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洪武年间，明朝政府在东北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置了直属辽东都司的三万卫和自主权较大的吾者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以恢复旧疆，并切断残元与高丽的联系，构成独特的，互为依托的一府一卫格局。但狭隘的民族思想、现实的补给困难及朝鲜半岛政局变化，使这一格局很快夭折。永乐以后，明廷不断派员到兴安岭、黑龙江流域等地招谕，但华夷观念并无改变，分而治之的羁縻统治方式，不加区别的招引内附及不懈的“代庖”招抚使奴儿干都司没能成为稳固的地方实体，女直等少数民族也因此成为若即若离的“属夷”，进而给朝鲜向东北地区变向扩展影响提供了机会。

【主题词】军民万户府 奴儿干 兀者 女直 朝鲜

奴儿干都司是明代设置在北方疆土上的名义上的管辖区域涵盖辽东都司以北的所有领土的重要机构，因而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1]。近年来，围绕土司制度研究是否存在泛化倾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奴儿干都司涵盖区域是否可以纳入土司范围是其中的一个争论的焦点[2]。笔者虽然不同意把明代东北羁縻卫所定性为土司，但近日发现的一些史料却显示对这一问题似乎不能简单化处理，现将有关思考行诸文字，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三万卫是明代辽东都司所辖最北部的一个卫，在保存下来的《三万卫选簿》中，笔者发现这样两个个案：（1）寿州人孙兴，“丁酉年归附，充铁甲。甲辰年选充天策卫旗首……（洪武）十二年实授流官副千户。二十二年钦除辽东吾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正千户。二十五年钦调三万卫前所”[3]。（2）六安州人管进，“原任世袭副千户，为事调女直军民万户府，做府镇抚。后因裁革衙门，又调三万卫，署卫镇抚事”[4]。

六安州属庐州府，寿州在凤阳府境内，两地距离不远，而且都是朱元璋元末举义后最早活动的地方，估计两人属于较早加入朱元璋起义军的嫡系。从字面上分析，管进任职的“女直军民万户府”应是“吾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的简写。派嫡系远赴东北任职，说明这个军民万户府在明朝政府眼中，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关于吾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为行文方便，以下除引文外，均简写为吾者万户府），在明代史籍中有如下记载：

《辽东志》记载：开元路，“元末，纳哈出据之。本朝洪武二十一年平定东土，改元为原，置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二十二年罢府设卫，领千户所八”[5]。

《大明一统志》记载：“三万卫，在都司城北三百三十里，古肃慎氏地……元改为开元路。本朝洪武二十一年置乌哲野人奇尔摩哩女直军民府，二十二年罢府置卫。”[6]

“兀者”是“吾者”的同音异写，“乞列迷”也写作“乞例迷”、“乞烈宾”等，可见，《辽东志》和《大明一统志》的作者都认为吾者万户府设置于洪武二十一年，且次年即裁撤，改设三万卫。

清修《明史》的记载与上述两部志书有所不同：

三万卫，元开元路。洪武初废。二十年十二月置三万卫于故城西，兼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军民府。二十一年，府罢，徙卫于开元城[7]。

可见，《明史》的作者认为吾者万户府与三万卫系同时设立，不过和《辽东志》、《大明一统志》的作者一样，同样认为吾者万户府在洪武二十一年即被裁撤。但《三万卫选簿》中孙兴的个案显示吾者万户府不仅洪武二十二年依然存在，而且处于不断补充军官的状态，至少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前尚未被裁撤。《辽东志》等书的记载明显存在问题，

在探讨吾者万户府的性质之前，先要理清吾者野人、乞列迷、女直等几个民族的关系。女直即女真，现代满族的祖先，万户府管辖的女直，从地域上看，指的应是所谓的“生女直”，“温脑江，上自海西，下自黑龙江，谓之生女直，受辖于野人，事耕种。言语、居处与建州类。每聚会，人持烧酒，一鱼胞，俗名阿剌吉，席地而坐，歌饮竟日。少有忿戾，则弯弓相射”[8]。

“吾者”系女真语的汉字对音，就是“野人”的意思，中原人不了解二者的关系，这才在汉文史籍出现“吾者野人”这样明显重复的称呼。“吾者”也被写作“兀惹”、“兀者”、“兀的哥”、“斡拙”，等等。吾者人在元代曾经给元朝政府制造很大麻烦，史载，至正六年四月，“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9]。元廷被迫派出大批军队前往镇压。至正十三年六月，“辽东搠羊哈及乾帖困、术赤术等五十六名吾者野人以皮货来降，给搠羊哈等三人银牌一面，管领吾者野人”[10]。这场历时八年余的动乱才告结束。这个搠羊哈，《明实录》中写作“西阳哈”。据载，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将西阳哈等百三十四人自辽东来降，命赐衣各一袭，寻加赐白金千三百七十两”[11]。在此之前的洪武十七年六月，“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来归”[12]。各部首领分头归附明朝，说明此时的吾者人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但能迫使生女直“受辖于野人”[13]，亦显示其实力非常强大。

吾者人的分布，《辽东志》记载为“北海之南，大江之西……然与乞列迷为邻”[14]，过于简略。据《李朝实录》记载，明正统三年（1438），忽剌温亏知哈、兀者卫指挥佥事都儿也曾在向李朝政府进贡时介绍：

本卫管下人三百六十余户，军数一千余名。迤东三日程，有色割儿大山，迤北平衍无人，迤西不知里数，有达麿阿德处卫、朶忽论等卫，西南间十日程，有开原卫，东南间三十日程，乃是朝鲜国会宁府。大抵本土所产，獐鹿居多，熊虎次之，土豹貂鼠又次之。牛马则四时常放草野，惟所骑马，饲以刍豆。若乏刍豆，切獐鹿肉与水鱼饲之。其婚礼，女生十岁前，男家约婚后，递年三次筵宴，二次赠牛马各一，待年十七八，乃成婚礼。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亏知哈则父母死，编其发，其末系二铃，以为孝服。置其尸于大树，就其下宰马而食其肉，张皮鬣尾脚挂之，兼置生时所佩弓箭。不忌食肉，但百日之内，不食禽兽。头目女真则火葬，皮冠顶上，缀白麤布，前蔽面目，后垂于肩，仍穿直身衣。每遇七七日，杀牛或马，煮肉以祭，彻而食之[15]。

色割儿大山，现音译作“色齐窝集”，在张广才岭的南段。忽剌温即呼兰河，松花江的支流。史载，永乐元年十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16]。可见，呼兰河流域应是吾者人的核心活动区域。洪武二十八年，吾者部曾与明廷对抗，朱元璋派出大军前往镇压。六月，

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等率师至开元，闻西阳哈在黑松林，使指挥庄德领舟师，顺脑温江下忽剌温戳卢口。时步军亦进至忽剌江，分为三道：宋晟率指挥钱忠、张玉、卢震军，由西北同河至阿阳哈寨；刘真率指挥房宽军由松花江北岸东南戳卢口至蒙古山寨；指挥景诚、朱胜军由中道忽剌温江东北出铜佛寨、者迷河、黑松林等处。获野人，询之，云西阳哈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真等率兵由斡朵里追至甫答迷旧城，适天雨昼晦，不及而还。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六百五十余人，马四百余匹。遣人入奏[17]。

据贾敬颜先生考察，上文中提到的脑温江即现在的嫩江；同河即今汤旺河，又称托温江或屯河；戳卢口有两个，一个在呼兰河畔，一个在松花江北岸；蒙古山寨，在大兴安岭东侧；者迷河系呼兰河的支流额依济密河[18]。综上可见，吾者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西起大兴安岭，东至张广才岭，南抵辽东都司北境，其中呼兰河流域是其核心地带。当然，在这么广阔的区域内不可能只有吾者人存在，只是吾者人相对更为强大[19]。

乞列迷的民族属性更为复杂。据《辽东志》记载：“乞列迷有四种。性奸贪。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栉沐，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父母疾，远构草庵处之，待其自死。不识五谷六畜，惟狗多，牵拽扒犂。男耳垂珠，项铁圈，以有无知贫富。婚姻若娶其姊，则姊以下皆随为妾。男女老死，刳其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植。之溺死者，以鱼叉叉其尸，裹以海豹皮埋之，曰变海豹矣。熊、虎伤死者，裸踯其尸，作熊、虎势，令人射中，带矢埋之，曰变熊、虎矣。物产则有海青、皂雕、白兔、黑兔、黑狐、貂鼠，今皆入贡。”[20]但《辽东志》中同样还记载有“乞黑迷”、“乞列迷之别种”北山野人、“吉里迷”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前人对此莫衷一是。

个人认为丛佩远先生的解释最为合理。丛先生认为后人之所以出现种种分歧，根源在于明初编纂的《寰宇通志》在引用元人编《开元新志》时，错把“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句放到了第二段段首，从而产生诸多误会。吉里迷分布于“黑龙江海口附近与库页岛，与广泛分布于黑龙江下游的乞列迷绝不相混”[21]。吉里迷人是现代尼夫赫人的祖先，乞列迷则与现代的赫哲族、鄂伦春族的祖先。

通过对三大族群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吾者万户府的管辖范围非常广阔，西起大兴安岭，东至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南与辽东都司毗邻。

二

明朝立国后，主攻方向并不涵盖东北地区，因此，直到洪武三年九月才派人招谕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等投降，并于次年七月置定辽都卫都指挥使司。此时元朝太尉纳哈出尚拥兵二十余万盘踞在辽河上游的金山一带，不时东下骚扰，且一度占据开原一带。高丽国恭愍王心向明朝，残元势力则极力拉拢高丽国内的亲元派，打击恭愍王政府，如洪武四年正月，“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22]。由于纳哈出等的拉拢，亲元派在恭愍王二十三年（明洪武七年）发动政变，刺杀了恭愍王，彻底倒向北元。纳哈出部也于次年冬季向辽东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试图与高丽连成一线，但被明军击退。在这样的态势下，经略辽东，切断高丽与北元势力的联系就成了明廷的主要战略取向。

在明军的持续打击下，纳哈出部控制的地盘日渐缩小。为减少战争损失，朱元璋多次派使者前往劝降，均未成功。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前元枢密副使、江西布政使司参议胡昱上言：“纳哈出窃据金山，恃强为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儿孱弱，不能制。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剌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23]不过此时明军的重点在稳定收复不久的云南，暂时无暇大规模北上，所以朱元璋否决了这一建议，强调“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24]？

虽然明军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但纳哈出部内部的裂痕却在逐渐扩大，不时有部属倒向明朝。如洪武十五年二月，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等降明。速哥帖木儿等上言：

辽阳至佛出浑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浑至斡朵怜一千里。斡朵怜至讬温万户府一百八十里。讬温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乐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乐浪古隘口至乞列怜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浑至乞列怜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诏许之，赐以织金、文绮[25]。

元朝政府曾将松花江流域、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的通古斯语系少数民族泛称为水达达，并曾在当地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兰河流入于海。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以相统摄焉……至顺钱粮户数二万九百六。”[26]

这里有必要先把几个地名搞清楚。鲸海是古代对日本海和鞑靼海峡的称谓，牙兰即今雅兰河，木答哈的具体位置不清楚。胡里改江今名牡丹江，混同江指松花江，因与黑龙江合流而得名，有时也包括合流后的黑龙江，合兰河今名海兰河，是流经今吉林省延吉市的布尔哈通河的支流，最终注入图们江。速哥帖木儿等提到的“讬温万户府”应即“桃温万户府”，佛出浑即现在的吉林珲春。孛苦江今名嫩江，系松花江的支流。

由于毗邻高丽国，东北各少数民族部落多与高丽及后来的朝鲜政府有来往。据朝鲜史料记载，李朝太祖李成桂手下有很多野人酋长。

三国之末，平壤以北，悉为野人游猎之所……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怀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哈阑都达鲁花赤奚滩诃郞哈、参散猛安古论豆阑帖木儿、移阑豆漫猛安甫亦莫兀儿住、海洋猛安括儿牙火失帖木儿、阿都哥猛安奥屯完者、实眼春猛安奚滩塔斯、甲州猛安云刚括、洪肯猛安括儿牙兀难、海通猛安朱胡贵洞、秃鲁兀猛安夹温不花、干合猛安奚滩薛列、兀儿忽里猛安夹温赤兀里、阿沙猛安朱胡引答忽、纫出阔失猛安朱胡完者……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义之敎，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后上幸东北面谒山陵，江外野人争先来见，路远不及者，皆垂涕而返。野人至今慕德，每从边将饮酒酣，言及太祖时事，必感泣不已[27]。

对斡朵里等地名，在《龙飞御天歌》注语中有具体说明：

注云：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城，其俗谓之移阑豆漫，犹言三万户也。盖以万户三人分领其地，故名之。自庆源府西北行一月而至。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之东，火儿阿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为名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而北流，三城相次沿江[28]。

海西江系松花江上游自东南向西北流淌这一段，火儿阿江即牡丹江。斡朵里即斡朵怜，火儿阿即胡里改，托温即桃温，都是女真语的音译，只是用字不同。“移阑”是女真语“三”的意思，“豆漫”是“万”的意思。按朝方的记载，元朝设置的五个万户府中，至少有三个和李成桂有往来，且在其夺权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猛安是金朝时女真人军政合一体制下的一个编制，《李朝实录》中提到的移阑豆漫猛安甫亦莫兀儿住、海洋猛安括儿牙火失帖木儿等人估计都是三万户的下属。能保留前代的官制称谓，说明元朝政府对东北五万户府确是“随俗而治”，并未强求划一。

综上所述，元代设置的五个万户府大体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最东端大致在毗邻朝鲜的佛出浑（珲春）一带。速哥帖木儿等称这些地方都是其“旧所部之地”，通过他们去招揽旧部无疑有助于切断纳哈出部与高丽政府的联系，所以朱元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予以厚赏。上文中提到的“来降”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西阳哈等，不排除就是速哥帖木儿等招谕的成果。

在各部首领纷纷来归附的情况下，设置相应的机构成为巩固这一成果的当务之急。史载，永乐五年，朝鲜李朝礼曹参议安鲁生带回一份明朝兵部的咨文，文中写道：

该兵部于兵科抄出建州卫指挥莽哥不花奏:“洪武十九年间，有本处杨哈剌赴京，蒙除三万卫百户职事。洪武二十一年间，根指挥侯史家奴等，于斡朵里开设衙门。后因三万卫复回开原立卫，起发人民之时，有百户杨哈剌等，将带家小于土门地面，一向寄住。洪武三十三年间，有朝鲜国万户锁矣交纳等前来，起取本官连家小三十户，在本国后门阿汉地面住坐，具奏取回。”兵部参看得杨哈剌，既系原除三万卫百户，合取回还本卫住坐。永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早，兵部官于奉天门覆奏，奉圣旨：“是，钦此。”行移到部。照得朝鲜国见有使臣安鲁生在京，合写咨文就付使臣，赍往本国，取发前项人口，回还三万卫住坐，仍希发过人名口数，回咨施行[29]。

文中显示，洪武十九年时，明朝政府已经在着手设立三万卫，正式设立的时间在洪武二十一年，卫的治所在斡朵里，后因故西撤到开原立卫。这和中方史料略有差异。据《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十二月，“置辽东三万卫指挥使司，以千户侯史家奴为指挥佥事。诏凡将校自洪武四年守辽有功者，千户升为指挥，百户以下递升有差，凡二百七十五人”[30]。这个侯史家奴是辽阳人，因往“嘉州等处招附官民”，洪武十四年升任草河所副千户，此后“节次招附速江、忽剌温等处，升正千户”[31]，与少数民族部众多有往来。结合中、朝两国史料来看，三万卫应以辽东都司抽调之兵将为基干，辅以一定的类似杨哈剌这样的土官。明廷在洪武十九年已经在做立卫的人员准备，次年十二月正式发出立卫的指令。据李鸿彬等前辈研究，三万卫的治所并不在松花江上游的原斡朵怜军民万户府所在的斡朵里城，而是在图们江东岸[32]。笔者同意这一看法。

洪武十八年时，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等三个元朝任命的女真族官员主动到辽东都司投附。“高那日乃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百户，捌秃秃、鲁不花乃失怜千户之部人也，皆为野人获而奴之，不胜困苦。辽东乐土也，愿居之，乞圣朝垂恩得，以琉璃珠、弓弦、锡鑞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事闻，赐高那日等衣人一袭，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33]。元末，女真人的活动范围逐渐东移，高丽国亦乘机北进，扩张领土和人口。高那日任职的奚关，朝鲜史籍称为玄城，元末沦入高丽手中。高那日等在高丽国控制区域被野人虏获，说明在图们江流域及周边地带的民族关系、政治格局非常复杂，至少有北元、高丽、明朝、女真诸部等四股力量在角力。明朝政府把三万卫设在事实上已经被高丽控制的图们江东岸，既有收复旧疆土的目的，也负有召回落入高丽政府手中的女真等部少数民族人口的任务。

按李鸿彬先生的研究，原桃温、斡朵怜、胡里改三个万户府的部众已经离开原居地，向东迁徙，三万卫的得名，就是因为辖区内主要是这三个万户府的部众。那么，脱斡怜、孛苦江两个万户府及其他少数民族部众由什么机构统辖呢？只能是吾者万户府。

洪武二十年初，冯胜等统率20万大军征讨金山，纳哈出被迫投降，辽西一带的北元势力被剿除，明朝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对付支持北元的高丽。其中，恢复旧疆及召回人口是主要任务。三万卫于洪武二十年底在图们江东岸正式成立，且由拥有多次前往招谕女直等部族经验的侯史家奴为三万卫长官即体现了这一点。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比如怀远人周鹗，洪武二十一年奉命“领军铁岭，创立卫站至黄城”，并成功召回“江界万户金完奇等二千七百余口”[34]。铁岭卫的初设地在鸭绿江东，铁岭是今朝鲜咸镜道与江原道之间的交界山岭。

按朝鲜史籍的记载，被其称为忽剌温的吾者部元朝末年已经“在我后门邻境……忽剌温之于阿木河等处，有亲戚相探来往者，我边将优待周恤，亦要使边民安业耳”[35]。阿木河，亦称斡木河，在图们江上游。可见，吾者部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新立的三万卫辖区附近。由三万卫一个卫控制广大的吾者、女直各部，显然不现实。元朝政府在平定东北吾者野人叛乱之后，曾于至正十五年，“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36]。哈尔分在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注入黑龙江处。明朝在继承了前朝遗产的基础上，“重建”军民万户府，可以避免因建置调整引发的混乱，也有利于招抚那些拥有前朝授予的万户、千户等名号的部族首领[37]。吾者万户府的主要职能应是与三万卫配合，共同管辖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大片固有领土和人口。《明史》称其与三万卫“兼置”[38]，符合历史实际。

吾者万户府继承了前代遗产，明廷为什么不同时恢复胡里改等军民万户府，而是新设一个三万卫，统辖女直部众呢？笔者认为这与胡里改等部已经东迁，而且与高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召回迁居朝鲜半岛的女直等族部众是既定国策，如果恢复军民万户府，继续赋予各部较大的自主权，会给召回工作增加困难。要尽快完成召回计划，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各部反感，设置一个由辽东都司直辖的军卫无疑是最佳替代方案。相对而言，吾者万户府管辖下的各部族与高丽的联系相对疏远，且更为偏远，民族关系复杂，实行直辖有诸多困难。这样的现实造就了明初独特的一府一卫兼置的格局。

军民万户府是元朝旧制，一般设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土流参治，中央政府只在宏观上予以控驭。明朝建立后，废除万户府制度，改行卫所制，一般在类似地区设立军民卫指挥使司，职能与前代类似。明朝没有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直接设置军民卫，一方面是因俗而治的需要，一方面亦注定了吾者万户府的短命命运。有零星史料显示，吾者万户府治下，另有安抚司一类的建置。如女直人阿速罕，“原系苏牙达达安抚司指挥佥事，宣德二年蒙招谕赴京，仍除前职，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39]。军民万户府、安抚司等建置的存在，内地汉族将领的派驻以及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现实，显示这一地区如果不发生大的变故，是可能出现类似西南地区的相对稳定的世袭土司群体的。

不过明廷的措置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史载，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三万卫就被西迁到开元。“先是，诏指挥佥事刘显等至铁岭立站，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会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幹朵里立卫，以粮饷难继，奏请退师。还至开元，野人刘怜哈等集众屯于溪塔子口，邀击官军。显等督军奋杀百余人，败之，抚安其余众。遂置卫于开元”[40]。

三万卫内迁后，吾者万户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依托，只能独立支撑。寿州人孙兴等人在洪武二十二年被派往吾者万户府，加强其力量，显示此时的明朝政府并没有放弃它的打算。

在纳哈出投降后，与之多有往来的高丽辛禑政权并没有改弦更张，倒向明朝，反而在洪武二十一年宣布停止使用洪武年号，并“令国人复胡服”[41]，且召集大军，准备进攻辽东。明朝政府也准备迎战，不断增加前沿卫所的兵力。如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辽海卫指挥使司于三万卫北城，调定辽卫指挥张复等领兵守之”[42]。就在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高丽大将李成桂阵前反戈，回师京城，发动政变，推翻了辛禑政权。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宣布称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

李成桂掌权后，朱元璋迟迟不予册封、赐印，两国关系微妙。李成桂表面恭敬，暗中却不断武力挑衅[43]，明廷为此于洪武二十七年初决定“绝其往来”[44]。为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明廷将铁岭卫也内迁到辽东半岛，后来又进一步西撤到沈阳附近。随着铁岭卫的内迁，吾者万户府彻底沦为孤悬于江外的机构，获得辽东都司及时补给和支援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寿州人孙兴在洪武二十五年时被调往三万卫，此后再没有见到关于吾者万户府的记载。据此推断，吾者万户府应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被裁撤。另外，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周兴被任命为总兵，前往镇压兀者部的叛乱，所部兵马包括“北平二都指挥使司并辽东都指挥使司属卫精锐骑兵七千、步兵一万”[45]，丝毫未提及万户府本府兵马，亦从侧面证明吾者万户府此时已不复存在。

三

靖难之役后，朱棣为显示其政权合法性，派出大批使节前往属国及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进行招抚。永乐元年，三万卫中所副千户裴牙失帖木儿，奉命“仍往忽剌温招谕野人万户锁失合等赴京，钦除三万卫指挥佥事”[46]。“锁失合”应即是《实录》中出现过的“锁失哈”。史载，当年十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置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47]。西阳哈此前曾公开与明廷对抗，并逃过讨伐，此时能主动入朝进贡，证明裴牙失帖木儿等人的招谕是非常成功的。

在西阳哈等的示范作用下，兀者各部首领纷纷南下朝贡。永乐二年二月，“兀者卫头目脱脱哈等五十三人来朝，别设兀者左卫，以脱脱哈为指挥同知，末合赤吉等为指挥佥事，余为千、百户，镇抚”[48]。十月，“兀者头目那海、不扎尼等来朝。设兀者右卫，以那海为指挥同知。设兀者后卫，以不扎尼为指挥同知，罗卜滩、咩哥毡为指挥佥事，余各授官”[49]。同月，“兀者托温女直野人头目唤弟等来朝，设兀者托温千户所，以唤弟等为千、百户等官”[50]。三年三月，“女直野人头目温勉赤等来朝，设兀者稳勉赤千户所，命温勉赤等为千、百户等官”[51]。西阳哈、脱脱哈等都是兀者部首领，明廷没有设一个统一的机构，而是并设了多个卫所，暗含有分而治之的目的。正统八年正月，兀者卫舍人娄得获准继任指挥佥事[52]。娄得是兀者卫长官剌塔的弟弟，不愿受人制约，奏请单独立卫，明廷随即于当年四月批准“设女直成讨温卫，改命兀者卫指挥佥事娄得掌卫事”，“给印以自效”[53]。如此高效的决策在明中叶是很少见的。这进一步说明分而治之是明朝决策层的既定政策。对此，晚明礼部官员曾有明确阐示：

迤北鞑靼，东邻女直，雄据塞外。自永乐九年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三卫，均资扞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为三，析卫、所、地、站为六百六十二，各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54]。

在派出裴牙失帖木儿的同时，明廷另派出多批次官员前往辽东都司以北地区。如永乐元年才归附的女直人王平住，当年即被派往“黑龙江招谕野人”[55]；三万卫正千户、南京人董弼，“永乐二年差往哈剌温地面招谕”[56]，等等。对于应招来朝的部落，明廷大多会在其居住地立卫所，授予其首领卫所军职，“凡为卫三百七十有六，所二十有四，城、站、地面五十有八”[57]。由于设卫过多，过快，也曾闹出一些笑话。如永乐四年闰七月，“忽剌温三角等处女直野人头目吉里吉纳、者哥难等来朝，置双城、撒剌儿、亦马剌、脱伦、卜颜五卫，以吉里吉纳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58]。但据清人考证，吉里吉纳“诸人因市易而来，并非部长”[59]，给这样的人立卫授官，不仅难以令当地少数民族心向大明，反而容易引起其内部混乱，这也间接说明明廷在设置这些卫所之前，欠缺系统论证，有一定的随意性。

由于这些卫所并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后人通常称之为羁縻卫所。不过有史料显示，朱棣在批准设置这些卫所时，并没有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永乐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头目呵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设建州卫经历司，置经历一员”[60]。次年十月，在设置兀者托温千户所的同时，为其配置“流官吏目一员”[61]。经历司是卫所系统中唯一的文职机构，主要负责出纳文移、粮秣管理等及卫所带管人口的民政事务。经历司官员由吏部任免，主官为经历，通常为七品，吏目为其属员，千户所则只设吏目。在以部落首领为军政主官的卫所中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和调派的经历司文官，说明明朝政府本意还是希望采取土流参治的方式，相对稳妥的控制这些民族区域与人口。另外，明廷赋予这些新设卫所官员的职务多为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指挥使一职基本空缺不置，这既为未来的处置留下余地，亦不能彻底排除中央政府有仿效前朝，在适当时候设置流官卫所主官的可能。

这一政策取向在奴儿干都司体现的最为明显。永乐二年二月，因“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荅哈来朝”，明廷立奴儿干卫，“以把剌荅哈、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62]。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元代，奴儿干地区曾经是征东元帅府的驻地，拥有对周边广阔民族区域的管辖权。明廷为巩固此前招谕的成果，采纳了忽剌冬奴建议，决定设立奴儿干都司，但并未调用奴儿干卫的官员，而是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送”[63]。二个月后，又“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经历司经历一员”[64]。“九年，奴儿干开设衙门”[65]。永乐十一年和宣德八年，明廷先后两次在奴儿干都司治所所在地的永宁寺立碑，碑文中分别出现了“经历：刘兴；吏：刘妙胜”和“经历：孙□；吏：刘观”[66]的名字，说明经历司这一流官文职机构在奴儿干都司存续期间始终存在。

都司是明朝设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的最高军事机构。与内地都司相比，奴儿干都司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没有直属常备军队。康旺等领命前往设置都司时，朱棣只给了他二百名士兵。永乐十二年，经奏请，明廷又“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但“敕旺逾二年遣还”[67]。宣德二年，明廷再次派人前往奴儿干一带招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奏准“差往奴儿干官军三千人，人给行粮七石，总二万一千石，宜循例于辽东都司支给”[68]。兵源、粮饷均从辽东都司划拨，说明奴儿干都司一直没有实现稳定的实体化存在[69]。

其次，都司军事主官都是不世袭流官，奴儿干都司官员则有所不同。前辈学者大多认为奴儿干都司主要官员是从辽东都司抽调的流官，与世袭的羁縻卫所土官不同[70]，但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不能这么简单的判断。史载，宣德六年六月，

命都指挥同知佟答剌哈侄胜袭为都指挥佥事。佟答剌哈，永乐中在边多效劳勤，升奴儿干都司都指挥佥事。后升都指挥同知，于三万卫带支百户俸而卒。胜告袭。行在兵部言都指挥流官，不应袭。上曰：怀抚远人，勿拘常例。特命袭都指挥佥事，仍食百户俸[71]。

同年十月，奴儿干都司都指挥使康旺之子康福也获袭本司都指挥同知[72]。仅按百户级别支取薪俸，而且在皇帝眼中只是需要怀柔的“远人”，说明康旺等人虽然身居“要职”，但并不享有相应的权利。

不仅如此，康旺等还和其他羁縻卫所官员一样，不断给皇帝进贡土特产。如永乐十二年九月，“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康旺等来朝，贡貂、鼠皮等物，赐赍有差”[73]。十九年，“奴儿干等处都指挥王肇舟等……来朝贡马，赐宴及钞币有差”[74]。仁宗即位不久，“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康旺遣子贡马，赐之钞币”[75]，等等。从这些记载来看，康旺等人的身份介于流官与土官之间。张士尊将其定性为“他们名义上是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但仍然享受着鞑官待遇”[76]，有一定的道理。

种种迹象表明，奴儿干都司只是中央政府重点扶持的带有土流参治性质的一个特殊的准军事机构。都司武官虽然较之兀者卫等羁縻卫所军官有微薄薪俸，可以进入正规军官群体行列，但没有直属部队的现实使其很难真正承担起管理属下数以百计卫所的职责，虽“间岁相沿领军”，但仅限于“比朝贡，往还护送，率以为常”[77]。而“间岁相沿领军”，亦从侧面证明奴儿干都司并没有常驻官员。

从永乐元年开始，明廷不断派员前往辽东都司以北地区招谕，直到宣德四年才告一段落。当年十二月，召内官亦失哈等回京。

初，命亦失哈等率官军往奴儿干，先于松花江造船运粮，所费良重。上闻之，谕行在工部臣曰：造船不易，使远方无益，徒以此烦扰军民。遂敕总兵官、都督巫凯：凡亦失哈所赍颁赐外夷段匹等物，悉于辽东官库寄贮，命亦失哈等回京[78]。

虽然长期负责招谕兴安岭、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部落的亦失哈被召回，但此后仍有零星招谕的记载。如女真人木当哈，“永乐十八年前往奴儿干招谕，升指挥佥事。宣德六年又往奴儿干招谕，升指挥同知”[79]。频繁的招谕稳固了中央政府与北疆少数民族部众的关系，事实上也代行了本该由奴儿干都司履行的职责。中央政府的频繁代庖，亦证明奴儿干都司仅仅是个招谕的辅助机构，维护朝贡道路安全几乎是其唯一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频繁招谕有助于奴儿干都司“辖区”内的稳定，明廷的另一个举措则有釜底抽薪的嫌疑。永乐六年十月，“打捕河女直头目阿里帖木儿及兀兰亦儿等卫指挥、千百户、镇抚阿升哥等诣阙自陈，愿居三万卫戍守自效。从之，赐予如例”[80]。阿里帖木儿等主动内附，和当年四月，朱棣的一道诏令有关。史载，“上谓兵部臣曰：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镇守官勿阻之”[81]。五月，明廷又将快活、自在二城升格为“自在、安乐二州”[82]，“以抚新附夷人”[83]。

安乐、自在二州设立后，不断有部落首领被安置到城内。如亦马剌卫女直头目答剌，“永乐二年赴京进贡，除授指挥佥事。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4]；忽石门卫女直人兀山奇，“永乐九年来降，除本卫指挥佥事。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5]；奴儿干女直头目阿剌孙，“永乐九年招谕赴京，除授指挥同知。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6]；海西兀里奚山卫野人戳洛，“永乐五年赴京朝贡，除本卫指挥佥事。九年，招谕赴京。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7]；“忽鲁答，永乐八年招谕赴京，钦除木速河卫指挥佥事。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8]；兀里奚山卫女直忽乞，“永乐五年蒙内官亦失哈前来招谕赴京，授指挥佥事，回还。九年，又蒙招谕前来，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89]；建州左卫女直蒙古罗，“永乐五年进贡，除本卫指挥佥事。（宣德十年）招谕赴京，升指挥同知。正统二年告愿安乐州住坐，三万卫带俸”[90]，等等。

如此众多的部落首领在获得明朝政府认可并正式授官后不回故土，甘愿在开原城内生活固然有仰慕大明先进物质文明与灿烂文化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有其他原因。这其中，蒙古罗和忽乞两人，都是在反复招谕后才落籍安乐州，蒙古罗更是拖了三十年才“告愿安乐州住坐”。由于史料缺失，我们无法还原蒙古罗等内附的真实缘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部落首领在定居开原城后，和本部部众的联系必然会减少或受到诸多的阻滞。在原首领离开后，部落内的权力格局也会发生变化。一旦新势力崛起，远在千里之外的首领不可能做出及时的反应。因此，明朝政府主动安置内附部落首领及其部分部众的做法不仅无益于稳定北疆，反而是在为其内部动乱制造条件。在明朝国力强大时，新生力量尚不致引起大的麻烦，但宣德三年康旺、王肇舟等受命前往重建奴儿干都司[91]已经暗示出北疆少数民族部落内部存在诸多的不安定因素。一旦国力下滑，这些不安分的力量必然会抬头。明中叶几次大规模针对女真族的军事行动与这些原有权力群体被抽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对于那些在本部权力竞争中的失败者而言，内附并迁居开原，无疑是不错的选择，既可以获得明朝政府的客观保护，还可以对旧部继续施加影响。只是这部分内附者的存在，客观上又给明朝带来了新的仇恨。

四

与前朝相比，明朝对东北北部地区的统治方式无疑是退步的。在元代，这里不仅设有辽阳行省，还有辽东道宣慰司、开元宣抚司等一系列流官机构，不仅有专门“按治女直、水达达部”的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92]，还曾在此屯田、驻军，并直接佥发当地部族为军，如至元四年十二月，“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93]等。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登基不久，即否定了设置辽阳行省的建议，并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94]为堂皇之理由。实际上，是其狭隘的华夷观念在作怪。早在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已经阐述了他的华夷观：“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95]。换言之，朱元璋能够接受部分“夷狄”为其子民，但前提是“能知礼义”，也就是必须将中原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血液。金元时期，虽然大批汉人进入东北地区，但总量还很有限，中原文化的传播并不充分。从多重因素考虑，辽东不能放弃，但不足以与内地相提并论，所以朱元璋果断否决了恢复辽阳行省的建议。不仅如此，朱元璋还把他的思想列入祖训，明确要求后世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切记不可。”[96]永乐、宣德时期，明廷虽然不断前往北疆招谕，但其目的在于强化政权合法性，指导思想上并没有突破朱元璋的华夷观。

洪武后期，召回迁居朝鲜半岛的女直等族人口是明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因明朝与朝鲜官方联系中断，这一任务并没有切实完成。朱棣登极后，重新部署召回工作。如永乐二年八月，遣使赍敕宣召：

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欲令老少各得其所。建文时差役困苦，尔等不得已流寓泽州。朕即位以来，一切宽恤。天下军民皆已安生，惟尔等尚未复业。特遣千户高土答海、帖木儿等赍敕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栖在外，徒自苦也[97]。

但朱棣及其后人的不断招谕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因为此类招谕的目的首先在于获取对方的承认及依附，同时从战略上切断其与蒙古部的联系，实现对残元势力的战略包围[98]，并不追求对其内部事务切实有效的控制，所以女直等族部众与朝鲜政府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试举几例：

（1）李朝世宗二十年，明正统二年，“忽剌温兀者右卫都指挥事桑吉塔等遣都里也等五人来献土宜，赐衣服、鞍子、绵布、席子等物有差”[99]。

（2）李朝世宗二十一年，“忽剌温葛林卫指挥澄的奴所遣指挥佥事也令哈、兀者卫指挥佥事忽失苦所遣指挥佥事十八等随班辞。引见也令哈等曰:路远，必艰苦而来也。令哈对曰:深处兀狄哈等闻兀将哈指挥开路，并欲归顺耳。不知行路之难。上曰:予知汝好意。”[100]

（3）同月，忽剌温阮里河卫、伊乙汉河卫、列门河卫、右城卫、虚味河卫、兀者右卫、兀列河卫、弗朵兀河卫等卫使臣赴朝鲜进贡土产，世宗予以慰问，使臣回答：“特蒙上德，馆待优厚，不知道途之艰。”[101]

（4）同年六月，李朝世宗传旨与咸吉道都节制使金宗瑞：

今来兀者左卫都督罗邑大使送麽气言：“我酋长对卑役言：‘我闻打笼哈马忽等领一百七八十名，将寇朝鲜国，汝可先去报知。’听此倍日出来。”亦迷河卫都指挥耶吾时言：“闻苏河江原疎也川边住剌剌土、打笼哈马忽、断儿笼哈等领五百余名，四月初十日，欲寇闾延，划便追至呵土川地面，见本人等，多方开说，剌剌土、断儿笼哈等将三百余名退去，惟打笼哈马忽等不听吾言，率一百五十余名向闾延、甲山等处出来。”听此间，去五月二十四五日时，贼兵可一百五十余名，江界、高山里口子江外九郞介洞见形，麿气、耶吾时之言果验。麿气依式及别赐题给外，加别赏八升麻布二匹……”[102]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大量奴儿干都司所属卫所与朝鲜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不仅保持着所谓的朝贡关系，而且主动担负起保障朝鲜边境安全的职责。因为朝鲜的回赐丰厚，这些卫所首领不仅不畏旅途艰难，而且吸引了距离更为遥远的“深处兀狄哈”等“并欲归顺”。

朝鲜是明朝的属国，兀者等卫所是明朝在北疆设置的羁縻机构，二者之间的往来可以视为一个宗主治下的不同层级之间的友好交流[103]。将这种交流称为朝贡也可视为是朝鲜将本国自视为明朝之外最具中华正统地位的附属成员的一种表现。但有意招纳女真等族部众定居朝鲜，甚至授予官职，将其变成本国下属就变质了。

据《李朝实录》记载，世宗二十一年（明正统三年），明鸿胪寺序班崔真曾问起朝鲜为何招纳野人，并表示“自今宜使边将厚慰以遣，不可招来国中也”。朝鲜政府讨论后认为“朝廷曾不问我国接待忽剌温之事，真之言不足信也”，如在京见到崔真，可做如下解释：

子于前日谢恩使入朝时，说我国招怀野人之事，然非我国招来也。野人等或因族亲相见，或因求盐酱，往来本国后门，则但边将厚待以送耳，若其强欲上京者，则辑和邻境，已有敕书，故往往送诣王京，不过一二人而已，实非我国招之也。前说招纳之言，出自何处乎[104]？

为稳妥起见，朝鲜政府又预先准备了一套应付明朝政府的说辞：

礼部若问:“野人，本无职者，从愿升授，亦可矣。曾受朝廷职事人，何以除授？”答云:“受朝廷职事人，到我王京，情愿留侍者，但欲委任使唤耳，非是轻朝廷职事，以授本国官爵。”[105]

从朝鲜政府的答语中可以发现，女直等部不仅有大量人口被招入朝鲜，而且有很多首领接受了朝鲜的授职。能在汉城任职的官员显然是实职，非明朝所授虚职可比。这说明他们与朝鲜的联系非常密切。崔真本是朝鲜人，他对朝鲜政府的提醒表面上似是个人行为，但也不排除是明朝政府顾忌附属国的脸面，故意采取的一种委婉警告。朝鲜政府在使节出发前精心准备辩解说辞，说明他们知道这种做法是违背明朝政府意愿的。

元末明初，高丽及后来的朝鲜政府曾长期通过不同途径向北扩张领土，争取在当地生活的女真人的支持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为此，明朝政府曾多次与其发生龃龉甚至小规模的军事冲突[106]。但在朝鲜政府“至诚事大”的外在包装及狭隘的民族观念和自大心理影响下，明廷对于朝鲜的真实面目始终没有一个正确、完整的认识。如正统二年，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派人到明廷请求中央政府干预朝鲜暴力阻止该部迁徙的行为时，明英宗的答复却是“朝鲜国自先朝恪守法度，事上交邻，未尝违理，恐未必然”[107]，并不相信凡察的报告。在这样的认识影响下，正统三年只派一个低级别的鸿胪寺序班口头警告朝鲜，而不是采取正面的官方行动，也就可以理解了。

天顺六年，明英宗曾敕谕弗提卫都督察安奴等人：

今遣都指挥佥事马鉴等赍敕并货物往尔处公干。尔宜省谕奴儿干、吉列迷、黑龙江各处人民，照旧买卖。有以海青等物进贡者，听马鉴等就彼给赏。其买卖者，任从两平交易，不许争竞纷扰。事完，尔等周心护送回还，毋致疏虞，庶见尔等敬顺朝廷之意[108]。

时隔三十余年后，明廷再次准备派员巡视奴儿干一带，既是祖制的延续，也不排除有削弱朝鲜影响力的目的。只是此次出巡半途而废，且此后再没有见到明朝政府派员出巡奴儿干一带的记录。明廷也因此失去了利用奴儿干都司这一机构来笼络女真各部，削弱朝鲜影响的机会。

结 语

元代，大批内地人口被流放到奴儿干或肇州一带[109]，并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相对有效的管理。洪武年间，明朝政府在继承元代遗产的基础上，设置吾者万户府，派驻兵将，与东南方向的三万卫相兼屯守。如果这一构想能够实现的话，则前代的遗产不仅能有效继承，还能发扬光大。只是狭隘的民族观以及客观上的困难，使这一别具特色的一府一卫格局仅仅存在的数月即告夭折。

与洪武朝相比，永乐年间建立的奴儿干都司又后退了一步，不仅没有稳定驻军，而且其职能也突出表现为辅助招谕，不具备对众多羁縻卫所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客观上放弃了对女真等族内部事务的管理，使其可以相对自由的独立发展，实现内部整合。动态的发展状态使之不可能走向类似西南地区那样的有相对固定统辖区域的土司化，而且客观上为培养明朝的掘墓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