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四夷，它们不仅实现了对某一地区的局部统一，而且元、清两朝还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并促成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17]此一描述表现出其间之历程相当复杂而深刻。顾颉刚、史念海所著《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八章在讨论先秦区划地域观念时就称，“春秋之时,天下之观念尚甚狭小”，而所谓九州“原来为一空泛之名称，而非一种具体的地方制度”，但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努力开辟土地之结果，中国乃愈推愈远，天下亦愈放愈大，中国人之地理观念乃随之而变，于是具体地方制度之九州说起”；而此时“周天子久替，诸侯竞起，中原复无霸主，异族楚、吴、越等迭兴,天王中心之观念已失，夷夏之限亦破”。[18]这—论述充分表现了夷夏观念和服事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复杂变化,而在其后长时期的中央集权时代，这些变化并未止步，华夏或少数民族之间力量的伸张或政权范围的伸缩，都自然要引起对夷夏观念的重新阐述。此即所谓“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19]“一切历史事变都是难于斩然截断”。[20]考察民国边政兴起的内涵，既要思考当时之时势场景，亦不能忽视历史传统的影响。如果从中国边疆民族史记述或研究的发展历程观察，民国边政研究虽因时势而兴，而其间的复杂内涵则相当深远。

(二）民国边政的特质

民国边政研究之兴起，是中国边疆民族记述或研究长期积累及演化轨迹之继续，亦呈现出与以往边疆民族记述或研究全新的特质。当前学术界在论及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缘由时，多从边疆危机的刺激及西学对此次研究高峰形成的影响来论。[21]而这两者,既是民国边政研究兴起之关键原因，也是民国边政特质的重要体现。特质总是基于一定社会土壤形成并有异于一定场景之外的，民国边政的特质，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及边疆民族在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中角色的演变及近代西力、西学传入后社会多元因子交织呈现出来的。

民国边政研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演变形态中的自然趋向。顾颉刚、史念海总结言，早在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先民们已经开始“尝划野分州，建置万国”，即疆域区划之肇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都表现出古代先民对疆域形态的一种制度设计，而直至“自郡县肇建而地方制度与区划，始稍见完善”，[22]这表明疆域区划一直存在于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之中并且在不断完善与补充。《诗?小雅?北山》中记载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先秦时期形成的这一“天下”思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一统”观念逐渐形成。“天下”究何所指？而“天下”之外的区域是否存在呢？学术界的研究认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先民视野中的“天下”范围，主要指的是东亚区域，具体而言，“天下”是以华夏族群居住地为中心并包含“四夷”的分布区。[23]而诚如杨联陞所观察，不能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概不承认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民族”，汉朝史籍对大秦的高度评价表明，“许多中国人非常尊重印度”，且一些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把邻近的民族当作平等的‘敌国’”。[24]这种文化观念的认知，看似矛盾，事实上却表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凝聚及形成进程的不断加强。事实上，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国境线的概念，但不能说没有实际的控制范围，此即所谓疆域范围，上引杨联陞的观察或可从另一维度表明此点。而发展至清朝，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李大龙通过研究认为，虽然近代国家的相关学理知识在鸦片战争之后对清王朝的内政、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其实清朝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并非始于此时，早在康熙皇帝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并开展划界行动时，即已开始了这一转型进程。[25]结合前述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内在基础可以观察出，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范围的不断明确，当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强势介入中国的疆域形成过程，沙俄、英国、日本等列强对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的觊觎《勘分西北界约记》《烟台条约》等对清王朝原有疆域形成了强烈冲击，不仅清王朝统治层作出了反映，如在新疆、台湾等地设立行省，加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而且知识界也出现了关注疆域问题的讨论；[26]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以近代民族国家宪法的方式明确了中国的疆域范围。这些举措自然促使中国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其实前述西北边疆史地之学兴起,本质也是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发展的自然表现内容,但在这个渐变过程中，晚清以降的政治界及知识界对边疆民族史的关注是超越以往的，只不过在西方列强侵略导致国家面临多元危机的形态下，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这种发展景象被其他急迫的问题所遮照。因此，考察民国边政研究兴起的内涵，必然要从中国边疆民族史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思考，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兴起的历史与现实经纬。

当然，民国边政研究出现的历史场景是植根于传统农业生产形态下形成的“天下”秩序的中国与西方新兴工业文明形态下的民族国家的相遇。晚清士人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即是王朝统治面临威胁对象的变化，其实这也是边疆民族史书写研究内外经纬的急变，由此导致较之传统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特殊面相的出现。民国时期边政研究的特质，就在近代西方政治、学术理念与传统中国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的交互影响下呈现。徐益棠曾言“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27]换一视角思考，此处所论边疆民族研究，实际上就是民国边政研究的特质表现。徐益棠还称，从清末民初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时谈实际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边疆上之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科学家不甚加以注意”，导致“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28]其实结合前引内容，笔者以为，徐氏之语表面虽是近代民族国家思维形态下对边疆民族及国家观念的审视，但与之相对的思考则是传统边疆民族书写或研究，而20世纪3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热潮的呈现，“边政学”学科的提出，就是“边疆学术之综合研究”发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