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初为安定海疆，在广东南海地区构筑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沿岸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总督为平定日趋严重的倭寇、海盗祸乱，逐步变革卫所体制，根据南海要冲港湾等地理及军事形势，先后通过构筑拓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白沙等“六水寨”，设置南澳副总兵，规划“海陆联防”、“分区防守”体制，形成完整的南海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对明清时期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思想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明代；南海；海防体系；变革
“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1]明代南海海防体系建设的历史起点、空间格局、历史变革及影响，近年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杨金森等对明代南海三路海防格局的论述; [2]陈春声、[3]黄挺[4]等对明代前期潮州区域海防的研究;李庆新对屯门海防与贸易关系的探讨;[5]陈忠烈、[6]卢伟[7]对明代粤西、海南海防体系区划的研究。以上成果主要是对明代特定区域的海防研究，或偏重于海防与倭寇、贸易关系的探讨，而对明代南海海防体系东、中、西三路区划的历史溯源、“六水寨”体系等问题仍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爬梳《苍梧总督军门志》、[8]《明经世文编》[9]等历史典籍，通过对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李迁等两广总督、总兵奏疏的透视，结合《读史方舆纪要》、[10]《粤大记》[11]和明清地方志史料，梳理出明初南海海防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嘉庆、万历年间为应对倭寇、海贼的严重威胁海防体系的变革过程及空间体系状况，并论述变革包含的海洋战略思想，以及对中国明清以后南海海防的影响。
一、洪武年间南海卫所防御体系及特点
南海是我国东南海疆之重地，其由东至西海岸线界定为南澳岛至北部湾。顾祖禹论曰:明代南海“环广东南界，倚为险固，然攻守之计亦莫切于海。”[12]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外患，唐、宋、元三代，只是在屯门、潮州、海口等地设镇、寨、军等军事据点，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明代从南澳岛至北部湾的整个南海区域皆归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管辖，广东10府，除韶州、南雄外，有海疆者8府。立国之初，由于倭寇的外来威胁及“负海之众，无事则资海为生，有事则籍之为暴”[13]的内部不安定因素，及对外防御型战略的需要，明廷开始在东南沿海建立军事防御体系。洪武元年(1368)，明廷命朱亮祖等在南海及广东建立卫所及巡检司、城寨、烽堠等，至洪武十四年(1381)，在南海沿岸先后设立潮州卫、雷州卫、海南卫以及阳江守御千户所、新会守御千户所、万州守御千户所、廉州守御千户所，归广东都指挥使管辖，初步形成都指挥使所的军事指挥及防御体系。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威胁加深，朝廷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命都指挥使华茂，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在南海各地大规模修建卫所，加上洪武初年修建卫所，从东至西，建立潮州(辖大成、蓬州、靖海、海门4千户所)、碣石(辖甲子门、捷胜、海丰、平海4千户所)、南海(辖东莞、大鹏2千户所)、广海(辖香山、新会、海朗、阳江4千户所)、神电(辖双鱼、宁川2千户所)、雷州(辖锦囊、南安、海康、乐民4千户所)、廉州(辖永安、钦州2千户所)、海南(辖清澜、万州、南山、儋州、昌化、朱崖千户所)8卫，并在海岛驻军和沿海设置水寨，与卫所体系相表里，形成沿岸、内港、海岛多层海防体系。[14]
从地理空间考察，这些沿海卫所设置地多在港湾、半岛、海岬或江河入海口等要冲之处，根据陆地形势，形成线状、环状结构，并有明确的信地分工。“卫”之区位适中，主要是控制大范围的海湾、水道，统管周边辖所。南海卫治所设在东莞县城，控制伶仃洋及珠江口水道;潮州卫治所设在潮州府城内，控制着溯海而上的韩江水道;碣石卫地控碣石湾;广海卫控制大小金门海;神电卫控制广州湾;雷州卫治所设在雷州府，控制雷州湾;廉州卫控制钦州湾和龙门港口。千户主要是控制港口、水道、交通贸易通道，或登陆点。如海门、新会、阳江、宁川等所自东向西分别控制着练江、西江、阳江、吴川水等入海口。“东莞所设在南头，控制外洋商船进入珠江口的主要通道;“蓬州所治所于下岭，以扼商夷出入之冲”;[15]永安所地处珠池东北缘，保卫珠池的安全;大成、靖海、平海、捷胜、大鹏、双鱼等所皆地处港湾海角，控制沿海各处港湾;在雷州半岛，环形设置锦囊、海安、海康、乐民4所，环海南岛设置清澜、万州、南山、儋州、昌化、朱崖等所。
明洪武初期，军力强盛。“洪武二年，倭寇犯惠潮诸州;六年，海寇钟福全、李夫人等自称总兵，挟倭船二百艘，寇海晏，下川等地”，广阳指挥使杨景数次海战，“先后擒斩千三百余人，并追击至交趾，讨平海北诸盗”。[16]明洪武后期，海防战略思想日趋保守，沿海卫所分置，各自承担海上巡逻任务，但由于卫所分散，船只较少，只能执行近海防御任务，或停止巡海，而虎头寨等在外海岛军事据点也逐步撤回陆地。[17]在海禁政策的主导下，明廷将沿海居民迁徙内地，如处在南海战略枢纽地位的南澳岛，洪武二十六年(1393)“居民为海倭侵扰奏徙，遂虚其地”，[18]导致以后南澳岛等岛屿成为海贼、倭寇聚集之地，明初期南海的远海、港湾、岸防等多层次海防体系逐渐退化为凭借卫所堡垒以岸防为主体的军事防御体系。从总体来看，南海海岸线地形复杂，在长3000多里的范围内，设置的卫所为支撑的军事堡垒据点，并不能做到防备严密。另外，明初虽然命沿海卫所训练水师，但在卫所内部采取“三分防守、七分屯种”的管理方式。无陆军和水军的专门区分，卫所配置有少量兵船，有海战临时委派陆军上船。卫所军官世袭，士兵多是垛集、征发而来，有固定的军户户籍，社会地位低下，逃亡时有发生。
二、嘉靖、万历年间南海军事形势
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明国力强盛，加上和日本等国关系的改善，南海局势相对平静。正统(1436—1449)以后，明国力衰弱，南海卫所海防体系废弛，倭寇海贼，气焰嚣张。如天顺二年(1458)，“海盗勾结倭寇，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杀总督备倭指挥杜信;正德年间，广东雷州倭寇海贼经常入港抢掠，卫指挥同知张熹战死”。[19]自天顺至嘉靖初年，严启盛(香山人)、魏崇辉(海阳人)、苏孟凯(饶平人)、黄秀山(东莞人)、许折桂(东莞人)等海盗先后窃发，但多很快被地方官军剿灭。[20]另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商人因被拒绝在市舶之外，强行驻扎屯门，试图建立贸易据点，并抢劫乡村行旅，与明海道副使汪鋐指挥的官军发生了屯门、西草湾之役。[21]
嘉靖中期以后，东南沿海海贼、倭寇活动更加猖獗，卫所海防体制无法应对严重的局势，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招募、编练新军，在沿海建立水寨，打击倭寇。随着浙、闽等剿倭的军事胜利，自嘉靖中后直至万历初年，倭寇自闽突入潮、揭，与当地海寇吴平、许栋海盗等勾结，进攻潮州、揭阳、蓬州、新安、广海、双鱼、雷州等南海沿岸卫所，盘踞海岛，流毒海滨，南海地区成为海患发生的重点区域。“自嘉靖壬子以来，倭奴为中国无赖勾引，闽及广潮海之间，岁被其患，然尚倏来倏去，至嘉靖癸亥，则屯驻潮揭海滨，不复开洋，号众万余，甲子春，新倭万余继至，与旧合伙屠戮焚掠之惨，远近震骇”，[22]对明朝在广东沿海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隆庆、万历年间，明朝高拱、张居正先后入主内阁，政治相对清明，面对南海严峻的局势，朝廷先后委任吴桂芳、谭纶、殷正茂、凌云翼、刘尧诲等能干大员为两广总督，任戚继光、俞大猷、汤克宽等名将为总兵，调集粤、闽土客官军、狼兵，动辄数万之众，剿抚兼用，次第平息南海海患。
三、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
明两广地区军制的变革始于景泰三年(1452)负责节制两广海陆军务的两广总督的设置。[23]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在平定南海倭寇、海盗的过程中，两广总督开始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更新洪武卫所海防体系，设置水寨，重新划分沿海防区，配置船只、设置旗号、训练专门的水军，逐步形成严密的海防体系。
(一)吴桂芳重点防御策略与六水寨的设置
吴桂芳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两广总督，即设总兵府衙门于潮州，调动狼土劲兵四万五千名、福兵一万五千名，以伸威营总兵俞大猷为帅，与倭寇相持两月，大破敌军。[24]在平定海患过程中，总督等广东官员逐渐认识到，如果朝廷集中兵力围剿，倭寇、海盗可以平定，但这种依靠临时征集省内外大军的征剿用兵方略，是权宜之计，难以保证沿海长治久安。两广总督吴桂芳在给朝廷的《请设沿海水寨疏》论曰:“广东一省十府，惟南雄、韶州居枕山谷，其惠、潮、广、肇、高、雷、廉、琼八府地方皆滨临大海;自东向西，相距数千余里。内通闽境、外接诸番，倭夷、海寇窃发靡常，出没非一。然向因牵于山寇，素无海捕官兵。”与浙闽相比，“浙、闽、广同一海也，而广之海独为延袤，较浙倍之、较闽则三倍矣。浙有六水寨、闽有五水寨，每寨兵各数千、楼船各数十;既朝除把总官分领之，复参将总兵官统之。此闽、浙海上奸人，所以无所容也”，而“广中素无水寨之兵，遇有警急，方才召募兵船，委官截捕。夫贼起然后募兵，则卒非素练，安可必其决胜!贼灭而兵即散，则不旋踵而贼复入矣。”[25]
在沿海设置水寨作为海防的战略支撑，逐步得到明朝的认可。张居正在《答两广总督熊近湖论广寇》就明确指示广东地方督抚“当于沿海一带分区设寨，修饰兵船，严申海禁”。[26]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嘉靖、万历年间，广东南海海防体系开始进行更新与重建。南头地处广东南海沿岸，外控诸番，内护省会，是海道咽喉。唐宋时期，就曾在此屯兵防守内外海患，洪武年间的广东守御千户所即设在此地。嘉靖十五年(1536)，总督钱如京根据海防形势奏请，将原设在广州的巡视海道副使(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复设于南头，巡视全省海防。嘉靖四十五年(1566)，总督吴桂芳奏请设南头海防参将府，并向朝廷提请“设海防参将一员，领兵三千驻扎南头，以固省城东路之防”。[27]南头参将兼理潮惠，统管省城以东海防。同时为加强闽广交界处海防力量，防止倭寇、流贼从潮州、南澳岛之间的海峡航道自闽突入广东沿海，“又会请添设守备一员，领兵一千二百名驻扎潮州柘林，以严东界门屏之守”。[28]
以南头为中心、以潮州拓林为重点的海防体系，虽然使“海邦放防御之计，少有赖矣”，但吴桂芳等统兵大员也认识到，相对于自东向西数千里的辽阔南海海岸，这种重点防御体系在地理空间上粗疏，很难防止“倏忽千里，来去无踪”的海盗向西部洋面逃窜以及防范西部抢劫珠池的盗寇。“广东八府滨海，而省城适居东西洋之中。其在东洋称最扼塞者，极东曰柘林;与福建玄锺接壤，正广东迤东门户;稍西曰碣石，额设卫治存焉。近省曰南头，即额设东莞所治，先年设置备倭都司于此。此三者，广省迤东海洋之要区也。西洋之称扼塞者，极西南曰琼州，四面皆海，奸宄易于出没;府治之白沙港后所地方，可以设寨。极西曰钦、廉，接址交南，珠池在焉;惟海康所乌免地方最为扼塞。其中路遂溪、吴川之间曰白鸽门者，则海艘咽喉之地。此三者，广省迤西海洋之要区也。以上六处，皆应立寨。内南头已经近设参将一员、督兵三千，足称巨镇;柘林近亦请设守备，兵船之数尚应议增。今惟东路之碣石一处，西路之白鸽门、琼州并海康三处，各应设立一寨。碣石、海康每寨各兵一千二百名，大小中船共四十只;白鸽门、琼州每寨各兵一千八百名，大小中船各六十只:与南头、柘林通为六寨。其柘林寨兵，仍合增如琼州白鸽门之数;董以将官，定以信地。无事会哨巡缉，有警递相追捕;小贼则一寨任之，大贼则分柬、分西三寨合任之，再大则通东西方寨共任之。皆以击贼于外洋为上功，近港次之。若贼起此寨不击而别寨击之，贼所起寨重治;如见贼不击或致令登岸虏掠者，查照信地，以失律论罪。”[29]嘉靖四十五年(1566)，吴桂芳在任总督期间，除南头参将、柘林水寨守备外，另设置碣石水寨守备一员，白鸽门水寨钦依把总一员，白沙寨钦依把总一员，乌兔水寨钦依把总一员。以广海卫为界，柘林、碣石、南头三水寨归南头海防参将统一指挥;白鸽门、乌兔、白沙三水寨归雷琼参将统一指挥，东西两路的南海海防体系初步具备。[30]
(二)殷正茂的海陆一体及闽粤联防策略
殷正茂于隆庆五年(1571)至万历三年(1575)任两广总督，任内是广东山海之寇的高发期。在战争中他认识到，要使广东地方平定，必须建立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海寇具有在东西洋之间流窜性强的特点，在消弭叛乱、重点部署的同时，必须在南海沿岸全区空间上划分军事区，在总督的统一指挥之下，实现全区联防，不能顾此失彼;设置军事长官，明确信地职责，根据战事需要，对区域海兵、陆兵统一调度，而不是海陆互不统属，人为分割海、陆职能。殷正茂上奏对沿海军事管理区参将海陆职权划分进行了重新调整:“隆庆六年，请设分守惠州兼海防参将一员，驻扎海丰，其信地止于海丰、归善、博罗、惠来、河源、长乐六县。在嘉靖三十二年琼州右参将兼管雷廉的基础上，隆庆六年，奏设分守雷廉兼海防参将一员，驻扎雷州，所管信地止雷廉二府属。万历元年，奏设分守琼崖兼海防参将一员，议题专设琼崖陆路参将，三年又题兼海防。”[31]
南澳岛地处闽广之交，与水寨拓林相对，关于南澳岛战略地位，郭子章在《南澳程乡议》中论曰:“守金陵者，不守淮泗，则长江失险;守雷廉者，不守琼崖，则门庭受寇，夫南澳亦漳潮之淮泗、琼崖也，恶可弃也。”明初却为弃地，从嘉靖到万历初年，吴平、徐栋、徐朝光、曾一本、林道干、林国显、林凤等海上巨盗，盘踞南澳岛，“缓者入山，出寇州县，急则下海，要结倭奴”。但南澳岛在行政归属上，却“跨闽粤之交，往分疆而屯，分将而营，彼此推诿”。针对这种情况，福建巡抚刘尧诲向朝廷上《请设南澳总兵疏》:“题为海寇避兵远遁，谨陈善后之策，以戢兵端事。照得海寇林风开遁外洋，不知向往。追之则势不可穷，纵之则势将复返。聚众以拒之，则师老而财匮，且各贼趁虚而入，避实而去，以此劳蔽，两省有足虑者。窃思漳、潮之间，以海为限。其海洋之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以地非分土，事在两邻。故往往为贼逋逃薮，而修船利器，市药裹粮，百无所忌。至于抚民林奇材、围剿义徒众，则皆出入于贼中。居者专积蓄，行者工掳掠。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之南澳。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军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二府兵事。如贼从海外来，将复其旧巢也，方其栖泊未定，我兵起而薄之。此所谓掩其不备，可以得志。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时贼人徐朝光所造。雉堞壕堑，屹然雄镇可以处;澳内田地不下千顷，盘错溪山，山膏水暖，可以屯。商民贸易，类多奇货。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即令该总兵批验。”[32]
万历三年(1575)，“(两广)总督尚书殷正茂，奉部咨据福建巡抚刘尧诲题议会同问设，驻扎南澳，其信地止于漳、潮二府，沿海卫所，广东拓林水寨船兵，福建铜山水寨游兵，专属统调，以为联守，两省门户。建立城池及副总兵衙门，各兵营屋俱尚。澳中水田五千余亩开垦，三年后升科以供募兵之费”。[33]朝廷诏设闽粤南澳镇，置协守漳、潮副总兵，受两省总兵节制，又制两省之兵。辖南澳游击，饶平拓林水寨、防倭中稍2游击，左(福营)、右(广营)2营。广东沿海的澄海、饶平、海门、靖海水师，福建的铜山、玄钟等地水师，悉听从南澳总兵调遣。[34]这样，粤东海防防务就主要由协守漳潮副总兵管辖。
(三)凌云翼的海防调整与重新区划
凌云翼万历三年至万历六年(1575—1578)接替殷正茂任两广总督。上任当年，林凤海上武装自吕宋玳瑁港返回，进攻广澳，闽粤总兵联军歼林凤武装于碣石及淡水洋，林凤武装集团覆灭。同时，命令诸道相机扑灭流贼，先后于阳江海面、廉州冠头岭海面肃清海上流贼。[35]
虽然经过吴桂芳、谭纶、李迁、殷正茂等前任总督的努力，广东海防已日趋严密，初具规模，但凌云翼认为，广东海防东路较为严密，西路防御重点应进行调整，阳江、电白地区是倭寇、海贼历年出没的重点区域，属白鸽门寨巡防信地，实为疏阔，防守不严。珠池周边防卫，不必设乌兔寨驻扎重兵，可以由驻扎海康所的雷廉参将担任，于万历四年(1576)，向朝廷奏请:“阳电一带为倭夷海寇出没之冲，先年属白鸽门信地，缘兵寡地阔管顾不周，近年双鱼、神电连致失陷，虽经前督臣以抚民设寨把手，乃一时权宜之计，未为万全，如将西路巡海参将改为海防，于此增设一水寨，名曰北津寨，亦照南头寨参将事例，兵船者大小共六十号，官兵则二千三百零二员名计……查得乌兔一寨，偏在海角，虽近珠池，自有官军防守，如听雷廉参将委协总一员，带领兵船十只，移扎海康所，更番驻守，自无他虑。将为乌兔裁割，计得官兵一千五百四十员名，就移为阳电参将之用，合用兵船除西路巡海项下，见有船三十三只，再将乌兔寨兵船归并，不足之数，另行造给。”
关于在设协守漳潮副总兵后，将拓林水寨船只调往南澳，造成拓林空虚的问题，凌云翼在奏疏中论曰:“至于拓林寨虽分割潮漳副总兵统辖，然拓林为潮海上游，如将兵船尽掣南澳，则门户空虚，诚如有司道所虑者，仍行副总兵酌量分布，务在彼此兼顾，唇齿相依，如此则沿海将领，职责分明，信地划一，既可免推诿之习，亦可无阙疏之虞，其于海防诚为有益。”同时，奏请兵部对沿海将领管辖范围及职责进行重新申明:“敕下兵部再加查议，将各官职守通行申明，拟议上请，将惠州参将兼管碣石寨;琼崖参将兼管白沙寨;雷廉参将兼管白鸽门寨，以上参将三员，俱以陆路兼管海防为衔内，琼州参将除去西路海防字样;其南头参将止督理广州海防，专管南头一寨，东至大鹏所小星洋起，西止广海卫交界，止除去督理潮惠字样;阳江地方增设北津水寨，就将西路巡海参将，改为阳电等处海防，责之统领该寨，凡一应兵船粮饷，照前议处给，其信地东至海浪所界起，，西至吴川遂溪分界止。仍照南头参将事例，亦不必添设把总，以滋冗滥，其乌兔寨裁割原设钦依把总，推补别用各参将，原领敕书乞。”[36]
明朝廷基本按照两广总督意见，对广东海防进行整合。按照凌云翼的奏议，万历四年(1576)，设阳电海防参将。随着战事形势的改变，北津水寨兵船人员逐步减裁。万历八年(1580)，总督刘尧诲奉部咨议题裁革阳电海防参将，同碣石、白鸽门、白沙水寨设钦依把总一员，管理北津水寨。[37]在实践过程中，万历四年，西路取缔乌兔水寨，其信地海安所至钦州龙门港巡防任务原由临近的白鸽寨承担，但由于海岸线距离太长，管理困难，后由“白鸽门水寨委哨官一员，领兵船十只，驻扎海康港，防守此哨仍就近。该军门看得自此以至龙门港海洋辽阔，防守阔疏，北津寨船数多，议移十只，设协总一员统领，泊龙门港。又一哨官领船十只，泊冠头岭干体港，交互哨逻乌兔等处”。[38]分守琼崖兼海防参将的琼州府信地也因为岸线太长，防守不便，“每年夏秋驻崖州，冬春驻琼州”。[39]自此，经过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到万历四年(1576)对广东海防的不断巩固、调整，基本形成了南澳副总兵、五参将、六水寨重点驻扎全面巡防的格局。
沿海六水寨设置在要冲港湾，险要港湾也委派分哨驻扎，一般分为二至四哨，并不逐港逐澳分布，以免防守过多、力量分散，一遇贼警难以迅速集中。出海巡防战船专设水寨红黄蓝黑白五色旗号，各有明确的巡防信地，分区巡守防守(见表)，并制定战时联防制度，“贼清重大，沿海各寨仍听总兵官调遣，各寨参备不得已信地为辞阻兵自固”。[40]
明朝末年，随着倭寇、海贼等南海战事的减少，“六水寨”体系虽然延续下来，但北津柘林、南澳等水寨兵力和战船都一再裁减。以南澳游兵为例，原有兵船40艘，官兵1835名，到天启二年(1622)尚有兵船34只，官兵874人名，在汛期还有贴驾的征操军420名，到崇祯十年(1637)，兵船只剩8艘，官兵721名。[43]随着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窃据澳门，对广东海防带来新的威胁，天启元年(1621)建前山寨，设参将驻扎，陆军700名，水兵1200名，哨船50艘(大部从南头寨处分出)，分戍石龟潭、秋风角、茅湾口、横州、九州岛洋、老万山、狐狸洲、金星门等地，[44]以加强防范，纳入广东南海海防体系的组成部分。
四、嘉靖、万历年间广东海防体系的特色与影响
由于嘉靖、万历年间，倭寇、海贼骚乱，形势严重，明初总兵、参将、钦依把总等战时武官逐步成为常设官制。与洪武年间卫所官兵水陆不分，除配备少量兵船外，多战时临时征调商船与民船相比，嘉靖、万历年间，于港湾、海岛要冲之地，设置水寨，承担海防任务，虽然在军事区划管理上，按防区实行海陆一体，分区防守，但水陆官兵，不再混合使用，“凡各处府州县卫所城池，自有本等守御军兵及城中保甲人等，凡遇山海贼警，不许将各营(水寨)兵士撤入城中防守，各该参备亦不许借言城池，拥兵自固”。[45]海军编制从传统陆军编制中划分出来，成为新的兵种。“六水寨”海军兵力和兵船数量也大大超越前代，并编制《水军操令》，进行规范的“兵夫列船式”训练，除传统长枪、藤牌等冷兵器外，鸟铳、佛郎机等当时先进的火器也大量用来装备海军，战斗力大大增强，从御敌于坚城转变为御敌于海洋，在和倭寇海战实践中，“倭奴长技利于陆，我兵长技利于水”，[46]成为在战胜倭寇、海贼的保障。
在空间部署上，随着广东海患的加深，明初以沿海卫所城池为主体的陆地重点防御体系逐步更新，建立起南海全区域的整体海防体系。新的海防体系是防范倭寇、海贼战争实践的产物。“惠、潮之备，以柘林为最要。柘林，乃南澳海道之门户，据三路上游，番舶自福趣广，悉由此入。其去惠、潮水寨，远几百里。水寨为惠、潮之冲，而柘林又为水寨之冲。慎固之防，不可不豫。而大城所声援差近，备尤不可或疏也。”中路广州府，“南头澳在虎头门之东，为省会门户。海寇往往窥伺于此，为阑入之途，则东莞、大鹏之戍守宜切也。又西浪白澳在香山澳之南，为番舶等候接济之所，则香山所之戍守宜切也。又西望峒澳在崖门之西，为番舶停留避风之门户，则广海卫及新宁、海朗二所之戍守宜切也”。西路高、雷、廉、琼四府，“议者谓广东三路，虽并称险扼，尤莫甚于东路，亦莫便于东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防守之责可缓也，是对日本倭岛则然耳”。“然三郡逼近占城、暹罗、满刺甲诸岛……若廉州尤为全广轻重”。“琼为廉之外户也，郡邑封疆，无不滨海，若白沙、琼馆头、文昌、海安、海康皆西路所当经划者。”[47]管理机构的设置也有鲜明的地域倾向，东、中、西三路有主次之分，东路漳潮副总兵、海防参将、拓林寨守备、碣石寨钦依把总等设置最为完备;中路由南头海防参将统一指挥;西路海岸线最长，只是设置北津、白鸽门二寨，北部湾地区只是有白鸽门寨分设哨官巡守。
嘉靖、万历年间海防从明初卫所岸防开始走向以柘林澳、甲子港、南头澳、北津港、雷州湾、白沙港等重要港湾为基地，以南澳岛和上、下川岛等近海岛屿为依托，岸防与港湾防御、近海岛屿防御相结合的空间防御体系。可以说，我国南海真正形成海防体系是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建立水寨开始的。这种巡哨于外洋，兵船、城池防守于港湾、沿岸，依靠烽堠传递信息的近海海防体系重在防止沿海居民与海外敌寇私通勾结，其设置对防御倭、海之寇发挥了一定效果。
按，作者李爱军，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黄淮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吴宏岐，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原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