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处滇西北游的永胜县自古以来就是滇川交通线上的重要通道，为了统摄金沙江上游两岸的土司势力，加强对滇川交通线的控制，明王朝在北胜州设置澜沧卫。清王朝驻守绿营民，设置塘、汛、哨。明清时期，滇川交通线的管控模式经历了从“卫所制度+土军协同”到“绿营兵+土军他留城堡协同”的管控模式变迁。在王朝更替过程中，永北高氏土军一直是维护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和滇川交通线畅通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明清时期；高氏土军；澜沧卫；绿营兵；滇川交通线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军”(又称“土兵”或“土司兵”)与中国土司制度的兴衰相始终，随着土司制度的终结而消亡，也成为中国土司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地处滇西北的永胜县自古以来就是滇川交通线上的重要通道，明清两朝在此先后设置北胜州、北胜府和永北直隶厅，派流官进行治；同时有高氏、章氏、子氏等地方土司势力，并拥有各自的武装力量。永北高氏土军是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土军力量，滇川交通线又是明清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枢纽。因此，探讨永北高氏土军在滇川交通线管控过程中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土军或土兵的作用，学术界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王文光认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兵作为政府官军之外的重要军事力量，具有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维护边疆稳定等作用；[1]蓝武认为，明代中央王朝频繁征调广西壮族土司士兵参与各种军事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给地方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2]彭福荣指出，元、明、清时期西南土司军队的奉征反映了土司对国家的认同，同时又促进了土司及西南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3]颜丙霞通过对明代后期西南地区的卫所以及士兵征调问题的研究指出，明代后期的土兵已经成为明廷地方平乱的主力；[4]郭书林从明代土兵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揭示明代土兵在国家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明代土兵的演变与明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5]顾有识对壮族土兵的性质、作用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6]
综上所述，学界对土兵的作用有了相对全面、深入的研究，但是，较少有学者关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军或土兵在维护交通线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永北地区高氏土司势力最大，拥有强大的土司武装力量，并被频繁征调参与明清中央王朝的军事活动。尽管明清两代对边疆社会的治理政策有所变化，但是作为中央王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北高氏土军在控扼滇川交通线、维护边疆稳定和巩固王朝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永北高氏土军与滇川交通线的讨论，揭示明清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带来的滇西北地区滇川交通线管控模式的变迁。
二、历代滇川交通线的拓建与经营
秦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滇川交通线的开拓与经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便派遣将军常頞开凿从今四川宜宾入滇东北的五尺道，并委派官吏对云南进行管理。《史记》记载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尽管早在秦汉开拓官道之前，已经有滇川之间以及云南至缅甸的民间商路存在，但是五尺道不仅构建起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而且将云南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西汉武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以及向外扩张，积极经略西南夷，修筑了一条被称为西南陆地“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线，即“蜀身毒道”。这条道路的主要路线从四川成都起始，分别经过零关道和五尺道进入云南。零关道也称清溪关道或西夷道，路线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至西昌入云南。五尺道也称石门关道，路线是从成都出发至宜宾进入云南，在姚安与零光道并为一道继续西行，经博南(今永平一带)、永昌(保山)和腾越(腾冲)至缅甸、印度。[7]秦汉王朝修建滇川交通干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用兵通道，但这条古道实际上也成为民间商道、朝贡贸易、使节往来以及宗教传播的重要纽带，对封建王朝的帝国统治以及促进与缅甸、印度等国家的古代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沿袭了前朝重视边疆交通线的传统，积极加强对滇川交通线的经营，除清溪关道与石门关道外，唐朝还十分重视西洱河至天竺道(即前代“蜀身毒道”之自洱海西行的路段)与交州至安宁故城道(即前代的进桑关道)的建设。[8]两宋以大理国为外藩，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乃被废弃。南诏以来石门关道渐趋寥落，云南联系四川主要是走清溪关道。[9]因此，秦汉时期开通的清溪关道成为隋唐以后历代王朝联系滇川以及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国家的重要通道。
元朝统一中国后更加重视对交通线的控制，元中央王朝不仅在全国普遍设置驿站，而且也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交通线的拓建与控制。据统计，仅从云南至内地的重要驿道就修复或新辟了6条，其中一条即为由大理经丽江入吐蕃转成都的道路。[10]此外，元代在云南设置的驿站多达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大量驿站的设置以及交通线的开拓，对维护元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明代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滇川交通线的重视与开拓，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实现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客观上推动了滇川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促进了云南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三、明代的管控模式
(一)永北高氏土军与澜沧卫设置
永北地处滇川交界，风高气寒，地形险要，旧为施蛮之地，“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始开其地，名北方赕，徙瀰河白蛮及罗落、麽些诸蛮，以实其地，号成偈赕，又改名善巨郡。宋时，大理段氏改为成纪镇”。明清时期称为北胜、永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更名为永胜，沿用至今。高氏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望族。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封高方为世袭岳候，执国政。自此至大理国灭亡，高氏世袭相国之职。高氏为了巩固其相国的地位和统治，将子孙分封到楚威(楚雄)、北胜(永胜)、鹤庆、姚州(姚安)、腾冲、永昌等地，世代镇守。可以说，从首府大理、东都善闸到各个府、郡全由高氏控制。[11]元明清时期，云南各地的高氏家族世袭土司势力，以永北高氏土司统治时间最长。现存于永胜县城东郊壶山西麓灵源箐景区的《诰封高氏木宜人墓志铭》记载说：“先祖为大唐清平官，继祖讳智昇，宋、元时佐辅大理国主段氏，封保德岳侯，寻改匡国侯。祖讳昇泰，以立请难大功，推禅昇泰为国主……传数代，世守北胜知府”。据乾隆《永北府志》载：“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段氏据大理，改为成纪镇，镇守北胜，以高惠求镇之，高氏世居此地”。因此，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大理相国高智升之孙高惠求镇守北胜，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云南北胜土知州高长钦职”，高氏在永北的统治长达八百多年。此外，永北还有竟氏、子氏、阿氏等地方土司势力。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大军平定云南后，针对“云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人朝，诸蛮必生疑惧，或遁入山寨，负险不服。若复调兵，损伤必多”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设置卫所和寓兵于农等措施以实现对云南的控制。明代中期，卫所已遍布云南广大区域，并成为控制云南交通线的重要军事力量。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云南要害之处有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据乾隆(永北府志》记载：“永北，滇之极边，昔为羁縻荒服……在金沙江以外，界接吐蕃……人杂汉夷，边陲重地”。清朝永北府人刘彬在《论全滇形势》中也说，“永北连壤川西，……独居江外，路通建昌，逼近吐蕃，尤偏而且要也”。永北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因此，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九月，明政府“调云南中卫于北胜州，置澜沧卫”，次年改为军政合一的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其中官数“指挥使一，指挥同知二。经历司经历一，知事一，镇抚司镇抚一。千户所五：左、右、中、前、后。正副千户五，百户伍十二，仓大使一”；军实“三分马步旗军三百九十五名，七分屯军一千一百二十六名，舍丁一千二百二十一名，军余六千二百六十二名”。
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建置之初，除管辖本部卫军外，还“领北胜、浪渠、永宁三州”。为了“卫内捍外，以备不虞”，澜沧卫指挥使王佐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修筑了澜沧卫城，“该城用砖石砌成，周围五里三分，高一丈六尺，城脚厚五尺，垛口厚一尺八寸，环以水壕，四门各建城楼一座”。同时，澜沧卫守军还在滇川交通沿线修筑了许多驿、堡、哨、铺，派兵驻守，不仅加强了明朝在滇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对牵制金沙江中上游地区的土司和吐蕃势力、控扼滇川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值守与平叛：滇川交通沿线秩序的维护
明代以后，云南土军作为王朝国家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参与到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中。正德《云南志》记载：“云南地方夷汉杂处，盗贼出没无常，故于各道路，每十里或二三十里各设哨戍以守之……官及各哨兵俱连家小驻扎，一年一换。亦有民哨，与军哨相兼守成”。这里所说的“民哨”应该就是土司统辖的土兵或土军。另据天启《滇志)记载：“澜沧驿站马七匹，系高土官目把应当……清水驿站马七匹，系永宁、北胜、蒗蕖，阿高三土官目把应当……哨兵，各哨共一百三十一名。弓兵，六十名。铺兵，七名，系土司夷民轮充，不支工食”。明代永北澜沧卫设立的澜沧驿和清水驿两个驿站，其马匹由各土司负责，其哨、铺守卫和弓兵，均由土司“夷民”轮流值守，说明高氏土军与卫所军队共同担负起维护地方秩序的重任。
尽管明代西南地区土司兵的人数没有确切记载，但从明初西南不断发生的土酋反叛事件来看，土司兵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各土司的武装力量不可小觑。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川松潘安抚司所辖八积簇、老虎等寨蛮人作乱，朝廷“发兵击破之，获其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整牛五百九十”。明正统(1436-1449年)年间发生的征麓川之役，前后历时九年，朝廷动用数十万大军进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国库亏空，由此可见当时麓川思氏土司武装力量之强大。不过，明朝中后期，由于卫所士兵的大量逃亡以及军屯遭到破坏，卫所制度逐渐崩溃，因此王朝政府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就主要依靠土军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12]他们“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有时甚至出现了“凡有征调，全倚土兵”的情况。
有明一代，云南境内的土酋势力经常发生叛乱，滇西边境地区也战事连连，永北高氏土军经常被征调参与赤石岩、铁索等地平叛战争。同时，在卫所士兵大量逃亡的情况下，明政府便一改元代不调动土兵离开本土到远方参加军事行动的政策，大量调动土兵进行远距离作战。因此，高氏土军还多次远赴腾冲、施甸等地参与明政府的军事活动，并多次受到王朝政府的嘉奖。据乾降《永北府志》记载，明正统六年(1441年)，永北土司高昶随都指挥王善攻打麓川、永泊等寨；嘉靖九年(1530年)至三十三年(1554年)，高仑三次率土兵奉调，带兵前往荞甸、赤石崖、古底、螳螂、沅江等地参与镇压土酋叛乱，因平叛有功，朝廷不仅“加授高仑四品散官，朝列大夫之职”，而且还“将赤石崖等处地方委令管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赤石崖等处夷贼复叛，高德奉调领兵前往镇压：万历元年(1573年)，高承祖奉调参与镇压铁索等反叛武装后，又先后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和十三年(1585年)赴永昌松坡老姚关、湾甸、镇康、耿马、腾冲，陇川等滇西地区作战，获“报国忠贞”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的十多年间，高世懋多次奉调土兵前往蒙化、困蚌、蛮腊、定嘉，顺宁、武定、腾冲、陇川等地平叛：天启二年(1622年)，高世昌奉调领兵赴沾益州，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正是由于明清时期的永北高氏土司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被王朝政府频繁征调参与平叛等军事活动，从而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官方史书的记载外，永北《诰封高氏木宜人墓志铭》也详细记载了木宜人丈夫高聪及其儿子多次奉调出征并获朝廷嘉奖的事迹：“……数次于征，宜人宅注祈安，遇慰征夫眷属，果赖天佑，建功凯还……诸子俱荷恩荣。仑进阶朝列大夫，造敕一道，圣训敕匾‘感恩报国’、门金衣紫，褐盖华舆”。此外，永北《高承祖墓志铭》也对高承祖多次奉调出征平叛的事迹进行了记述：“万历初，赤石岸、古底、螳螂群盗蜂起，流劫商民，苦不聊生者久矣。当道忧之，议公将家丁委以剿捕。公提一师之旅，戕厥渠魁，执训获丑……未□年，西戎窃发，刀落生据寨恣横，逼腾越，震永昌，势如危卵，岌岌□□。抚镇复征公兵……兵行如约，直抵贼寨腊底，出谋画计，而元恶就擒，斩获不可胜纪；乘胜长驱，势如破竹……葵未岁(1583年)，岳罕跳梁，复调公兵禦乱。公谕目把王政等选精锐轻骑，将率进剿，又能摧锋破敌，斩擒渠魁，削平余寇，大获全功……丁酉岁(1609年)，陇川复叛，又以公兵威声素摄西夷，乃檄公……此后十余年，西南燎烟静而斥瑕不惊者，谓非公之功不可也”。从正统六年(1441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二百余年间，北胜、顺州土司的土练被奉调从征外地作战达数十次，出征人员共万余人次。
总之，有明一代，中央王朝通过澜沧卫的设置、永北高氏土军等地方力量的协同，大体上维护了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的稳定，使得滇川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实现了对滇川交通线的管控。明中后期，由于卫所士兵的大量逃亡以及军屯遭到破坏，卫所制度逐渐崩溃。因此，明中后期，永北高氏土军等地方力量是维持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和交通线畅通无阻的中坚力量。
四、清代的管控模式
(一)绿营兵与塘、汛、哨的设置
有明一代，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派驻屯军，大量的迁移人口也进入西南地区。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置澜沧卫后，明政府通过“寓兵于农，屯民实边”，将大量人口从内地迁往永北，高土司统治的范围受到挤压，逐渐缩小到了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半山区。随着卫所作为一种地理单位自明后期到清中期逐渐改设为州县或归并入州县，导致卫所内部的“民化”、辖地的“行政化”过程加速。[13]到了清代，西南地区仍然保留了土兵制度，《清史稿》记载说：“土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因此，清代初期的土司仍然普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后，清政府调整了治理边疆的策略，通过设置塘、汛、哨等来加强对滇川交通线的控制，维护边疆稳定。清王朝通过将绿营兵分置于汛塘，实现了对全国各地的有效控制，绿营兵也因此而建立起了与各地社会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而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4]
就永北的情况而言，顺治十七年(1660年)设北胜营。康熙五年(1666年)添设永北镇，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设永北协，以副将领之。守备一员，千把总二员，把总四员，马战兵一百名，步兵四百名，守兵五百名，共一千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总督范承勋巡边，以永北要地，仍奏改设永北镇。清政府还在交通沿线设置塘汛，派兵驻守，其中位于滇川交通要道的“他留汛有左营步战守兵二十名”，主要负责“游巡盘奸，缉匪差防”。通过绿营兵，清朝对云南地方的统治实现了由内地向边疆、由平坝向山区、由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转化，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力度，[15]绿营兵成为清代巩固西南边疆的重要军事力量。
(二)高氏土军与他留城堡
高氏土军依然是维护滇川交通线和地方安全的重要军事力量。比如雍正六年(1728年)，高熙勋“调土练三百名，随同官兵征剿腊肉窝”；雍正十年(1732年)，高龙跃“调土练一百名同官兵擒获逆番乍实等”；高善“嘉庆四年任事。先于扶幼时，奉调土练，派目李荣芳带往贵州助剿苗匪。雍正七年(1729年)，维西猡匪滋事，奉调助剿”；同治八年，高长祜“派调土练克服大理、顺云等处”；光绪二十年(1894年)，傈僳滋事，高履坤“奉调带练招抚”。上述史料所载的“土练”即高氏土军。
明末清初，永北高氏土司高斗光为了加强和控制经华坪通往四川的交通线，派遣一支土军到位于东南部山区的营盘一带戍守，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与当地的族群相互通婚而逐渐形成了他留人这一特殊的群体。[16]因此，在他留人的集体记忆中，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湖广长沙府或江西吉安府等地跟随傅友德进入永北的汉族军事移民及其后裔，最初参与修筑了澜沧卫城，后来又被派遗到位于滇川交通要道的营盘村一带屯守，并修建了他留城堡。[17]很显然，他留城堡是高氏土司为了扼控滇川交通线而专门修建的军事建筑。永北高氏土军也日益成为清政府控制滇西北滇川交通线所倚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他留城保地属今永胜县六德乡玉水行政村的营盘自然村，这里在明清时期曾经是大理通往永胜、华坪两地和四川凉山的唯一通道，清末改经六德后，此道废弃，人烟稀少。[18]他留城堡前有河名他留河，是明清时期连接永北经华坪至四川的重要咽喉，旧时在他留河上建有名为永济桥的木桥通行，雍正年间因木桥损坏而建石桥。乾隆《永北府志》载：“永济桥，在城东五十里他留界，为东南要路。旧有木桥圯废，河陡水深，行者病焉。雍正二年，吏员杨大衡为首，偕郡中十余人与高土司高熙勋修建石桥，人甚便之”。在永北府官员杨大衡的组织下，高氏土司高熙勋等人参与了石桥的修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永济桥因遭洪水冲毁而重修，现存《永济桥碑》记录了当时修桥的情况：
从来造千万代来往之桥，敢以利行人而补造化之□，功奠大焉，不得以小惠目之也。郡城东，他留地方，西进郡城，东通川界，为商旅孔道也。有河焉，源远流长。六七月问，水势大流，虽仙莫渡。□□□□□□古修石桥于兹，名大石桥，历有年矣。至今风雨剥蚀，石桥被水冲坏。邀约同志口口，继前人之态。但一木难支，□理北胜州高扬化捐银壹封，□□□□大厦……众志乃可成城。敬求大夫君子，志士仁人，乐善好施，以共举庶利涉大川，永协安□之吉……诸君子嘉舍乐施□□，亦与之不朽焉……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乙亥春正月古日重修他留大石桥
倡首卢吴成、张聚源、吴山、雷雨丰、周口口、罗福申、杨祯祥、周口口立
儒学训导周诏来、他留头目王关喜勒撰[19]
从《永济桥碑》碑文可知，地处边陲要冲他留地界的永济桥在明清时期是“西进郡城、东通川界”的商旅孔道。《清史稿》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1665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因此，作为交通孔道的他留城堡成为清代滇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和集市。由于受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的影响，高斗光崇尚佛教，于是在城堡内修建了他留大德寺，并移两尊峨眉铜佛供奉于寺庙。在今他留城堡遗址东南约六百米的峭崖上保留有一人文景观，名“栖云洞”，洞壁中央有高斗光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题写的“栖云洞”三个大字，左右两侧分别有“引真龙到此”和“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等多处题词，并刻有“高氏斗光”的印章。此外，石壁上还有不少文人墨客的题词，由此可想见他留城堡当时的繁华景象。
据村寨老人讲述，他留城堡毁于清代“咸同之乱”的兵燹。史料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杜文秀领导的大理起义军攻占永北府城，一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清军收复永北府城，杜文秀起义军在永北的活动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杜文秀起义军与清军以及高氏土军在永北境内的他留城堡等地多次发生激战，并有东进四川盐源、木里一带与石达开太平军会合的军事行动。《丽江地区志》记载了杜文秀起义军拟进入四川迎接太平军的经过：“同治元年(1862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帅师分三路向四川进军。赖裕新部由会理渡金沙江，杜文秀致书与约，并遣大司卫姚得胜率军两万渡金沙江，由永宁进入四川盐源、木里迎太平军。为川督骆秉章所阻而还”。结合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我们不难发现，杜文秀起义军欲通过高氏土军控制的他留地界经永宁前往四川盐源、木里一带与太平军会合的时间应该是在1862年11月前后，而杜文秀起义军最终未能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会合的原因除了遭到高氏土军在他留城堡的抵抗外，还有来自四川都督骆秉章所率清军的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数以千计的他留人在这次战争中丧生，幸存者则四处逃散，有的流落到华坪通达以及四川盐源等地。战乱平息后，他留人又陆续回到了古城遗址附近重建家园，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双河、玉水和营山等村寨，而古城遗址所在的营盘村则被外来的汉族居住，成为一个汉族村寨。[20]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随着永北高氏末代土司高长钦被朝廷革职以及滇川交通线改道、高氏土军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可见，在清末滇川交通线改道之前，清王朝通过绿营兵塘、汛、哨的设置，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力度。高氏土军依然通过平叛、他留城堡驻守等方式，成为维护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保持滇川交通线畅通的重要协同力量。
五、结语
明清政府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控制好西南地区的交通线，以保障人员流动、商贸畅通和地方社会秩序。永北作为滇西北地区滇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咽喉，无疑成为明代政府控制丽江木氏土司及其北部吐蕃势力、经营和控制云南西部经金沙江通往四川交通线的一个政治经济枢纽。因此，作为明王朝在滇西北地区统治体系重要军事依托的澜沧卫，不仅在对统摄金沙江中上游两岸的木氏、高氏等土司势力，监控和镇压铁索箐等地的反叛力量以及控制滇川交通干线，而且在确保明朝与滇西北地区的联系畅通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有明一代，中央王朝通过澜沧卫的设置，永北高氏土军等地方力量的协同，大体上维护了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的稳定，使得滇川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实现了对滇川交通线的管控。明中后期，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永北高氏土军等地方力量是维持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和交通线畅通无阻的中坚力量。
明初并没有征调土兵大规模参加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但随着屯军的大量逃亡和屯田的废弛，卫所制度到明代中后期逐渐丧失原有的功能，土军便作为明政府重要军事力量承担起奉调出征和保境安民等职责。具体到永北的例子而言，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尤其是澜沧卫被裁撤后.政府防守滇川通道、平定地方反叛等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就主要依靠高氏土军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当中央王朝的正规军队战斗力不足时，偏居于山隅之间的土司便成为中央王朝征调和派遣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一变化的社会后果，便是一个新的、源于土军却依附于卫所的山区社群在滇川交通沿线发展起来，到了清初卫所被裁撤之后，这一群体发展成为族群化的山区社会，即一个奉卫所军户为祖先的“他留”群体。[21]这说明，清王朝通过绿营兵塘、汛、哨的设置以及高氏土军奉调、他留城堡驻守等方式协同模式，维护了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的稳定和滇川交通线的畅通。
可见，明清时期，滇川交通线的管控模式经历了从“卫所制度十土军协同”到“绿营兵+土军他留城堡协同”的管控模式变迁。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地方军事、民政制度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滇川交通线管控模式也经历了相应的变迁。但相对较为稳定的是，永北高氏土军一直是维护滇川交通沿线地区稳定和滇川交通线畅通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黄彩文，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原文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