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进路究竟何在?历史学者应该如何借鉴人类学以丰富自身的学术资源?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国人类学者确实应该立足本土,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发掘自身的人类学资源。这一点,从中国人类学的开创者蔡元培、吴文藻及稍后一点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开始,便已十分明确。吴文藻很早就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1935年就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文化,已缺乏正当认识,我们的意识中,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吴文藻主张对中国的文化社区展开“实地工作”,到中国的社区“采风问俗”,从事社会调查。吴文藻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提倡社会人类学中国化的代表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费孝通也在自己的研究中,结合中国国情,做了将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他明确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概括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八个字。1980年费先生去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领取马林诺夫斯基奖时,甚至明确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主张。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但实践这一主张道路曲折。中国的人类学源于西方,开创之初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由于人类学当时并未完全与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划清界限,加上国内政治的原因,1949年之后,人类学在中国被前苏联意识形态主导的民族学所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较少做原初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而是按照苏联的民族理论来做民族学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脱离了人类学既有的学术轨范。1978年以后,中国的人类学开始赓续最初的传统,回到相对学术化的人类学研究轨迹,寻求与国外的人类学研究接轨,“中国化”的问题又重新提出。
然而正如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有所谓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运动一样,任何文化或学科都有入乡随俗的问题,都要适应所在环境,但其“本色”不能变。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今天,在“中国化”的语境下,如何把握海内外人类学界共同认可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已成为中国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学者应该对人类学发展有自己的贡献,中国学者也应该在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这种寻求学术“入乡随俗”的努力不应该以“化”掉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为代价。
此外,人类学作为一门国际性极强的学科,如何与“国际接轨”,也值得注意。这不仅是理论方法的问题,也涉及研究对象选择。人类学者视自己为“我者”,视其他民族为“他者”。怀着研究“他者”的欲望,西方人类学者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深入不毛”,研究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应适当地逆向行走,视异域为“田野”,到中国境外去做同样属于“他者”的研究?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这样的努力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由后来被称为“祖尼人类学家”的李安宅做过成功尝试。李先生于1934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资助,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次年夏,他深入美国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印第安部落,从事人类学考察,撰写出《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一文,交《美国人类学》发表,受到广泛赞誉。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称赞李安宅说:“You gave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veryone a chair。”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安宅的这项工作具有挑战性,通过其研究,他要挑战美国人类学者在认识祖尼文化过程中囿于自身文化的偏见。他认为,在对祖尼印第安人研究方面,美国人类学者未能摆脱自我文化中心主义,尤其是没有摆脱西方现代宗教、法律观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意识的束缚。一部带有如此挑战性的著作能获得巨大学术反响,可见李先生研究的分量和价值。
李安宅在境外所作的调查研究,展示了中国人类学者的务实精神与专业素养,也深化了他对人类学作为一门国际性极强的学科的理论方法的理解。以此为铺垫,李先生后来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也取得较大成功。从1938年12月开始,他和他的妻子于式玉前往甘肃拉卜楞寺实地考察,基于考察完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系列论文,均利用了当初他在境外所作人类学调查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反过来,李安宅在美国的学习研究经历,强化了他的国际学术背景,使他对欧美人类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认知,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能力跨国界、跨文化从事人类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著名学者之一。今天的中国人类学者,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能否像李先生那样既具中国情怀又有世界抱负?这是需要每个中国人类学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王建民的思考颇中肯綮。由于意识到学理的世界性是学科存在的基础,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学科的纯洁性,王主张对人类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作“反思性的理解”。他注意到,“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他认为,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这是十分对路的建设性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中国化”的追求,而且发展到“区域化”的境地。中国人类学这么多年的成就究竟如何?我作为外行无以判断,却注意到该学科在中国产生了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学派”。人类学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其在华最初的植根土壤是东部沿海及附近地区,这些地区相关学术及教育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大多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的翘楚。由于学缘与地缘的因素,近代人类学一开始就被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人类学者以中研院为中心,相关学者虽做少数族裔研究,却有嗜古倾向,偏重古代语言、文化及民族史研究,加上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当过人类学系主任,强化了南派人类学者打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印象,对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为代表。吴先生是学社会学的,人类学在他那里表现出“乡村社会学”的特征。他把费孝通引进人类学领域,是因为他想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结果却导致其研究取向的人类学化。李绍明不满中国人类学派南北两分的状况,认为这种划分明显遮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好像这两派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全部,忽略了在中国少数族裔最多的西部地区从事研究的学者存在,因而提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主张。
李绍明作为长期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所提出的“华西学派”主张及论证自然有其根据。吾人没有理由否认长期在“华西”从事人类学研究的那批学人独具特色的研究和做出的重要贡献,更没有理由因华西学人的贡献而否认南北两派人类学者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但如何避免以学术群体所在地域来区分学派,寻求在学术的内在理路上与别的学术集群的区别,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刻意显示研究主体和地域的区别是不够的,只有在人类学的学术理路上形成与西方学者的不同,补充或修正基于别国研究得出的结论,发扬光大学科的内在性,中国的人类学才可以在世界上立足,才有发展前景。历史学也一样,在自身的发展中,要尽量避免门户之见,只有广泛吸纳其他学科与其他学派的学术资源,自身的发展才可能真正步入坦途。
以上所述,可归纳为三点结论:其一,学科交叉融合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须注意学科的基本认同。学术研究中,若无相对一致的学科认同,讨论各方均在交叉融合名义下将自己的学科边界无限扩大,很多问题的研究会因研究者在事实上消解了自身的学术存在而缺乏讨论前提。人类学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者汲取。其二,人类学强调“移情”,高度重视“田野”,可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立场与方法借鉴,但也存在局限。研究者能否真正“移情”,本身就值得怀疑;而“田野”的可信度已受到人类学者自身的质疑,不可盲从。其三,人类学的“中国化”须以坚守学科的基本质性及寻求学科的“国际化”为前提,其“入乡随俗”的努力不应该以“化”掉学科的基本特征为代价,否则中国人类学将会因无法与境外交流而失去应有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史研究,可从人类学面临的困难和探索中受益。
由于一度研究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1930年代末开始从事的边疆服务并因此涉足中国的边疆研究,我曾不幸却又有幸客串到人类学领域。所谓不幸,是因为在这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发表言论,暴露出自己知识的严重不足。所谓有幸,是因为这种缺陷暴露迫使我向该领域的学者请教,多少知道了一点相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历史学学科背景,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与真正内行的人类学者不同的粗浅认知。在这里冒昧提出,向各位同仁请教,敬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