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如其名，是个民族文化荟萃之地。近年央视播出《木府风云》，搅动了土司文化，进而以土司为主题的影视不断摆上影屏，然而，目前未曾出现超越《木府风云》的影视，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当然，成功的道路不可复制的。是什么推动了丽江木氏土司影响力？诚然是她的遗产。本文就此作一番梳理，以便与全国其他土司地做个比较研究。

一、土司遗产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目前，各地热衷于开发和挖掘土司文化和土司遗产，不考虑客观性和特定时期的局限性，大力强化土司的某种文化，进而引起社会关注。当然，在自媒体时代，关注度就是影响力和生产力。争什么“陈圆圆故里”、“李师师故里”。从土司遗产来看，大有争宠“犬马声色”的态势，大有把土司愚民政策抬出来之势。

土司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中央王朝为有效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一种管理制度。与汉代的羁縻制度、唐代的节度使有很多类似功用。土司制盛行于明清时期，民国时稀疏残留于个别地区。从这样的一个横向视野来看，土司制本身是在封建治理体系下的一种手段，不可能逃离顶层设计时的阶级意志，也不可能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尝试。因此，研究土司相关的问题时，就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就必须用宏观的视野看待局部的问题，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就拿土司“效忠”中央王朝来谈这个问题吧，是要土司忠心耿耿地效忠朝廷还是朝思暮想地时叛时附？效忠朝廷是土司必须首要做到要求，如果结合今天的治理理念，地方服从中央是铁律，具有了穿越时空特点，也就是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土司反叛中央王朝，多为土司内部引起，进而与地方流官摩擦，演变成局部战争。土司“效忠”中央王朝与否，多数情况下是与百姓统治和压迫无关的。土司遗产的基础无不是带血的民众成果，也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清晰地看到土司遗产及其背后的文化。

二、丽江木氏土司遗产类型及其表现

丽江木氏土司遗存的遗产很多，从这些遗产的内容可以分为政治遗产、经济遗产、文化遗产等；若从存在形式分，可以分成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研究根据遗产内容来划分，分别述其后。

（一）丽江木氏土司政治遗产

1.继承制度的革新。木氏土司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夺嫡之事时有发生。在《木氏宦谱》（文谱本）“世系表”上有十三人名下的释文明显被浓墨涂抹，这一现象引起学者关注。据张永康考证，木泰之七弟木吉、八弟木沙、九弟木禄、十弟木他、十一弟木见、十二弟木乐、十三弟木的以及木定之三弟木榆等人下的释文当是“以庶谋嫡，问拟极刑”。显然这是记录当时木氏子弟为争夺土司之位而发生的内乱，最终以“极刑”处决了以上怀有“二心”之人。木嵚土司有十三子，其中正妻阿室顺生四子，牙、的、住、宝；庶妻高氏生二子，束、俗；阿室娘生五子，吉、沙、禄、他、见，阿室桂生二子，乐、的。看来木嵚至少娶了四房，正妻阿室顺之四子和庶妻高氏二子共六人为一个团体，与阿室娘之五子、阿室桂之二子形成对抗，终以嫡长子势力胜出，七人均处以“极刑”，可见争权夺位之惨烈。在张志淳所作的序言中就有“既生大父泰敦尚雅道，不置妾媵，以遗家侧而倡事”，看来木泰就有了不纳妾的家训，只娶正妻阿善贵。然而木泰之三子木榆也效仿前辈之举夺嫡篡位，终以“极刑”。 在《木高碑》就有“以杜绝后患，不娶异姓，鳏守九年”[1],看来这时期夺位斗争归咎于异姓妻室。此后，各土司仍娶多门妻室，再也没有谈及此事。木懿之后木靖继位，木靖因无嗣，其弟木櫾生有十子，大多心怀袭位之幻想，最终由长侄木继承土通判之职。木的五个弟弟参与夺嫡之争，木櫾之四子木潢“诈伪无义”；五子木忠“多行阴谋”；六子木成“好行奸诈”；七子木蛟“萎靡不振”；十子木满“阳奉阴违，性情矫诈”等条下释文均被浓墨抹去。我们不难得出，被浓墨抹去的十三条是在木继位之后所为，抹去的原因主要也就是“不愿正视”罢了。为改变残忍的内乱，开创性地形成了“三代姓阿，五代姓和”制度，即在木氏家族内部，非嫡长子不允许住在古城内，被派去四乡驻守，其后第三代就要改为阿姓，五代以后就是和姓了。和姓就是平民姓。因此来实现木氏嫡长子继承制度。我们不难发现，今天丽江木氏分布区域看，除了丽江古城一支为嫡长子之后外，其余均为各土司时期的非嫡长，其后不断繁衍，成木氏分布之态势。

2.一以贯之的“忠孝”之义。宋末，忽必烈亲率大军南征，丽江，木氏先祖以“革囊渡江”，自此在纳西族中建立了统治者地位。《木氏宦谱》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大理，良迎兵与剌巴江口，赐予甚厚，宠渥优礼，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复给班官服色二套，金镶玉顶，有辅弼前后黄绒帽及带靴全副，引礼舍人二员前导摆搭荣之。”[2]元朝到明朝再到清朝，木氏土司未曾在自己年谱上出现不忠不孝事迹，成为中国众土司中未曾“造反”过的土司。让我们来看看木氏土司家族从朝廷那儿挣来的嘉奖：

1383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亲笔题“诚心报国”金腰带一条；

1405年，皇帝赏赐金盾牌一面；

1412年，皇帝赏赐金带一条；

1543年，皇帝赏赐“辑宁边境”匾额一幅；

1560年，皇帝赏赐“乔木世家”匾额一幅；

1574年，皇帝赏赐“西北藩篱”匾额一幅；

1620年，皇帝御笔亲题“忠义”；

1622年，皇帝赏赐“益笃忠贞”；

1644年，皇帝赏赐“位列九卿”匾额一幅。

忠义坊是木氏土司王权的象征，也是忠义土司的集中表现。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看到，明末土司木增与朝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四十八年，每年都要派人进京进贡，“军前买马”，那可算得上是救急之钱了，尽管不是很多，但其心可嘉。《木氏宦谱》中对此段史实的记载是：“（万历）四十六年自备马匹方物，差人赴京进贡，恭庆圣寿，钦赐及妻纻丝彩缎钞罗表里靴袜等项，并请给镇边敕一道。本年辽阳大警，饷银一万解京，户部移咨兵部具提，蒙圣旨刊载始例，通行天下，蒙吏部复题，钦加三品服色，此花币三十四量……四十八年，助银一千二百两解京，军前买马，蒙钦赐‘忠义’”。木增为此专门修建了这个牌坊，以彰显自己的尽忠报国之心。史料记载这座石牌坊“高数丈，栋梁斗拱，通体皆石，坚致精工，无与敌者。”建筑学家刘敦桢描述其主体结构为：“坊三间四柱六楼，明间面较巨，其柱与楼亦较次间为高，柱皆通天式，以狮鱼及抱鼓石自前后夹持，每间于龙门枋及额坊上，施绦环及楼间各二层。下层之楼仅为前后坡顶，上层改为庑殿顶，且将山面之檐，绕至柱外，为最鲜见。檐下斗拱，下层二跳，上层三跳，皆具斜拱，又于跳头上置三幅云，与当时明建筑作风，大体符应。”[3]这座石牌坊应该算是木氏土司府衙的门面，既有建筑美学上的价值，又有政治含义，表明了历代木氏家族与汉中原王朝的紧密关系。

民国时期，木氏然沿袭土通判之空衔，每年云南省政府下拨五十两银元，土通判木琼从来没有放弃过。丽江到省城昆明要走十八天，来回路费（四十年代）都要花去二百银元，但木氏为了维护这个政治头衔和贵族的虚名，倒贴钱也要这个名声。

可见，忠孝之义在木氏家族中一以贯之，木氏土司称为忠义土司，名至实归。

3.维护边地安宁和区域民族团结。

在与藏传佛教的交往中，木氏土司家族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木增时代邀请藏地的高僧大德，完成了刊印丽江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一浩繁巨大的刊刻、印刷工程。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藏经其实就是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巨著组成。《甘珠尔》是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由其弟子辑录而成，大约成书于八至十二世纪，共有1108种，称为“正藏”；而《丹珠尔》则是被称为“副藏”，它是佛教弟子和佛教学者对佛祖的教义所作的论述和注疏，共有3461卷，大约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

丽江版的《甘珠尔》在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完成，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一，它是由纳西民族刊刻完成的，见证了藏纳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往史；其二，《甘珠尔》在流传过程中，因为卷帙浩繁，各种版本收录的佛陀文献有多有少，顺序时有倒错。而丽江版是根据西藏的权威抄本——奠巴《甘珠尔》作为自己刊刻的底本，又由专程请来的大活佛编纂、校阅、刊印的，具备较高的权威性。至今为止，收藏各类雕版藏文经典最多的四川甘孜州的德格印经院，它的《甘珠尔》也是用丽江版作为自己的底本。足见其价值和权威，已被藏民族和藏传佛教佛学界所认同。

丽江版《甘珠尔》因为有木氏土司的努力而得以流传于世，至今拉萨的大昭寺里还保存得有当年木增赠送的全套《甘珠尔》朱印版。几百年来，大昭寺的喇嘛们都把这套《甘珠尔》当成镇寺之宝，每卷经书都由绸缎包成一包，然后装在一个木箱里，外面在用金线缠绕，用银制的锁仔细锁好，存放在佛堂大殿里。遗憾的是，丽江版的《甘珠尔》雕版刻本，竟然没有保存在丽江或者木府，木增土司当年将它们存放在中甸。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木氏土司家族在藏区的势力已经衰败，蒙古军队打进中甸，攻破木天王府的“年各羊恼寨”。《甘珠尔》雕版在这期间被运送到了理塘大寺存放。因此人们便改称它为“丽江――理塘版”。此外，木氏土司在藏区影响很大，被誉为“木天王”。

纳藏之间通过藏传佛教关系，历史上形成较好民族关系。据东巴经《创世纪》[4]记载，崇忍利恩娶来天女，生下三个男孩，结果都不会说话。夫妇派蝙蝠和天狗上天再求天父天母指点，按照天神所赐的方法，在田野中大行祭天仪式。结果，一天中三兄弟都能说话了，而且分别用藏语、纳西语、白语同时说话，三兄弟就变成了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又是共同生活在滇川藏结合地，成为区域安全罪重要的“和合”理念，再大的问题也是兄弟内部的问题，成为处理这一区域民族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丽江木氏土司经济遗产

1.造梯田，种红米：明代木氏土司向藏区大量移民，战时为兵，修筑碉楼，在今天白松乡的河谷、山顶都有碉楼遗址。平时开垦造田，自给自足。以村寨为单位的移民带来了丽江的生产生活模式，修沟造田，打墙建屋，种植红米。木氏土司统治中甸时期，派大批徭役，开挖水沟，造梯田教种稻谷，裁种核桃等。因不顾地理条件，结果以失败告终。至今在大、小中甸还保留着好几处稻田湾的地名。[5]今天巴塘东南区的大片梯田就是纳西族移民所修造的。得荣县白松乡下的门扎、白松村是该县唯一种植水稻的地方，以种植旱稻红米，红米属于纳西人引进的品种，其种植技术和要求高于其他作物。至今保留有纳西人开挖的大水渠。纳西族生产技术已在这些地方得到传播，“明季，当地藏族多使用硬质木做成的犁铧犁地，纳西族带来了丽江铁犁，使耕地的深度和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改观，当地人将这种铁犁叫‘绛肯’（绛，藏语，对丽江纳西族的总称；肯，藏语，犁铧。即为纳西犁铧）。”[6]纳西族在藏区传播农耕技术，带来生产工具和农作物种子，推动康南地区的农业发展。

2.挖金矿，拓交通：“鼠罗”就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的无量河畔，现名“水洛”。“鼠罗”为纳西话语音，这里以盛产黄金而闻名。所以，我们在《木氏宦谱》中看到，木氏土司兵在这个地方用兵最多，总共达20多次，而木旺一代土司，就在鼠罗作战达10次之多。关于木氏土司家族对黄金的开掘方法，《滇略》中可见一斑：“万历中有兄弟三人，长名木公，次名木幺，三名木厶，长既土知府也。三人皆好礼有名，顾善取金，其法每雨过，辄令所在犁其地伺之，及又雨，耨而杂拾皆金也。”雨过之后，农夫犁地，都可能犁出金子来，可见当地金子产出之多。当然，这些金子也不是谁找到就是谁的，要知道，这是木氏土司兵打下的地盘，将士们来征战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金子。木氏土司当然有一套严格、甚至血腥的管理方法：“特拾金皆输之官，民间藏匿铢两皆死。尝贮金数十库，馈人每馈以千计，人谓之木公金云。”

老百姓要是胆敢私藏一点点黄金，那就是立马处死。“铢”是古代的计量单位，一“铢两”只相当于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但百姓们就是这一点点也得不到。而木氏土司的黄金储备则“数十库”，这是一笔现在无法衡量的财富。我们只能从木氏土司馈赠朋友黄金的慷慨大方，来推测其家藏黄金之多。动辄上千两，以至于人们要说这是“木公金”。至于是什么人可以得到木氏土司慷慨的“木公金”呢？当然第一应是贡奉给朝廷的。我们多次在《木氏宦谱》中可以看到，明代的木氏土司们，每当他们在周边打了胜仗，大都会“自备马匹方物，晋京朝觐”。这里面的“方物”大约就包括黄金了；第二是供奉给寺庙、道观。木氏土司家族的宗教观非常独特，不仅信奉来自汉地的汉传佛教以及道教，更信奉藏传佛教，因此对各种教派供养甚厚。第三，送给朋友，“木公金”馈赠的朋友对象既有各地结盟的土司贵族，更有木氏土司作家群中结交的文友，他们为爱好弄文舞墨的木氏土司修改诗文，编撰家谱，土司们一定会用黄金赏一些“润笔费”的，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到丽江时，木增就多次以黄金相赠。

3.控盐业，经营茶马道：明代木氏土司攻占盐井后，为管理澜沧江两岸的盐井，设“木瓜”（地方官员），经营盐业。关于纳西族与盐关系，可以上溯到汉代川西南地区纳西族先民与其他民族先民争夺盐田。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争夺盐田的战争。

（三）丽江木氏土司的文化遗产。

1.文献：现存木氏土司诗文集多达18种。是研究明清时期丽江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木泰的《两关使节》，木公的《雪山诗选》上、中、下三卷，共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木增创作刊印的《芝山云薖集》、《云薖淡墨》、《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居录》等作品，有诗、赋、词、散文等。明代进士云南布政使冯时可所撰《木氏六公传》中记述了木氏土司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在明代丽江的木氏土司中出现了作家群，其诗文造诣颇受推崇，“文墨比中州”，“共中原之旗鼓”等。在《明史?土司传》中曰：“云南诸土官中，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在明代钱牧斋的《列朝诗集》，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民国的编撰的《云南丛书》以及《滇诗丛录》、《滇文丛录》、《滇词丛录》等，都有木氏土司创作的诗、文、词。1956年，我国著名学者黄裳在云南省图书馆看到了从丽江木家收集来的11种木氏著作雕版本，给予很高评价，“不只因为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中原与边疆兄弟民族之间文化往来、融合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 《云薖淡墨》是明代丽江土司木增所辑录的一部类书。因《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提及，涉及徐霞客作过序言与校雠，加之用江浙一带最先进版刻技术刻印，流传一时。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两版本存在诸多差异，无论是版刻规格还是卷数序言。《云薖淡墨》是云南明代刻本风格的集中代表，是木增读书时所摘录的笔记，在滇地和江浙多有流传。在版本风格、传统教育思想和民族团结方面颇有价值。《云薖淡墨》是明云南明代刻本风格的集中代表，是木增读书时所摘录的笔记，在滇地和江浙多有流传。

2.碑刻：碑刻是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丽江相继发现明代碑刻文献25通。其中，《北岳庙占卜碑》、《木氏崇庙碑》、《丽江木氏勋祠碑记》、《万德宫碑记》、《重修北岳庙记碑》、《觉显复第塔记》、《觉显复第寺记》、《丽江府芝山福国禅林纪胜记》、《妙明居碑记》、《木公恕墓碑》、《木高碑》、《丽江知府木松鹤碑铭》《木氏告示碑》、《丽江太平碣》、《启明桥碑》等碑铭或拓片[7]，还发现了5处摩崖碑。这些内容，均是土司时期重要文献资料。

3.土司府：明朝时代的木府，大体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木增以前历代木氏土司所建的牌坊、木氏勋祠、木家院等建筑，二是木增时代扩建的从石牌坊到狮子山脚下的五凤楼等一系列座西向东的宫廷式建筑。木氏家族在元、明两代世系土司知府的官邸，坐落在丽江古城狮子山南侧山坡及坡脚一带，占地面积达一百亩。整个官邸背靠狮子山，西向古城民居和广袤的丽江坝，穿越古城而过的玉水西河紧紧环绕着木氏宅邸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像一条天然形成的护城河。从木府所在的地势上，由西向东，渐次升高。木氏家族将这片土地一分为三，最西面建造府署，作为木氏官衙；中间是木氏家院，是为私人宅邸；东面依山就势，建造北花园和南花园两个私家园林，是为后花园。

作为石牌坊的附属设施，其前面得玉水西河上有一座石拱桥，据传说它施仿造京都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而建，它是一座拱砌圆桥，桥面中间高两头低，因此老百姓又叫它“高低桥”，或者“马鞍桥”，官方则称之为“御带桥”。广场边有一坐北朝南的五间大木楼，此楼称为“护法楼”，即现在我们恢复重建的“护法殿”，在池子的西侧，为玉音楼，它是一栋五间三层的大房子，由于其时丽江的楼房很少，三层高的楼房已很罕见，因此人们俗称为“三层楼”，前人形容它“雄伟奇丽，甲于滇西”，可见这幢建筑之地位。万卷楼过去叫“三层楼”，也即是木氏家族的藏书楼，建于明嘉靖九年，其结构为殿宇式三层楼，借鉴了中原殿宇建筑风格，雕梁画栋，古朴典雅，汉白玉栏杆环绕四周，整幢楼宇古色古香、富丽雄伟。木家院是木氏土司的生活区域，位于整个木府布局的中间部分。为一进三院的建筑格局，房屋均为平房。在木家院背后，狮子山的前面，便是木公在位时修建的木氏勋祠，它也时一座坐东向西的一进三院的四合院。木公修建木氏勋祠的目的在其专门为之写的《建木氏勋祠自记》中说得很明白。此外，木府里还有一些建筑，如光碧楼，寿星楼，三清殿等。这些建筑群落在木府里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无不处处体现出木氏土司家族的威严博大与强盛势力，也难怪徐霞客要发出这样的感叹：“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

三、丽江木氏土司的现代价值

丽江木府，即军民府，是470年（元初至雍正元年）来滇西北地区政治中心，留下极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为丽江朝阳产业——旅游业作出重大贡献。李舒东评价《木府风云》说：“民族和合的壮丽史诗”。[8]这部影视剧成功之处在于把深厚的民族文化挖掘出来，以人间真善美和忠义精神线索，充分展示了明代木氏土司的遗产。

其一，政治遗产的文化化。木府本是土司府衙，办公地点。历史上曾被人们视为阶级产物，一度被深度破坏，难以复原。然而，恢复木府不是恢复明代木氏府衙，而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恢复，正好迎合了当下中国旅游文化的需求，只要赋予足够地文化含金量，就能在“现代旅游”、“全域旅游”背景下获得关注。木府由于有了“忠义”土司之名号，更是获得政治宣传的典型。总而言之，政治遗产的文化化是现代价值一种重要表征。

其二，经济遗产的口碑化。木氏土司经营的矿产、盐业，无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产业之一，开发者及运输者不言而喻是普通老百姓，而真正受益者，即经济利益的终端受益者是木氏土司。但是，木氏土司所开发的农业，所带来农耕文明则给予川西南、藏东地区带来智慧之光，文明之光。以至于在藏区木氏土司被誉为“木天王”。在巴塘、里塘一带，普通百姓仍然对木氏土司崇拜有加，视为一种资本来传承。

其三，文化遗产的宣传化。在木府门口有一副对联：“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这是土司木泰的一首诗中两句诗词，现在辑录成对联，经过不断挖掘和研究，成为木氏土司“忠义”的一种政治宣传口号。元明时期木氏土司如何，主要的依据来自于文化遗产。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录成为丽江、木府对外的重要依据，成为宣传册上最真实的资料来源。

作者简介：杨林军（1972—），男，云南丽江人，历史地理学博士，丽江师专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纳西族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