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朝前期許多有漢人血統的封疆大吏類似，活躍於乾隆前期的楊應琚出身漢軍旗。有清一朝，漢軍旗人出身的文臣武將，在清朝的地方政治和邊疆政治中長期扮演重要角色。明朝以「衛所」形式經營邊疆的成就與經驗，是源自滿洲一隅的清朝亟欲繼承的；任命漢軍旗人擔任地方督撫、邊臣疆吏，有利於繼承明朝的這項遺產。而楊應琚政治生涯中最值得關注的事蹟，正是集中在族群政治與邊疆政治領域。楊應琚在甘肅西寧道、臨鞏道、兩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任內，累積長達36年處理邊疆與族群政治事務的經歷。其中，在西北的經歷，奠定其一生重大成就；在西南的經歷，則令其輝煌人生蒙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楊應琚（康熙三十五年 － 乾隆三十二年，1695 ─ 1767），字佩之，號松門，遼海漢軍正白旗人。他的祖父楊宗仁曾於康熙五十三（1715）年任西寧道，累官至湖廣總督；[1] 父楊文乾曾任陝西榆林道、河南布政使、廣東巡撫。父祖官聲斐然，楊應琚在家族環境中傳承了政治視野與政治經驗。楊應琚由蔭生授戶部員外郎，乾隆時，擢山西河東道，尋調甘肅西寧道。1754年5月3日－1757年8月31日期間，奉旨接替策楞擔任兩廣總督，後任陝甘總督。乾隆三十年（1765），緬甸進擾雲南，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楊應琚任雲貴總督，上任後發動反擊戰，欲收復被佔邊地，嗣清高宗以楊虛報戰功，令賜自盡。
壹、經營河湟，經略西北
雍正七年（1729），楊應琚授戶部員外郎，出任山西河東道，雍正十一年（1731），上任甘肅西寧道，次年轉任臨鞏道，乾隆元年（1733）回任西寧道，前後兩任歷15年之久，成為其邊疆政治生涯中的最重要經歷。
西寧是楊應琚的父、祖長期為朝廷盡忠效力之所。在西寧道任內，楊應琚對位於「河湟」地帶的西寧府在清朝族群政治地位有清晰的認知：西寧「西鄰青海，南達三藏，環以諸番，西北逕通準噶爾」。地處黃土高原與青康藏高原結合部的黃河上游—湟水谷地（史稱「河湟」），在秦漢之前，是「西羌」、「西戎」之地，秦、漢與匈奴於相繼崛起之際，皆注意到河湟的戰略地位。漢武帝全面截斷匈奴右臂的戰略行動，確立西寧作為中原農業王朝控制青康藏高原與中亞的戰略前哨之地位，同時開啟河湟地帶的漢人開發史，也開啟了該地帶多族群、多文化和多樣生存方式的人類生態史。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青海蒙古、西藏和準部的幾次軍事行動中，西寧作為前進指揮中心的戰略地位凸顯無遺。
雍正元年（1723），清朝平定羅卜藏丹津之亂，結束和碩特蒙古統治青康藏高原的局面，為鞏固對青康藏區域的統治，清世宗採納年羮堯所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及「禁約青海十二事」，決計擴大對於青康藏高原東部的直接統治。雍正三年（1725），西寧衛升格為府，並成為清廷「總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簡稱「青海辦事大臣」）駐節之所，意味著西寧由邊郡衛所轉型為內地府縣，成為清廷向青康藏高原和中亞輻射其政治影響力的重要中心，格局直逼省會蘭州。然而，楊應琚到任之際，儘管清朝控制青海厄魯特，遙制西藏的態勢已大致穩定，西寧的防務依然有很多漏洞，所謂「一線東通，三面外暴」， 商旅頻遭劫掠，官府莫可奈何。
為改變這一局面，楊應琚有意進一步在河湟地帶擴大與內地的行政一體化措施：經由擴大西寧府的統轄範圍，並強化對河湟地帶城鎮以外邊緣區域的直接統治，使西寧城擺脫孤城的狀態。自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二十六（1764）年間，楊應琚致力擴大河湟地帶的郡縣化、城鎮化規模，於拱衛西寧城的河湟各處要塞建立城垣、城堡，分兵駐箚，在西寧的北、西、南三面形成連貫的防衛屏障，自此，「諸番皆畏怯不敢肆惡，居民行旅咸便之」。
在政治、軍事措施之外，楊應琚更重視在「邊鄙」之地推動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文化教育，建構天下一統的歷史論述，期待此舉能夠超越軍事、政治措施，產生更長遠的效用。
清朝繼承元、明，建立涵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天下國家，康、雍、乾三朝都重視《大清一統志》的纂修，將各省通志和各地地方志的編修，視為匯纂《大清一統志》的基礎。楊應琚即在清朝標榜「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念之下，於乾隆十一年（1747）至十二年（1748）修纂《西寧府新志》，詳盡耙梳河湟地區兩千餘年來各族群多元紛雜的歷史，但又將這些史實納入儒家的「正統」和「大一統」史觀內。
針對河湟地帶漢、「番」雜處，「風俗質野」的景況，楊應琚主政西寧期間將精力集中於文治、「教化」之上。西寧府城原有府學一處，但校舍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楊和西寧知縣靳夢麟捐資重修，並從江、浙一帶聘請教師前來執教，選拔西寧、碾伯二縣秀才前來聆教。楊應琚還會同西寧府知府劉洪緒、西寧縣知縣陳銛捐俸建立西寧縣儒學，並訂課程，置學田，保證教學的正常進行。在楊的倡導下，碾伯縣、大通衛、貴德所、丹噶爾城等地也相繼創辦儒學、社會、義學多處。乾隆十一年（1747），楊應琚又與劉洪緒、陳銛捐俸在西寧城東關創設回民社學，並親自制定「學約」、「學示」，約束、敦促地方官、教師、家長和學生。
由於在西寧道任內政績卓著，經清高宗信賴的大臣，時任甘肅巡撫黃廷桂舉薦，得到清高宗賞識，乾隆十四年（1749）升任甘肅按察使，次年遷甘肅布政使，旋升任甘肅巡撫，此後累遷兩廣總督、閩浙總督。復以陝、甘地域廣袤，非一督能治，奏請更西安總督為川陝總督，四川總督為巡撫，甘肅巡撫為總督。乾隆二十四年（1759），高宗遂命應琚以太子太保銜調任甘肅總督，陝西提鎮受節制，進太子太師；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任陝甘總督。
主政甘、陝期間，楊應琚在對新疆的經營上多所建樹。在清朝對準噶爾的戰爭中，楊於甘肅巡撫任上負責籌辦轉運軍費糧秣，戰事結束後又受命升任陝甘總督，辦理新疆善後事宜。楊應琚奏請在天山南北兩路分設行政管理機構，並在伊犁將軍之外，增設總兵兵備道，分住南路阿克蘇、葉爾羌二城。此後，規劃推動在肅州和新疆的大規模屯田、移民，最終鞏固了清朝對新疆的統治。楊應琚以此殊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官拜東閣大學士。
貳、情報有限，決策衝動
清朝傳統邊疆事務的重心在於蒙古，無論是包含準部與回部在內的新疆，還是青康藏高原上的西藏與藏人部落，無不與蒙古事務息息相關。河湟地區，正位於連結新疆、西藏、蒙古的樞紐位置，楊應琚長期任職於此，得以參與清朝邊政的核心事務，又充分伸展漢軍旗人出身邊吏的優勢，在平定準部、重建新疆的過程中也卓有貢獻。與清準戰爭的成功相較，清緬戰爭則是清朝最具災難性的邊境戰爭，楊應琚則在其中扮演了悲劇性的角色。
緬甸位於中國極西南的邊境省分雲南的西南方。興起於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幾個緬甸王朝，發展出較為繁榮的農耕文明和集權政治體系，並持續向伊洛瓦底江上游擴張，與中國王朝的政治－文化影響範圍相遇。然而，不同於朝鮮、越南、琉球等古代王國，緬甸基本上未進入中國文化圈之內。古代緬甸與中國王朝間形成若即若離的關係，既與緬甸核心區域位在南亞和東南亞樞紐地帶，形成自身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與歷史演變進程有關，也與中國王朝經營雲南的狀況有關。直到13世紀中後期，元朝勢力才完整控制了雲南；明、清繼承元朝的遺產，進一步引進漢人，加快雲南的農業開發，但在雲南複雜的地理－人文環境條件下，明、清對雲南西部、南部的控制長期停留在間接的狀態，只能在這些地區設置羈縻性質的行政區。而這一區域的地方土司政權，必須時刻留意中緬兩方勢力的消長，往往被迫選擇「兩屬」，即同時向中國和緬甸表達政治效忠，視時機調整向其中一方傾斜的程度，才得以在兩個強大勢力的夾縫中生存。
16世紀初，一度被明清稱為「佛郎機」（「伏狼機」）的葡萄牙人武力侵入緬甸，對伊洛瓦底江流域和雲南諸土司地區展開經濟殖民。葡萄牙人從諸土司之間的衝突中漁利，起初支持白古（大古刺），打擊洞吾（Toungoo）；到1550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前後，轉而支持日益強大的洞吾王朝（1486 ~ 1752）。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初，洞吾王朝乘統一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緬境的餘威，入侵雲南，與正處在嘉靖末至萬曆年間的明朝之間展開持續數十年的邊境戰爭，由於葡萄牙人提供西洋軍火，葡萄牙士兵甚至直接參與戰爭，西南邊境諸土司備受欺淩，明朝軍隊也戰敗，喪失對雲南西部、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約略同期，越南後黎朝崛起，也不斷侵擾雲南邊境，明朝無力還擊，使得雲南東南部的土司同樣陷入搖擺狀態之中。
18世紀前期，緬族英雄甕籍牙（Aung Zeya, 1711 ~ 1760，中文史籍亦稱「雍籍牙」，緬甸史以其佛化王號，稱「阿朗帕耶」Alaungpaya）在洞吾王朝廢墟上建立貢榜（Konbaung）王朝，統一緬甸，甚至攻破暹邏國都大城（阿瑜陀耶，Ayutthaya），迫使寮國稱臣。在緬軍北上攻打撣邦期間，一些撣人土司逃入雲南求救，緬軍進一步侵入雲南，與清朝之間進行了4年戰爭，史稱清緬戰爭，或「花馬禮戰爭」，清朝亦戰敗。
1659（順治十六）年，清軍進入雲南，控制明朝設置的車里宣慰司之地，統轄十三版納，但將車里、麓川之外明代所置其他土司視為化外。此時，清王朝邊疆政策的核心，乃是北方和西北的蒙古問題，在雲南邊境，則謹守明末對緬軍事失利後形成的實際疆界，不干涉緬甸內政，也無意開疆拓土。吳三桂深入緬境，並未順勢拓土；附緬土司數次請求內附，朝廷一概回絕。即使在清朝與洞吾王朝建立起形式上的宗藩關係後，洞吾王子色亢瑞棟請求入華避難，清朝同樣婉拒。基於這一思維，清朝的滇緬事務戰略設計，是將軍事力量布置在雲南中心地區，將沿邊防務交給各沿邊土司，冀「以夷制夷」。這一政策使中緬雙方的傳統往來近乎斷絕，清朝對緬境情勢的瞭解較明朝更加茫然，雙方一旦發生衝突，清朝方面只能盲目應對。
乾隆中期，甕籍牙併吞緬甸諸部，進一步襲擾車里（普洱十三版納等處）、耿馬、孟定、孟連及「三宣」等清朝內地土司，向這些土司索要貢賦（花馬禮）。乾隆三十年（1765）冬初，緬甸進攻雲南邊境多座城鎮，雲貴總督劉藻派兵攻打緬甸邊境城鎮景棟（Kengtung），高宗諭令「嚴行剿捕，勿以姑且了事」，遂開啟歷時4年多的清緬戰爭。雖然其時緬軍主力遠在暹邏，但緬北邊境部隊輕鬆挫敗清軍，並反擊追殺到雲南普洱。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劉藻兵敗自殺，清高宗緊急調派心目中「久任封疆，歷練有素」的陝甘總督楊應琚任雲貴總督，二度攻緬。
楊應琚與雲南的淵源始於他接任雲貴總督之前，其子楊重穀已任雲南永昌知府。永昌府緊鄰明末為緬甸控制的木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緬酋莽達拉自為木梳長所篡，擊敗貴家木邦，貴酋宮里雁奔孟連，為楊重穀誘殺。
楊應琚到任之初，清軍順利推進，楊乃奏准朝廷，在車里邊外長期為緬甸控制的區域內重設土司，儼然將這些區域納入清朝版圖。乾隆三十一（1766）年三月初，楊應琚甫抵任所昆明，清軍已攻克整欠和孟艮。三月己亥，楊應琚即奏「前以整欠為剪賊平定之區，若聽其荒棄，業恐無業莽子潛聚滋事，請令叭先捧管轄，照甘省土司例給指揮職銜。孟艮系召丙故土，請兵除匪，得復舊業，業經奏聞。今孟艮賊巢已得，召丙如准為內地土司，與叭先捧一體給以指揮使職銜，俾地土皆附入版圖，伊等自長為臣僕。至整欠、孟艮兩處地方及原管各堡寨多水田，有業夷戶已散，應令招來歸附」。得旨：「如所議行」。高宗嘉許楊應琚的幹練，授其孫茂齡藍翎侍衛職。同年七月間，楊應琚又奏准，整欠、孟艮兩土司當比照普洱邊外十三土司之例，自乾隆丁亥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每年分別上納條編、火耗、米折銀四百一十七兩一錢和五百六十五兩九錢零。
八月間，雲貴總督楊應琚、雲南巡撫湯聘以孟艮、整欠等車里邊外土司紛紛歸附，新入版圖者不下六七千里，原設迤東、迤西兩道所轄地方遼闊、道里綿長、稽查難周，奏請在原有迤東、迤西兩道之外增置迤南道，駐箚普洱府，自迤西道所轄十三府中劃出普洱、鎮沅、元江、臨安四府歸迤南道管轄，自迤東道所轄七府中撥出雲南、武定二府歸驛鹽道管轄。
正當清朝在車里邊外復置土司之際，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騰越副將趙宏榜向楊應琚陳報永昌府、順寧府邊外的「木邦、蠻莫各土司願內附，緬酋勢孤易取狀」。楊應琚對此抱持慎重態度，他從長期的邊疆經驗中，直覺木邦、蠻莫地域廣遠，且自明末以來久附緬甸，若准其內附，緬甸恐難坐視，事態難免擴大。因此，楊應琚最初無意接受兩地土司內附，他說：「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複何求？以貪功開邊釁乎」？
然而，在趙宏榜等人不斷陳說、慫恿下，楊應琚終於改變初衷，以為將木邦土司之地納入清朝版圖，並可一舉解決緬甸議題的時機已成熟，遂奏請親赴永昌處理受降事務。但迤西道陳作梅、永順總兵烏爾登額等仍力陳邊釁不可開，楊應琚不聽，奏准高宗，擬一舉平緬。
清高宗與楊應琚的思考轉折過程大致同步。朝廷原本不打算擴大事態，也無意在滇西、滇南復土開疆。早在乾隆十四年（1750），木邦土司即曾奏請內附，朝廷即擔憂「木邦乃緬甸所轄，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誠，木邦即緬甸之叛逆，必至大起釁端，亦有妨於國體」。劉藻初任雲貴總督時，具稟緬匪盤踞九龍江，逼近土境，高宗即諭令撥練協逐，不可擅動官兵。及清軍攻入孟艮、整欠，清高宗的目標也僅限於驅逐賊匪，保護內地土司不受侵擾。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高宗仍考量緬境遼遠，也恐楊應琚急功躁進，遂再諭：禍首召散未獲，總鎮統兵搜捕，駐箚邊外，久稽時日，虛糜軍餉，其事不值如此辦理，應將官兵撤回內地，另籌進剿之策。但當他看到邊外土司歸附，尤其是得悉木邦土司準備投誠的消息後，遂萌生復土開疆之念。適逢讀到《明史》〈雲南土司傳〉，高宗更對緬甸產生輕蔑之心，認為「緬夷雖僻處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隸版圖，亦非不可臣服之境」，只要不致重煩兵力深入而成勘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為一勞永逸」；並說萬里之外之事不可遙度，賞楊應琚荷包兩對，於七月諭楊「全盛之勢，不妨乘時集事，招致緬匪，迅奏膚功，另當格外加恩，用昭酬獎」，示意楊應琚以最小成本解決緬甸議題。清高宗在此處雖未明確諭示楊應琚接受木邦土司投誠，但顯有鼓勵之意。
楊應琚據此擬定對緬作戰方略，擬於八月間調兵14,000人，繞開邊境土司，直攻緬都。楊一面行文緬甸，檄稱合水、陸軍50萬，大炮千門，不降將入境征討。一面遣使到緬屬諸土司勸降，各土司尚猶豫觀望，僅有一些小部落歸附。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楊應琚派趙宏榜率兵500出鐵壁關，收降蠻莫，克服蠻莫所屬新街土司，扼住金沙江口，又收猛密土司及猛密所屬之猛連壩頭目；趙宏榜進而遣人招撫附近猛拱、猛養土司。
九月間，楊應琚調兵駐箚於靠近木邦的內地遮放地方，並遣副將趙宏榜駐箚新街，為蠻莫捍蔽，接受木邦土司投誠，並以木邦土司先人在前明時曾任宣慰司，賞二品頂戴，授為宣慰司。自八月至十一月間，楊應琚連續奏報木邦土司、頭人與大山、猛育、猛答、猛音等處頭目投誠。
木邦土司歸附，並為清朝接納、授職，標誌清朝的戰爭目標，已由靖邊安民轉為復土開疆。一如清高宗和楊應琚一度預測過的結果，緬方無法接受木邦叛離。緬軍主力雖然深陷暹羅，但留守阿瓦的緬王孟駁立即調兵進入木邦。戰爭自此全面升級，戰場也由車里邊外移到木邦、蠻莫一帶。
九月，應琚至永昌受降。緬甸調集邊兵數萬，分路攻打甫歸附清朝的撣人土司部落與雲南內地的撣人土司部落。緬軍攻擊附清的木邦，木邦土司線甕團不能敵，退至清軍駐箚的遮放；新街扼水陸要衝，順流而下，四五日可達緬都阿瓦，為雙方必爭之地。九月二十四日，數千緬軍沿水路對守衛新街不足千人的清軍發動攻擊，劉天佑等領兵400往援，不支戰死。趙宏榜力拒2日1夜不支，焚輜重器械，放棄蠻莫，突圍退回鐵壁關，蠻莫土司瑞團也隨清軍退至鐵壁關，後被安置於隴川。
楊應琚緊急調集各鎮營兵赴援。十一月，提督李時升進駐鐵壁關，遣諸將分路出關，意圖規復木邦、蠻莫、新街等地。緬軍卻出乎意料地在新街分兵兩路，一路沿東北方進入雲南境內，進逼鐵壁關；另一路二千餘人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達戛鳩後，東向攻入雲南境內，再南下截斷鐵壁關清軍後路。清軍對此毫不知情，十一月十八日，緬軍主力對鐵壁關發動攻擊，清軍雖然居高臨下，但武器裝備以弓矢和火繩槍為主。火繩槍射速既慢，向下方射擊時，彈藥往往未發先落；緬軍則裝備來自葡、英、法等國的燧發槍，射速、火力都遠勝清軍；對環境的適應力更勝清軍，清軍傷亡慘重。緬軍樹立營柵，逐漸逼近清軍大營。清軍只能採堅壁不出之策。
十一月二十日，緬軍繞道戛鳩的北路兵二千餘人，由萬仞關、巨石關間攻入守備薄弱的騰越境內，10天內先後攻佔盞達、銅壁關，清軍死傷數百，戰火蔓延至戶撒、臘撒地帶，威脅到鐵壁關後路。清軍急援，緬軍乃主動脫離接觸，退往銅壁關。緬軍屢戰屢勝，但深知主力遠在暹羅，不利與清軍長期對抗，早定下以戰逼和之策，緬將莽聶渺遮曾於楞木前線向清軍請求議和，但清方要求緬甸遞交降表，談判破裂。不久，楞木及鐵壁關的清軍遭北路緬軍截斷後路，被迫撤至隴川，緬軍主力四千餘人乃攻入鐵壁關，進軍隴川。在隴川，兩軍再次爆發大戰，清軍失利，無力組織有效反擊。
楊應琚聞警，痰疾發作。乾隆帝命侍衛福靈安攜御醫前往探視，並密令察看軍情；同時並諭其子江蘇按察使楊重英、寶慶知府楊重穀省視。楊應琚遂命朱侖與緬軍議和，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受對方停戰條件，蠻莫、新街等地仍歸緬甸。緬軍分兵繞出萬仞關，焚掠內地永昌府、騰越府境內盞達、戶撒、隴川、猛卯等地，破銅壁關而去。
木邦、蠻莫、新街先後棄守，清軍全線敗退至關內。楊應琚隱瞞真情，屢與李時升連署奏捷，謊稱官兵在關外殺敵萬餘。並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虛報緬甸遣使乞和，稱緬甸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領兵土目莽聶渺遮詣軍門乞降，懇賞蠻莫、新街互市，疏請罷兵。高宗從其奏報中看出破綻，明瞭清軍已戰敗退至八關之內，楊應琚所稱將蠻莫、新街等處賞給緬人為貿易之所，實為讓地退兵，暫為苟且之計。不久福靈安也將趙宏榜、李時升失地退守，謊報戰功等情奏聞。清高宗遂連降嚴旨，痛責楊應琚欺飾之過。
清高宗指出，對緬事原無成見，未有興師勤遠之意；楊應琚到滇時莽匪已平，只需經理疆界、按剿逸賊即可。但楊應琚行文向彼索取逆賊，聲言不將逆首召散擒獻，即興問罪之師，且木邦、蠻莫來歸，謂有可乘之機，遂聽其籌辦。原欲木邦等處實因彼等眾心畔散，窘急來歸，固可就其已渙之勢設法招徠，使其自成瓦解，然後撫馭綏靖，禦其外患，使之永隸版圖，不留貽患，不料楊將此事辦得不可收拾。對於議和一節，清高宗主張，緬匪亦一大部落，如果誠心乞降，願附屬國，其酋長自當請罪納款，具稟輸誠，效安南、暹羅之通職貢，奉正朔。除此之外，還須將蠻莫、新街呈獻，或尚可議及撤兵蕆事。木邦、蠻莫等處既已投誠，並遵制薙發蓄辮，中國派兵進駐，則此兩處皆為中國版宇，投誠之眾既已歸附中國，並給予其職銜，即同內地人民，天朝出兵保護，皆中外共知。若將新街、蠻莫給予緬方貿易，則無疑是將已納降之地送還，如此，木邦、整欠、整賣、景線等前已准其歸附之地又復效尤，亦將悉還之而聽其戕乎？何以申國憲而靖蠻服？何以尊國體？朕何以對天下？況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剪滅乎？必當殲渠掃穴，以申國威。
事實上，作為戰敗方，清高宗開出的議和條件，不可能被得勝的緬甸接受，雙方難以罷兵議和，戰爭還將進一步擴大。乾隆帝將怒氣出在楊應琚身上，遂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將楊革職解京。經廷訊後，以欺瞞之罪賜令自盡，終年71歲；子楊重穀亦遭處死。
清緬衝突的升級，也超出緬甸的預料。貢榜王朝擴張的主要方向在暹羅，1764 — 1767年間，緬軍的精銳正用於對暹羅作戰，當清軍攻取孟艮、整欠之際，緬軍正在圍攻暹羅國都阿瑜陀耶城，直到阿瑜陀耶城陷，才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將主力投入對清作戰。
此後，歷經明瑞、傅恆等驍將的軍事行動，征緬之役仍以清朝軍事失利告終。清軍四度征緬失敗，雙方議和。此舉奠定了當今中緬邊界的基本格局。於清緬開戰之初奉旨來滇探父的楊應琚的長子楊重英，奉命使緬和談，被緬方拘留，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才獲釋。清高宗得知重英在緬甸「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國衣冠」，深受震動，「比之以蘇武之節」， 御制〈蘇楊論〉加以旌表，並釋放重英之子長齡。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清緬戰爭造成中南半島上的重大政局變動。清軍征緬之際，緬甸正與其宿敵暹羅交戰，甫滅暹羅就遇上清軍進攻。國內空虛的緬甸被迫只留下3,000兵力駐守暹羅，全軍回師抵禦清軍。暹羅華裔將領鄭信藉機擊敗暹境其他政治勢力，擊退緬兵，重建暹羅。而清朝對於此役造成中南半島上的大變局──既削弱了緬甸，又避免其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命運，同時挽救了暹羅──長期一無所知，而是對全盛時期無法降伏「南荒小夷」耿耿於懷。緬甸戰後十八年主動求貢，重新被納入東亞朝貢體系。
叁、結語
1. 漢軍旗人身分的意義
出身長白山、黑龍江流域漁獵經濟區，文化與中原漢人頗有差異的清朝定鼎中原，一方面亟需利用前明核心地區的經濟、文化和政治資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勘藩拓邊」、「修飭封疆」，從戰略上對外阻絕外來威脅，對內監視漢人的動向。因此，清朝的中央朝廷在極大程度上直接襲用明朝的國家機器，更直接接管了明朝的地方機構和邊疆政治體系。在這一情勢下，用人成為清朝的重大政治議題。朝廷感到「用滿人與民閡，用漢人又與政地閡」，
漢人官員難脫清朝在入關前即以體認到的「南朝文武殊途之敝」，清軍入關之初，漢人官員多抱持首鼠兩端的觀望態度，政治效忠度不足。滿洲八旗出身的官員也不盡符合清朝朝廷的政治需要。後金轉型為清朝後，強化中央集權成為朝廷政治的第一要務，滿洲官員卻身陷傳統八旗的關係網之中，在君權與本旗利益之間，往往傾向後者。「寧負朝廷，不負其主」。而漢軍旗人出身的官員，其榮辱非繫於八旗，而繫於皇帝；他們對滿洲的效忠，不見得超過滿洲或蒙古八旗出身的官員，但他們對君主的效忠，則必定超過之。
類似楊應琚這樣漢軍旗人出身的官僚，不僅在政治效忠度上高於漢人，而且較漢人熟稔源於滿洲的政治、法令等制度；同時，也較滿、蒙八旗官僚更熟知漢人民情，熟稔明朝舊政治體系的運作模式，這些條件都是滿人、漢人所無法兼備的，因而屢屢被委以重任。可以說，漢軍旗人出身的官僚，不是血統上，而是文化上、政治上的混血兒。這種混血優勢，在清朝面對前明遺留下來的的傳統邊疆事務與後金─清政權所開拓的新型態邊疆事務時，更展現出其難以取代的價值。
楊應琚的政治生涯，大致呈現出清朝前期朝廷處理邊疆事務時，最高決策者與其參謀、諮詢體制間的互動。
2. 清朝治理西北與西南邊疆成敗的起因
楊應琚個人政治生涯的起伏，其背後所呈現的，是初步面臨世界變局的清朝，在邊疆政策上的成功與困境。
楊應琚和他所效忠的清朝，成功地結合漁獵、游牧民族的騎射傳統與歷代中原王朝的防禦性治邊戰略，使漢、唐王朝全盛期的地緣安全設計得以恢復和鞏固；但面對超出這一傳統安全設計外緣的問題，尤其是這一外緣正在經歷巨大的內部和外部變化之際，就顯得手足無措。這時，楊應琚和清朝才發現，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其實不是無遠弗屆的，緬甸事務事實上已到達其技術意義上的極限。
清朝和楊應琚經營西北的成功，從根本上而言，乃是奠基於中原農業王朝物質和精神實力長期累積，當然，滿洲朝廷騎射傳統和政治手腕的催化也很重要。楊應琚在甘肅西寧府的治績，源自繼承西漢以來中國王朝長期經營東亞與中亞間關係的經驗，是以行事得心應手；而清朝對蒙古各部間的政治、文化、經濟生態以及蒙古各部與其周邊的地緣政治情勢了然於胸，更是得以在其間熟練操作合縱連橫，分化瓦解的政治遊戲。但是，中原王朝對西南的經營，長期受制於地理條件及中南半島政治、文化生態的限制，大致已達極限；在這裡，可供清朝和它的能臣揮灑的政治空間遠不若西北來得大，兩者在這裡同時踢到鐵板，委實不是主觀原因造成的。
3. 傳統戰爭與經濟戰
清朝初年包括清準戰爭在內的多數邊疆戰爭，儘管都涉及經濟利益因素，但傳統政治因素還是居主導地位。明清與緬甸間的戰爭，卻更多肇因於經濟利益的衝突。萬曆三十年（1602）緬軍進攻蠻莫，即是為了奪取孟密等地的「寶井」──開採翡翠硬玉的礦井。[3] 18世紀中後期緬軍對清朝軍事行動的目標，更是指向對銀礦、銅礦和「花馬禮」貢賦等資源的爭奪。
對於明、清朝廷而言，維持邊疆政治的穩定、維持天朝的顏面，皆優先於經營邊疆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這樣的態度，是造成清朝在清準戰爭中得勝、在清緬戰爭中實質失利的原因之一。長期負責清朝邊疆事務，最終躋身權力核心的楊家四代政治人物，皆深知朝廷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但楊應琚等面對清緬戰爭的變局，卻不能打破宮廷政治的藩籬，誤國誤己。
4. 面對陌生的西南、複雜的亞洲新局與戰爭型態的改變
清朝當局的西南知識，甚至較元、明時代退步。清高宗所閱讀的《明史》〈雲南土司傳〉，僅對中緬關係有所著墨，對緬甸史上的族群政治與地緣政治狀況極度陌生。這使得明末和清朝均未能利用伊洛瓦底江流域族群政治中複雜的競合關係，採取中國王朝擅長的「分而治之」政策；未能利用緬甸在地緣政治中的弱點，藉暹邏等鄰國之勢牽制緬甸。
面對清緬戰爭之際國勢如日中天的緬甸，清朝朝野上下對於其國情、兵力部署和與暹羅交戰的大勢，所知極其有限。清朝決策層對緬軍普遍裝備英國、荷蘭槍械火器等軍情細節的意義，更是視而不見。
當楊應琚斷定，與其同緬軍爭奪邊境城池，不如直搗緬都時，不僅他本人以為憑藉雲南的萬餘綠營兵即可綏服緬甸，連清高宗都認為，清軍對緬作戰必能「百戰百勝，所向無敵，攻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楊應琚奏請聯暹攻緬，清高宗則認定「至欲約會暹羅夾攻一節，更屬荒唐可笑。用兵而藉力外藩，不但於事無濟，且徒為屬國所輕，乃斷不可行之事」。並認為，清軍「攻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需藉助「海外小邦」？因而失去讓暹邏義軍從側翼牽制緬軍，減輕正面戰場壓力的最佳時機。
楊應琚政治生涯的悲喜劇，同時映照出清朝邊疆政治的得失成敗。
按：吴启讷，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边疆史。原文刊载于：蓝美华主编：《汉人在边疆》，台湾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69-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