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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表时间:2021-04-21     阅读次数:     字体:【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民族”理论; 新冠肺炎疫情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意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就此止步。实践出真知。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意味着我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也应向前推进。2020年,最富于启迪意义的实践莫过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这次重大危机事件面前,中央政府、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展现出共同的意识和行动。我国各个民族地区、中华各民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为赢得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胜利注入了持久动力。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以强化,进而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优势,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武器。由此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更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发挥最大效能和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国家-民族”框架作为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视角,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1]。其基本内涵是将国家置于整体主导地位,强调国家与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1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包含两类:一是国家与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关系;二是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关系。其中,国家与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是资源配置(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资源)的主体,通过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伞式关系对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进行资源配置。而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通过获得配置资源进行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各种活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多元共生性关系,这种多元共生性关系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交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行动上。不同地区因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相互之间具有优势互补的能力。如图1所示。

图1 民族地区与国家及非民族地区的关系 下载原图

(其中:(1)代表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关系;(2)代表自下而上的资源支持关系;(3)代表支援;(4)代表援助。)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国家与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并不能僵化理解为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关系,还表现出自下而上的支持关系,是一种纵向的互动关系。此外,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还存在一种横向的互动支持关系。因此,本文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从“国家-民族”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纵向维度((1)和(2))和横向维度((3)和(4))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路径,进而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疫情防控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形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2。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家国理念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因,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基因。当出现破坏人民利益的危机事件时,不同民族和区域间的守望相助意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3],必然形成一种国家上下整体的力量来应对。中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资源,构筑起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人民群众的高效“抗疫”体系,展现了中国速度、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一)疫情防控下的国家坚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4]114-117,自成立以来所具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各族人民负责,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延续负责。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面对重大事件或挑战时,发挥出强大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全面部署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召开会议听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此外,我国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加强对疫情工作的总体指导;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政策协调、物资调配和人员安排;派出国家医疗专家组赴疫情重灾区考察调研等。这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体现了国家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的有力作为,为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部署,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短时间内构筑起“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机制。湖北省作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在国家的统筹之下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共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并建立十九省对口支援机制帮助湖北抗击疫情。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46届会议上,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使用“不仅有力,而且有效”,“紧紧抓住疫情中心地区发力”,“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努力,及时阻止病毒传播,中国以外地区的病例将会比现在多很多”等语,赞赏中国政府的防控和治疗举措。

(二)疫情防控下的民族团结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凝聚力和团结力的重要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着民族成员采取行动去争取、实现和维护共同的利益[5]。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了各民族同胞之间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促使各民族形成团结一致抗疫的共同行动。

如表1所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宁夏、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等民族省区积极参与对口支援湖北疫情重灾区。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以赴,迅速出台援助方案、积极动员力量、以不同的方式迅速投入到对湖北的支援中去。此外,民族地区的社会力量如民族医疗机构、民族医药生产企业的会员单位等,全面投入疫情防治阻击战,以发倡议、献计、献策、献方支援武汉疫情,组织有生力量驰援湖北武汉等。民族地区的各族百姓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湖北抗击疫情贡献力量。面对疫情,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和国家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体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汇聚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各民族全力以赴,慷慨解囊,给予湖北各方面的有力支援,体现了中华民族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民族凝聚力。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出现了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全国布局的支援、民族地区对非民族地区的支援等,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动互融的大家庭。这也体现了在大灾大难面前,我国的民族地区也跟非民族地区一样,共同承担起国家赋予各民族地区的责任,有难同担,各尽所能,共同战胜困难。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形成一种民族团结力量,成为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重要基础。而形成民族团结力量的根本途径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层面的工作,必须明确中华民族整体性、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在大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强调各民族内在联系、共同体特征的增强,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6]。

表1 民族八省区支援湖北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深刻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应对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在应对疫情防控上形成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逐渐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并视为参照的对象。当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国际层面的重大危机事件,对各个国家的治理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其中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特性的问题。各个国家国情、制度不同,治理体系和能力不同,选择应对疫情的防控模式也不同,由此产生的防控成效也不同。中国高效“抗疫”体系的背后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有方式和制度的内在优势[7],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各民族只有依靠共同的国家,凝聚起强大的凝聚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8]。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从屈辱到强大的复兴历程,与现代中国国家发展互为表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振兴之路,是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现的[9]。实践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深刻意义。反之,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是一个共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从单向式到双向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向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深化和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二者是一个共同的过程[1]。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被赋予了鲜明的国家属性,是国家层次上的民族共同体[10],表现出“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特征,即政治上的统一性、经济上的互补性、社会上的互融性、文化上的互通性、生态上的互存性,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格局。其中政治上的统一性是维系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1,12,13]。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厚的互补、互融、互通、互存。“国家-民族”共同体体现出“共同”二字的深刻内涵,即国家与民族是整体与部分,一体与多元,中央与地方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整合包容各民族,是资源分配与权力配置的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伞式结构推动(民族)地方的发展[1];民族地区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地方行政单位,一方面自下而上支持并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筹谋划,同时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发展优势促进各民族地方及区域之间的互动发展。中国高效“抗疫”体系的背后展现的“中国经验”的独特在于既有国家(中央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统筹推动,也有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层面自下而上的全力支持,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中央政府)———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的互动。

(一)纵向维度: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

1.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

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在于动态平衡中追求核心的利益取向,即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总书记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定义为总体战、人民战,是基于中国实际进行的战略考量,凸显了疫情防控的国家整体和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和使命[14]。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在后来的多次重要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维护为根本目标的政党组织[15],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其优先考虑的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央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国各个民族短时间内形成同舟共济的认识统一,全力支援湖北的行动统一,执行国家应对疫情的举措统一。大江南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万众一心战“疫”。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内防反弹、外防输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等审时度势的防控策略成为应对疫情治理的原则与共识。与此同时,国家能力成为各民族团结抗疫的坚定支持力量,科研攻关、产能提速、工程建设、物资调度、医疗支援等国家机器各个部位短时间内迅速运转,协调行动,为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在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及非民族地区)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11]。这一组织形式保证了国家对疫情防控的统筹谋划,具备集中进行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以确保疫情稳定、推动发展的能力,促进各民族相互依赖、团结抗疫的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动员全社会资源的能力。上述能力的体现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暴发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治理体系(或制度模式)与西方治理体系(或制度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武汉“封城”及全国各地实施严厉管控措施被一些挥着人权大旗的西方人士视为“专制措施”的反映,会加剧危机的恶化。这一点反映在学术领域上则是透过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审视当代中国,往往关注的是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对立性。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国家体制视为一种“威权主义”“集权主义”或“一党体制”,这是在用西方民主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实质。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一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多党”指的是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这是依据中国国情所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建立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基础之上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共同意志,这也是中国能够持续办大事、长期办大事,不犯颠覆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6]。

中国国家能力的日益强大,也在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类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超大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印记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结构。今天的国家治理仍有一定继承,但在内涵和形式上又有所发展与不同,绝不能统而论之。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经历了一个转型变革过程。古代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君主集权(权威)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国家,国家上下对君主负责,所谓“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17]85,皇帝是天道的安排,天道赋予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君主权威即国家权威;现代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对各族人民负责。人民赋予了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整体的利益、各族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国家权威来增强社会内聚力,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整合不同利益诉求,有效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危机事件,保证国家的稳步前进。

2.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空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各个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既与中央自上而下的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同时也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能动性,以自下而上的形式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持力量。地方性的支持不仅包含政府层面,也包含社会组织、基层组织、个体等共计四个层面。这其中民族地区政府层面一方面紧急行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本地区疫情。另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积极支援湖北疫情重灾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层面自发组织有生力量,捐款捐物助力疫情防控;基层组织层面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动员群众力量,特别是贫困地区在医疗卫生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依靠群众自觉、自主的意识和行动,成为阻断疫情蔓延的坚实屏障;个体层面发挥积极作用,服从疫情期间的指令安排,积极贡献力量。总体而言,中央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体现了整体的意识和行动。由此说明了,中央的集中统一与地方的有效治理二者并不矛盾,中国制度的一个优势在于不断地创新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效用。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机制。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在战略部署上强调“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这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更加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制度设计。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一书中从组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国家治理存在张力:即“一统体制”带来的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18]10-11。周雪光教授的分析是建立在中国大一统结构下传统官僚体制的运行特点的基础上,从二元视角看待中央与地方的对立,集权与分权的对立,却忽视了二者的统一。

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家治理方式,展现出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动力,体现了不同制度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总裁韩博天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提出中国庞大且实行层级制管理的政治体系却被灵活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赋予了活力,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包含了大量自下而上的参与和互动机制,远远超过了其传统体制结构给人的印象,这种特殊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策略就是中国能够保持韧性和适应性的基础[19]19-20。中国现行体制是在大一统稳定的结构下,实行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更具包容性、灵活性的制度结构安排,即基于一种“内部多元主义”的机制设置[20]69-70。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集中了国家上下,官方、民间,党内党外等社会各界的力量与智慧来治理国家,有效应对重大事件。

(二)横向维度: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互助行动

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各民族不断融汇聚合的过程,是一个共同体内凝聚力不断增量的过程[21]。这表明各个民族在关乎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事件面前,更加凸显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各族人民的生命及国家安危面临巨大威胁。在这重大危机关头,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同行动,19个省份(其中有5个民族省区)集中优势资源,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等疫情重灾区抗击疫情,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这个过程体现了对口支援新的作用发挥机制:既不局限于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支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支援;也有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全国布局的支援、民族地区对非民族地区的支援。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民族或区域之间基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同时也因各自优势和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因此,中国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一种国家与地方纵向的以及地方之间横向的共同协作机制———对口支援机制。从汶川地震的恢复重建到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再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对口支援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发展整体与长远利益,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有效动员不同区域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发展,以缓解中央政府治理压力,进而转化为国家治理合力。这个过程体现了政令的统一性与政策执行的自主性、灵活性与多元性[3]。对口支援可以说是中国制度的一个创举,具有持续更新的能力和空间。它通过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兄弟姐妹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国家与地方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或事件的协同机制,还促进了区域融合和交流,搭建了不同地域人民友谊的桥梁。

这场危机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在应对重大事件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治理模式的合理与正当性。长久以来,因为国内外舆论的导向,西方人以及某些中国人形成了“西方最优”的固有观念,无论任何领域,言必谈西方,赞必是西方。而今天当西方正陷入疫情带来的无序、松散、恐慌、停滞之中时,中国通过有力、有序、有为、有效的防控措施已逐渐恢复并走向稳步发展,东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的巨大反差,让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新时代将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三、结论

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现实一方面表现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凝聚各方面力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基础[22]。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是我们当下及未来要不断思索的重要课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制度的治理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双向协调互动机制:一是纵向维度,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国家自上而下的主导机制和地方自下而上的支持机制;二是横向维度,要进一步发挥地方积极性,完善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交流合作机制。

我们应认识到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国家治理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这是制度演进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这个过程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继焦,党垒.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四论“国家-民族”关系[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06):58-65.

[2]刘吉昌,金炳镐.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11):28-33.

[3]丁忠毅.国家治理视域下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J].思想战线,2018,44(04):76-87.

[4]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5]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04):5-13.

[6]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01):1-8+123.

[7] 张继焦.从全球战“疫”中读懂中国自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2020-4-17.

[8]王希恩.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5):1-9.

[9]刘永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0):17-23.

[10]马俊毅.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5):28-38.

[11]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J].广西民族研究,2015(03):1-13

[12]张继焦,柴玲,陈楠,殷鹏.再论“国家-民族”理论[J].广西民族研究,2016 (02):29-35.

[13]张继焦,尉建文.三论“国家-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05):49-54.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7(21):3-28.

[15]周竞红.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团结凝聚---兼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继承与发展[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27(03):13-20+179.

[16]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逻辑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20(01):4-10.

[17]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8]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19]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与制度创新[M].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0]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1]严庆.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01):14-21.

[22]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06):21-27.

注释1本文中所称“民族地区”主要是指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的民族八省区(指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等);“非民族地区”因分布较广,既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分布于中西部地区,本文中主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

2习近平于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企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生态环境研究

党 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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