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仍然徘徊在各种“民族”理论之间，亟须在“民族”议题上重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为此，需要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对学术界流行的具有不同渊源的四种“民族”理论——中国传统的群体认同思想体系、源自西欧的“民族”（nation）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衍生的“民族”思想体系、白人殖民国家中衍生的“民族—族群”理论体系——开展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民族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讨论和理论思维层面，必须脚踏实地开展对我国民族关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关键词：民族研究；理论；现状调查；新时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一些地区在民族关系与社会稳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从未预想到的恶性事件。对于如何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以及今后如何改善我国的民族关系，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讨论，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争议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积累，有不同的专业兴趣和研究方法，各自所关注的现实活动以及看待事件的具体视角不同，各自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所获得的感知与信息也不相同，因此，在讨论中出现不同观点在所难免，十分正常。
自从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把它确定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同时，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形势空前严峻，境外反华势力为了干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在许多方面做足了文章。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我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前些年利用达赖集团炒作西藏问题，近两年炒作新疆的“侵害人权”“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反华势力也在积极利用当地部分人的认同偏差，制造社会动乱，误导国际舆论，恶化我国的周边环境。在这样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央再三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
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又面临十分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觉得中国的民族研究者需要在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对有关“民族”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
我们需要努力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术界流行的具有不同渊源的各种“民族”理论开展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基础性研究。今天中央之所以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因为在国内出现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政治认同的现象，出现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缺乏认同的现象，这些现象及发展趋势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而国家的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生命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国家统一受到破坏，势必危及14亿各族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益。如果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治理国家，也就没有全国性的经济规划、建设项目、公共医疗和公办教育，无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这样危及国民生存的重大威胁；就没有中央财政对各自治区的“转移支付”、“扶贫”资金和“对口支援”；如果没有国家银行的金融管理，全体国民目前享受的退休金、劳保医疗、社会福利等都将全部落空；如果人民币不再具有市场价值，人们的银行存款将大幅贬值甚至归零。我想那无疑将是全体国民的灭顶之灾。苏联和南斯拉夫政治解体的社会后果，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在中国研究民族问题就必须紧紧地与国家认同这个政治议题联系在一起，决不仅仅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当年我提出希望把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去政治化”，其初心就是希望全国各族民众加强对中华民族这个国家层面的“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避免这一前景。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民族理论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我们对国内外流行的各种“民族”理论具有不同的理解。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有关“民族”的理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思想体系。这四个体系各自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当时的学者们提出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有感而发、因势而成，目的是分析当时所在国家与社会的主要矛盾，努力通过理论创新来探索解决现实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一）中国传统的群体认同思想体系
第一个需要系统梳理的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的群体认同基本概念与分析逻辑。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根基。中国今天呈现的民族关系现象，产生在中华大地这片祖先留下的山河天地中。几千年的历史无法割断，人们的认同观念很自然地受到祖祖辈辈口授示范的族际互动行为的影响。外部文化的冲击很难真正伤及中华文化的主流与根基。
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始终居住着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社会组织的各类群体，他们在互动中彼此学习和融合，在这个几千年的演变进程中，我来你往，你来我往，中国人的祖先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如何认识群体差异，如何处理在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和史料文献中，没有出现过与欧洲“nation”相类似的“民族”概念，而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衍生、巩固和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概念话语与思维逻辑。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们总结出一整套如何认识群体差异、如何引导群体认同、如何对待群体差异的基本概念、思维逻辑和应对方法。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对这个演进过程有系统的论述。正如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天下”观使各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放置在一个共同体中，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是这个共同体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各群体之间语言互学、文化交融、血缘混合、伦理互鉴，讨论群体差异则以文化伦理而非种族、语言来区隔群体的“夷夏之辨”。夷夏交往中的主线是“和而不同”“有教无类”，交往中的具体做法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群体关系中的政治结构则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而形成的“五服”体系、“藩属”制度等。正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1]长期秉持这一套基本理念和具体做法，才使得在今天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聚合了这么多具有丰富差异的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交流交往交融，凝聚为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为了大家的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这个共同体从自在转为自觉。
不管主导中央政权的群体族属如何变更，随着族际交往的深化与扩展，中华民族各群体居住的地域不断扩展，在这个交流交往交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大一统”总格局。虽然在各个朝代，这个“大一统”政治—文化体的具体构成方式、指导族群关系的做法存在差异，但是追求与维护“大一统”的基本政治理念都是相同的。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体系中，能够保持一个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其轨迹能够以各朝代二十五史的形式延续下来，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应当是唯一的一个。在有可靠史料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也出现过群体间的各种冲突与争权夺利，但是大致保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演变态势。矛盾冲突导致分裂，共同利益引向“一统”。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才在另一个强势文明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面临真正的危机，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其中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中国人的传统智慧，这些方面的智慧我们需要继承。通过系统阅读中国的史料文献和思想经典，我们可以努力去感悟和解读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概念话语和思维逻辑体系。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立场和思维视角来努力阐释和理解中华文明的群体理念，并与来自外部的各种“民族”话语体系以及各国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批评进行文明之间的世纪对话。
（二）源自西欧的“民族”（nation）理论体系
西欧“民族”（nation）理论体系兴起于17世纪，是推动各地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理论基础。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这套“民族”话语主导了欧洲社会，产生了西方的经典“民族”（nation）核心概念、话语体系和思维逻辑，被安东尼?史密斯称为“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modelofthenation），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政体被菲利克斯?格罗斯称为“公民国家”（civicstate）。这个理论在欧洲延续至今，并在殖民主义时代被推行到世界各地，学者们对欧洲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经典文献。
19世纪东欧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国晚清引入的“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亚非拉各国摆脱殖民主义独立建国的基础理论，都以这套“民族”概念为理论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各群体的文化精英开始接触到这个理论体系，王韬、梁启超、杨度等人开始把这一套西欧“民族”理论和相关概念介绍到中国。当时国内不同学者在理解欧洲“民族”概念以及把它应用到清朝时期的中国时存在差异，如梁启超希望把清朝管辖下的所有群体整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而一些政治激进者如早期的孙中山，则把“中华民族”局限于汉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后把口径统一到“五族共和”。
源自西欧的“民族”理论不仅影响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各群体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今天依然对国内学者有很大影响，许多西方相关著述被译成中文并广泛引用。我们今天的“民族”观与晚清、民国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存在历史关联，这种思想联系是割不断的，例如1939年由顾颉刚先生引发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今天仍是我们议论的话题。
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没有欧洲“民族”（nation）概念的，今天如果我们在与国外学者的讨论中使用“民族”这个外来概念，我们就必须深刻和系统地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衍生的“民族”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民族”理论，甚至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主要针对的是法、英、德等欧洲国家的一些民族现象，特别是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的民族矛盾。他们提出“工人无祖国”，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他们也讨论了亚洲和北美殖民地问题，认为这是支撑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经济来源。
长期以来，国内组织编写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书所介绍的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如列宁发动俄国革命时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以及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民族”定义等。我们必须认识到，列宁和斯大林所讨论的“民族”议题，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沙皇俄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和革命斗争策略，我们必须把这些论述放到20世纪初俄国的具体历史与社会场景中来解读。需要关注的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不仅论述了“民族”理论，十月革命后还有几十年的社会实践。所以我们不仅需要阅读梳理苏联“民族”理论的官方话语体系，同时需要关注苏联在政治制度构建与政策制定中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的具体实践。
对于这套体系，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苏联的“民族”概念在俄语中有四个不同的词，表示在社会发展和现代“民族”意识处于不同阶段的四类群体，分为不同的层次。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区分后在制度设计、政策实践中各自有什么差异？这些理论和制度、政策在实施后对苏联各群体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建产生了哪些影响？如果同样的制度和政策，在不同的群体中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那么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国内民族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苏联的民族理论便对我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历史痕迹和造成的社会效果，需要我们去梳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以俄为师”是历史的选择。费孝通等老一代学者都曾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时，斯大林民族理论是当时民族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当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为每个国民明确“民族身份”，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建立民族学校体系，在许多领域实施民族优惠政策，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存有苏联的烙印。中国与苏联的重要体制区别是没有采用联邦制，同时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出“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新概念，1997年正式取消公民身份证上的“民族”信息，对各自治共和国的自主权进行限制。这些新的话语与制度、政策调整，其背后的理论建构方面的新动态及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我们同样必须加以关注。
（四）白人殖民国家中衍生的“民族—族群”理论体系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由白人殖民者为人口主体在“新大陆”建立的国家，这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并在建国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一套“民族—族群”理论。
这几个在欧洲白人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白人国家”，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不同于欧洲大陆。白人不是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殖民者把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了，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居留在贫瘠的“保留地”。这些白人殖民者自认为是“处女地”的占领与开拓者，他们在这里建立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不同于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欧洲国家。欧洲各国都有“主体民族”，有自身的演变历史和文化遗迹，有各自的史诗和文学经典。美国文化是由欧洲各国开拓者新创的“牛仔文化”。这个文化在源流上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混血，但是深深打上“探险家”“开拓者”的烙印，灵魂深处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崇尚强权的“霸权逻辑”，开枪决斗是他们处理冲突的有效办法。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白人“探险家”构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口主体和精神偶像。美国的非洲黑奴达到几百万人，奴隶贸易中断后引进亚洲劳工，后续接受了大量拉美移民，这就使得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和文化结构与欧洲各国之间出现重大差异。因此，美国没有简单地借用欧洲传统的“民族”（nation）理论，而是把由各国白人移民组成的新国家叫作“美利坚民族”（anAmericannation），随后分历史时期根据不同法律逐步承认土著印第安人、黑人以及部分亚裔、拉美裔移民为美国公民，并把它们称为“族群”（ethnicgroup）而不是“民族”（nation）。
美国的人口是由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大陆，有不同的母语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各类人群逐步构成的。美国有其特有的人口基础、群体结构和建国理念，自独立建国后，美国主流社会和学术界一直探讨如何引导本国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戈登把美国引导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同化、熔炉和文化多元主义。美国社会和学术界把国内的非白人群体统称为“ethnicminorities”（少数族群），承认他们在历史、种族、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别。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所有少数族裔（不包括非法移民）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公民权，美国主流社会希望通过这些理论和制度来构建一个涵盖全体美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即“美利坚民族认同”。这是一个曲折和漫长的历史过程：白人殖民者起初驱除和消灭土著印第安人，20世纪20年代印第安人被纳入人口普查范围，黑人虽然在南北战争后摆脱了奴隶身份，但是在“民权运动”中才获得选举权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亚裔和拉美裔至今一直在为平等权利抗争。谁属于美国公民？哪部分公民拥有哪些合法权利？美国在建国后2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如何调节群体矛盾，最后在“民权运动”的强力冲击下，美国主流社会才在“所有美国人应当享有平等公民权”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上述三个其他国家的“民族”理论体系，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口结构和不同社会场景中产生的，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在处理本国群体关系中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在不同文化基础上衍生的词汇话语，其内涵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理论体系文献的中外互译，始终是一个我们在阅读和交流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像“nation”“nationstate”“state”这些关键词汇应当如何翻译和表述，今后在对外学术交流与外交对话中恐怕仍需予以关注。由于这三个理论体系先后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观，影响我们的话语体系，影响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建设，所以我们需要对这几个民族理论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它们分别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条件，讨论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效果。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础理论梳理方面做得更加细致，把这些理论的思想根源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做得更加深入，无疑会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在认识国际和国内与民族问题相关的社会现象方面达成共识。
二、对我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现状与存在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我们的民族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讨论和理论思维层面，必须脚踏实地开展对我国民族关系的现状调查。中国有56个民族，5大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旗县，还有1200多个民族乡镇，各地区有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各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体有不同的传统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历史，有不同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这些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社会与经济制度方面与汉族地区的差异程度很不一样。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各地民族关系的历史差异非常大。如自元朝以来，中央政权一直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设立州府，推广汉语使用和儒学教育，施行科举考试，这几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普遍混居并高度认同中原文化。而清朝政府在西藏、新疆、内蒙古采用区隔化的管理体制，使这几个地区各族民众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比较隔膜，这些制度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延续到民国。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分析。在我国境内各族聚居区内部，还有更低一个层次的群体划分，如藏区可分出三大方言区，云南彝族与四川彝族也存在语言等差异，西北回族与沿海城镇回族存在许多差别。我们不能笼统地讨论“民族关系”，必须分地区、分族别来具体地开展研究。此外，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划分国界时有些族群的人口分居在国界两侧，成了“跨境族群”，有的在境外的部分建立了独立国家，这对国内部分民众认同意识的影响不可忽视。
今天中国的各民族群体是从历史发展而来，不了解各群体的历史，不了解各地的民族关系史，就无法深刻地理解今天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因此，对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史开展史料收集和系统梳理，是我们认识当前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一个基础，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读影响当前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现状的历史因素和文化基础。如同大学在录取研究生时，需要了解一下考生们的中学和本科的学历与专业。
在受到各种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每个地区的社会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要想全面深入地认识一个少数民族社会的变化，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社区开展系统的社会调查，是我们获得基础性第一手资料信息的主要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费孝通先生主张“从实求知”，他们都把最基础的社会调查作为认识社会的第一步。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我们知道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致基本情况，知道各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情况存在差异，知道各族群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程度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印象都是比较笼统和宏观的。但是，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各族干部民众的心里究竟是如何想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和行为？对于这些细节和影响因素，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即使是那些曾经访问过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谈及各地区的民族关系时，也只能说个大概情况。事实不清、情况不明，如何下结论？因此，我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系统深入开展的第二项研究工作，就是实地社会调查。
关于社会调查，社会学发展出来一整套系统的调查方法，通过阅读区域发展历史与分析近期社会经济统计数字，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基本概貌和内部结构。然后我们在这个结构中选出具有类型代表性的典型社区，组织社区调查，通常以几个乡镇、村落或城市街区为单元，家户调查与个人访谈是社区调查的基础。在社区调查中，社会学家通常采用抽样方法以确认随机性，入户后采用问卷加访谈的调查方式以获得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数据。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地居民的基本生计情况，包括家庭结构、居住条件、收入与消费等，还可以问及受教育情况、外出流动打工、社区生活等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画面就清晰了。引发社会矛盾的起因通常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失业和贫困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往往会导致冲突与矛盾。如果能够对一些基层社区长期开展跟踪调查，那么，就可以把握一定时期内当地社会变迁的基本走向，并对未来的社会关系发展作出判断。
调查者也可根据研究的需要，组织有特殊针对性的专题调查，这些专题可以包括：各民族聚居区的“扶贫攻坚”项目对民众提高收入是否确有实效，村民的生活饮水和交通条件是否改善，当地学校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否切实推行，少数民族对当地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是否满意，基层干部是否存在职务腐败和包庇黑恶势力现象，家长们对“内地班”学生的学习和就业情况如何评价，当地发生民族成员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当地的司法判决是否公正，土地和山林承包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实行的地方性行政法规是否合理合法，土地确权流转的做法是否公正，当地民族政策的执行中存在哪些问题，各族民众如何看待各类“民族优惠政策”，是否存在民族歧视现象及具体表现等。可以选择一些涉及民族关系的议题（如母语继承、宗教活动管理、民族优惠政策、地方自然资源分配、民族干部评价等），听听被访者的解读和评议，或者结合当地或邻近地区发生的一些典型性具体事件了解被访者的看法。其中一些议题并不一定直接牵涉到族际互动和认同意识，如当地实施的基本建设工程、能源开发、环保项目等区域性发展项目，但是这些建设项目有可能影响到人口流动、族际交往和利益分配，从而间接地把影响投射到族际关系并影响人们的政治与文化认同。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长期开展基层社会调查，就可以了解这些地方各个民族成员之间是怎么生活和交流，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哪些问题，他们在族际互动时是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他们的“民族”概念和对政府“民族政策”的知识和印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目前的民族话语是如何引导民众构建政治与文化认同，地方的母语电视节目和出版物如何影响民众的认同观念，为什么政府一些本意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项目却并没有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的宣传话语在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时是否真正忠实于原意。与当地干部和民众讨论这些具体议题，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群体在“五个认同”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真实想法。
有时内容完全相同的一个政策，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地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政策上“一刀切”的做法时常可能会背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好心不一定办成好事，一些我们自以为是替少数民族群众办好事的项目，事实上却未必受到群众欢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不够，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人需要做出重大努力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深入各民族地区开展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发现当地的民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哪些变化，如果说有一个时期当地民族关系特别地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发现一些地方民族关系出现明显恶化，那么就要通过调查发现到底这是怎么发生的，要了解基层群众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相信群众，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是诚恳朴实和值得信赖的，这是我们必须坚信的原理，是革命取胜的法宝。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深入的社会调查，我们就可以站在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坚实基础上听取民众的心声、看清问题的症结、理清问题的脉络，从而更有底气地解放思想，提出“与时俱进”的改善我国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三、结语
我们把不同来源的“民族”理论体系梳理清楚，又通过大量社会调查了解到社会真实情况和民众的真实想法，理论联系实际，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分析新时代民族工作应当如何开展，我们的民族话语体系应当如何与时俱进，制度和政策应当做哪些必要的调整。针对学术界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同观点，我相信通过理论研讨和调查研究经验的交流，是能够逐步求同存异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因为我们的基本立场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就是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尽快在全体国民的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体系中，中华文化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的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一体”中的“多元”。这个文明体系既有凝聚核心，又有与核心密切互动的边缘群体，在彼此交融互补中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文化核心发明了有特殊书写方式的文字和文化艺术，同时具有罕见的吸引力和包容力，接纳了来自境外的多种宗教和人群，无论周边哪个群体“入主中原”，最终都消融并转变为这个文明体系的新核心。虽然在近代这个文明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华民族还是重新站起来了。西方的“民族”理论一度有可能“解构”这个民族大家庭，今天国内学术界仍然徘徊在各种“民族”理论之间。但是我相信，通过对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度发掘，通过对境外各派学说的系统梳理分析，我们一定可以在“民族”议题上重构自己的叙事话语，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逐步建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能够更加自信地开展国际对话和学术交流，逐步扭转一切文化偏见和政治污蔑。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应当相信世界各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良知，这些国家的民众也曾创造出了同样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需要从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使中华文化在国际交流中更加灿烂、更加成熟。
（本文根据2021年4月17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整理。）
按，作者马戎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族群关系研究、教育研究、人口迁移研究、边疆社会变迁等研究。原文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