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是清代处理边疆问题的关键时期。雍正帝提出了以“六合大一统”为特征的民族观，并积极运用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中。雍正帝为解决西南苗疆问题，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怀柔之法”以及“恩威并用”的策略，并通过武力征剿、改土归流、发展经济、兴办文化教育等措施，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及发展，加速了清代边疆“大一统”的进程。
关键词：雍正帝；西南边疆；治边方略；六合大一统；苗疆；民族观
雍正朝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13年中，雍正帝承上启下，大力破除延续了千百年以“华夷之辨”为特征的传统民族观，构建了以“六合大一统”[1]为特征的新型民族观，并应用于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中。诸如用兵西北，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等。相较而言，雍正帝在西南地区[2]推行的改制，过程完整，策略多元，可谓边疆“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实践，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鉴于此，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一
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在地域上与中央相隔万里之遥。清以前，历代王朝对该地区的控制都是间接式的。秦汉之时，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郡，因俗而治；魏晋时期战乱纷争，该地区受中央影响逐渐减弱；唐宋时期，推行了羁縻政策；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在此地设置土官予以统治。核《明史?土司列传》载，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地区的土司数量达百余个。这些土司多为“大姓相擅”，历代相沿，“自相君长”。到了明清时期，土司制沿行日久，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土司的世代统治下，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日渐弱化。同时，在土司的纵容下，部分苗民穷凶极恶，占山为王，烧杀抢掠，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当地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所谓的“苗疆问题”。为此，明清政府相继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土司之弊便有如下评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3]土司具有部族首领性质，在领地内自古享有税收、生杀之权，这是其制度落后性的体现。雍正帝指斥土司之弊，重点应在“鲜知法纪”四字之上，也就是土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具有独裁性，造成了当地社会的剧烈动荡，加剧了边疆与中央的分离倾向。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苗疆的稳定，就要废除土司制，并在西南地区推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考虑到土司制相沿日久，雍正帝对此问题的处理极为慎重。
雍正帝对于土司问题的处理策略，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奉行抚苗之法，怀柔为上；后一阶段则强调治边之道，恩威并施。而两个阶段的分界点便是鄂尔泰掌印西南。
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进折奏报，四川威远土知州刁光焕隐匿盗贼头目，并与之相勾结；另奏称有杨、方、普、李四姓土司曾出身贼盗，并有祸患地方的劣迹。高其倬的处理方案是将刁光焕父子缉拿，夺去土司爵位，另外四姓土司也夺去了三姓的爵位。高其倬为防止当地土司扶植乱贼势力，通过更迭土司爵位以期实现地方稳定，这种措施并未触及土司制的根本，属于权宜之计。对此，雍正帝的朱批称“适当之极”。[4]刁光焕事件平息后，高其倬也曾考虑过在部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但此时雍正帝对西南边疆形势尚无明晰的认识，因而态度比较保守。在给刁光焕量刑的问题上，他在朱批里写道：“刁光焕之罪，必甚妥当，以服畏众土司之心方好……著宴斟酌考量土人性情，定拟罪名方可。”[5]也就是给土司定罪一定要考虑当地的民情。十一月，雍正帝在广西巡抚李绂的奏折朱批中再次强调，“刁悍之止，应徐徐渐次教化”，即通过教化来加强西南边疆的向心力；为防止土司生变，又称：“若有大逆不道，明正其罪，而再议改土归流。”[6]按照旧例，“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7]可知雍正帝这个时期对处理苗疆问题非常慎重，强调怀柔之法。
关于苗疆之乱，当时西南的地方官员有两种态度：云贵总督高其倬、贵州威宁镇总兵石礼哈、贵州提督马会伯主张对叛乱苗民及土司进行征剿；而贵州巡抚何世堪则主张应行招抚，不应用兵。雍正帝显然不想因为刁光焕案件而导致众土司人心不稳，引发不可控制的矛盾与冲突。对于西南治理方略则采取以教化为首选，通过怀柔手段来稳定土司势力，即使土司犯法，其量罪也非常谨慎，除非大逆不道，否则不会考虑改土归流。为使得地方官员能贯彻这一策略，他训诫高其倬称：“治天下之道，亦分用强与柔远，较则柔远为尤重；而柔远之道，亦分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尤重。”[8]其意在于边疆治理方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为“怀柔”，即通过恩德来感化边民，使其向附；其次便是“畏威”，即树立朝廷威严，令其因畏惧而归附；最下策是“用强”，动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边疆的统一。这个时期，雍正帝强调“怀柔”为上，武力为下，究其原因有二：（1)中央政局尚不稳定；(2)青海及西藏地区相继发生叛乱，朝廷无暇旁及。
自雍正三年（1725)至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最为赏识的股肱之臣鄂尔泰相继出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等职，标志着中央政府从根本上治理西南边疆问题的开始。自鄂尔泰坐镇西南，雍正帝逐步改变了对该地区实施“怀柔为上”的治边策略，并最终提出了“恩威并施”的治边方略。
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出任云南巡抚，在论及土司之弊时说：“窃以滇黔大患莫甚于苗猓，苗猓大患实由于土司。”[9]又称：“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彝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10]在他看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苗疆之乱就要废除土司制度，推行改土归流才是实现西南边疆稳定的根本大计。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鄂尔泰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者‘威’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则‘威’仍是‘恩’所全。”[1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苗疆叛乱，地方文武官员或主张“剿”或主张“抚”未能达成一致。在这样的局面下，鄂尔泰提出了“恩威并用”。他强调“恩”不是简单的姑息纵容，“威”也不是单纯的暴力镇压；同时，“威”与“恩”也不是对立的，适当地运用“威”也可以达到“恩”的目的。鄂尔泰似乎在调和处理苗疆问题的不同策略，其实重点强调的还是“威”，也就是要靠武力来实现西南边疆的稳定。故而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了“不得不稍张军威”的主张。关于改土归流之法，鄂尔泰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今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12]鄂尔泰首先强调改土归流势在必行，但在“改归之法”上也极为慎重，从表面上看也是和平式的，而非暴力式的。
对于鄂尔泰提出的治理方略，雍正帝非常赞成。他在鄂尔泰奏折上朱批道：“前者马会伯奏到，朕恐其孟浪，后见何世璂之奏，朕又恐其怯懦因循，正在尤疑，览汝此奏，朕始宽怀。量尔料理，必得事情之中也。”[13]显然，雍正帝对于马会伯与何世璂提出的策略均缺乏信心，而对鄂尔泰提出的“恩威并用”策略则非常支持。这一策略强调在处理苗疆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雍正帝所说的“得事情之中也”。而此时何世璂尚未领会到雍正帝的用意，与鄂尔泰意见相左，仍主张和平教化的治边策略。雍正帝便在朱批中对他进行了批评：“朕无方略，惟喜得‘恩威’二字，只求得当，鄂尔泰非寻常抚督，其人之材，其心甚公，其诚实难多得者，此等事听其精神而行，不可另主主见掣肘，以失机宜。”[14]他认为何世璂的姑息策略，在治理苗患时是“有失机宜”的，并告诫鄂尔泰道:“此事何世璂亦奏闻，未免书生之见，况初到未审情形，大有姑息之论，朕着实严谕训示。”[15]此后，雍正帝在处理西南边疆问题上开始奉行“恩威并用”的策略，并将之运用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之中。
二
从历史实践看，雍正帝提出“恩威并用”的治边策略后，在处理西南边疆问题时，前期侧重的是“威”，即通过武力平定苗疆以及推行改土归流；而改土归流后则通过“恩”来巩固边疆，诸如推行发展边疆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措施。
1.罢土官设流官
清代的改土归流虽然开始于康熙时期，因缺乏明确的方略和措施，其推行范围十分有限。自鄂尔泰出任云南巡抚后，雍正帝开始大力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命鄂尔泰擒拿镇沅、霑益二土司刁瀚、安于藩。鄂尔泰随即奏称:“以上二土司处，俟押解到省审讯，确供俱疏题参外，务须按律比拟，尽法惩治。”[16]鄂尔泰惩治刁瀚、安于藩二土司后，随即将该地区土司废除，改设流官管理，达到了彻底肃清土司之弊的目的，同时也对其他土司产生震慑，所谓使“群小各知警惕矣”。同年，鄂尔泰发现乌蒙地方土官凶恶顽劣，准备推行改土归流，其奏称“乌蒙土官凶恶习惯，可以威制，难以恩化，不改土归流，终非远计。”[17]经批准后，鄂尔泰在推行过程中又发现通过和平手段无法完成，便又奏请“乌蒙必须征剿，断难诱擒。”[18]随即对该地区实施了武力征剿。至雍正五年（1727)初，土官禄鼎坤投诚，之后又抓获土府禄万钟。此次对禄氏土司的征剿非常激烈，杀掉负隅顽抗的土官数百名。此后，清政府相继对西南地区的土司势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征剿。同年，鄂尔泰遣军进剿车里宣慰司地带的窝泥苗匪。闰三月，继乌蒙之后，镇雄也成功改土归流；五月，泗城土府和平改流；雍正六年（1728)正月，鄂尔泰派兵荡平了茶山一带的苗匪；十二月，剿抚阿驴；雍正八年（1730)，贵州古州总兵苏大有率兵征剿清水江一带苗匪；雍正九年（1731)，贵州古州总兵韩勋又率兵剿抚铜仁府生苗；雍正十年(1732)，高其倬率兵进剿黔省九股地方苗寨。至此，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基本完成，广西、四川、湖南、湖北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流，西南边疆得以安宁。自雍正四年（1726)至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广等地，全面废除土司制，设置流官进行管理，实现了“蛮悉改流，苗亦归化”，至雍正末年，“县、长官司以上的土司被改流的已达六十多个”。[19]雍正帝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变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俾苗人怀德畏威，抒诚内向，疆圉开拓、边境辑宁。数年以来之功绩，实非寻常平定苗疆，剪除寇贼者可比。”[20]
废除土官，改设流官，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如果善后事宜不能筹划周详，则又会导致部分地区产生反复。比如雍正八年（1730)，乌蒙总兵刘起元的贪婪残暴，导致彝民不满，反对改土归流，经过清军的强力镇压，方才平息。雍正帝遂命当地督抚采取多种措施，以确保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稳定。他在郝玉麟的奏折中朱批道：“但善后事宜尤为紧要，整治稳妥得法，方能一劳永逸。”[21]此后，清政府开始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地区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及文化，以期从多种领域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2.化猓众为耕民
在土司的封闭统治下，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存在着农耕、畜牧、采集狩猎三种经济模式。就农业而言，大多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土司制废除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身依附关系得以消除，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加之汉民的迁入，西南地区的农业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署理云贵广西总督高其倬将这种变革称之为“化猓众为耕民”。他在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的奏折中称：“昭通土田肥腴，可种水田处颇多，若开垦渐广，不但兵米可资，且使民户日增，填实地方，化猓众为耕民，易严疆为乐土，调剂昭通之法，开垦诚为要务。”[22]昭通为云南通往贵州和四川的重要门户，为西南文化交汇之地。如实现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取决于“民户日增”，也就是具有先进农耕文化汉民的大量迁入，以此“填实地方”。这一过程的实现，又取决于政府通过开垦荒地来实现土地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只有大力发展当地农业才能实现“易严疆为乐土”的终极目标。
对于地方官员的垦荒政策，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大力支持。雍正二年（1724)，上谕西南地方开荒垦地，解决民食问题，称此举“于百姓最有裨益。同年四月，高其倬奏称：“若中甸左右近得有可种之地，仿屯田之意，开垦即以其粮米供给兵食，既可节省钱粮，又可省内地运送。”[23]此为雍正时期云南地区全面垦荒之先声。雍正二年（1724)，云南田土约64114顷95亩有奇；至雍正十年(1732)，新增垦田14480余顷。[24]西南地区垦荒政策的推行，保障了百姓粮食供给，保障了军需供应，有利于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稳定。
西南地区地势复杂，加之气候多变，时有水患发生。在对西南地区土地进行开垦的同时，政府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以保障农业的发展。综观西南地区，云南的水利建设发展最为迅速。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陈奏滇省水利建设的重要性，称：“地方水利攸关民生，而在滇尤属急务。”[25]雍正帝对鄂尔泰进行水利建设大加赞赏，朱批称此举“可谓超群拔类之办理，为从来封疆大臣未举之善政也，朕为滇南赤子曷胜庆幸！”[26]雍正帝对于地方水利建设的重视，促进了该项事业的快速发展。自雍正七年（1729)至十年（1732)，以云南为例，大理府、云南府、广南府、寻甸州等各府州县都加大了水利修缮力度。此外，雍正帝还批准添官员，加强水利管理：“于昆阳州添设水利州同一员，驻劄海口，以专责成。再，通省有水利之处，凡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经历、吏目、县丞、典史等官，请加水利职衔，以资分办。”[27]这样，西南水利管理制度更加完备，不仅有利于解决西南地区水患，同时也有利于农田灌溉，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西南地区还实现了货币统一，打破了该地区的封闭状态，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清以前，云贵地区主要以贝币为流通货币，关于铜钱的记载很少。至雍正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政府开始规范钱币的样式，上谕称：“钱乃国家之宝，其云南铸钱‘清’字，著铸‘宝云’，四川铸‘宝川’。此外别省俱将‘宝’字为首，次将各本省字样鼓铸。”[28]这标志着西南地区货币实现了统一。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雍正时期钱币供应出现不足，“按照清朝政府规定，每两银子换制钱一千文，但在大多数地区换不到这么多”，[29]银贱钱贵现象普遍。而当时的云南地区却呈现银贵钱贱的现象，究其原因，当与西南地区的铸钱政策关系紧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云南地区素有“铜矿甲天下”的美誉。清代西南地区采铜业的发展直接会影响到内地的钱币供应。这个时期，政府提出了在滇省增局鼓铸的计划，雍正帝上谕称：“滇省采铜渐次有效，与其解京多需脚费，不如即留滇开铸，其省城之云南府及临安府、大理府、霑益州四处，相近铜厂转运，俱为便易，各令其开局务，选贤能，到府官监理。”[30]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滇省一时兴起了铸币热潮：“云南各局，俱行开铸，复题定省城局炉二十一座，临安府局炉六座，大理府局炉五座，霑益州局炉十五座，遵照铜六铅四配铸……计四十七炉，岁用铜铅一百六十九万二千斛。”[31]云南铸币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滇币壅滞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高其倬、鄂尔泰等人相继提出了滇币及黔币向内地流通的政策。钱币的外省流通，在缓解当地钱币壅积问题的同时，也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此后，滇黔鼓铸的铜钱，运往湖广、四川、江西及全国各地。
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垦荒地和水利建设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南边民生活困苦的现状，促进了当地经济形态的转变，使其逐渐融入中原农耕文明之中；统一货币则打破了西南地区封闭的经济格局，加强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以上举措有利于实现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上的“大一统”。
3.以衣冠易椎髻
纵观清代边疆民族大一统的实践，从效果上看，当以西南地区最为成功。究其原因，则是政府通过发展教育，将内地的先进文化逐步推进到了边疆，所谓“以俎豆化干戈，以衣冠易椎髻”。
西南地区自古便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所谓“蛮荒”一方面源于其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另一方面则在于文化上的封闭与落后。明朝时期，西南地区开始接触儒家文化，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设学校，兴科举。由于明朝统治者奉行“以夷制夷”的治边策略，使得儒家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十分有限。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在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统治者在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积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家文化。为促使儒家文化的传播，康熙帝曾在西南地区设立义学，保障边民子弟接受教育。由于土司割据，社会封闭，这个时期儒家文化的传播十分有限。
雍正时期，政府加大了对西南地区的儒化力度，完善了西南地区的教育制度。这一策略的施行，可分为修缮学宫、广设义学、添设学官、增加学额等诸方面。
修缮学宫。学宫最早是用来教授学生的地方，后世用来祭祀孔子，以推行儒家教化。陈弘谋在《整饬学宫丁祭檄文》中曾提到“地方风化，起于学宫，官司职守，莫先祭祀”，由此学宫成为了一个地区儒化的象征。西南地区的学宫建制古已有之，至清朝很多学宫已经荒废。到雍正朝，根据改土归流的需要，政府对学宫进行了大力整修，以云南为例，各府州县重兴的学宫达30余处。
广设义学。义学是地方遵照中央旨令，由官府主办、民间参办的一种普及儒家教化的初等教育学校。陈弘谋曾在《查设义学檄》中提到义学所设的重要性：“又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急当诱掖奖劝，俾其向学亲师，熏陶渐染，以化其鄙野强悍之习。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雍正帝也曾谕称：“苗俗向无学校，应于各属四乡适中之所，设立义学，以广化导。”雍正三年（1725)，地方政府在威远建立义学；雍正五年（1727)，在东川府设立义学；雍正八年(1730)，又在从未设立学校的贵州地区设立义学。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义学数量猛增。以云南为例，据陈弘谋《义学汇记》记载，至雍正末年所设义学达到650余所。
添设学官。清代云南地区的学官，“府曰教授、州曰学正、县曰教育，皆以训导副之。其教学必习其礼事，明其经训，示其程式，正其文体”。可知，学官职司推行儒家教化。雍正时期，政府在改流地区随时添设学官，以保障儒化的需要。诸如雍正五年三月，在五开卫、铜鼓卫地区“添设教谕、训导”；雍正十年（1732)，在镇沅府、恩乐县等地方，“设立镇沅府教授一员、恩乐县教谕一员”。
增加科举选拔名额。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关于调整西南地区内部科举取士名额的奏疏，其中规定贵州省文举数额增加了6名，武举增加了3名。此时科举取士的名额，只是在西南区域内进行调整，并没有增加。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上谕：“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举人，赴京会试，邮程遥远，非近省可比。朕意欲于落卷中，择其文尚可观、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数人，候旨录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根据这道上谕，清政府扩大了西南地区的会试录取名额。
此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其儒学文化程度低，因而在科举取士中时常出现缺额现象。为保证西南地区科举取士名额，改善西南地区的文化风俗，雍正十一年（1733)，陈弘谋提出在西南地区开始推行入籍考试法：“臣愚以为，入籍考试之法，不但有益于人材，而且有益于风俗……如蒙圣恩俞允，应令云贵广西等省督抚学臣将彝多汉少人文寥落之处，造册送部，分别进取，并请著为定例。”雍正帝批准了陈弘谋所提出的方案，意在使汉人入籍苗疆，对当地百姓进行儒家文化熏陶，使其从思想文化上发生转变，以期从根本上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雍正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教育及文化措施，是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的“改土归儒”变革，对于西南地区的社会开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弘谋对此评价为：“于夷人之中，诗书礼法以破其愚顽，语言文字以化其矿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出十年，生夷渐化为熟夷，熟夷渐化为漠户，蛮烟瘅雨之乡，渐成声明文物之俗矣。”西南地区的儒化政策，从深层次上加强和巩固了边疆与中央的统一。
三
清代前期，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中央加强了对边疆的治理，二者间的联系也不断地加强。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顺、康、雍诸帝在边疆民族政策上不断创新与突破。清入关后，诸帝破除华夷之辨，倡导“中外一体”、“满汉一家”。如康熙帝下令废除长城，合满、蒙、汉为一体，欲建立“众志成城”的人心长城。相较而言，雍正帝对于清代民族政策的形成与理论创新做出的贡献是最大的。在《大义觉迷录》中，他提出了崭新的民族思想，即“六合大一统”民族观。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大一统观，强调“华夷之辨”与“内外之别”。这种思想观念造成了中原与周边各民族间的隔阂，导致了中央与边疆联系的断裂，因而清以前的历代王朝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问题。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则彻底破除了民族畛域，强调“中外一体”，将中央与边疆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即“六合大一统”。雍正帝在民族观上实现了突破，促进了边疆问题的解决。
雍正帝对西南地区的苗患的治理方略，采取了由“怀柔”为主到“恩威并用”，再到用武力强行推进改土归流。这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策略调整，是西南边疆特殊形势所决定。雍正朝初期，由于清朝政局的不稳固，再加上朝廷内外对改土归流具有争议，因而雍正帝对待土司制采取保守态度，试图以恩德感化土司和苗民，然而收效甚微。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定，雍正帝开始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推行“恩威并用”的策略，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于顽劣难以改造的土司地区，则采取了“立威”的手段，通过大规模的武力进行征剿。最终，西南改土归流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同时，政府也积极推进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发展农业，推进儒家文化，打破了该地区的封闭状态，意义深远。
当然，雍正帝在西南边疆进行改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推行改土归流过程中的暴力镇压；推行垦荒过程中的地方官员虚报田数，加重百姓税负；推行文化教育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等。这些问题或加剧了当地百姓的困苦，或造成了当地社会发展的差异。雍正末年苗疆再乱，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总体而言，雍正帝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制度及社会变革，是对以“华夷之辨”为特征的民族观的一种摒弃，是对秦始皇提出的“三同”理论在边疆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清代国家“大一统”的重大发展。此举强化了西南边疆与中央的联系，其影响极为深远。
作者衣长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