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协饷制度本意在于酌盈剂虚，保障缺饷省份的军需供应。贵州作为边疆省份从清初以来即为受协省份，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承协省份陷于战火，以贵州为代表的边疆省份协饷解送大受影响。在心腹之患与肢体之患的区分下，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军运动为急务，将边疆省份军务放在次要位置，导致兵与饷的安排畸重畸轻。考察此间贵州的军事与协饷供应，可以发现协饷制度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制度用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可具体了解协饷供应、战争进程和王朝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协饷；边疆；贵州；苗民起义

有清一代，贵州始终为受协省份，每年需要清政府为其指拨一定数量的协饷。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作为承协省份的东南富裕之区迭遭兵燹，协饷解送顿成悬案，致使黔省军需供应恶化。祸不单行，在深受协饷供应下降困扰的同时，省内苗民又揭竿而起，令当局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既有研究尚未注意到协饷制度这一清代边疆军需供应之关键，及其在维护统治秩序时的重要作用。[1]藉由协饷制度之运作来审视此间军需供应与边疆统治秩序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空间。

一、湘楚承乏

贵州巡抚蒋霨远在苗民起义发生后，请求清廷加拨协饷以应付突增的军需支出。随后，户部指拨四川、陕西和山西三省各协饷10余万两。然而，彼时各省因承协任务繁重，大都无法按数解足。截至咸丰五年六月，各省欠解贵州协饷已达160多万两。贵州在久等协饷不到的情况下，向云南求援。云南同属云贵总督治下，两省有缓急相济之谊，但云南岁入有限且同为受协省份，为顾及大局云南仍从捉襟见肘的收入中拿出14万余两解送贵州，实属难能可贵。不久，云南回民起义，遂无力顾及贵州。

鉴此，云贵总督恒春奏请再从川、陕、晋三省指拨数十万两协饷。清政府以川、陕、晋承协过多转而令广东在关税项下协济20万两，广东协饷未到之前先由湖南解银数万两济急，等粵东协饷经过湖南即照数截留。[2]广东关税此前已拨给江南大营，且太平军为清廷心头大患，各省也以接济东南军务为急，此次指拨也难指望。

苗民起义却在不断壮大。湘抚骆秉章为保障湘黔边界安全，决定越境剿办。[3]此举正中蒋霨远的下怀，他希望四川也能施以援手，由湘川两省派兵带饷，协助帮办贵州军务。清廷乐见其成。川督黄宗汉接到谕旨后，派遣副将蒋玉龙率军支援贵州，但仅安排了6个月行军粮饷，之后由贵州筹办粮饷。黄宗汉此举与蒋氏预期有所差距。所谓派兵带饷援剿，即希望军需由援助省份承担。

咸丰六年十一月，御史宗稷辰奏请四川和湖南两省派兵支援贵州军务。清廷令川湘两省分别议覆。不久，湖南派遣参将万年新督带兵勇2200余人赴黔会剿。四川也已加派参将钟海统带兵勇1000名赴黔。不过，上述规模与蒋霨远想法相去甚远。蒋氏希望川湘各派五六千人，并仿照雍正年间征苗旧案，由户部拨给大批有著之饷。清廷认为，此时全局骚然，与先前一隅用兵不同，兵力和饷力均无法应付，因此仅令四川和湖南酌量添派数百名兵勇带饷前去贵州办理军务。[4]

清廷上述安排似有因陋就简之嫌，也令贵州大员对军事行动毫无信心。已升任贵州提督的蒋玉龙认为黔省军务毫无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兵单饷薄：“黔省山多地少，无事之秋，尚须邻省协济。比来军需浩繁，解到协饷不及常年之半，黔兵则三年未关季饷，三省征兵及练勇饷项积欠已逾十余月，兵力既单，兵心又涣，是以上年前任提臣孝顺因饷缺兵溃，情急自戕。佟攀梅督兵麻哈，亦因饷缺兵溃，城陷被害，此饷项太绌，剿办棘手之实在情形也。”[5]蒋玉龙所奏剀切中肯。贵州地瘠民贫，本省岁入有限，加以协饷解送不前，制约了军事进程。清廷遂谕令四川协兵协饷，并令湖南添拨兵勇配合蒋玉龙所部共同进剿。清廷希望集川湘黔三省之力办一省之军务，改变军务颓势。[6]咸丰八年四月辛未贵州虽然极力筹措军饷，但各省协饷多属纸上空谈。咸丰十年，据贵州署抚海瑛统计，自咸丰四年至十年初，贵州协饷积欠至570余万两，平均每年欠解超过90万两。这些欠饷中，江西欠解达240余万两，占42%强。海瑛之所以特别提到江西，固然是因为该省欠饷惊人，更重要的是，江西当时全境肃清，已有能力落实所欠饷需。清廷亦作如是观，责令江西署抚恽光宸迅速筹饷10万两解往贵州。此外，海瑛还希望湖北能够施以援手。鄂抚胡林翼以财力有限，无力承担为由予以拒绝。[7]所幸骆秉章决定除了继续接济援黔湘军外，每月协济贵州2万两，稍济燃眉之急。[8]

此后，贵州和湖南两省军队在黔省下游地区对苗民发起了多起攻势，取得若干进展，但苗民起义军“旋灭旋起”，很难一锤定音。当时，下游集中了2万多兵勇，而各省积欠饷银已增至700多万两。军队不仅无饷，粮米供应也接济不上。清廷对此颇感不安，担心军心动摇，因此令较为平静的广东和山西等省筹备协饷接济。

同治二年，清廷调整贵州人事布局，任命张亮基为贵州署抚，希望其能妥善统驭大局，改善军务状况。张亮基认为贵州军事进展不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缺兵而在于缺饷。他将希望重点寄托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张亮基因四川积欠黔饷70余万两，建议川省用盐来抵偿，由贵州催饷委员领运售卖。[9]不仅如此，张亮基还与湖南巡抚毛鸿宾协商，补解欠饷。

张亮基上述催饷与筹饷举措收效并不明显，以致兵勇因军食不保而逃散。清廷得知后十分恼火，指责其驾驭无方和筹饷不力。实际上，清廷的指责大可商榷，且不说贵州本来经济潜力有限，即各省协饷也停滞不前，历任督抚皆以因饷需缺乏而无术补苴。张亮基指出，贵州自清初以来，每岁由户部指拨七八十万两协饷。太平军起义后，“邻省自顾不暇，而黔省益孤立无援。”不仅兵饷无法支发，及军火、米粮也都没有着落，大局岌岌可危。“查各省生财之策不外地丁、厘金、捐输三大端。黔省则田亩荒芜大半，地丁无可催科，贸易萧条不堪，厘税日形减色。捐输一节，当此民穷财尽，更不能强以所难。虽屡荷圣恩饬拨各省协饷，无不空文见覆，运解无期”。张氏索性将其利害剖白清楚，“黔省事尚非必不可为，倘再一蹉跎，饥兵万一哗溃，不独本省更不可收拾，川楚毗连，必致骎骎蔓及。川楚二省，按月各解济黔省一二万金，尚非力不能为之事，而黔省积困之余，得此亦可稍苏涸辙。[10]张亮基此奏明晰透彻，道尽了贵州历任巡抚和统兵大臣的艰辛，指出了贵州军务不断恶化的根源。当时，贵州本省入项如下：每年应征钱粮约12.1664万两，耗羡及耗米官租变价等项共2.5656万两，除存留外，例应解司库地丁银6.454万两，耗羡等项1.0102万两。同治三年，真正解往司库的仅有4638两，拖欠5.9721万两。也就是说，实际收数仅是十分之一左右，可见贵州财政收入之窘迫。[11]难怪贵州军务“藉手无资，不能早为勘定，贼日剿而日众，兵日用而日疲”。[12]

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放弃了湖南东征局厘金和广东厘金。张亮基希望可以从这两项利源中匀出若干支持贵州军事行动，然而前者已经裁撤，仅留下几大主要收入作为协甘之用；后者则为左宗棠专美。在饷绌兵疲的情况下，贵州军务只能苟延残喘而无力迅速底定。

二、先清腹地 再顾边陲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清廷发布上谕：“滇黔惨遭蹂躏十有余年，谁非朝廷赤子，岂忍坐视其颠危而不一拯救？惟以东南未尽荡平，西北尤关紧要，是以征兵筹饷，不得不先清腹地，再顾边陲。[13]同治四年二月壬辰清廷此番剖白刚好解释先前贵州军需供应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清廷本有轻重缓急之分，是以先清腹地再顾边陲，这直接导致其在调配财力时有所偏重，以致贵州指拨协饷既少且无法兑现。当然，从积极方面来说，此谕旨也宣告贵州军务进入新阶段。由于东南军务次第结束，清廷可以调集国用支持贵州军事行动。清廷随即令张亮基妥筹贵州局势，并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筹办西征协饷时，兼顾云贵地区。

曾国藩建议川湘两省分任责成。他认为，黔省军务应该以湖南作为根本，负责供应饷需。当时，清廷任命李瀚章为湖南巡抚。曾国藩认为此举对帮助贵州迅速平定苗民起义非常有利。至于军饷方面，曾国藩建议湖南仿照东征局之例，酌增厘金税率与征收范围，专济贵州。[14]

随着清廷战略的转换，户部也及时对贵州欠饷进行了处理，咨令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闽海关和粵海关将所欠饷银分作20年还清，每年拨还半成。同时，户部还重新拨定贵州协饷，其中湖南月协3万两，四川4.8万两，湖北2万两，广东1万两，共计10.8万两。

湖南巡抚李瀚章不负所望，承担黔省下游剿办事宜，这也是对曾国藩前此建议的落实。李瀚章调派李元度、兆琛和周洪印等湘军将领赴援贵州，其中李元度统带6000人赴黔援剿，所需月饷36000余两，由湖南与江西各半承担；兆琛则带数千人进扎镇远，配合贵州各军，分途进剿，月饷2万两也由湖南承担；周洪印一军饷需亦由湖南安排。李瀚章不仅身体力行，还提议由江西承协贵州臬司席宝田所部月饷4万两。[15]李氏派兵带饷援剿，同时还为援军筹划协饷，实属勇于任事。清廷对上述谋划深表赞成，悉数照准。浙江巡抚马新贻也积极承担贵州协饷。马新贻按照清廷要求，决定将历年积欠贵州协饷。贵州军事与饷事渐渐有所改观。

在不少省份纷纷落实贵州协饷的同时，贵州抚藩仍通过多种方式筹饷。张亮基提出仿照湖南东征局协济甘肃的办法，将四川重庆和泸州两处厘金“按月划分一半，由黔省随时委员赴该府州领解”，[16]同治五年五月壬戌获清廷批准。布政使兆琛奏请仿照湖南黔捐章程，派委员前赴各欠饷省份设局劝捐，所得捐银即以抵偿各省欠饷。清廷亦予接受，转饬鄂、川、粵、赣、闽、浙各省督抚，“于黔员到后，设局劝捐，派委妥员，帮同办理”。[17]

湖南承担贵州下游军务后，上游兵力和饷需仍嫌单薄。署理贵州巡抚严树森奏称，贵州上游也应该增加兵力，所需饷银应尽快派定。清廷认为，如果四川、湖北和广东三省按月筹足协饷，加上黔省在各省劝捐所得，每月约可获得10余万两饷银，用于办理黔省上游军务，自可应付裕如。清廷要求贵州官员振刷精神，与湘军密切配合，不可再以兵单饷绌为由不思进取。当然，清廷也令川湘二省各解10万两赴贵州，支付上游各军过冬饷粮。

随着湘川二省分任黔省上下游军务，军需支出大幅增加。江西拒绝协济席宝田一军后，[18]李瀚章截留贵州协饷。四川协饷也因援黔兵饷增加过多而被严重挤占。据张亮基奏称，四川供应援黔川军饷银已经超过100万两，湖南供应援黔湘军耗费也不下100万两。[19]据统计，自同治二年至六年，川楚奉拨协黔月饷各有200万两，仅据四川解过银9万余两，湖南7万两。[20]也就是说，川湘派兵援剿的同时，也挤占了贵州协饷。张亮基称，如果贵州每月协饷10.8万两能够落实而军事仍无起色，即甘受军法处置。

为应对上述情形，户部根据各省情况，对贵州协饷进行小幅度调整：四川月协5万两，湖南2万两，湖北2万两，广东1万两，共计10万两。[21]同治六年五月壬戌此次调整后，四川协饷数额稍有增加，湖南则减少1万两，湖北与广东保持不变。清廷此举旨在确保协饷的落实，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其时，贵州上游及省城附近兵勇近3万人，每月需米8850余石，为了保障军食，候补道鲍桂生稟请变更义谷章程，“将义谷改为劝捐军粮”。[22]这种做法实际上利用捐输的奖励办法来搜刮财富：义谷作为是一种硬性摊派，上缴以后并无请奖嘉许之类的激励措施，而劝捐则不一样，只要达到一定数额，即可奏请相应的奖励，尤其是增广学额和中额对民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亮基对这个变通之法甚为欣赏，批准实行。

由于贵州军务依然进展不大，同治六年八月，清廷将张亮基和藩司严树森开缺，分别令曾璧光和黎培敬继任。黎培敬署理藩司后，希望湖南和四川能够增加协饷以供应各军。黎培敬稔知湖南协饷对贵州极其重要，因此上任后即利用其与湖南巡抚刘崐的师生关系做文章。然而，事与愿违。曾璧光对待各省协饷的态度较为务实。他认为，四川和湖南派兵援剿已为贵州军务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承协黔饷应“听其酌拨，不能过事苛求”；至于广东等省积欠协饷，他则毫不含糊，要求户部指拨的款，以供起解。[23]

贵州人事调整以后，军务、饷务并未改善。黎培敬与友人张沄谈及贵州协饷状况时感觉无奈：广东不仅欠饷分文未解，即新定月协1万两，自六年六月至七年（1868）年底，连闰共计20个月，仅解到2万两；浙江欠饷也未能起解，新拨协饷每月5000两，解至七年三月，之后则无报解；江西和福建捐项则被拨给湖南援黔之用，四川以援黔为主，协饷寥寥，湖北亦略有点缀，且多缓不济急”。[24]

不过，也有人指出，贵州军务不振还有其他原因。山东巡抚丁宝桢认为，粮饷缺乏诚然是贵州最大的问题，但是军事统帅过多，各自为战，也限制了贵州军事实力的发挥。[25]丁氏此奏，未引起清廷重视。然而，丁宝桢指出了贵州军务的另一个致命问题。蜀将唐炯也持有类似见解。唐炯认为四川主攻上游，湖南致力于下游，贵州则保固省城附近，这种安排严重分散兵力，远不如三省合力，利用兵力优势，各个击破。这样不仅可以迅速结束战斗，还可以跳出反复攻剿、旋灭旋起的怪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协饷供应改观与军务告蒇

据曾璧光统计，四川援军月饷十四五万两，湖南则达20余万两，两者每月耗银三四十万两，力度之大，自不待言。然而，如此巨额军费仍然不能换取军事上决定性的胜利，各自为战为最大败因。为了统驭境内各军，他奏请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来黔主持军务。[26]

此时，李鸿章此时恰在重庆。同治八年十二月，清廷任命李鸿章统领川、湘、黔各军，督办贵州军务。清廷打算将川湘援军遣散回籍，所省军饷即移济李鸿章军营。此外，清廷还令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为李鸿章转运军饷。李氏兄弟分工合作，一人总统军事，一人筹备饷需。

李鸿章接到任命后，对黔省军务进行了奏报。他认为贵州军务之所以迟迟不能戡定，“实由饷项太亏。”李鸿章凭借多年来行军经验，“稔知无饷则兵不可用，今黔饷奇绌，臣奉命前去，并未奉增的实饷款，必仍不免师老无功之讥。”他奏请由江海关和江汉关每月各协5万两，山东月协2万两，共计12万两饷银，作为其行军专饷。[27]就贵州军事规模而言，上述饷银如果能够全数落实，度支压力将大大缓解。

李鸿章指拨江海关、江汉关和山东协饷也别有深意。就海关协饷来说，随着开埠通商，各海关税收成为国用大端，为军需供应提供了切实来源。至于第二层，江海关为李鸿章旧管之地，有足够的人脉渊源，旧雨新知都会极力筹饷接济；江汉关则由李瀚章掌控，也可确保无虞；至于山东协饷，因山东巡抚丁宝桢籍隶贵州，一直关心家乡军务，协饷尤当尽力筹措。其后，李鸿章又奏请浙江添协饷银2万两。浙江巡抚杨昌濬因将精力放在协济西北饷需上，仅允许月协5000两。

就在李鸿章布置妥当以后，西北回民起义军回攻陕西，蔓延至榆林、绥远等地，而左宗棠已督师平凉，无法赴援陕西。清廷连忙将“援黔之师改为援陕”，令李鸿章赴陕西剿办。不仅如此，清廷还令杨昌濬在协济李鸿章5000两之外，加拨月饷1.5万两，解送李鸿章军营。[28]同治九年三月辛丑李氏一走，不仅援军全无指望，即指拨之协饷也是随其而去。

这也意味着贵州军事指挥权的统一计划就此搁置，不过户部又借机调整了贵州协饷，决定从同治九年三月开始，四川月协黔饷从5万减至2万，湖南由2万改为1万，福建仍在厘税项下月协2万两，东海关在六成洋税项下月协1万两，九江关在常税项下月协1万两，广东仍协1万两，江苏每月酌拨一二万两或数千两。[29]同治九年二月壬戌上述减拨和改拨，总数虽略有减少，然而因款额较少，有利于各承协省份筹措，尤其是关税收入较为稳定，皆为有著之款，较之前此指拨各款更为牢靠。四月，户部又在四川按粮津贴项下指拨10万两协济贵州。[30]同治九年四月辛未令人欣慰的是，海关协饷尚踊跃：自八年八月起至九年九月，江海关拨解黔省军饷银14万两。[31]

此间，四川撤兵一事导致贵州军务进程有所延宕。吴棠继任川督后，对援剿贵州所耗经费颇有异议：川军自援黔以来，阅时三载，增兵至五万八千，岁需饷银百余万，蜀民之力已竭。”鉴此，吴棠令唐炯裁兵减灶，并退出一些已收复的失地。不仅如此，吴棠还打算“月协饷五万归黔自办，或酌留兵任办上游”。[32]清廷得悉后十分恼怒，批评吴棠畛域攸分，不顾大局，谕令唐炯迅速发兵，与湖南和贵州各军协作廓清黔境。

此后，唐炯意兴阑珊，举荐贵州提督周达武自代。吴棠与成都将军崇实皆赞成，清政府遂决定将唐炯各营分别遣撤，周达武所部各军月饷5.8万两由四川协济，四川退出了派兵援黔的行列。[33]周达武上任后，统领黔省上游及省城周围战局，消除了该地区各自为战的局面，同时获得了川省月协饷银5.8万两。湘军的表现不俗，相继克复清江、邛水、镇远、施秉、台拱、黄平各地。

同治十年（1871),贵州省内军务渐顺，官军在镇压苗民起义的速度加快。曾璧光和周达武决定增募3.8万人，约计每月需饷14万两，除了原有各省协饷12万两之外，还需增派2万两。清廷批准了贵州增兵计划，令户部在各省承协饷银内酌量加派。[34]

军事进展的顺利和贵州协饷协济大有起色有关。据统计，江海关于九年（1870)九月至十年八月连闰共十二个月军饷银24万两。[35]四川和江西两省自十年二月至十一年（1872)四月止如数解足，福建拨解及半，山东和东海关拨解4成，浙江拨解2成，湖北和江苏拨解1成。[36]各省解送贵州协饷虽然还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然而较之前屡催罔应已经大有改观。可以说，贵州军务渐入佳境，久乱思治是一个重要原因，各省协饷解送情况的好转更关键。

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湘川黔三省兵勇将苗民起义的主要力量镇压下去。据王文韶奏称，湖南援黔所耗赀财达千万两以上。[37]清廷对此捷报顾望多年，一旦得实，龙颜天霁，谕令各省将积欠本年协饷在一个月内扫数解清。此外，清廷还批准曾璧光奏请专款办理善后的计划：在江西厘金项下拨银40万两，湖北厘金内拨银30万两，抵偿前此欠饷；山东和福建各借拨20万两；四川、广东、江西、湖北和浙江五省各代还4万两，亦于积欠黔省兵饷项下扣抵，[38]同治十—年七月乙未贵州进入善后阶段，社会和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

总而言之，贵州军事行动受制于军需供应，军需供应又受制于协饷供应，导致贵州苗民起义绵延20年，对贵州本省以及川湘靠近黔省地区造成不小的冲击。在镇压苗民起义的整个军事行动过程中，贵州深受经费的制约，极其依赖四川和湖南的军事与饷需支持，此后因太平军起义被镇压下去，清廷才调整战略，努力改善贵州协饷供应，最终结束了黔省军务。协饷制度的本意是在于为饷需缺乏省份提供经济支持，但是在全国大部分战火纷飞的情况下，边疆地区协饷供应大受影响，结果导致了民变的发生。协饷制度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再次暴露了它的弱点，也体现出它的价值，即协饷供应状况直接影响了王朝统治力度的贯彻和统治秩序的好坏。

按，作者吴昌稳，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原文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