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面对贵州水西土司相继出现叛乱及宣慰使绝嗣的情形，明廷并未按惯例对其进行改流，而是在贵州巡抚朱燮元的主持下，分别采取了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说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的条件尚未成熟。水西土司内部独特的政治制度，及土目汉把维护土司统治的意愿使改流面临巨大阻力；而内忧外患、财政匮乏等困境的制约令明廷无暇亦无力改流。因此，朱燮元在水西土司改流问题上的举措乃审时度势之举，实为一种渐进式改流，意在逐步削弱水西土司实力、瓦解土司内部制度、增强卫所实力的基础上实现彻底改流。
关键词：晚明；水西；改土归流；朱燮元
明代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继承了元代的土司制度。但是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度的终极目的并不是要维持土司独立王国式的统治，而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本身。”[1]因此，明王朝在统治日趋巩固以后，便开始借助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土司进行改流。明代土司改流的情形虽然多样，但土官叛乱和绝嗣是明廷借机改流的最佳时机。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平顺宁知府猛廷瑞乱，改设顺宁府流官知府”。[2]成化十五年（1479年），广西上石西州知州故，“无嗣，本宗别无以次儿男”，遂改流官知州。[3]晚明，贵州水西安氏土司相继出现上述两种情形，明廷却并未借机改流，而是在贵州巡抚朱燮元主持下采取了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目前学界对于水西改流问题的研究仅限于清初吴三桂平乱后的全面改流，而对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问题，以及朱燮元采取的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措施未见专文论述。文章拟对此试作粗浅探讨，敬祈方家教正。
一、晚明水西土司改流问题与处置措施
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元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霭翠内附，明太祖在其地设立贵州宣抚司，六年八月升为宣慰司。贵州宣慰司包括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两大土司。安氏土司统辖的地区大部位于鸭池河以西，故史籍中通常称之为“水西”，宋氏土司所辖则为鸭池河以东洪边十二马头之地，故称“水东”。晚明，因水东土司宋嗣殷助水西安邦彦叛乱，明廷革宋氏土司，将其所辖之地改流，置开州，但对于发动叛乱并在此后出现宣慰使绝嗣的水西土司并未实行改流。
（一）宣慰同知安邦彦叛乱与削地贬秩
天启二年（1622年），贵州宣慰使安位年幼，同知安邦彦挟之发动叛乱，攻卫所、围贵阳、杀巡抚，与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遥相呼应。崇祯二年（1629年），安邦彦战败被杀。三年，官兵攻入水西土司巢穴大方，烧其室庐，宣慰使安位乞降。遂有官员建议借机改流，郡县其地。但明廷却采纳贵州巡抚朱燮元的建议，与安位约定四事后受降，“一、贬秩，二、削水外六目地归之朝廷，三、献杀王巡抚者首，四、开毕节等九驿。”[4]于是明廷“削安氏水外六目之地，置敷勇、镇西二卫，亍襄、修文、赫声、濯灵、定南、威武、息烽、柔远八所”，并“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仅统水西之地”。[5]
贵州安氏土司统辖地域在鸭池河以东尚有“六目之地”，即明廷所削水外六目地。在朱燮元与安位所约四事中，“水外六目”之地的削除对水西土司实力影响最大。因此地对于水西土司战略意义重大，不仅水西“良田沃壤尽在水外六目”[6]，且在奢安之乱中，此地仲苗“时时报贼”，水西土兵过河，则“群起应之”[7]。朱燮元亦深知此地之重要，遂削之以归朝廷。
（二）宣慰使承袭之争与分土世官
崇祯十年（1637年），水西宣慰使安位卒，绝嗣，水西土司承袭之争遂起。争袭方共有四支：一是安位妻禄氏，及头目杓佐、伐沙等，推举镇雄土知府陇怀玉之子，称水西安氏与镇雄陇氏“原系同派分枝，百世相沿，互相借继”。[8]二是头目白沙永则、阿乌迷、察架喇等，拥立卧这头目安世长男安承宗，称其先世安万铨有“两次扶让之贤，亦难泯夺”。[8]三是乌蒙府土知府请立其长女禄沧为水西正女官，称禄沧与安位虽未正式婚娶，但已“交奠两府祖宗”，照夷俗应送其入水西“以听承继”。[8]四是乌撒府土知府安其爵请立其妹即安位之妻安其性，称“妻继夫职，实系伦常”。[8]面对水西宣慰使绝嗣并争袭，朝议“又欲郡县其地”[4]，台臣会议亦称“宜乘此机改土设流，以杜安氏患”。[5]
贵州巡抚朱燮元奉命查勘争袭事宜，认为“陇怀玉虽安国亨之孙，与安位称同堂兄弟，但系庶出小枝，且无以陇继安之理；卧这宗派，虽则伦序相应，而久处箐中，众心不附；若乌蒙之女，虽许嫁而未婚；安其爵之妹，虽已嫁而被逐。皆于理不顺”。[8]对四个争袭者承袭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均予以否定。但对于改流之说，朱燮元坚执不可，认为“改土必尽去夷，不可胜诛，而费饷必大”。[8]他主张分土世官，即“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4]并举定番州为例以证其可行性，称定番州“止弹丸小州耳，为长官司者一十有七，乃二三百年未闻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顺也，盖地大者跋扈之资，而势弱者保世之策也”。[2]朱燮元之见解受到时人赞许，“时识者皆诵其言”。[2]改流之议遂止。
朱燮元传檄水西诸土目，宣布朝廷威德，于是“伐沙、补虑以囤积献，阿乌迷、察架喇以土地献”。朱燮元遂在水西之地“建立大方、水西、比喇三城，谷里、归化二堡，拒而守之”。“又置十二州，亦仍十二宗亲之旧”。[5]
但不久，水西土目伐沙、阿乌迷等“合谋复立安氏，事觉，伐沙、杓佐伏诛。各目复叛，鼓兵围城，粮尽援绝，镇兵撤回，城堡遂陷”。于是罢诸州及城堡，“仍以安氏族人承宗袭宣慰使”。[5]
二、水西土司未改流原因分析
从两次处置措施看，朱燮元均未借机对水西土司进行改流。平定安邦彦叛乱后，虽削其水外六目之地置卫所，但鸭池河以西的广大地域仍然处于水西土司的统治之下；安位死后的分土世官之举，虽革除水西宣慰使，但其辖下诸土目汉把仍然世掌其地。但即便如此，最终仍然导致土目叛乱，明廷不得不恢复水西宣慰使，这说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的条件仍未成熟。
（一）水西独有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
明代西南各土司，水西安氏延续时间最长、实力最强，是与其拥有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道光《大定府志》载：“水西自分为三路，称为中水、下水、底水，……每路之下有四宗亲，以宗亲领之故名，后讹为则溪。其制犹唐之州、宋之军也，凡十二宗亲云。十二宗亲各有分地，又别领土目四人，谓之四十八目，合宗亲为六十也。每宗亲及土目之下又分为二，共百二十，各有人领之，谓之百二十骂衣，骂衣之下各有十夜所，谓之千二百夜所也”。[5]此即水西独特的“则溪”制度，它是一种军事和行政组织相结合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彝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家支”基础之上的。
此外，水西土司还实行一种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职官制度。道光《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载：“其官有九扯九纵之目。九扯者，自上而下之等级，犹中国之九品。九纵者，分司掌事，犹中国之九卿，九纵之目不可得详，九扯则更苴、不魁、擢魁、补木、器脉、备所、骂色、貊拔、黑乍”。[5]“九扯”和“九纵”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以职能而论，分设九个办事机构，“为九室以居之”；以等级而论，自上而下以相统属，列为九个品级，两相结合，即所谓“九扯九纵”。[9]这一制度体现了水西土司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
“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的存在，使水西土司从上到下形成严密系统的整体。因此，在平定安邦彦叛乱以及安位绝嗣的情况下，明廷即使将水西宣慰使革除，其下十二宗亲、四十八目、一百二十骂衣、一千二百夜所及“九扯九纵”等水西土司赖以存在的强大根基依然存在。若此时对水西土司强行改流，势必激起土目汉把的集体反抗。安位死后，水西伐沙、阿乌迷等土目，献土，则城堡得以设立；复叛，则宣慰使得以复设。可知水西政治制度之稳固，安氏土司势力之强大。
（二） 土目汉把均不愿改流
作为上千年土司统治的既得利益者，水西诸土目汉把对于流官统治充满恐惧，不愿改流。如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军进抵大方，安位及其母奢社辉走火灼堡，安邦彦逃织金。王三善见水西已平，便议改流，拟郡县其地，结果导致“诸苗及土目咸惴恐，益合于邦彦，故邦彦势复振”。[5]此后安邦彦得以大规模反扑，致使王三善内庄兵败身殁。朱燮元显然吸取了王三善的教训，不急于对水西进行改流，仅削其水外六目之地，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对此，《明史》有较高评价：“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开屯设卫，不亟亟焉郡县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辙，而西南由兹永宁。”[4]
水西土目汉把不愿改流在安位死后体现更为明显。当听闻明廷有改土为流和分土世官之议时，卧这头目安世便率先呈文称，愿“分官以息争衅，并献宣慰公地听候设置”，头目杓佐、伐沙、化漏等亦联名呈称：“合将本司印信及合司地土投纳献明，众口同词，再无他意。独分官世守之议，实系圣明恩造”。[8]其他各头目亦纷纷献土纳降，表示愿接受明廷分土世官，而不愿改流。
（三）明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
明王朝后期面临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在西北，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三年间，便有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仅陕西境内即有义军一百余部，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在东北，明兵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败退后，后金铁骑便一路南下，矛头直指北京；在东南沿海，除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外，仍有倭寇残余势力不时侵扰；在西南，奢安之乱平定后，又爆发了持续时间更长的沙普之乱，其他如水西安陇璧等零星土司作乱亦时有发生。在统治已是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明廷自然不敢过分刺激西南地区实力最强、辖域最广之水西土司。因此，朱燮元应对水西改流问题的举措实属审时度势之举，它极大程度地维护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
（四）贵州粮饷短缺，明廷财政匮乏
明代的贵州“乃宇内第一贫瘠之域，又多苗多贼之区，官无积贮，民鲜盖藏”。[8]故贵州官军俸粮自正统年间便坐派四川、湖广两省协济。但到明后期，川湖协济粮饷已不能按期征解，拖欠日多。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户部题称“贵州额派粮饷于四川、湖广两省协济，乃湖广递年逋负”。[10]万历中期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时，四川乌撒等土府协济贵州粮饷也已“每年解纳不及拾分之叁”。[11]万历后期，贵州卫所军粮“至有历四五年未支者”。[10]在奢安之乱中，官兵的粮饷供给已难以为继。贵州巡抚王三善内庄惨败即因粮饷不继，欲因粮于敌，遂孤军深入所致。而此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晚明朝廷，财政已是极其匮乏，对贵州粮饷更是无力供给。若因改流再次引起土目叛乱，贵州卫所军粮供应便是一大难题。
水西土司内部独特的“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及土目土民维护土司统治的意愿使改流面临巨大阻力；明廷因受内忧外患、财政匮乏等困境的制约，无暇亦无力改流。久在西南地区担任总督、巡抚、布政使等要职的朱燮元深明此状，故在水西土司改流问题上采取了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
三、朱燮元的渐进式改流思想
朱燮元虽然在水西采取了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他不欲对水西土司改流。从削水外六目之地到裂水西疆土以分授，从改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到革除水西宣慰使，均显示出朱燮元对水西改流持一种稳健的主张，实为一种渐进式改流。
（一）逐步削弱土司实力
土司实力的强弱是明廷改流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在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身上体现显著。水西安邦彦叛乱，水东土司宋嗣殷附之同叛，但平乱后，朱燮元却只将水东土司改流。可知朱燮元并非不欲将水西改流，只因水西土司实力更为雄厚。从朱燮元的处置措施看，其逐步削弱水西土司实力的意图明显。
一个重要表现是从改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到革除水西宣慰使。称谓上的改变对水西实力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此后水西宣慰使的革除，却使水西辖下诸土目陷于群龙无首的状况；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从削水外六目之地到进一步裂其疆土以分授。削水外六目地虽然削弱了水西实力，但安氏土司仍然辖有鸭池河以西的广大地域，实力依然强大。而此后的分土世官，虽然从表面看水西疆土仍然在水西原土目辖下，但这些土目已与定番州无二，变得“力分易制”，[2]整个水西土司的实力骤然大减。谷应泰即对朱燮元此举大加赞赏，称其深谙汉初“推恩令”之精髓，“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则知众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驭远之良规欤！”[12]此后土目伐沙、阿乌迷等合谋复立安氏为宣慰使，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已意识到朱燮元分土世官的真正意图所在。
（二）瓦解土司原有制度
水西安氏土司与西南各土司最大差别在于“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的存在，这也是水西土司实力强大的根本原因，确保了水西土司的长期存在。这与播州杨氏土司形成鲜明对比。播州宣慰使先祖在唐代以外姓势力入主播州，其辖下各土目与其并无血缘纽带关系，更无类似水西土司“九扯九纵”一套系统的职官制度将其紧密联系在一起。故明廷仅用不到四个月时间便平定杨应龙叛乱，随后即顺理成章地将播州改土为流，而水西安邦彦叛乱，从天启二年一直到崇祯二年方才平定，达七年之久。
朱燮元作为贵州巡抚，对“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之于水西土司的重要性自然了如指掌。如果说革除水西宣慰使是朱燮元从上层对该制度的破坏，那么分土世官便是从基层对该制度的瓦解。首先，分土世官不仅意味着水西疆土的直接支配权已经转移到明廷手中，同时意味着“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下各土目已改由明廷直接任命；其次，有功汉人得以进入水西土司辖域，不仅极大地牵制了水西诸土目，更起到了破坏“则溪”和“九扯九纵”制度的作用。
（二） 强化卫所实力
明代贵州土司林立、苗民众多，为战乱多发之地，既有地方土司反叛政府控制的斗争，又有土司间因争疆夺职而相互仇杀，还有土民反抗政府压迫的斗争。虽然明廷自明初开始便在贵州广建卫所，以弹压不法土司，但从平定奢安之乱及苗民作乱中严重依赖土兵和客兵的状况来看，这些卫所在明后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之一在于先前所立卫所未能深入水西辖域，弹压作用有限；原因之二在于贵州卫所军粮短缺，战时更是难以为继。
朱燮元在水外六目地设二卫八所，便为了就近弹压水西土司。正如朱燮元在善后疏中所言：“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图。沿河要害，臣筑城三十六所，近控蛮苗，远联滇、蜀，皆立邸舍，缮邮亭，建仓廪，贼必不敢猝入为寇。”[4]水西土目献土，朱燮元又通过在水西之地建大方、水西、比喇三城及谷里、归化二堡，使卫所势力深入水西腹地。
对于卫所粮饷短缺问题，朱燮元在平定奢安之乱中亦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分土世官亦有“军民愿耕者给田，且耕且守，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4]等诸便，足以解决这一难题。
朱燮元的这种渐进式改流，意在削弱水西土司实力、增强卫所实力的基础上实现对水西土司的彻底改流。分土世官政策便是其渐进式改流之路上的关键一步，虽然最后因水西土目的再次叛乱而未能实现，但仍然在事实上极大地削弱了水西土司的实力。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的条件并不具备。
四、结语
明代，在今贵州境内的四大土司中，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因不法或叛乱而相继改流，只有水西安氏土司保留下来。并非因安氏土司安分守己，相反，明代后期，水西土司不仅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奢安之乱，还出现了宣慰使绝嗣和争袭的情形。明廷虽然出现了借机改流的声音，但最终采取了朱燮元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这些措施虽未对水西实现改流，却是朱燮元审时度势之举，是一种渐进式的改流，体现了朱燮元在土司改流问题上的审慎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在事实上极大地削弱了水西土司的实力，为清初实现水西的全面改流奠定了基础。朱燮元此举受到时人及后人颇多赞赏。谷应泰便对其赞誉有加，称“论者以固守成都，荡灭群妖，招降安位，为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后抚绥，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复反者，皆燮元之长算也。”[12]
按，作者颜丙震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安顺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西南民族史。原文载《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9期。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