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施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边民；边政；四川省；边区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开始因应时局变化逐步关注和介入西南边疆治理的政治事务中。但是受西南各省军阀势力羁绊，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施政往往流于形式，局限在政策制定层面，缺乏有效的施政操作和实践。西南边疆的施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让位于西南各省区地方政府。各省区政情有别，与国民政府之间亲疏关系复杂多变，又无较为统一的边疆治理政策，由此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治边策略。民初四川政局在外受制于滇、黔两省，内部派系林立，分划防区，长年陷于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区事务，边政几近废弛。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委任刘湘为省长，统一省政，又以推进边政为由插手川政。四川当局才着手整理边政事务，推行边区调查、边区教育等政策，扶助边民治理边区。因而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既受到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治理政策的直接影响，又在“边民”“夷务”等具体问题上有其自身特点。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广西、云南、西康、贵州等省份的边区治理研究成果丰硕，新见迭出，但是对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研究有所忽视，且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本文拟以档案文献为依据，结合相关史料，从关键性概念切入，集中探讨1935-1947年间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策略、措施及其基本特征，以期揭示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交互影响下西南边疆治理政策及其实施的复杂过程。①
一、“边民” “夷务”称谓的使用及其含义

作为内涵和指称模糊的概念，川省对于“边民”一称的使用，古已有之。清末的“边民”已含有非汉族群的意涵，如1908年《四川官报》一则报道称四川边民向化，“边民子弟向学日多，巴塘现开班初小学两班”。[1]所言“边民”指的是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新政期间巴塘一带的藏民。民初，“边民”广泛出现在各类报刊中，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同。“边民”较早出现在川省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文件中，当首推1928年时兼任四川省长的刘文辉拟定的川康边务计划。该计划规定筹边目的之一在于“改善边民生活，解放弱小民族”，“团结边地民众，领导边民倾化”。筹边的对象是康藏、宁远七属和雷马屏峨等地“边民”。[2](P.3) “边民”的具体指称并不明确，应侧重指筹边地域范围内的非汉族群。但“边民”的含义已同近代民族概念联系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首先关注到边疆地区的教育问题，拟定《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边疆教育施教对象笼统的被称为“边疆各民族”、“边疆人民”等，暗含有“边疆各族民众”之意，尚未使用“边民”一称。[3](P.830)到1935年1月16日，重庆行营边政研究委员会拟具针对川康各族边民教育问题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大纲规定川康边民教育计划实施范围主要包括四川省宁属马屏各支“倮儸民族”、松理懋汶茂五县三屯“西番民族”、西康及川康边区的“康人野番”，以及接近这些民族的汉人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者。[4](P.844-845) 1935年以后，川省颁布的相关官方政策性文件主要是响应国民政府的政策，受国民政府的推动。《边民教育计划大纲》颁布后不久，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的要求，川省政府先是征求各厅处关于边民政教设施过去情况，以为编述边疆政教专书参考资料，又于教育厅下特设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拟定《四川省二十五年度边民教育实施办法及经费概算》，通令边区屏山、马边、峨边、雷波、茂县、理番、懋功、松潘、昭觉、冕宁、宁南、盐源、盐边、靖化及金汤等一十五县署局设置边民小学等，并分作凉山与川西北两区，分别试办巡回教育。该实施办法及经费概算呈由国民政府，经教育部核复办理。[5]对于川省政府而言，“边民”概念既是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旧有称谓，也是因应和效仿国民政府修正传统概念后赋予新内涵的新名词。

但是川省政府官方文件和主政者言论中，从未对“边民”的内涵作出界定。从档案资料来看，川省官方文件曾先后出现过“边疆民族”、“边区民众”等说法。川省政府一份有关禁烟的训令中称，“本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地属边疆民族杂居，文化落后”。[6]另一份有关考察雷马屏峨沐的计划中则宣称要“宣化边区民众”，“沟通夷汉感情”。[7]从“边疆民族”或“边区民众”角度考量“边民”，其内涵是迥然有别的。因而单纯根据档案中出现的“边民”称谓，难以断定其确切含义。

不过，川省当局制定的各种针对边民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实际用于松理茂汶“番”区和大小凉山“夷”区实施的计划中。川省政府对边民的教育、宣慰等一系列政策，大体是以边民聚居的区域——边区来界定实施范围。至于川省“边民”具体所指。重庆行营拟定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中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考虑边民教育的对象，其中包括被认为长期受到非汉文化影响的汉人。在这一点上，川省政府同国民政府对“边民”涵盖的具体范围是存有一定分歧的。1939年，川省政府责成峨边县府督催夷民送子弟入省立峨边小学就读，以重边民教育，训令称，“查省立峨边小学招收学生，应以招收夷生为原则，如夷生不足，始得招收汉生，曾经本府通饬遵行在案。乃近查该校学生，夷生人数，寥寥无数，汉生较占多数，殊失本府注重边民教育之意旨”[8]。所谓“边民教育”是专以非汉族群为施教对象，原则上并不包括汉族。1938年川省以内政部调查表为据，选送边民子弟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调查所得全境边民种类如下：

表一 四川边民调查表（根据1937-1938年各县填报内政部调查表）[9]

从上表观之，川省各县呈报的边民皆为非汉族群，分别为羌、番、倮倮、苗和回五类，主要以族别，而非文化来界定是否归属于边民范畴之内。而且，各县“边民”的具体称谓并不统一。懋功之“藏”实同于松潘、理番之“番”或靖化之“西番”。实际上，对于同一边区内边民具体所指各有差别，缺乏统一分类的现象在整个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如对第十六行政区边民种类的划分中，具有官方色彩的《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一书称有羌、番、戎、猼玀子四种。[10](P.626)曾在十六区任职的万崇佛以为，松潘、茂县、理番、懋功、靖化、汶川六县草地边民，包含西番、倮、夷、羌等。②学者刘恩兰则称，岷江以西居民“种族则甚复杂，普通多分之为羌、戎、番、回、猼玀子、黑水蛮等”[11]。也就是说，当时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并不关心边民内部具体族类的明晰化和统一化，往往流于粗浅而不一致的习惯性称谓。对西南边疆民族族类系属的细致化分辨，相对精确化的科学分类，实由学术界特别是民族学界的研究肇其初始。[12]

尽管川省政府以族别来界定边民范畴，但在制定和推行具体的边民施政政策时，则是依据边民的现实状态来评定。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致函川省政府，令川桂滇黔边区设立专管机构以“化除苗猺界线”。川省省长刘湘答复说：“查本省夷族分两大部，一为松理茂汶之番子，即土番之遗族，与藏人同种者；一为宁属八县及雷马屏峨之猓玀，即汉时所通之西南夷，均与苗猺等民族不同……苗民散居川境者既少，且大部分已改土归流，与汉人无多畛域，查与苗族之在湘桂黔各省情形大不相同，关于划设特区设立专管机构一层，对于川省似无设置之必要。”③川省早期的边民调查表明苗民居于川南一隅，唯人数过少，且被认为文化习俗同汉人大多无异。故川省政府的边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川西北和大小凉山地区。川南苗民多未被列于边区或边民政策规划之列。

对此，川籍学者姜蕴刚在之江大学旅蓉学会上以川省为例演讲“边区、边民、边治”，道出了内中深意。姜氏认为，边民之称谓，源于边区，而不是边疆，原因在于：“‘边疆’含有‘彼疆尔界’之专对外的意思而言；而‘边区’则认定是同于边况的一个大区域。这个区域是对内地的分别，存在是很多的边民。因是边民居住的关系，所以很多地方被我们视为边区了。边区之具体研究中心对象，实在也就是边民。边民问题解决了，边区亦真就可以缩小为疆了。……我们之所谓边区问题，不是先谈国防的，重要点是在……如何开化边地为腹地，去增加国家统一的人力物力，而巩固国家兴盛之基础，然后才说得上国防。”就川省来讲，“四川边地的重要边民为番、夷、苗。而西康的重要边民则只有夷与番。番就是藏人。夷就是俗呼的罗罗。这两种人是问题最重要的。苗民问题是比较的不重要”。[13] “边区”是相对内地而言的，故四川可算作腹地。四川边地又须视为边区。“边区”又是处于变动中的，随着边区治理的进展，将转化为“腹地”。而开化的途径是化除族际畛域。这也是川省政府实施边民政策的最终目标。《四川省西北各县宣慰边民纲要》和《四川省雷马峨屏四县宣慰边民纲要》就曾指出，宣慰的原则是促进边民情感、提高边民文化、厉行改土归流和倡导边地生产，而“如欲速达”“首需革除历来彼此歧视之心理，藉以促进边民与内地人民之感情”。[14]若从此视角思考，川省对“边民”内部具体所指的忽略和模糊，及川南“苗”的“边民”地位的相对弱化，也就不难理解。

川省当局不仅以“边民”笼统的指称境内所有非汉族群，还将涉及“边民”的事务一律归入“夷务”问题。各类“边民”亦往往以“夷”概称，使各“边民”的民族身份进一步被笼统化和模糊化。狭义的“夷”在明清时期原是对彝族的旧有传统称谓，民国时期继续沿用，川省族类语境中倾向于专指彝族。《西康青年》的刊首语称，“‘夷务’‘治夷’‘夷人’‘夷区’是历史上惯用的名称，在书籍上通用已久”。[15] “夷务”或“夷人”在多数语境中是常指彝族及其相关事务的。但是四川各级政府及时人又以之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四川省的非汉族群及其问题。1937年刘湘已将川西北“番子”和大小凉山“猓玀”共称为“夷族”。1938年懋功县财务委员会米国仁在呈请四川省府懋功不愿划入西康的呈文中称，“查懋功全县汉回夷三族杂处，感受内地文化熏陶”[16]。1940年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光熙在呈递给蒋介石和四川省府的公函中也说，“本区夷人大别为西番、羌人、靺鞨、博倮子四种”，“所辖各县汉夷杂居，语言歧义，除汉语外可大别为羌语、黑水语、藏语及博倮子语四种”[17]。以“夷”指称川西北藏羌民族在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中屡见不鲜。时人于1935年同样声称，以自身亲历考察所得四川“夷族”有羌民、西番和猓猓。[18]而且，即便“夷”用于大小凉山地区，也是指称各族的笼统称谓。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于1948年草拟的《川康滇边区夷务治理计划》中云，“本区现有夷胞，计有倮罗、黎苏、西番、摆夷、摩些、水田、仲家等数族”[19]。此前已有人说，“宁属的夷族，有猓玀、西番、黎苏、苗子……等种（统称夷人），其中以猓玀为主”[20]。“夷”被用来涵盖和统称川省境内非汉各族的作法，既与历史上传统的族称沿用有关，也是时人以川省边务之重心在“夷务”的反映。

“夷务问题”以宁属最具代表性，或以之专用于宁属的社会问题。1939年受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委托组织的川康滇边区社会经济考察团的纪要中明确指出，“四川在昔因其交通之困难，及军人之割据，向称迷地，而川西边陲之宁属（即旧宁远府属）尤为迷中之窟……宁属社会最严重问题，即在夷务。故考察宁属社会，自应以夷务为中心”[21]。川省各级政府及时人却又以“夷务”泛称于川西北边地。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机构中设边务组，“办理夷务，调查夷民种类（十六区夷民种类大别为藏番羌人西番四种）”[22]。1938年理番县长徐剑秋呈送川省府的函文中即有“设立夷务机关及夷务学校计划书”的说法，于马塘“设立夷务办事处及各土夷务学校……积极办理夷务实为目前不可稍缓之图”[23]。1941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团员王璋向蒙藏委员会拟呈有考察松、理、茂、懋、汶、靖六县夷务计划大纲。[24]由此，“夷务”常为四川省边政事务的统一称呼，具有将川省境内边政问题同质化的倾向。前述《宣慰边民纲要》并用于民族文化差异较大的川西北和雷马屏峨，原则和实施内容一致即可为证，显现出川省“边区政策”的特色之处。

二、“扶绥边民”：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政措置

民国时期川省以“夷务”问题而体现其边政特殊性，在夷务治理过程中，却多受到国民政府的推动和干预。期间经西康建省，宁属划入西康，凉山夷务问题遂一分为二，分归于川、康两省。各方势力在此过程中角逐博弈，边区治理始终无多大起色。

民国初年，川省陷于军阀混战，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川政，无暇顾及边区，在政策和实践方面几乎毫无措置。川康边区原有统治秩序崩溃，社会失序，宁属夷患不断。康属土头势力崛起。川西北土司旧势力依然固若磐石。1935年刘湘宣布川政统一，废止防区制，为川省着手边政事务奠定政治基础。不久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意图逐步控制西南各省。同年5月蒋介石赴贵州苗疆作实地考察，深感开展西南边疆教育对政令统一、民族融合的重要性。[25]重庆行营随即设立边政设计委员会，从事川康边政治理方案的研究、制定和监督。1935年起，国民政府直接插手川省边政事务。川省应蒋介石的饬令，筹办四川边区屯殖事宜，聘请实业家多人，拟在川西北、宁属、雅属及川东南边区开展屯殖事业。[26]次年，蒋介石又电令川省政府对各边区县属办理调查。川省调查峨边等十二县人民种类、人口数目及其向背情形，汇呈行营鉴核。[27]国民政府当时对川康边区状况并不了解，希望通过颁布的一系列调查表、边地条例规划等，借助川省的调查和相关政令反馈，加深对边区的认识及强化对边区政务的掌控。

早在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考虑到“边远省份，或以种族居处太杂，或因土司开发较迟，所有特殊区划及特殊制度不得不暂存在，自属事实问题”，特向各省颁发土司调查表及现有盟旗或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至1931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又颁令拟议改革土司。川省政府迅速作出响应，提案拟将川省土司土目及各屯名称一律改为设治局，不敷成立设治局者，划为乡镇，归原属县政府办理各办法。其理由为设土司一职，因承袭之故，弊端滋生，“常因处置失宜，每致边夷怨望”，亟宜改革。然如同懋功县委员提示，部分县份僻处极西，“汉少夷多，文化滞塞，地尽不毛，以税收人口而论，尚无组织设县治之必要，似此情形，改屯委员，程度既属不合，而各屯汉夷杂处，交通不便，若将屯员一职裁废，殊失控驭之机关，若仍旧沿用各屯名称，又与现时官制不合，亟应酌为更改，拟将原有土司及各屯员一律查酌情形，改为设治局，以专责成，而昭划一，不敷设治局者，仍改为乡镇”。[28]

国民政府视改土归流为一般性的地方行政改制问题，实际上缺乏对边区政治文化状态的深度了解。川省地方政府则深悉改制牵涉面广，尤其是边区民族文化殊异，行政改制难以推行，所以采取的是折衷的方法，即更令土司职称名目。理番县县长吴嘉祥就曾呈报川省政府，声称“地处极边……语言文字迥异，与汉人各别，改设县治，一时办理为难，此即职县土司制度夷俗大概情形也”[29]。地方官员已多次提醒省府和国民政府，改制须视边区特殊的民族文化和政治环境而定。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这样的认知，川康边区土司旧制迟至1940年代后期仍无实质性改变。[30]1936年6月在行政院举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拟定四川宁雷松茂各属土司官制办法审查会。内政部、蒙藏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行政院相关人员出席。办法的拟定是考虑到“近年以来，边疆土官名称，混杂凌乱，政府似应有统一规定之必要”。审查意见有三点颇值得关注：其一，对办法第一项的意见是“所请采用都统制，又以中央所颁布之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现行条例，只限于蒙古康藏新疆之武职人员，不宜用之于松茂一带之土司”；其二，“此案依据行营原函所称之土司，仅为四川宁、雷、松、茂等属之一部分，且原于该部分之土司，又有改流等，……此尚有势力之土司，不及半数，拟在各地土官名称未统筹规定前，不必由中央为松茂等县一部分规定新官制”；其三，“行营与边政设计委员会，及四川省政府所拟意见，均当作中央统筹规定边区官制之参考”。[31]介入川康边政事务伊始，国民政府的态度是：第一，川西北边区事务应同蒙、藏、新、康边政区别对待；第二，川康边政事务的处置有赖于国民政府设于地方的军政和边政机构及地方政府的意见，虽然由中央统筹，但实际上将川康边政具体处置权下放于地方。

川省边区各级政府相应规划商讨边政事宜，纷纷制定对策和计划，开始着眼于族际关系和夷务的处理，实由国民政府从中推促。1935年10月，四川绥靖第一区司令官李家钰较早提出“抚边治夷案”，在绥靖区内设夷务局，“宣扬政府威德，解决夷汉纠纷，并进而改善夷人生活，促其文化”，并组织调查局，“调查区内夷人之种族、生活风俗、宗教、土地、矿产、森林、牲畜、物产、地区、山脉、河流、道路及其他问题”。川省政府认为以上事宜皆属行政范围，“应由地方行政机关办理，用明权责”。但考虑到“宁属及雷马屏峨各县夷患均以凉山为根据地”，遂委托李家钰规划肃清方式。[32]此后，蒋介石督促川省政府须在宁属各县召集夷众，宣扬中央威德，为开发夷民智识和促进汉夷情感作宣传调查，创设夷务学校也亟应次第举办，并对李家钰的绥靖方案颇为肯定。

1936年4月重庆行营对李家钰的方案详加讨论，以为所拟计划切实可行，惟有数点可再作斟酌，其中教育方面，“其设立化夷学校之‘化夷’一名，不无挑起种族优劣成见之失，似可不用。且查本会前奉令拟具边民教育计划大纲，刻正与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会拟实施纲要，俟拟妥呈复核准后，即可从事推行。该绥靖区即无庸另定计划，致涉分歧”[33]。7月，蒋介石以重庆行营指令形式，将李家钰的绥靖方案和边委会议的复呈发于川省，令川省政府转饬李家钰遵照办理。10月，重庆行营训令川省对消弭川西南“痼疾”及开发大小凉山，如修筑公路、兴办“夷民”教育，巩固边地防务及勘矿、垦荒等事务，赓续进行。宁属事务可参酌李家钰的绥靖方案及第十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旭东的建议八案，并核准川省第十六区专署所呈边民善后政治实施办法，统筹计划，拟具整个详晰办法。1937年3月，行营边政设计委员会组织边区调查团，远赴雅属、宁属各地实地调查，拟协助川省致力于边民治理。

然而，川省治边计划迟迟未决，已制定的措施，如边民教育计划，亦未切实遵行。原因在于边政长期败坏，边事荒废，边区窎远地险，社会不靖。如宁属“夷务”问题受本土政治力量及滇省势力的多方掣肘，形势复杂，短期内实难拟具推行。1935年，第十八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立于宁属西昌。次年7月，专员王旭东针对川西南盐源、盐边局势，拟“设置两盐特别区署，遴派区长，以联络夷汉感情”，以便于后续的改土归流。为达到此目的，王氏决定先将盐源县属古柏树土司郎治邦所辖各地划为特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次推行于各土司。川省政府分析后复函，告以须审慎。[34]川省在边区势力单弱，又受各方政治力量钳制，实无力推行大规模的边政措置，唯有依赖于地方势力，延续某些传统的治边策略，维持现状，保障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定。对于宁属的治理，1937年川省曾拟定开发边区三年计划，以雷马、屏峨等大小凉山十二县为第一屯殖区，[35]但成效不大。对“夷务”的处置，主要是依赖邓秀廷靖边司令部的军事震慑。而在川西北松、理、懋、茂、汶地区，鸦片种植屡禁不止，又有匪患威胁，令地方政府疲于剿抚。[36]

不难看出，1935-1938年的一段时期内，在国民政府的极力推动下，川省政府才被动地开始实施边区治理计划。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局面方有改观。首先，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通过干预边务问题加速推进川政统一。[37]其次，包括川康在内的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川康边区问题再度引起政府和各界的广泛关注。

1938年刘湘病故后，川省政局渐由国民政府掌控，边政计划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举行春季、秋季行政会议，决议在民政方面“绥和番夷”，遵循“团结政府与番夷关系” “消除汉夷间隔阂” “保持各夷部间和平”的原则，注意边民教育，“对于夷民子弟应施以相当教育”，使之“转移旧习，进化文明”，创办边民学校，推广社会化民众教育。[38]边政仍然被归并入地方政府日常的行政事务程序中，仅边民教育方面被单独突出强调出来。实现边民“进化”，是边教实施的主旨。

次年，第十六区行政督察区制定和颁布了一份较为全面的《边务及建设方案》。方案在概论边区社会面貌后，将治理分作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前者理清边区的政治形势，解决的方案重在行政层面，如整饬吏治、捡选“治夷”能员、部署精良军队及严厉禁烟等。治本则偏重社会文化层面，厉行改土归流，编制保甲。注重教育，具体包括制发“夷”汉文对照宣传品；创立“夷文”编译社，编撰“夷人”教育课本，并侧重乡土教材，分请国立编译馆及蒙藏委员会派员主持；创立“夷务”人员训练班；添设边民各级学校及民众学校；创设茂县边民试验小学，招收土司头人优秀子弟入学；制定改正陋习各项规则。鼓励“汉夷”通婚，破除族际隔阂，最终解决夷务问题。[39]

1940年，四川省政府委派川西北土官边民宣慰委员李阳三前往川西北宣传慰问，“务使各土官边民具国家观念，汉夷以化畛域，而安边圉”[40]。1941年，为改进边民教育，提高边区文化，川省政府在马边、杂谷脑两处各成立边民生活指导所，试图将边疆治理扩及到边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涵盖医疗、教育、经济合作、宣传展陈等领域。[41]同年，行营军委会政治部批示，赞同长期任职边区的万崇佛提出的一份整理十六区意见书，指出治边当以开发教育为中心，特拨经费，普遍开展民族性之教育，宣传三民主义。万氏明确指出，传统的“以夷制夷”办法，“不但违背本党‘对国内弱小民族当扶持之，使能自觉自治’之民族政策，且与地方行政推行上亦感困难”[42]。

尽管经国民政府相关机构指导推动，川省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置，边政的具体推行和实践远滞后于纸上的规划，实施部分大多流于形式，未切实执行。直到1940年，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才呈请川省政府，准予在公署机构内设置“番文”书记（即翻译）专职。继而督察专员严光熙又向省府呈函，要求增设“番文”书记，但效果并不理想。④

边区政令阻窒，族际文化差异较大，致使边民教育也未能顺利开展。到1947年，整个十六区内只有初中一所，省立沙坝小学一所，威州师范学校一所及中央在松潘开办的职业学校一所，但学生全系汉族。“夷民以读书为苦差”，其成绩远不及毗邻的西康康属教育事业，故有人建议援引西康条例，特拨教育经费，遴选若干人员，深入边疆，设立学校。[43]鉴于此，同年省府在新拟川省边区教育计划中，以边民文教工具本土化为重心，仿教育部指示的边区教材，“由教育厅及有关方面，用边区适用之各种文字编制边民教科书、边民读物挂图等”，试图深入松理等边区腹地，同边民直接接触，普及边民教育。[44]但是川省边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短期内难以适应近代化教育。两者之间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一时难以调和，加之省府政治势力对边区缺乏有效控制，实施计划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又略显笼统、呆板，缺乏细致和灵活的实施策略，造成边民教育深陷困境。

三、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试图以边政问题为由加强对西南各省的控制。西南各省政府因应时局，或顺势而为，或迂回抵制。[45]四川省的边区治理也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确定治边理念，拟定边政措施，到政策的出台和具体实施，无不隐现出国民政府川政统一的影响。在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下，从“边民”到“夷务”，川省政府对边区各族及其事务的界定，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和笼统性，体现出川省的特殊之处。而这种模糊和笼统的特点也反映在川省的边区治理过程中。川省在边政问题上，受制于国民政府，力图将其纳入和控制在地方行政机构的日常事务范围内，弱化边区各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各项措施虽然以文明进步为标榜，向边民宣传和推导现代化生活方式，却忽视了边民自身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内在思考逻辑和观念，脱离了边民立足的社会生活场景。[46]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川省的边区治理并不成功，收效甚微，自始至终缺乏一个系统合理的边政措施，在具体态度上游移和被动。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广西、云南、西康、贵州等省份的边区治理研究成果丰硕，新见迭出，但是对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研究有所忽视，且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相关论著参见谢睿.论民国时期四川“夷务”问题——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为考察对象[J].贵州民族研究，2011(5)；谭递梅.民国时期宁属“夷务”问题研究（1912-1938）[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②在一篇有关十六区草地开发的建议书中，万崇佛又指民族分汉、回、羌、猓、夷、番六种。参见万崇佛.四川十六区开发草地刍议（未完）[J].国防新报,1947(5).“回”被摈弃于“边民”或“民族”之列。这说明川省政府对境内各族民族身份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这主要是与1940年代后期国大选举过程中，官方逐渐将生活于内地，同汉人文化习俗近似的“汉回”只看作“特殊国民”有关。

③1939年，陈济涛指出，“四川边区，是指在四川西北边属第十六行政督察区直辖之茂县松潘汶川理番靖化懋功六县，及西南边属第五行政督察区所辖之雷波马边峨边三县，与二十七年秋由四川划与西康之汉源越嶲冕宁西昌会理盐源盐边昭觉宁南金汤十县，暨西康青海两省区”。刘湘.公牍：公函：四川省政府公函：函复行政院秘书处关于川桂滇黔边区设立专管机关化除苗猺等界线一案川省似无设置之必要由[J].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84).虽然将青海划入四川边区显得莫名其妙，但边区中没有川南苗区。参见陈济涛.四川边区及其居民[J].黄埔（重庆）,1939(2)。

④“该员仅能精熟藏语，其他如羌语、黑水语及博倮子语，仍无人作翻译，以致推行政令及各土官头人来署接见，与夫出巡各地语言隔阂，诸感困难，上下情意，难宣通。”参见十六区专署调整裁撤情形组织编制边政计划会议记录办事细则开发边疆应特予权便文武职员名册与四川省政府训令[Z].54-2475,四川省档案馆。

参考文献：

［1］四川:边民向化［J］．四川官报，1908(17)．

［2］四川刘文辉拟川康边务计划［J］．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1929(12)．

［3］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4］边政研究委员会致委员长呈(1935年10月16日)［D］．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5］边政夷务各案［Z］．41－3685，四川省案馆;令发各县署局设置边民小学应行呈报及注意事项［J］．四川教育，1937(1);令四川省政府据呈賫边民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及二十五年度边民教育实施办法大致尚无不合仰仍候教育部核复办理由［J］．军政月刊，1937(14)．

［6］关于十六区临时视察事项(一)［Z］．41－3965，四川省档案馆．

［7］四川省政府派员考察雷马屏峨沐计划［Z］．54－3138，四川省档案馆．

［8］教育法令:训令:四川省政府训令:教廿八年二月日发第五八二号:令峨边县政府:府令峨边县政府责成员会及夷地保长督催夷民送子弟入省立峨边小学以重边民教育［J］．新教育旬刊，1939(1)．

［9］四川边民调查表，中央军校四川省民政厅选送边民入中央军校受训公函、训令与靖化、峨边、懋功、雷波、珙县、屏山县选送情况呈文［Z］．54－1367，四川省档案馆藏．

［10］康兴璧编述．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A］．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续编(第29册)［D］．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1］刘恩兰．四川西北边区民族之检讨［J］．新中华，1946(4)．

［12］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0)．

［13］姜蕴刚．边区·边民·边治［J］．康导月刊，1942(3)．

［14］四川省西北各县宣慰边民纲要［Z］．54－3138，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雷马峨屏四县宣慰边民纲要［Z］．54－8846，四川省档案馆．

［15］刊首语［J］．西康青年，1942(2)．

［16］西康省委员会呈请川康边区二十一县划归西康，内政部划归西康三十三县两设治局及西康省界各县图说及宁属反对归康请设特区［Z］．54－7703，四川省档案馆．

［17］十六区专署调整裁撤情形组织编制边政计划会议记录办事细则开发边疆应特予权便文武职员名册与四川省政府训令［Z］．54－2475，四川省档案馆藏．

［18］刘硕甫．四川的夷族［J］．时代，1935(7)．

［19］四川省十六区专署呈报边务及建设方案政务情况行政院补发边疆代表来京统一招待办法，内政部检发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民政厅训令［Z］．54－1520，四川省档案馆．

［20］李永宽．彻底治理宁属夷务刍议［J］．西康青年，1942(2)．

［21］徐幼川．川康滇边社会经济考察纪要[J］．服务(重庆)，1940(2)．

［22］拟具充实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表［Z］．54－3138，四川省档案馆．

［23］边政夷务各案［Z］．41－3685，四川省档案馆．

［24］军委加强整理边政代电核四川省政府转发治理十六区意见［Z］．54－1521，四川省档案馆．

［25］杨思机．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J］．中山大学学报，2012(6)．

［26］省内经济:建设:各项建设要讯:边区屯殖筹委会成立［J］．四川经济月刊，1935(4)．

［27］统计消息:国内:蒋委员长令调查四川边区人口［J］．福建省统计月刊，1936(2)．

［28］各县现有土司调查表［Z］．41－7509，四川省档案馆．

［29］各县现有土司调查表［Z］．41－7509，四川省档案馆．

［30］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南京:正中书局，1947．

［31］十六区专员拟具边民善后实施办法卷［Z］．194－16，四川省档案馆．

［32］行政院关于四川省行政规划及抚边治夷的有关函件训令［Z］．54－7355，四川省档案馆．

［33］行政院关于四川省行政规划及抚边治夷的有关函件训令［Z］．54－7355，四川省档案馆．

［34］盐源县呈两盐特别区镇管理局成立情形及樊崧甫电两盐管理局长调请派员接替于川省政府的指令［Z］．54－7428．

［35］四川经济:建设:省府拟定开发边区计划［J］四川经济月刊，1937(8)．

［36］中央军校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民政厅选送边民入中央军校受训公函、训令与靖化、峨边、懋功、雷波、珙县、屏山县选送情况呈文［Z］．42－1367，四川省档案馆．

［37］黄天华．四川政潮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J］．历史研究，2017(2)．

［38］第十六区专署行政会议纪要［Z］．41－4776，四川省档案馆藏．

［39］四川省十六区专署呈报边务及建设方案政务情况行政院补发边疆代表来京统一招待办法，内政部检发川康建设方案四川民政厅训练［Z］．54－1520，四川省档案馆藏．

［40］四川省政府委派李阳三在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县宣传慰问土官边民工作的有关工作［Z］．54－8030，四川省档案馆．

［41］本省筹设边民生活指导所［J］．国民教育指导月刊(成都)，1941(1)．

［42］军委加强整理边政代电核四川省政府转达治理十六区意见［Z］．54－1521，四川省档案馆．

［43］万崇佛．四川十六区开发草地刍议［J］．国防新报，1947(7)．

［44］本省教育消息:省府拟定发展边区教育计划［J］．四川教育通讯，1947(27)．

［45］赵峥．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政治社会变迁(1937－1945)［J］．抗日战争研究，2017(2);娄贵品．杨森主黔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制定［J］．贵州民族研究，2009(3)．

［46］任乃强．我所知道的夷族土司岭光电［J］．边疆通讯，1947(4)．

按，作者李沛容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边疆史。原文载《民族学刊》2020年第6期。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