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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在边疆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发表时间:2021-09-24     阅读次数:     字体:【

陈建红 史话

中国边疆历史文献呈零散的分布状态,即地域上分布在中国及边疆邻接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载体上既有纸、竹、帛等文本,也有金石文;内容上则有正史、编年史、笔记、档案、文书、谱牒,以及小说、古诗词多种形式。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收集、整理与校勘。同时,边疆历史空间被现有国界分割,古代文献关于历史地理信息的记载零散含糊,在缺乏精确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史地信息谬误频出,争议不断。而且边疆历史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多样,主要有中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英语、朝鲜语(韩国语)、俄语、日语、越南语等,同时也有满、藏、契丹等民族语言,甚至是今天已经不用的民族语言。因而,无论在资料收集与整理,还是学术表达与传播等方面,对于语言都存在较高的要求,需要突破相应的语言障碍。由于边疆研究涉及多个国家,因而研究也不像本体型研究那样具有局限性,而是富有国际性热度,无论中国还是周边邻国,甚至部分欧美学者和科研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而囿于语言隔阂和互联网技术阻遏,中国学者在学术前沿的把握上缺乏时效性。因而,我们尝试借鉴先进经验,在国家提倡建设新文科的背景下,以文科实验室为依托,构建技术平台,拓展边疆历史研究的数字人文空间。


一、围绕边疆研究建设数字人文平台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系统的、充分的、经过检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相比国内偏向传统的边疆史料整理,国外有关边疆历史的数字人文研究已经先行一步。在古籍数字化、文献数据通用共享、国际话语传播、边疆通识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传统学术研究+互联网技术体系+融媒体传播”的新技术条件下的学术研究与传播体系。


(一)与边疆有关的历史文献数字化发展迅速

在数字化方面,海外开始的较早,进展也比较迅速。保存中国边疆历史文献较多且数字化做得比较好的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美国方面主要有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除了藏有大量中国汉籍、方志外,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相关的还有边疆会议项目(Meeting of Frontiers)和藏族口述史项目(TOHAP)。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拓本和中文档案资料也实现了数字化。其与中国边疆历史相关的,除了善本方志外,还有满文资料和蒙文资料。另外,哈佛大学图书馆2768幅古旧地图实现了数字化,其中《天下京省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青海黄河上游探险地图》等多幅高清地图数据涉及中国边疆。哈佛图书馆资源提供高清版本开源数据,可以直接下载,并提供标准的数据编目编码,是边疆研究相对较为容易获取的重要数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东亚汉籍藏书机构,其中国古籍、方志等数据中包含有边疆历史资料。除此之外,与中国边疆有关的还有伪满洲史料、古旧地图数据、旧海关数据等多个专题数据库。

日本收藏中国文献资源的机构众多,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中国边疆历史研究有关的数据。相对较为集中的有日本国立档案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日本国立档案馆有专门的数字档案馆,除内阁文库中的古籍之外,还包含中国东北、内蒙古、西藏、新疆、云南等几乎所有中国边疆区域的档案。该馆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把日本国立档案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日本和亚洲近邻各国等关系的历史资料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实现共享,其中不乏与中国近代边疆有关的史料。该数字档案馆已经具备部分数字人文特征,一方面,馆内的检索目录提供通用数据开源,另一方面,其中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对资料索引进行深度处理,实现按主题检索功能。东洋文库是日本最大的汉籍藏书机构,藏书95万册,其中中国方志3000种,家谱860种,还有部分藏、蒙文献,其中《莫里森文库》中有不少与中国边疆研究相关的近代考察报告和史料文献,目前已实现数字化,并逐步对外开放。日本的一些研究和藏书机构也值得关注,其中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通过数字平台实现数据开源,其中含有中国边疆历史研究资源。

韩国方面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关系较为紧密的主要是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和东北亚历史财团。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有两个专题数据平台,一个是韩国历史数据库,另一个是韩国历史信息集成系统。韩国历史数据库基本上以提供原文和全文史料为主,截止到2019年3月,该数据库共提供100多个大类,15.1亿条历史数据,且每年都在不断增加。这些资料,按时代分类,囊括了从古代史到现代大部分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资料。其不仅提供古籍、出版图书、档案文件等基础文本数据,还提供地图、照片、年表等多种形态的资料,是中国边疆历史,尤其是东北边疆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种资源整合的功能,对我国整合边疆研究资源,建设边疆历史信息融合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北亚历史财团是韩国政府支持的四大国家级研究机构之一,主要从事东北亚地区历史研究,在涉及我国东北边疆历史问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针对性研究,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该中心共有两个专题历史数据平台,一个是致力于东北亚历史资料收集、存储,并提供检索服务的东北亚历史资料中心,一个是致力于文献数据化和知识图谱建设的东北亚历史网。前者可以查询到中、日、韩与东北边疆有关的研究成果,后者提供数据化的学术资源。这两个中心的数据更新较快,是探查海外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窗口。


(二)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于边疆历史问题研究

海外数字人文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古籍、文献、档案资料的数字化,已经开始对学术资源进行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呈现,并通过通用数据实现跨平台共享。例如,东北亚历史网,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的历史遗迹(考古成果)、古今地名(GIS数据)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献、专著、论文)通过知识图谱技术建立数据关联,在其数据平台实现可视化呈现。韩国珍稀档案在通过瓦片地图实现高清浏览的同时,还将图片内容录入文本,在保持珍稀档案原图显示的同时实现全文多语种检索,并且通过标准数据(XML)实现数据通用。文本数据化打破了出版著作、档案、图片之间的“信息孤岛”状态,实现档案由数字图像信息到文本数据的升级,在保证信息传达的准确性的基础上,为研究者高效利用文献资源提供了可能。

很多海外机构都通过自己的门户数据网站,推动历史数据面向全网开放。美国国会图书馆几乎所有可见的人文数据都是开源的,日本、韩国大多数公共机构的人文资源也面向其国内用户开放。韩国还有专门的公共数据门户网站,用于集中开源数据,例如《韩国文集丛刊》全套正编350集,续编150集,共500集,合计收录朝鲜半岛1910年以前的1259位文人的文化成果。该文集包含了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的大量信息,是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重要补充文献。目前该套文集已经实现了文本的电子化,由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国史编撰委员会、韩国古典编译院等机构开放检索。2018年,韩国公共数据平台开放该套数据下载,供研究者进行数据分析或二次开发。东北亚历史网的文献数据、历史地理信息数据、韩国近代报刊数据等都实现了共享。这些数据是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可利用的数据资源。

文献通用化数据的开发与开放为我们获取和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中国边疆历史信息数字化提供了参考样例。当然,这也对研究者掌握数字人文技术,拓宽研究资源的获得渠道,改善历史研究与书写方法,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提出了新的数字人文技术要求。


(三)数字人文技术推动边疆历史话语体系国际化

数字人文支持下的边疆历史研究和话语体系传播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一是,学术研究机构和文献平台在加强学术资源搜集、整理与编译,各自齐头并进保持特色的同时,更加注重彼此资源的互联互通,逐步形成立足自身,联合同行,面向全网的学术文献体系。这种体系既是资源共享的平台,更是历史话语传播的公共空间。例如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以及韩国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实现了多个数据平台的融合,历史文献数据共享体系下,历史研究成果的协同传播体系已初现端倪。

二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便于历史话语传播,部分与边疆有关的数字人文项目采用双语、甚至多语种传播体系。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边疆会议项目采用英、俄双语。大多数含有汉籍档案的数据平台支持简繁中文、英语以及对应国家母语的全文检索,编目索引、文献出处、刊行时间等信息都可以查询,保证了使用的便利性和传播对象的多元性。另外,与边疆有关的历史学术资源也存在典籍和研究成果双向翻译的现象,即一方面将海外重要文献、研究成果翻译成本国语言,用于研究参考;另一方面,将国内重要研究成果和文献翻译成外文,加强国际传播,提升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海外积极利用数字人文技术优化历史数据表达。例如韩国“东亚历史地图”项目采用地理信息技术(GIS)进行编辑,采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6679条,朝鲜半岛1248条,日本957条;采集中国历史行政地名79538个,韩国8125个,日本19308个。这些数据通过数据层(HGL-BGL)和时空盒子(ST-box)进行管理,可以实现任意需求的历史地图的绘制。东北亚历史网建构了“历史文献-研究成果-历史遗迹-地理信息可视化”相互关联的数据化体系,以推进韩国历史话语传播的大众化与国际化。该中心公布与边疆有关的遗迹数据2万余条(XML格式),包含遗迹、遗址近两千个,大部分遗迹都实现了多点定位,标注精确,注释翔实,并附有翔实中韩参考文献目录以及高清图像,通过空间分布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地理信息数据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国境内或与中国边疆有关。这些成果对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和编辑历史通识数字化传播都具有参考价值。

由于传统的文本记述往往秉持详内而略外,与复杂的边疆历史所伴生的往往是文献记述缺如,有限的记述也表现为语言简约,史事简略,而疆内疆外的当代解读又往往彼此冲突,因而,相关的研究既需要扎实的理论建构支撑,也需要大量的史料实证,更需要科学数据的支持。数字人文技术在边疆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是历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掌握数字人文技术,才能掌握更多边疆历史研究的资源,跟进研究趋势。无论是调取海外文献,研判学术动态,还是完善中国边疆历史话语体系建构,加强话语的海外影响,都需要引入数字人文技术。


二、数字人文视角下的边疆文献需求及其解决路径

近代以来,学界对边疆史料进行了持续挖掘与整理,但大部分是脱离原始文档的资料摘录,质量上良莠不齐,学术研究引用还需要回归原典,重新查证校对。数字人文技术在边疆历史文献辑录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数据挖掘技术可以提高专题文献史料的辑录效率;数据平台的多维呈现在保证查询、浏览效率的同时,可以实现文本的多元化注解;多版本文献对照校阅,可以更大限度地确保辑录文献的准确性;辑录文献模块与原始文献的整体性关联,可以实现资料卡片与完整原文的交替阅读,满足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多元需求;基于知识图谱的文本远读,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文本内容的内部结构,为阅读者提供更加深入的知识提取体验。

虽然数字历史叙述倚重技术架构,但是好的历史书写原则在数字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仍然占据关键地位。因此,实现数字技术服务于边疆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学术需求引导下的技术开发,其实质是将边疆历史研究思路转换为技术路径,以技术的方法提供边疆历史研究需求的解决方案。从人文到数字的过程,可以分为边疆历史研究需求解构、过程模型建构、基础数据积累、专业通用平台建设4个阶段。

人文学科研究数字化是在以信息资源获取为基础、数字技术应用为支撑、数字学术共享为推动的框架模型下发展的。边疆历史研究需求解构是平台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确保平台建设稳定持续的根本保障。这一过程既需要边疆历史研究传统研究经验的总结、提炼,也需要学者通过基本数字人文思维实现研究经验的技术化表达,并在此基础上与技术人员深度沟通与交流,形成符合研究者实际的开发方案。以历史研究者的视角来看,要解决边疆历史研究中的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3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实现文献检索的集中化、便捷化。目前海内外有大量可供边疆历史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藏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不同的技术形式在互联网上呈现。在检索过程中需要克服海外网站登录限制、网站内部账号/IP限制、检索语言限制、批量检索限制、多网站综合检索成果管理等技术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首要需求是文献资源整合、数据跨网融,即在一个平台上检索到边疆历史研究的绝大部分数据。

其次,如何对检索结果进行智能化管理、统计与分析,得到其研究领域的关键信息。当前,学者们所掌握的各类研究信息多而繁杂,却又不能整理出研究所需要的核心信息,希望平台能够科学地表达古籍文本信息,并通过后台的一系列算法设计,展示古籍文本资源的潜在语义联系,发现新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东北边疆历史的语义搜索逻辑,实现检索结果的优化。对于检索结果的数据也应改变传统的资料卡片式的“信息孤岛”状态,通过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的数据,使检索结果适用于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

第三,保障检索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和研究引用的便利性。互联网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最大的问题在于专业信息错漏多,通过主流搜索引擎获得的可浏览信息一般无法直接应用于学术研究,需要对照权威文献中逐一查证。查证的过程往往又涉及二次甚至多次检索。权威文献的存储格式往往又不支持基于外部搜索引擎的全文检索,研究者被迫重新回到传统的阅读模式寻找关键信息。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占据了研究者的大量时间。因此,在检索过程中,人文学科的学者希望平台既可以检索到相应的文献题录、原文,又可以检索到文献内容中的特定关键词和段落,多个检索结果以列表形式出现,并与原始文档、多个权威版本进行对照阅读,保障检索结果的准确性;不同史料之间的差异可以清晰对比,并按照需要进行校勘;史料段落中出现关键信息可以提供准确的多角度的注释;文本中的历史地理信息可以以地理空间的形式展示;多文本内容中的明线和暗线关系可以可视化呈现。

上述需求需要建构数字人文模型。首先,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文献资料,存储到本地数据库中,通过OCR技术对文献全文进行文本化处理,同时完成文献题录和文本目录生成。在此基础上,从文献的内部挖掘出于边疆历史特定专题相关的核心文本,通过数据清洗和文本的结构化处理,完成文本信息内部的编目,为全文检索和详细目录浏览提供内容框架。利用WEB多窗口架构实现“文本-文献”的对照编辑、阅读框架,利用多图层窗口切换模块实现文本的多重注释,利用文本计算实现内容远读,以知识图谱的形式把文本内关系,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出来,以辅助阅读。

基础数据积累,主要包括边疆历史文献、档案资源收集与题录整理。如前文所述,目前纸质文献数字化工作发展迅速,尤其是海外藏书和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数字化和数据开源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与边疆相关的古籍文献、古地图、档案、谱牒、考古成果等陆续开放,为边疆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资源。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进行资源的批量收集,通过数据清洗,筛选出边疆历史文献。除文献资源的积累之外,也要注重开源数据的搜集,利用开放的数据接口,实现数据的调取。在此基础上,完成边疆专题文献数据平台建设。


三、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历史地理信息需求及其解决路径

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地理空间中的交错、叠加与演进是边疆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难点,诸如历史地名变迁、民族政权疆域盈缩、战争行军路线、和平交往的通道等一般都需要从文献中解析空间要素。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受自身学科结构的囿限,很难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精确的历史地图绘制和空间分析。因此,构建历史资料的空间化和数字化体系,推动历史地理时空大数据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以历史学科为主导的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地理信息要综合历史要素和地理要素,即理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确定承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地理空间信息,主要包括点、线、面3个方面:点,即是指能够通过具体坐标定位的位置数据,如历史地名、历史遗迹等;线,即是能通过矢量标会体系标识的边疆、边界、行进路线等;面,即是指行政区划四至、民族政权疆域、特定时期的历史形势等空间信息。其次,应该赋予空间数据相应的时间属性,通过历史时间轴的约束,实现随着历史时间推移,历史空间转换,即不同历史地名、疆域、交通等信息出现在特定的时间范围之内,而不是以图层堆叠重复地显示;第三,历史地理信息需要支持三维编辑和显示,以便于更加细致地复原诸如特定的历史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定的历史三维场景,或者将已经通过其他形式复原的历史建筑效果融入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的三维场景之中,以支持边境、疆界的微观形态研究或研究成果的呈现;第四,历史地理信息应该建立与外部互联网内容的通讯机制,即一方面现有的历史地理信息可以辅助文本文献中的空间位置信息的解释与呈现,另一方,外部文本的数据成果,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历史地理信息注释体系。

上述需求,从数字人文技术的角度分析,主要包含WEBGIS编辑功能、历史地理信息的属性注释功能、三维绘图协议(WEBGL)、基于WEB的系统间通讯协议、信息实时增量储存算法等一系列技术模块。这些技术模块通过网络平台的组织架构,形成可供人文学者使用的历史地图编辑系统、历史地理信息查询系统、文本注释参考系统、历史微观场景复原浏览系统等功能模块。

与计算机可读取的结构化数据不同,历史数据不仅保存形式多元,而且多是模糊、不规则的非量化数据,涉及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信息调用的过程中,需要尊重人文阅读者的操作习惯和技术现状,搭建无障碍阅读环境。首先,需要实现历史地图绘制功能。历史地图的点、线、面的绘制和属性设置通过在线绘图工具完成,绘图过程可以调用数据库中的历史地理数据,用作绘图参照或者直接引用,从而降低绘图的难度,提高绘图的精度和速度;第二,通过通讯机制实现地理信息对其他文本的注释功能。文本中的历史地理文献,在添加注释后,可以调用可视化界面,呈现空间位置,以及与该历史地理信息的解释文献,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还可以通过三维模式立体、直观地审视该历史地理信息微观环境特征。从使用者来看,“文献-地图”间便捷的通讯机制,无论是绘图操作,还是知识浏览都具有较好的使用体验,能够满足人文学者大部分的功能需求。系统还集成了常用的数据可视化效果,人文学科使用者只需要将数据导入,选择相应的显示模式,即可实现可视化呈现,满足基本的空间分析需求。



四、新文科实验室在边疆历史数字化建设中的作用

新文科实验室是深入推动多学科交叉,促进边疆历史数据资源开发和科研创新的有效路径。在具体的数字人文实践中,边疆史学者存在两种困境:一是历史学者缺乏技术背景,面对日益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用大数据开展科研和教学停留在“学术设想”层面,无力施行;二是计算机等技术专家缺乏边疆历史专业知识,前沿技术找不到具对性的专业方向,无的放矢。实验室充分利用学科优势,跨院系展开合作研究,实现文、理、工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交叉。以实验室为载体发挥的资源整合优势,在教学特色、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面获得较大的突破。新文科实验室在边疆数字化建设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新文科实验室有利于边疆数字人文平台的开发、升级与日常维护。数据平台的开发需要人文学者与技术人员深度沟通,通过反复实验不断修正架构、改进技术才能完成。例如边疆数字人文平台最早的计划是构建一套边疆学者可用的历史地理信息编辑与知识地图发布系统,以克服历史学者在历史地理考证中的专业局限,补充历史学者历史地图绘制技能的短板。在随后的科研实践中,发现研究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历史文献的查询效率以及文献引用准确性问题。于是,升级原有的历史地理信息架构,构建了一套以文本对照与编辑系统为核心的文献体系。在完成文献体系之后,又发现文献解释的多维性是文献准确性基础上的又一需求,平台增设了百科系统,以实现对文献的实时增量解释。在对文献注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百科解释,不能满足解释的多元化需求,随即又设计了一套通讯机制,把网站的各个功能模块关联起来,实现“文本-文献-历史地理信息-百科”的一体化智能增长模型。不断调整开发需求,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实验室自主开发。如果撰写完整的开发需求,根据开发文档整体打包给技术团队,一方面是后期临时性调整导致纠纷不断,另一方面整体的开发进度和历史研究的契合度会大受影响。以实验室为载体的自主研发平台在日常运营维护和课题研究过程中就可以完成平台更新,使平台始终在解决历史研究前沿问题的过程中保持技术活力。

二是,新文科实验室可以通过构建技术软环境全程跟踪服务边疆历史研究。数据挖掘、文本计算、数据可视化等数字人文技术,需要通过编程实现,对于缺乏相应技术背景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选题都属于“个性化”问题,在技术需求上有一定差异。尽管部分技术模块可以通用,当研究深入到特定领域时,技术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新文科实验室可以全程辅助边疆研究。例如,我们在开展“《韩国文集丛刊》中的中国边疆史料辑录”项目时,首先要通过对开源数据处理获得韩国文集丛刊的全套数据;第二步,对文献题录进行数据编码;第三步,通过文本计算获取与中国边疆历史相关的内容,形成初步挖掘结果;第四步,通过数据清洗获取核心文本段落;第五步,通过专家系统验证,确保辑录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最后,利用历史学知识对获取数据进行分类。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文工作团队需要不断地调整技术参数,以确保辑录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辑录结果校验完成后,还需要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分析,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计算结果,以方便研究利用。研究过程中,数字与人文紧密结合,构建文本计算模型,而模型迁移到其他类似项目中,也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和研究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些都需要新文科实验室的辅助。

三是,自建新文科实验室更有利于边疆数据积累和数据安全。历史研究过程的积累往往和研究结果一样具有价值。过程的积累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一个好的研究过程往往是一个新研究方向的窗口。借助外在平台进行的数字人文研究,最大的弊端是不能完整地保存研究过程,即便是保留研究进程的相关数据,也不利于在特定研究节点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自建实验室则可以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实验室的所有实验环节都有严谨记录,算法模型和数据都得到完整的保留,方便研究结果复检的同时,也方便研究者以特定节点为起始,开启新的研究选题。自建实验室也可以为数据安全提供保障。边疆历史研究的数据安全至关重要,研究项目数据泄露,会产生不可预测的风险。无论是使用基于互联网的通用数字人文平台,还是使用其他形式的数字实验室,数据安全都存在隐患。自建实验室有规范的数据备份制度和相对成熟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可以实现敏感数据的封闭式管理,在相当程度上保证数据安全。

四是,团队式运作,有利于科研的良性生长与学术创新。文科实验室是文科实验、实践、实训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创新型文科人才的重要平台。实验室建设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或拓展,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文理交叉、文工交叉等新兴领域,这种团队式运作给予科研以极大的延展空间。边疆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许多新问题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发生改变,问题解决并无固定模式,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调整、完善。实验室正是这种充满挑战与变数的科研过程的承载平台。基于实验室平台的深入交流,可以让人文学者快速融入数字人文领域。同样,基于边疆需求的技术开发,也能够促进信息技术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实现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源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数据开源和体系融合成为数字人文平台发展的基本趋势。随着边疆研究资源的增加,数据的获取路径更加多元,边疆问题的研究视野得到拓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随之增加,边疆历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数字人文技术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人文学者对这种机遇的认知和掌控。人文学者主导下,以边疆研究实际需求为导向,在数字化研究实践中开发一个贴近操作实际的边疆数字人文平台,可以成为边疆研究数字化的助力。在这一平台中,新文科实验室是技术依托,全球边疆数据整合是资源基础,历史地理信息和文本数据可视化既是边疆边界问题研究的表达助力,也是边疆知识普世化传播的途径。DE云南师范大

陈建红,山东大学科技专聘,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边疆史,东北民族史,当前主要关注数字人文、数字边疆史研究。学学报(

史话,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读博士,主攻跨边界理论、人类学与民族族学、拓朴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引用请通过官方途径下载原文。因篇幅限制,将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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