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活跃在中国疆域构建舞台上的政治实体,即通常所言的“历代王朝”，大致分为中原王朝、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两类。所谓“中原王朝”，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或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要区域，以发达的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推崇以强调小我大局、追求统一为基本特征的儒学文化所建立的王朝。中原王朝大都为汉族建立，但也存在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演变为中原王朝的情形，如蒙古汗国的一部分发展为元朝，后金演变为清朝。
大部分中原王朝为全国统一的王朝，也包括东晋、南朝、宋朝等局部性质的王朝。中原王朝、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都是古代中国的缔造者。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中原王朝是实现与维持全国统一的中坚力量。
中原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的观念，主要有天下观、边疆观、华夷观、夷狄观、底线观。“底线观”指中原王朝为治边划定的底线，即为维护王朝的重大利益提出不可违背的若干原则，这些原则若被侵犯，中原王朝必定出手回击，坚定地维护所划定的底线。从历代记载来看，中原王朝治边的底线观具有明确、稳定、不容侵犯等特点，内容十分丰富。迄今关于中原王朝底线观的探讨不多，故梳理有关资料，试为归纳阐述。
关于中原王朝治边底线观的主要内容，兹列举如下。
一、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不轻易对外用兵
晋昭公二十三年（前508），沈尹戍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东汉史学家班固总结汉朝应对匈奴的经验，就“天子守在四夷”进一步发表见解，其言：
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根据内诸夏外夷狄与远近之势相异的原则，班固认为中原王朝应对“蛮夷”当以异端待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恪守“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原则。“蛮夷”若慕义进献，朝廷接之以礼让，使之羁靡不绝。中原王朝对待“蛮夷”应守礼信，“使曲在彼”，以上内容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班固所言包括中原王朝对待“蛮夷”应持的态度，在“守在四夷”的前提下，中原王朝应对“蛮夷”的方法与策略，以及中原王朝应塑造的形象等内容。班固为中原王朝确立了应对边陲“蛮夷”的基本原则，其论的一些部分具有划定底线的性质。班固所言虽简但旨意深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代政治家多有转引或发挥。唐神功元年（697），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议边陲“蛮夷”之事，观点与班固大同小异。狄仁杰的上疏言被《资治通鉴》收录。
历朝治边强调“守在四夷”，首先是认为边陲距离中原地区遥远，经营不易且无多少收益，元代以前尤其如此。建元六年（前135），西汉拟出兵讨伐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闽越为方外之地，三代以来不受正朔。闽越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认为得其地不可设郡县，攻之亦不可暴取，若举兵诛之，“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昭帝即位，霍光辅政，征天下贤良问民间疾苦。贤良皆言请罢边戍，崇礼让以怀远。议曰：匈奴之地广大，戎马之足轻利，汉朝少发兵不足以更替，多发则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提出“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陵敌者身亡”。王莽讨伐匈奴，大将严尤谏曰：匈奴为害由来已久，“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并称今天下多年饥馑，西北边地尤甚，若发30万兵携300日粮征讨匈奴，有五大难解之处。王莽不听其言，以致“天下骚动”。五代人将边陲“夷狄”之地喻为“石田”，认为“得之无益，失之何伤？”
一些大臣强调内地与边陲存在主次的关系，本固则邦宁，统治者若刻意经营边陲而忽视内地，有可能因小失大。灵帝时鲜卑犯边，东汉召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曰：“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秦筑长城，汉起塞垣，以此别内外、异殊俗，“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哉！”《北史》撰者引《左传》“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之语，称隋朝经营边陲的规模过于秦汉甚远，但“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
因此，对边陲“蛮夷”慎用刀兵，是历代朝臣大体一致的主张。大业九年（613），隋朝廷商议讨伐高丽，炀帝有亲征之意。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唐鸾台侍郎狄仁杰上《请罢百姓戍疏勒等四镇疏》，提出若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应对“蛮夷”之策应是“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较长短哉！”北宋大臣富弼说：“历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驱之而已。”清人王夫之认为，戎狄之智是“以大险覆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为避免出现社稷倾覆的危机，中原王朝对付戎狄的良策，应是“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
一些帝王突破“守在四夷”的底线，倾全国之力征讨边陲“蛮夷”，抑或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些史家对此予以讽刺。《隋书》撰者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秦戍五岭，汉事三边，结果道馑相望，或户口减半，“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涉事的帝王甚至招致后世唾骂。《周书》撰者说：“秦皇鞭笞天下，黩武于遐方；汉武士马强盛，肆志于远略。匈奴既却，其国已虚；犬马既来，其民亦困。”《新唐书》撰者称：隋朝“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北宋咸平元年（998），北边“夷狄”为梗，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秦筑长城而黔首叛，汉绝大漠而海内虚，逞志一时，贻笑万代，此商鉴不远也。”他称赞宋太祖“大省戍边之卒，不兴出塞之兵。关防宁谧，府库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针对一些帝王忽视“守在四夷”的传统，沉溺于持续拓边而不能自拔，当时便有朝臣上书提出异议。贞观四年（630），入觐的四夷首领奏请以唐太宗为“天可汗”。太宗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入觐首领皆称“万岁”。以后太宗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太宗）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太宗既以“天可汗”自居，拓边不可遏止，在边陲肆意跑马圈地。四方“蛮夷”若愿内属，朝廷“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唐朝在边陲设置的府州达856处，“号为羁縻云”。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定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上书劝阻称：若以高昌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换，“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于中国”。神功元年（697），针对朝廷征发百姓戍守疏勒等四镇的积弊，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称：唐朝今日的疆土“过于汉朝远矣”，近年又频繁出师，所费愈广。因西戍四镇、东戍安东，官府的征发屡至，以致百姓虚弊。征发丁壮戍守疏勒等四镇，“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今关东饥馑，蜀、汉百姓逃亡，江、淮以南亦征敛不息，“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建议“捐四镇以肥中国（按：指中原王朝），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武则天不许。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败，大量放弃在边陲设置的府州，与统治者无视“守在四夷”的底线，肆意拓边同时疏于管理，以及国库不堪拓边的大量支出等因素有关。
二、中原王朝的重大利益不容侵犯
历代王朝治边，根据边陲的形势经常采取各种应对的措施。因治边的底线遭到侵犯而较大规模出兵，相比较而言却不多见。究其缘由，一是历代王朝恪守“守在四夷”的治边原则，忌讳轻易动武；二是大规模用兵的管理成本很高。在古代的前期，中原王朝较大规模的出兵与戍守边陲，均需调用大量的内地资源，打破社会原有的结构与平衡，甚至引发严重的危机，统治者对之慎之又慎。三是历代王朝应对治边方面的复杂局面，采取的一些举措具有临时应对与探索试验的性质，属于常态下的随机处置，对此类情形朝廷通常不甚重视。但中原王朝在边陲的重大利益若遭侵犯，所划定的底线被踩踏，统治集团则予充分关注，反复权衡利弊后决定应对之策，包括大规模、多批次地动用武力干预，甚至付出巨大代价仍不止步。
中原王朝治边方面的重大利益与划定的底线，其内容、重点在前后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发生改变的转折点在元代。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稳定的边疆尚未形成，与腹地相连的外部区域可笼统称为“边陲”。元朝制定不同的管理制度，分别用于趋于稳定的边疆地区与周边藩属国，肯定了中原王朝的边陲逐渐分化为边疆、邻邦的事实。这一差异在维护治边重大利益方面的表现，大致是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着力抗御北部边陲游牧势力南下的侵扰，以及为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注重开拓便利边陲势力赴阙朝贡的道路。元明清三朝治边的重大利益，则主要表现在维护疆域的完整与边疆的安全方面。明了中原王朝前后时期重大利益的差异，对我们了解历代王朝治边的举措有所裨益。
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今云贵地区），均与开通由蜀地达徼外的道路有关。西汉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见产自蜀地的枸酱，得知为经牂柯江（今北盘江）运来，回朝后奏准开通牂柯江道。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见到来自蜀地的蜀布、邛竹杖，据说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回朝后称大夏等国“多奇物”，往北之大月氏之属“可以赂遗设利朝”，力荐开通经西南夷至身毒的道路。汉武帝遣使从蜀地出发寻觅通身毒道，为巂、昆明等部落所阻，乃在长安凿长宽各40里的昆明池，练水军欲与巂、昆明战。其后西汉支持滇国击败巂、昆明部落，将其居地并入益州郡，蜀身毒道得以开通。东汉为保护蜀身毒道的安全，收服在今滇西一带活动的哀牢部，并设永昌郡，西南边疆自此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两汉在云南地区所设郡县，大都位于通往徼外道路的沿线。
唐朝治边继承两汉的传统，经营云南等地仍以保护通往徼外的道路为要旨。唐朝前期在云南地区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用兵，均为保护云南达徼外的交通线。贞观二十二年（648），因松外诸部既降复叛，威胁到洱海至天竺道（蜀身毒道），唐遣将军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平。武则天时吐蕃势力南下洱海地区，危及蜀身毒道的安全。神龙三年（707），唐派姚嶲道讨击使唐九征率兵征讨姚州（治今云南姚安），拆毁吐蕃在漾、濞二水修建的铁索桥。唐军返回后吐蕃势力卷土重来。景云元年（710），剑南道出兵讨平降于吐蕃的姚州诸部，筑姚州城并置州县。姚州叛乱诸部引吐蕃军攻杀唐军将领李知古，蜀身毒道再次落入吐蕃之手，“连年不通”。为恢复蜀身毒道，唐朝决定扶持蒙舍诏统一洱海诸部，组织力量抗击吐蕃。唐朝御史严正诲亲自参与谋划，并与蒙舍诏的武装共同攻打石和子；唐朝中使王承训则参与攻破剑川。两汉、唐朝不遗余力经营经云南通往徼外的道路，足见视其为朝廷的重大利益，当角力争先。
在中原王朝统治的后期，王朝治边的重大利益有所改变。元代后期，位今云南西南部的麓川势力兴起，元为之设麓川平缅宣慰司。明朝建立，麓川势力兼并的势头有增无减。其地以今云南的瑞丽、陇川为中心，大致包有今云南的德宏、临沧两地以及西双版纳北部、缅甸的北部。正统三年（1438），麓川势力攻占附近的多地。明朝两次派大军征讨，均遭失败。麓川势力的扩张，严重威胁明朝边疆的安全。正统六年（1441）明朝廷议对策。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奏：麓川地不过数百里，人民不满万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钺之诛。”兵部尚书王骥等议答：“文渊所言，与今日事势似有不同。”麓川授职土司已60余年，仍屡抗王师，若释此不诛，“诚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不唯示弱外邦，抑且贻患边境”。帝从其议，于是有“三征麓川”之举。九年之间，明朝先后出动45万军队三次征讨，以巨大的代价平定麓川势力，维护了西南部疆界的完整。
中原王朝虽奉“守在四夷”的原则为圭臬，同时坚守已有的疆土与权益，绝不轻易放弃，这也是为治边划定的一条底线。建平四年（前3），单于上书愿入阙朝贡。汉哀帝有疾，乃问公卿。或以为虚费国帑，可暂勿许。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往者朝廷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用岁以万计，“以制匈奴也”。“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提醒朝廷警醒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哀帝纳之，报单于疏许其朝贡。对于已有疆土之重要，王夫之的议论甚为精辟。其言：“西域之在汉，为赘疣也，于唐，则指之护臂也，时势异而一概之论不可执，有如此夫！”唐朝在西域设安西、北庭两处都护府，“（西域）已入中国之版，置重兵，修守御，营田牧，屹为重镇”。唐代吐蕃势力扩展至西域，“李元忠、郭昕闭境拒守，而吐蕃之势不张”。他进一步指出：“拓土，非道也；弃土，亦非道也；弃土而授之劲敌，尤非道也”。王夫之所言，代表古代政论家在固守疆土与保护相关权益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三、维护中原王朝的形象与权威
中原王朝应对边陲地区“蛮夷”之策，受到先秦思想家深刻的影响。《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和戎狄，国之福也。”又称：“多行不义，必自毙。”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应对“蛮夷”的上述策略进一步发展，不仅有效应对边陲的“蛮夷”，也树立了中原王朝“亲诚惠容”“重道尚义”的形象。
中原王朝对边陲的“蛮夷”持“亲仁”“尚义”的态度，首先是由于统治者有“华夏天生仁义”的优越感。《北史·高丽传》称：“诸夏生其者则仁义所出。”其次，还因为相关的策略实施十分有效。唐贞观十七年（643），就应对与薛延陀有关的边事，褚遂良上疏称：“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认为贞观初以来唐朝的边陲安定十余年，是“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的结果。其三，中原王朝对“蛮夷”待以“亲仁”“尚义”，还有“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之战略方面的考虑。西汉昭帝集大臣廷议边事，诸臣曰：“夫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陵敌者身亡，是以圣王见利虑害，见远存近。”《通典》引东汉光武帝之语：“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即认为对远方的“蛮夷”施以恩德可收到良效，避免“舍近图远劳而无功”。
中原王朝还将“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作为应对边陲“蛮夷”、争取交往主动权的一项策略，并视之为“圣王御蛮夷之常道”。褚遂良亦言：“（对‘蛮夷’）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统治者将“怀之以德”与“制之以力”作为软硬交替的两手，视情形的差异分别使用。《旧唐书》撰者称：“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说的是对待较弱的“蛮夷”，以怀之以德为宜，对待强盛的“蛮夷”，则应制之以力。《左传》称：“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大意是应对边陲“蛮夷”通常宜待之以宽，对待来犯者则应坚决抵御。《左传》又说：“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至于称：“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则是说讨伐、怀柔、施德三者间存在辩证的关系，具有很高的策略性。对边疆“蛮夷”采取上述的做法，有助于塑造中原王朝“仁爱”“德泽洽夷”的形象。
中原王朝还注意树立“守信”“睦邻”的形象，并作为治边必须恪守的底线之一。《礼记·经解》将“义与信”“和与仁”同列为“霸王之器”。《左传》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又说：“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左传·成公元年》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则言小国所以尊奉中原王朝，是由于后者“守信”，中原王朝保护小国，则体现了“仁”。就中原王朝“守信”“睦邻”的重要性，司马光说得十分精辟：“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若反其道而行，必然“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一些朝代有统治者守信受到赞誉、失信则遭受谴责的记载。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真珠可汗令其侄入唐朝贡，献牛马羊和骆驼甚多。太宗原许嫁公主予真珠可汗，“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太宗遂食前言。褚遂良上疏称：“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构边患。”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太宗不听。司马光《资治通鉴》斥曰：“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建中元年（780），唐朝与吐蕃战。属将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德宗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唐朝归还俘虏，吐蕃初不信。及俘虏入境各还部落，吐蕃大悦。赞普乃遣使入贡，唐以礼待之。边疆地区的“蛮夷”亦看重信用。明嘉靖七年（1528），大学士杨一清等言：“夷民虽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处之，往往‘失信’，有事则招之使来，事毕则绳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沮，不为我用也。”
中原王朝应对边陲地区的“蛮夷”，还实行称为“推亡固存”的政策。“推亡固存”的做法出现很早。北魏神龟初年，蠕蠕主阿那瑰、后主婆罗门因国乱来降，朝廷就安置之所询问凉州刺史袁翻。袁翻上表称：“兴亡继绝，列圣同规；抚降恤附，绵经共轨。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礼待，则损我资储。来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愿，迎送艰难。”“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蠕蠕全灭，则高车跋扈之计，岂易可知？”建议将蠕蠕安置于西海郡（在今内蒙古），“虽外为置蠕蠕之举，内实防高车之策，一二年后，足食足兵，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资治通鉴》亦记此事，谓凉州刺史袁翻称：“存亡继绝，帝王本务。”由上述可知，中原王朝对因危困来降的边陲“蛮夷”，通常有“推亡固存”“兴亡继绝”的政策，即基于减少中原王朝的负担与体现朝廷德泽的考虑，将来降“蛮夷”安置于边陲作为藩篱，既为来降的边疆“蛮夷”纾困解难，维持其社稷传承不绝，对其他“蛮夷”也起到制衡的作用。既称之为“列圣同规”或“帝王本务”，可见“推亡固存”“抚降恤附”是中原王朝既定的国策，也是为安置降附“蛮夷”划定的一条底线。
其他朝代亦有“推亡固存”的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欲在高昌旧地设置州县。魏征谏曰：“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建议对其实行“推亡固存”的政策。神功元年（697），为劝谏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鸾台侍郎狄仁杰上疏称：“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魏征强调采取“推亡固存”的做法，可获取“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的效果。狄仁杰则称“推亡固存”符合“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的原则，这一做法既是唐朝现今之“令典”，也是中原王朝治边的重要传统。
为维护中原王朝强盛、亲善的形象，一些中原王朝还多方设法并竭力推行。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巡视至燕支山（在今甘肃永昌以西），令武威、张掖等地的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由郡县督办。“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之盛”。次年（610），“蛮夷”酋长毕集洛阳。官府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广5000步，执丝竹奏乐者达18000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皇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并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客路过酒食店，皆令邀请入坐，醉饱而散，不取酬值，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明朝希望恢复汉唐盛仪，维持大国强盛的形象。边疆的“蛮夷”蜂拥朝贡，朝廷对四方“蛮夷”进献方物亦予厚赐。“诸夷进贡方物，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朝廷所赐缯帛、靴帽之属尤极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上述做法虚饰过甚，为旁者徒增笑柄。针对隋朝官府为炫富而以缯帛缠树的做法，胡客诘曰：“中国（按：指中原王朝）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四、为治边划定底线难度甚大
因治边的形势波诡云谲，相关的政策或抵牾捍格，中原王朝划定底线的难度甚大，某些问题甚至难以确定明确的底线。可举关于纳质的争议与内属“蛮夷”如何安置为例。
纳质制度是中原王朝羁縻“蛮夷”的重要手段。中原王朝认为治边的理想境界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统治者既与“蛮夷”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通过朝贡、赏赐等方式施以恩惠，希望做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边陲“蛮夷”通过纳送人质，与中原王朝建立藩篱或藩属的关系。对充当人质之“蛮夷”上层的子弟，中原王朝曲意笼络，获取感化“蛮夷”、维系藩篱或藩属关系的双重目的。对送纳京城或边陲重镇的质子，朝廷或地方官府予以厚遇，质子接触并逐渐熟悉中原王朝的文化，一些人还娶内地女子为妻。这些质子释归后或登“蛮夷”王位，面对旧主难免面相纷异，但以持友好态度者居多。
有朝臣对纳质制度颇不以为然。唐天册万岁二年（697），补阙薛谦光上疏称：“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在于齐人，犹不可以示之，况于夷狄乎！”他认为戍守与纳质相比，“备边长而征质短”“（纳质）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纵横之智。”“（质子）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薛谦光进而提出：“（‘蛮夷’）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不可更使归蕃”。杜佑《通典》转引上述议论并称：“诸蕃侍子久在京师，恐其知边塞盈虚险易，悦华夏服翫声色，或窥图籍，兼达古今，如有刘元海之徒，终成大憝。”“三贤所陈，可谓笃论，言详理切，度越前古，斯仰叹不暇”。杜佑为唐朝名相，所言非轻，可见历代此类的看法并不少见，反映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纳质怀有矛盾的心态。
对内属的边陲“蛮夷”如何安置，历来众说纷纭。如何安置内属的边陲“蛮夷”，是一些王朝必须面对而又甚感棘手的问题。历代记载有如：
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将征匈奴，廷议纷然。侍御史鲁恭上疏：“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永元三年（91），匈奴谷蠡王自立为北单于，遣使款塞。窦宪奏请立之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处置如南单于之例。袁安等奏：光武帝招怀南匈奴，“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扞御北狄故也”。现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返回北庭并领降众，更无理由立于除鞬为北单于，“以增国费”。西晋太康元年（280），侍御史郭钦上疏称：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
《通典》转引郭钦之语，可见对其言之重视。
隋大业八年（612），兵部尚书段文振上表称：“（帝）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唐贞观四年（630），因突厥败亡，其部落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降唐者有十余万口，太宗诏群臣商议处置之策。朝士多言：“（突厥）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夏州都督窦静曰：“置之中国（按：指中原王朝），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温彦博提出：“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征认为：“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太宗采用温彦博之策，安置突厥降众于朔方地区（在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
综合有关的记载，可知历朝安置内属“蛮夷”，大致有以下三种应对之策。
一是将内属“蛮夷”安置在边塞内外，但距中原王朝腹地仍有较远的距离。朝廷立其首领为藩王，替中原王朝守卫边陲藩篱，如突厥可汗思摩所言：“蒙（唐朝）恩立为落长，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夏州都督窦静说得十分具体：“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籓臣，永保边塞。”温彦博称：“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策之善者也。”所谓“汉建武故事”，指建武二十六年（50）之事。匈奴南单于拒战北单于失利，求援于东汉。光武帝颁诏许南单于率众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汉朝为之设官府、从事与掾史，令西河长史岁率骑兵，协助中郎将段郴卫护南单于。但“汉建武故事”并非通行之制，袁安等认为光武帝安置南匈奴是“以权时之算”“非谓可永安内地”。
对策之二是允许边陲“蛮夷”入居内地，与当地百姓杂居。《资治通鉴》说：“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愤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江统撰《徙戎论》，称建武间陇西太守马援讨伐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群羌起而反抗，累年不能定。江统提出驱赶羌、胡仍回故地，戎、晋各得其所。但他提出的对策难以施行，“帝不能用”。未及十年，关中地区发生动乱。
如何安置内属的“蛮夷”，事关中原王朝的安全、稳定与“怀远以德”的国策，涉及与治边有关的重大利益。历朝提出的三种应对之策，除最后一策即驱赶羌、胡仍回故地不可能实施外，其余两策均有多次施行的纪录。相比较而言，将内属“蛮夷”安置在边塞内外的情形较多，但也遭到朝臣的一些非议。说明在安置内属“蛮夷”的问题上，中原王朝未提出明确及较易执行的底线原则。由此可见，涉及治边的重要问题，中原王朝并非均确立了应对原则，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在一些治边问题上的应对，历朝的处置或有不同，大都属于探索或随机处置的性质。
五、结语
在边陲与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经营方面，历代王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原王朝在治边、营边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统治集团为此耗费大量的精力。历代王朝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既包括对前朝治边施治的认识与反思，也有本朝新的探索与总结的经验。同时，历代王朝治边、营边经常面对前朝遇到过的问题，相关的应对处理与前朝亦有类似之处。因此，历代相沿，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理念、原则与应对的措施，并逐渐提炼升华，形成中原王朝治边、营边方面基本的思想与传统。这些思想、传统蕴涵了宝贵的政治智慧，是亟待整理研究的重要遗产。
中原王朝治边的底线观，属于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与传统的一部分，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不轻易对边陲或边疆地区用兵。其缘由既与农业社会追求和平安定，流行“崇本抑末”的观念有关，也有强调“华夷有别”、减少管理成本等方面的原因。统治者随意扩展与缺少节制的用兵，通常被认为是超越治边的底线，受到朝臣的非议与后世的谴责。二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容侵犯。附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原王朝治边的重大利益，元代以前与元明清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元代以前的中原王朝重点抗御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侵扰。同时，为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注重开拓方便徼外势力朝贡的道路。元明清三朝则重视维护疆域的完整与边疆的安全。坚决维护已有的疆土与相关的权益，是不同时期中原王朝共有的特点。三是坚定维护中原王朝的形象与权威，包括“亲诚惠容”“重道尚义”“讲信修睦”一类的形象与权威。中原王朝还推行“推亡固存”的政策，对边疆“蛮夷”实行扶危济困。
治边的形势复杂多变，中原王朝为治边划定底线的难度甚大。对某些问题则难以确定底线，纳质制度、安置内属“蛮夷”即为其例。至于历朝对一些问题处置迥异，则反映了应对此类问题并无明确的底线。
中原王朝治边的底线观，与统治者治边的观念、国策与方略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原王朝治边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研究中原王朝治边的底线观，对我们了解中原王朝治边、营边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为今天妥善处理边疆地区和与边疆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借鉴价值。
按：方铁，男，云南大学二级教授、特岗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云南区域史、西南边疆史、中国边疆治理史。著作有：《西南通史》《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历代王朝经营边疆研究》《边疆民族史探究》《边疆民族史新探》《方铁学术文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等。发表论文 180余篇，五篇被《新华文摘》转载。研究成果获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云南省社科优秀成果的一等奖,多项成果获二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