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该如何书写才能更为贴近其本身的历史？
中国的西南地区， 如果要将其视为一个区域， 最大的共性恰恰就在于她的复杂与多元：在历史上， 这里有着全国范围内可能最为复杂的语言、 族群、 文化传统和历史节奏， 也有着最为多元的生态与生计体系。在相当悠久的历史过程中， 这一地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原这一个文明中心的影响。这应当是有关西南民族地区的常识， 也应该落实到历史学者认识西南、 书写西南历史的实践当中。西南民族地区成为 “ 西南民族地区” ， 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 西南民族地区历史的书写首先需要了解两个核心议题： 当地何以成为“ 西南” ， 进而整合成为 “ 西南地区” ；何以至今仍是 “ 民族地区” 。其实， 这两个议题彼此关联。恰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 边疆地区往往同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西南历史的书写中， 只有真正尽可能地去理解当地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周边世界的社会情境， 才可能真的理解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以及中国的西南。唯有这样， 建构一套真正符合中国本土历史脉络与逻辑的理论， 才具有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从以上两个核心议题出发， 简略勾勒西南历史书写的几个主要模式， 并结合湘西的历史， 尝试提出一点粗浅的反思， 以期抛砖引玉。
一、“ 开化说” 与“ 殖民说” 的长盛不衰
面对 “何以成为西南” 这个核心议题，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处理当地社会是如何建立起中国大一统秩序的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主题之下， 概而言之， 有 “开化说” 与 “殖民说” 两大主流的叙述模式。两种模式其实共享了一些基本理论框架， 但对中国的性质与内涵有不一样的前提假设。
今天被称作 “ 西南民族地区” 的区域历史， 在学术研究的脉络中， 长期以来是在边政与民族史的框架下被记录与书写的。在近代的政治格局中， 西南地区因为涉及边疆与民族议题， 变得相对敏感。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西南历史文化知识的产生， 恰恰是始于晚清民国时期外来人士的考察和本土学者的调查。对国人而言， 当时的中国正遭遇帝国主义殖民的边疆危机， 中华民族正处在须加倍凝聚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之下。因此， 这一类的历史书写， 往往从一开始就难免被烙上 “ 民族大义” 这一类跟国家、 民族密切相关的政治话语的印记， 倾向于在一以贯之的边政框架下展开对当地社会历史的研究， 这在当时也是情势使然。这种书写， 其实是跟当时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同时期对国家历史的书写一样， 本身就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 也就非常自然地承载了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行为进行辩护的职责。
然而， 这种从民族国家理论与情感出发的研究， 其实长期垄断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大致而言， 发展出西南 “ 开化说” 与 “ 殖民说” 这两个主流的历史书写模式。
西南开化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因为各种现实政治、 民族情怀的因素， 视有些议题是先验的、 不证自明的， 或者有意无意地不予讨论。例如， 长期在中原中心与西南边缘的框架下， 论述单一的文明中心对西南地区持续的垄断性影响。对于什么是 “ 中国”， 在如此辽阔地域内存在的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群体 （ 其中有些还一度形成过王权这类政治实体）， 如何在一个社会运作的层面整合成中国这类命题， 并未予以真正的关心。然而， 一旦缺乏对这类议题的追问与真正落到实处的研究， 就难以了解中国这个生命体的内在脉络、 动力与逻辑， 也往往容易使相关的讨论有若隔靴搔痒， 悬在半空， 难以真正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关注精英政治、 制度条文而不关心其具体操作， 其基本理念就是相信王朝可以通过士绅自上而下控制社会， 优势文明具有浑然天成的魅力， 可以在全境范围内共享一套文化理念、 意识形态与社会运作机制， 由此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实现 “ 大一统”。在这样的一种学术理念下， 主要依赖于各类汉文文献的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书写， 着重关注民族政策、 军事征服、改土归流、 科举教育等重要制度和重大事件， 由此呈现出曾经的“ 蛮夷化外” 之地， 由羁縻到实施土司制度， 进而改土归流、 设立州县， 将化外之民变成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 整个地区渐次进入王朝国家体系这样一个研究理路。这一类的历史书写， 当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展示了大一统中国在西南地区的某些重要面相。 这类研究其实重点关注的是中原王朝的力量是如何自上而下地进入当地社会， 多在 “ 开化” “ 汉化” “ 内地化” “ 教化” 的模式下展开。这一类的论述不是强调中原王朝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就是认为汉人移民在这个 “ 开化” 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例如１９５４ 年威恩斯 （ Ｈｅｒｏｌｄ Ｊ Ｗｉｅｎｓ） 在其对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的 《中国向热带地区前进》 一书中强调汉人移民是中国在南进的浩荡大势中， 得以横扫并 “ 淹没” 非汉族群及其文化的主要力量， 这就是典型的汉化说。在这样一些研究脉络下， 南疆世居居民只是被动地等待优越的汉文化来征服与同化， 优势文化所到， 似乎所向披靡。
对于各种类型的 “ 汉化” 说， 近二十年来学界又发出一种影响颇大的声音。罗友枝 （ Ｅｖｅｌｙｎ Ｒａｗｓｋｉ） 在总结新清史的研究时， 强调清代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系统地实行汉化， 而在于它利用了与蒙、 回、 藏等的文化联系以及对这些族群的非汉化统治， 由此维持了一个帝国的秩序。她呼吁超越完全依赖汉文文献、 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罗友枝、 濮德培 （ Ｐｅｔｅｒ Ｃ Ｐｅｒｄｕｅ） 等人所引领的新清史研究， 强调多元史料运用的重要性， 并尝试为清代历史的书写给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引发了一系列热烈的讨论。大致而言， 新清史的一个共性是将清代理解为一个拓殖的帝国。随着新清史影响的深入， 这套帝国殖民的分析框架被运用于西南甚至整个中国南部边疆地区的研究。 这一框架下的历史书写， 将西南地区整合入中国的历程视为一个帝国开拓殖民地的过程， 并认为在改土归流、 开发西南之后， 西南地区实现了与中国内地本部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制度方面的一体化。其中， 何汉德 （ Ｊｏｈｎ Ｈｅｒｍａｎ） 对贵州的研究， 更是将这一殖民过程推到更早。他强调， 从１３ 世纪宋元鼎革到１８ 世纪的改土归流， 是中原王朝在西南长期殖民开拓到最终确立领土主权的过程。清代改土归流的实施， 不是殖民的开始， 而是殖民的完成， 并最终确立起领土主权。 以何汉德与单国钺（ Ｓｈｉｎ， Ｌｅｏ Ｋｗｏｋ?ｙｕｅｈ） 等为代表的帝国西南殖民说， 以及后文将讨论到的温春来、 连瑞枝、 纪若诚 （ Ｃ．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Ｇｉｅｒｓｃｈ） 、 张应强、 马健雄等人对西南的研究， 都不约而同地重新检视了威恩斯所代表的汉化论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自上而下开发的汉化说， 有力地挑战了世居居民只是被动地接受征服与同化的论点。他们的研究强调， 明清时期， 在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通过军事、 移民、 制度建设等方式进行积极开拓的过程中， 世居居民并非只是被动接受， 其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与王朝形成对抗或者结盟的关系上。
“ 开化说” 与 “ 殖民说” 这两种叙述模式看起来非常不一样， 但在某些层面， 却极为类似：它们都是深受民族国家理论、 现实或情感的影响， 从当代现实出发， 将西南地区的历史放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主体叙述的框架之下， 讨论的核心其实都是中原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如何进入当地， 历史的主体与重点都是中原王朝。这两种叙述模式， 一种视中原王朝为传统的王朝国家， 认为它虽然对西南不少地区长期未能真正实施统治， 但在 “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的天下观之下， 一直在逐步整合当地社会， 开化边地；一种视之为帝国， 认为其长久以来都在实施对周边地区的殖民扩张。要言之， 两者其实都深受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 主要的差异在于两者对中原王朝的性质有不一样的理解与认识。“ 开化说” 与 “ 殖民说” 之所以呈现这样一种将中原王朝视为单一历史主体的共性， 可能跟其重视与运用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解读密切相关。恰如很多学者反思意识到的， 传统史书和史学从本质上而言， 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家机器。从这套国家机器内部发展出来的解释逻辑， 往往容易落入国家叙述、 大一统制造的脉络中。这一类在 “ 开发” “ 教化” 话语下的论述， 在很大程度上， 有意无意地延续了传统帝制时期士大夫孜孜以求将 “ 化外” 纳入 “ 化内”、 边政向内地看齐的政治理想， 往往容易成为延续上千年并仍在继续的 “ 大一统中国” 建构的一部分；要不就是先定性其为殖民的帝国。恰如前文提及的， 西南地区需要面对来自中原王朝的扩张以及大一统的推广， 这当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扩张， 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政治行政体系， 而且也是一套文化、 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 除了面对中土的扩张与大一统的推广， 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应被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 以多种力量与因素共同影响下奏出的一支复杂而丰富的交响乐视之。“ 开化说” 与 “ 殖民说” 虽然也已经注意到了本地曾经拥有王权的传统， 但它们对当地社会内部人群的组织、 社会运作机制、 生计与生态等并不甚关心， 大多数本质上依旧是在中原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 中心与边缘的模式下展开的一种大一统国家叙述。但是如果不对西南世居居民社会的人群组织、 社会运作机制、 生计伦常等有所认识的话， 又如何真正了解西南地区与中原彼此认知互动的过程、 历史的节奏、 整合的逻辑、 真正的内在机理呢？
二、跳脱国家叙述的框架？ ———“ 攀附”、“ 逃离”或“ 挪用” 说
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的多元， 其直到今天还是 “ 民族地区”， 这构成了当地历史书写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在边疆地区往往同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中国情境中， 这一议题与大一统秩序在西南地区的推广密切相关， 但这两个议题往往各有学术传承。 对于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与文化， 不少民族学家、 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并耕耘着这片土地， 从另一套学术脉络与分析框架下来解释这种差异性。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让学界对西南丰富多元的族群与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要理解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及文化， 一方面不能因为他们当代的非汉身份， 就把他们当作一个一以贯之的长期延续的非汉实体。这种 “实体说”， 往往从各种历史记载、 留存的风俗等去追溯族源， 建构不同族群之间的序列关系， 然后归纳在中华民族的实体之下。在一定程度上， 这往往也容易演变成另一种大一统和近代国族建构这类历史书写的延续。另一方面， 随着埃德蒙·利奇 （Ｅｄｍｕ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ａｃｈ）、 巴斯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Ｂａｒｔｈ） 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对族群理论、 民族国家的反思， 族群的主观性及族群边界对族群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界重视。这些理论被引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后， 不少学者一度认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之下的各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在近代民族主义下， 经过近代想象、 建构和操弄的结果。对此， 王明珂、 温春来等人的研究已经精辟地指出， 建构说的问题在于过度割裂了跟传统的关系， 国族与族群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结果， 有其深刻的古代基础。王明珂在利奇与巴斯研究的基础上， 强调边缘是观察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 指出 “ ‘ 中国人’ 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来凝聚， 凝聚他们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华夏边缘的维持”。华夏的形成与扩张， 就是边缘族群通过 “ 攀附” 而 “ 华夏化”， 以及华夏边缘向外推移的进程。这一理论极富挑战与野心， 是尝试跳出中原王朝与地方社会的叙述框架， 对既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理论进行的颠覆与重构。斯科特 （ 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 则反其道而行之， 讨论族群逃离国家的历史。他的著作将对土著主体性的强调发挥到极致， 颠覆性地将在东南亚大陆的佐米亚 （ Ｚｏｍｉａ） 崇山峻岭中的高地族群， 诠释成为躲避低地国家政权高压集权统治的主动逃离者。该书指出他们一系列的生计方式、 社会组织、 反文字倾向与族群建构的方式等， 其实都是为了适应这种逃离的形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用以逃避国家管制的策略， 即 “ 逃避统治的艺术”。张兆和（ Ｓｉｕ?ｗｏｏ Ｃｈｅｕｎｇ） 则通过对近现代苗族的人类学考察， 指出在 “ 攀附”理论所暗示的世居居民对华夏文化的全面驯服以及 “ 逃避统治的艺术” 所展示的完全 “ 逃离” 国家管制理论这两种形态中间， 世居居民可能会通过 “ 挪用” 的方式， 以应对国家扩张及近代国族建构， 来形成与表达自我的身份认同。
“ 攀附”、 “ 逃离” 和 “ 挪用” 说， 不约而同地将人， 尤其是过往以国家为历史书写主体的研究中最被忽视的世居人群的主体性放在更为核 心的位置， 为理解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与文化提供了富有启发与解释力的三个理想模型 （ ｉｄｅａ ｍｏｄｅｌ）。他们有力地挑战了以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 实质上深受当代民族国家理论、 现实与情感影响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范式。其中， 在 “ 华夏边缘” 理论所提供的这一理想模型中， 不论是华夏， 还是边缘， 都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存在；华夏边缘的推移这一理论， 在模糊国家叙述的主体性时， 尚须进一步展示其推移的具体机制、 动力、 不同的人群参与的具体历史过程， 这些都在呼唤更多的以人为历史主体、 关注具体过程与机制的实证研究， 如此才能真正彰显出这一理想模型的解释力与局限所在。斯科特的 “ 逃离” 理论为东南亚等地的高地族群的多样性与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富开拓性的历史书写模式。这一理想模型将世居居民社会自身的内在逻辑放在更核心的位置， 把历史上的人群而不是国家当成历史书写的主体。然而在这个理想模型的背后， 也隐含了山地人群所采纳的生计与社会组织诸方面形态， 其根源在于要逃离国家， 即虽然他们处于无政府状态， 但国家才是他们生计与社会组织等诸文化形态的决定性动力。当把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理解西南地区山地人群的历史时， 一方面需要注意已有学者展示出西南地区其实一度有着非常深厚的王权传统； 另一方面至少从湘西的案例中可以发现， 逃避统治的艺术也是丰富多彩， 山地人群不一定要依赖逃离国家来实现这一目的。如何真正将这些富有创见的理论用于思考西南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尚待更为扎实的实证研究。“挪用” 这一理论框架， 本身就是基于西南地区山地人群的实证研究， 呈现出他们是如何利用传统时期国家和士大夫对他们的分类与描述， 在近代表达其身份认同与争取资源。这样， 既非常动态地展示出世居居民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 又充分关注到王朝国家对他们各个层面的影响。
对这三个理想模型的分析表明， 处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时， 不可逃避的一个现实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字传统与制度文明的政治实体， 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器，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在纷繁复杂的兴衰周期中， 中原王朝跟周边族类／ 王权有着悠久而复杂的互动历程。西南地区也从未真正隔绝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那么， 在充分彰显世居居民主体性的同时， 如何将其放入具体的历史空间， 以照应来自包括中原王朝在内的诸文明久远而复杂的互动影响？只有在对国家的存在与历朝典章制度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将世居居民的主体性放入具体的历史时空中， 考察 “ 攀附” 发生过程中 “ 华夏边缘” 推移或者维持的具体机制， “ 逃离” 国家或者 “ 挪用” 以建构与表达自我认同的具体历史情境、 社会机制和复杂建构过程， 才有可能将这些模型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抽离中落到实地， 更进一步彰显其解释活力。所以， 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变成了， 在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文明体的各种存在与影响时， 包括世居居民在内的当时的人们， 在应对各种社会情境时， 做出攀附、 挪用、 进入抑或逃离国家等选择的最终决定性的动因以及具体情境、 社会机制、 运作的进程。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又是怎样造就、 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地方社会。
三、再出发：西南历史书写的新尝试
近年来， 以温春来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 充分意识到将从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 “ 民族国家” “ 殖民” “ 想象的共同体” 这套话语以及 “ 领土主权” 这类分析标准， 运用到中国这个有其自身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的文明古国的局限性， 指出 “ 帝国拓殖说” 这类研究范式， 无法涵盖中原王朝与西南地区长时段的复杂互动关系， 也无法解释西南地区为何没有发展出 “ 殖民地” 脱离宗主国的运动， 而是保持对国家与民族高度的认同。例如， 温春来使用一套从中国自身历史中发展出来的 “ 异域” “ 羁縻” “ 新疆” “ 旧疆” 概念， 来勾勒大一统中国在当地推行的复杂过程。这一类研究开启了西南民族地区历史书写的一种新尝试。他们不仅意识到在西南民族地区用当代民族国家这套话语进行历史书写 的问题， 同时脚踏实地， 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回到本土社会的脉络中理解西南地区及其与大一统中国整合的历史过程， 并力图勾勒出本地社会的历史脉络与主体性。在西南地区推广与建立大一统秩序这一宏大议题之下， 连瑞枝力图摆脱边政研究传统下中原王权中心对南诏、 大理国历史的叙述， 她利用当地传说、 画卷、 乡村礼仪秩序等过往研究相对忽视的材料， 力图从本地居民的角度展示出南诏、 大理国用佛教意识形态建国、 治国以及王权体系的运作。这类叙述已然迥异于过往边政研究下的历史书写。纪若诚 （ Ｃ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Ｇｉｅｒｓｃｈ） 也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框界， 特意选取了清代史料中记载的云南边疆地区， 即今中国云南、 缅甸与泰国的边地， 利用包括但不限于汉文文献在内的多种文字语言史料， 讨论 １８ ～ １９ 世纪的这个边地社会， 呈现出多元文明、 政治实体、 人群在这里交织、 争夺与调适的复杂过程， 由此有力地挑战了单纯依赖汉文文献构建出的边疆论述。马健雄选取中缅边境上在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 边地社会中边界与边界内涵的变化以及拉祜对族群身份的选择来反思过往对边地与民族的叙述。詹姆斯·安德森 （ 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则通过对１１ 世纪曾经活跃在今中越边境上的侬智高及其族人的研究， 讨论１０ ～ １１ 世纪的区域政治、 跨境贸易是如何使越南得以越来越朝向一个更为独立的王权国家发展， 最后演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除了云南以及越南等地区所展示出曾经的南疆地区丰富的王权传统与多元文 明中心的面相， 温春来和何汉德都集中关注以黔西北为中心的王权传统。其中温春来利用彝文文献等资料， 一方面将黔西北地区曾拥有自己的文字、 礼仪制度与政治架构的 “ 异域” 王国的内部组织、 运作机制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又将其如何整合入中原王朝， 成为 “ 旧疆” 的历程娓娓道来， 并敏锐地意识到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为地方预留了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
在大一统中国的推广与成为西南或演变成民族国家这一系列至为关键的宏大命题下， 学者们的研究， 再次呈现出 “ 中国” 内涵更为开放、 丰富与复杂的面向：他们清晰地勾勒出元以前， 西南地区甚至广义的南疆地区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 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 及其与包括中原王朝在内的文明体复杂的关联。在这个地域范围内， 它们可能曾经不只是深受中原文明中心的影响， 甚至可能本身一度就是文明中心之一， 对周边地区输出文明或者扩张并施加影响。今日的西南民族地区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只有打破先入为主的中原中心、西南边缘的二分架构， 破除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框架， 从学术本位出发， 真正探究当时的区域与跨区域格局、 当地原有人群的社会组织、 运作逻辑、 社会伦常、 生计与生态等， 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当地社会是如何选择并最终整合到中国社会的。也只有如此， 才可能真正理解云南、 贵州等地与越南不同历史发展路径背后的逻辑。西南对中国与中华民族有高度的认同， 这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在西南历史的叙述上， 应当回归学术本位。 如果继续沿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 以画地为牢的观念进行叙述， 将难以在国际学术界形成健康的学术讨论。
一旦回到历史发展的本土逻辑， 将历史上不同身份的人群视为历史书写的主体， 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 可能就有一些议题尚有进一步反思、 探索的空间。 要理解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与当下社会， 理解中国大一统的推行与中国社会的整合， 需要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恰如学者们所强调的， 大一统、 正统化不是一个可以抽离具体历史时空的价值追求， 学者要关注的不仅是大一统结构、 正统化理念本身， 而是要探讨这种结构与理念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
譬如， 对大一统秩序在南疆地区的推广这个问题， 一个引人深思却尚未被系统讨论的历史现象是：曾经洞蛮、 畲客杂处的福建与蜑瑶杂处的珠江三角洲， 在经过大一统的整合之后， 成为 “ 内地” 与“ 华夏” ， 形成相对较高整合程度的文化一体性与民族认同。同样曾经是南疆， 云南和贵州分别变成中国的一个行省、 旧疆， 而越南最后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曾经也是 “ 蛮夷” 杂处的湘西地区， 直到清朝， 官员们还对修建象征内、 外有别的边墙兴致勃勃；民国时仍称之为“ 边城” ， 并在 “ 边政” 的框架下进行讨论。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差异性历史现象， 透露出即便是同样经历了中原王朝一系列典章制度、事件的整合， 礼仪、 教化大一统的推行， “ 异域” 不一定就成为内地或者 “ 旧疆” ， 更不必定成为 “ 华夏” 。事实上， 在不少地方， “ 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伦” 这一类 “ 大一统” 似乎依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却尚未被系统回答的问题：这种差异背后深刻的机理何在？
又如， 如何反思现有研究中关于边缘的讨论。生态与生计、 族群与文化多元的广袤西南地区历经了纷繁复杂的历史周期。大一统中国在边疆的推行过程， 成为这些地区历史叙述的主色调。当然， 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然而， 这些被标识为边疆的地区， 是否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参照物———华夏边缘而存在？ 事实上， 广阔的西南地区，远非 “ 华夏边缘” 这一概念所能涵盖。边缘不是一种均质、 不变的存在， 西南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期， 边缘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其所对应的中心也不一定只是中原王朝， 或者只有一个中心。 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王权、 世居居民酋长对区域内文化与人群整合所起的作用， 可能被严重忽视与低估。“ 攀附” 华夏固然反映了部分重要历史过程与事实， 但 “ 非华夏” 对 “ 华夏” 的 “ 攀附” ， 未必就是一种先验的、 不言而喻的存在。历史上有些族类， 他们可能长期攀附的恰恰就是被中原王朝、 士大夫排斥在华夏之外的所谓 “ 蛮夷” 。“ 逃离” 统治的艺术， 并不必定需要逃离国家。在边缘地区， 中原也不一定持续保有对边缘的统治兴趣， 甚至刻意将其保持在边缘之外。历史上， 土酋一度表现的根本就无意于逃离国家。有时候， 对边缘而言， “ 与君共舞” 、 “ 半推半就” 甚至 “ 换汤不换药” 地改用而不是简单 “ 挪用” ， 才是土酋维持自我权威与统治， 甚至在区域内扩张的 “ 艺术” 。也因此， 有时候华夏不必定是用来 “ 攀附” 、 “ 挪用” 或者 “ 逃离” 。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西南边缘， 有时候刻意维系 “ 华夏边缘” ， 强调边缘的荒蛮与野性才是高明的追求。
又如， 学界对于不同朝代中原王朝大一统在南疆地区推广的模式已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与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术界也对清代的性质有诸多讨论。 譬如， 有论者将清代对新辟地区的差异化统治方略类比于帝国对殖民地的多元统治策略， 这成为论证清代是一个帝国的重要论据。 对这几大重要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湘西南新辟苗疆地区和湘西北改土归流区， 地理与交通、 生态与生计等外部条件大致类似， 在１８ 世纪上半叶分别系统建立州县， 实施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然而， 到 ２０ 世纪上半叶， 湘西南苗区依旧在“ 边政” 的框架下被讨论与施政， 当地原居人群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族识别伊始便被识别为苗族， 而湘西北原土司区早在民国时期就被认为是内地， 当地原居人群在民族识别中一度被认为是汉族而不能获得少数民族身份。对清代湘西地区大一统推广的实证研究表明， 清代在当地建立直接统治之后， 依旧实施差异化管理， 在当地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大一统推广的普遍模式， 清朝也并不完全致力于推广像宋、 明士大夫所追求的那种大一统、 华夏化。那么， 这就提出了饶有兴致的问题： 究竟这是清代国家性质的差异还是清朝对有关“ 中国”、 夷夏秩序和推广 “ 大一统” 的具体理念、 内涵和实践的认识已经不同于宋朝和明朝？对这一类问题的扎实研究， 可能有助于切实去回应已有关于不同时期王朝国家在地方上推行的大一统模式以及清代性 质的讨论， 丰富对既有研究的认知。
又譬如，回到民族这一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包括湘西在内的西南不少地区，一方面是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的延续的华夏边缘，直到今天还保持了丰富多元的族群；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都保持了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非常高度的认同。 那么，在保持边缘与多元的同时，得以维系其国族想象与认同的机理何在？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凝聚的根本问题之一。１９９１ 年，八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前往武陵山区考察， 他直陈此行旨在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与 “ 分合机制”， 并且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的民族研究里面还很少有人去研究。” 可惜直到今天这一遗憾也未能弥补。近年来笔者通过对属于武陵山区的湘西北土家族聚居区的考察， 愈发钦佩费先生的敏锐， 这一地区对考察民族的分分合合， 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机制确实有着深刻的价值。譬如， 潘光旦先生曾基于史料指出， 湘西北土家地区历史上民族成分是 “ 一贯的复杂”， 有 “ 巴人”、 “ 獠子”、“ 仡佬”、 “ 莫徭”、 “ 猺”、 苗等， 但最终在分分合合中成为土家族聚居区， 甚至一度被认为就是汉人区， 有民众甚至不知道当地有非汉人的存在。那么这个具体的分合机制与历史过程是什么呢？又如， 笔者在湘西北的田野考察中发现了道光初年的一块墓志铭， 上面记载：“ 三皇治世， 五帝相传。列三才， 分苗、 土、 客， 乃中华之民。” 这表明：其一， 当地已经有了一种超越诸种族类的更为广泛的人群标签 “ 中华之民”；其二， 这一标签可以同广阔的外部世界乃至整个中国境内的人群联系起来。这是一种相当 “ 现代性” 的人群观念， 以往研究普遍认为这一类的观念更像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 这条线索暗含着某种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追问和研究这一类议题， 才有可能真正系统地回应费先生当年提出来的问题， 深刻理解西南的民族。
要言之， 西南民族地区历史尚有不少重要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某种程度上， 西南民族地区历史的书写， 并非只是事关 “ 西南区域”， 也是了解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中国周边世界的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社会与历史，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字传统的文明古国。不对国家的存在与历朝典章制度有深刻的理解， 就无从了解中国。 然而， 如果缺乏批判性阅读， 以为这些汉文文献所展示的， 就是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全部， 那就有可能迷失在由汉文文字运用与推广所制造出来的大一统之中， 从而忽略了历史长河中尤为珍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不仅狭隘化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内涵外延， 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整合和中华民族认同建立的过程与机制， 还可能成为延续上千年并仍在继续的大一统建构的一部分。
* 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谢晓辉，研究员。湖南湘乡人。2001年、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做博士后、研究助理教授、副研究员。于2016年8月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研究员工作，2021年晋升为副教授。
文章来源：《新史学》第十三卷“历史的统一与多样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第8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