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 郑英杰
图片提供：卢瑞生等
根据族群理论，族群历史记忆是族群历史发展的重要条件；历史重构不仅是保持族群历史记忆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实现历史记忆价值的主要途径；历史记忆通过整合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地实现历史重构及其价值重构，因此应以发展的视角去认识民族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 彭永庆：《民族历史记忆的价值重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606页。]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历史·田野丛书》，试图在田野中探寻“历史现场”。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陈春声教授说：“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选自张应强：《木材之流动·序》，生活·知识·新知三联书店2006版。]这段落话实际上是在述说民间记忆的当代价值。
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的当代价值，一是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价值，二是彰显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独特价值。
（一）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价值
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具有印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当代价值，具体体现在印证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和交融性三方面。
1、文化的独特性
记忆作为一种身份指向发挥作用，总是意味着差异。这种民间记忆的差异实际上是文化的差异，从而凸显其文化的独特性。老司城民间记忆文化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土司文化的独特性，二是土家族文化的独特性，前者属地域性特色，后者属民族性特色。
（1）土司文化的独特性
老司城遗址乃土司衙署遗址，是土司施政历年积淀的总汇，“改土归流”后才逐步废弃并成为遗址。国外并未执行过土司制度，这本身就彰显了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在中国土司制度执行的历史岁月中，朝廷先后委托过1700多家有官品的土司。经过历朝“改土归流”，直至1911年土司制度终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土司衙署遂逐步演化为遗址。改土归流后，土司司治遗址化过程至少可分为废弃型、改用型、人为毁损型、原样保持型四大类。永顺老司城遗址作为废弃型遗址，其研究价值评估，根据民族学家杨庭硕教授研究成果，可以认定：其一，保存状况基本完好；其二，目前已有的研究基础雄厚；其三，在全国具有较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四，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程度最低。我们从老司城民间记忆的形式和内容、特点和影响的叙述中已深深感触到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独特性，特别是古溪州彭氏土司文化的独特的地域性特色。
（2）土家族文化的独特性
土家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从族源上说，它有土著说与巴人说之争；从地域上说，它有湘西北与鄂西之别；从民族内部而言，它又有上层和下层之分。其中，湘西北土家族人更多地坚守自己是“毕兹卡”即本地人之意，意在坚持土著说；而在鄂西，土家族人则更多地坚守巴人说。在湘西北，无论土家族的上层或下层民间，都更多地坚持自己是“毕兹卡”（本地人）。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土家族的上层即强宗大姓田、向、彭、覃、冉等，皆源于汉族和其它一些民族，因由来已久，对于更晚的后来人来说，他们又是“毕兹卡”（本地人）。考古发现的湘西北朱家台文化，即是古代濮人文化之代表。湘西北“毕兹卡”（本地人），其族源可追溯至古代濮人。土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关于土家族先祖雍尼、补所在洪水之后兄妹成婚的传说以及八部大王的传说，其历史记忆都在建构土家族族源和文化的原生性这一民族性特色。
2、文化的多样性
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印证文化的多样性，具体表现为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三个方面。
（1）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老司城遗址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民间小调、文人诗词、地方志、碑刻和民俗等构成的丰厚的历史记忆，印证出老司城自然山水景观与老司城历史人文景观的多样性。
（2）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印证的多样性民族文化，主要有土家族文化、汉族文化，此外还有苗族文化乃至仡佬族文化、侗族文化等。
（3）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印证的多样性宗教文化，主要有原始宗教（巫文化）、宗法伦理性宗教（土王崇拜）、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
3、印证文化的交融性
如前所述，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具有鲜明的整合性特点，它必然印证文化的交融性。这种文化的交融性，主要表现为多种文化的交融。
（1）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交融
老司城历代土司凭着依山傍水的险要地势，“凭山作障，即水为池”，雄霸一方，精心营造八街八巷，“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实现了神奇美妙的山水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的交融，达到了“青山环碧水，司城嵌其中”的天人合一的建筑格局。诚如民间小调所唱：“老司城风水好，万马归朝。”
（2）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在土家族民间，有一个关于土司已不会说汉话的传说。新土司王登上王位，向各地来宾和他的臣民发表就位演说。这演说词是请一个汉官给他起草，且给土司王教了一个多月，他已背得滚瓜烂熟。他坐上王位，抖抖精神，结结巴巴地高声念着：“本爵何德何能，焉敢登此宝座……”下面的汉话忘记了，挣红了脸也想不起来，只好用土家语说：“沙力池太，烟筒何些，烟一筒乎。”意即话讲的没有，烟杆拿来，吸一袋烟。这个传说故事是说土司王只会讲土家话，学熟了汉语也讲不好，后来还是用土家话结束。[ 彭剑秋：《溪州土司八百年》，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125页。]
据彭氏族谱考查，永顺彭氏土司自先公彭瑊乃系从江西吉安迁至湖南被楚王任命为溪州刺史，所接受的应是汉文化，后来成为土家族上层的强宗大姓而被“巫化”和“蛮化”，乃至出现“彭福石宠”这一“汉土文化交融”的土司王之姓名。其中“彭福石”为姓名，而“宠”乃“王”、“首领”之意，这纯属土家语了。而这个“彭福石宠”，就是将溪州城从会溪坪迁至灵溪河畔老司城的土司，故老司城又叫福石城。
据考证，永顺老司城土司彭显英创立若云书院，接受汉文化熏陶，又于明成化年间首创班派，共十字，即：世明宗翼永，元廷弘肇景。自此凡属永顺老司城一系的彭氏，从上层乃至民间，基本上按此班派流传下来。[ 彭剑秋：《溪州土司八百年》，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在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中，有着土家、苗、汉诸民族文化交融的传说故事、民间习俗。
（3）多种宗教文化的交融
在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关于神奇秀美的山水故事中，既有“观音挥鞭”的佛教文化，又有“神仙打眼”的道教文化，还有“土司王惩治飞雅角”的巫教文化，佛教、道教、本土巫教等多种宗教文化都被整合融汇于一体，从中建构老司城“万马归朝”的神圣土司历史文化。
我们知道，维护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实现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融乃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课题和价值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前景，必将是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共同存在、共同发展。或者如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生，天下大同”。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印证的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和交融性，实质上是对这种“美美共生，天下大同”和谐世界的当代价值的一种价值追求和建构。
（二）彰显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记忆本来就是任何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话语，它关乎历史和现在，也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导向意义。[ 赵静蓉：《全球化话语与历史记忆：真命题还是伪命题》，《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第65-67页。]
综观老司城民间记忆，不难发现，它有着大量的对土司及土司政治制度文化的赞美肯定，但也不乏对土司及土司政治制度文化的鞭挞否定。如前所述，从民间小调五唱“土司坐司城，一统乾坤”到《土家族提前过年的传说》，从古代文人描述的老司城“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到当今文人称颂“彭家霸业自风流，八百余年二十州”，都无不是对永顺彭氏土司八百年霸业的赞美肯定，而对永顺彭氏土司的贪赃枉法、寻欢作乐、欺压百姓、鞭挞否定的民间记忆同样存在且也流传至今。比如说，老司城附近有一地名叫“大茶湖”，传说朝廷一名钦差巡视土司执法情况，因土司贪赃枉法，便将其女许配钦差致使钦差数年不归，钦差原妻来此查夫下落，这就有了“查夫”之地名，后笔误为“茶湖”（大茶村）。又比如“钓矶岩”地名之来历，传说土司王经常在钓矶岩（后演变为吊井岩）钓鱼，为了寻乐，他派人将别人池塘里养的鱼捉来放在灵溪河里，让他垂钓，而不准百姓在灵溪河里钓鱼和捕鱼。[ 彭剑秋：《溪州土司八百年》，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23页。]
对永顺彭氏土司的鞭挞否定，莫过于湘西民间广为流传的《白鼻子土司王的传说》了。
湘西永顺、龙山一带彭姓土家族，同是姓彭，却还有真彭和假彭之别。传说五代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会盟立铜柱分疆划界后，彭士愁当了溪州都誓主，世代相袭。传位到白鼻子土司王彭肇槐时，他残暴无道，鼻子一痒就要杀人；老百姓竖屋，他不准盖瓦，只能盖茅草，供他在无聊时，放火焚烧，观赏取乐。最惨无人道的是，除彭姓之外，其他姓人结婚，他皆要实行“初夜权”，由他与新娘先睡三夜。这样，其他姓氏的人，只好皆说自己姓彭，瞒着白鼻子土司王。但土家群众心里明白，因而出现了假彭和真彭。土家族是同姓不婚的，彭姓土家族却可通婚。[ 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012年，我们吉首大学课题组一行到永顺老司城考察，在灵溪河码头乘小舟直下祖师殿。水手小易给我们说，他爷爷辈还能讲土（家）语，现在的本地土家人已不能讲土（家）语了。他对当地地名来历的传说相当熟悉，还信口提到了“土司王惩治飞雅角”、“白鼻子土司王”的传说。
我们认为，老司城遗址民间记忆具有彰显老司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民间记忆对土司及土司制度不论是赞美肯定，还是鞭挞否定，究其实，都说明老司城遗址历经数百年沧桑后仍然存活在民间，展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
作者简介：
郑英杰，吉首大学教授，主攻伦理学，在民族伦理学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伦理文化有 独到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发表《人生价值漫谈》系列论文16篇。与人共同主编《 邓小平理论读本》30万字，民族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主编《大学生怎样做人》25万字。目前正撰写学术专著《湘西文化与伦理》，约20万字。现为湖南省伦理学会理事，《边区生活》名誉主编，《吉首大学报》总编。曾先后荣获吉首大学科技成果和教学成果二等奖，荣获湖南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省级就业训练优秀教师、校级优秀教师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