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

[关键词]清代；云南方志；华夷之辨；大一统

晚清光绪年间所成三部滇西地区的地方志,皆有反映“土司”“种人”等内容。三部书中，《腾越乡土志》为新政所用乡土教科书，《腾越厅志》《永昌府志》则是传统志书，其类目安排颇有不同；但即便在前二者中，编纂旨趣亦有明显分别。这种不同所反映的，其实是各个时代关于“内外”和“华夷”观念的差异。本文拟通过比较三者，追溯有清一代方志体例设立脉络，从而揭示其背后的观念系统。

一

光绪十三年（1887)刊刻之《腾越厅志》“土司”系于《秩官志下》，此外别有《诸夷志》，下分“边裔”“种人”“方言”三目。对于“土司”条之义例，其序云：

从来安边设法，每于外徼不毛之地，使土司居之，以为屏蔽。盖以瘴疠之乡，流官不可处，夷虏之俗，王化又不可通。以夷治夷，洵善政也。况腾地密迩缅甸，苟无人捍隔其间，势必肆其侵吞，而启其睥睨中土之意，故四履外皆使土司星罗棋布以居。印札颁自朝廷，冠带遵乎王制，官国家之官，守国家之土。其人原为我用，虽叛服无常，屡干天讨，然桀骜者有之，效忠者亦不少，驭之有道，自收其犬马之劳。我国朝恩施无外，遐荒异域尚怀德而畏威，况七土司爵土锡之累世，蒙乎膏泽，并诸土弁禄养及之，历传纪厥勋猷，乌可等诸外夷？第略纪其概也哉。[1]

土司虽为以夷治夷，但“官国家之官，守国家之土”，所以不可“等诸外夷”，而要视之为朝廷职官中之特殊者。而设《诸夷志》之意则有不同：

从来雕题凿齿，迹久著于荒裔，翕耳沤髭，名早传于南土。其种类之各殊，形状之各别，与夫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者，诚难以更仆数也。滇本荒裔绝徼,在昔蛮夷杂处，禽狝兽蓄，羁縻勿绝之者，历代皆然。自元世拓我边疆，列于版籍，设中书行省于是，遐陬僻壤，不通中国之区，皆赴朝贡,奉冠囊供征役，沐浴更新于大化。迨历前明屡劳师旅，威震殊方时勤边名将，多为诸夷所畏服,故土司之设，远及缅甸。况我盛朝，德威远被，声教覃敷，率土裔夷，咸思臣服。凡毘远腾郡诸夷族,仰圣仁煦育者，时切瞻云就日之恩，而不忍自外，举而志之。则知献琢纳贡，作我外藩者，边裔所以首纪也；虽远于王化，外于生成，而居所不必悬绝者，则种人也；殿之以方言，详其语音文字，则无事重译致使。而加意于是编者，早已悉其鴃舌之说辞，鸟迹虫形之记识,而不滋言语字画之疑，又圃边之要务也。序其略如此。志外夷。[2]

明显看出《诸夷志》所记的，正是与土司相对之外夷。但外夷也非完全外于王化，而是有向化之心，并且纳贡朝廷者。在写志者眼中，只要通“中国”之蛮夷，当然不能自外于王化。此种观念在子目“边裔”中，以“守在四夷”的观念，进一步申说，谓：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马端临著四裔考，后世因之,遂立边裔之目，不得以地极荒陬，人狃殊俗而外之也。腾环壤接诸夷，自七土司而外，或隶版图于前代，因桀骜而屡事创惩，或仰声教于一时,切怀畏而叠勤琛献，其间剿抚之用，仍革之，宜洵关边防之要乎。我朝德威四被,远夷切来享之，诚如蛮莫、孟养、孟密、木邦、缅甸诸部落，其世系疆域之列于志乘与散见于他书者，详纪之，以为筹边者之先鉴焉。[3]

与“边裔”偏于政治上的羁縻或剿抚不同，“种人”虽系于外夷目下,但所记则为版籍之内的远王化者，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区分。之所以对其详加记载，则更像是出自对“风俗教化”的关心：

史称西南夷数十种，不著其名，唐书南诏两爨蛮传所载颇详。盖滇南原百蛮杂处之区，夷类实繁。腾越地邻边徼，去城一二百里，崇山大岭间，半属夷族环居。獉狉性情而侏口言语，既自各成其种类，即难概论，以华风使不瓒屑纪之，则文身断发，终疑夷俗之本然，彭濮髳人，莫辨昔日之殊号，亦博雅者所深憾也。兹即郡内外所有，详纪其名于左。[4]

这样的类目设置在云南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中并非孤例，光绪十一年重修《永昌府志》于《秩官志》下设土司条，其序云：

自来近边省分必设土司，盖土司非蛮则夷，得其地既不足耕，有其人不足恃，而且言语不通、嗜欲亦异，故处之瘴疠之乡，使自有其民自耕其地,朝廷羁縻之，俾畏威怀德，不敢为乱而已。然夷性犬羊，每多叛服，苟驾驭无术，则为害滋多。永郡地处极边，与所辖土司犬牙交错，是必怀柔有礼、震慑有威，而后方得绥靖之福。至其风俗好尚，山川险塞,尤宜详为记载，庶宰治者得所备御，而制服可以无虞。国家声教遐敷，四隅安定，良由御之得其道耳。志土司。[5]

此外单设《群蛮志》，下分“外夷”“种人”“方言”三子目。《群蛮志》并无总叙，其“外夷”条序曰：

盖三苗舞羽，名早著夫虞廷；百濮从师，迹旧传于周室。故雕题交趾，征族类之相分；漆齿文身,知情形之互异。如滇省古称绝徼，而永郡尤界边陲，群夷杂处，当风土之须谙；壤地毗连,更绸缪之宜预其有；冠裳所被，则怀柔晋著其恩威亦有；贡献相通则抚纳，当知夫驾驭。如阿昌，如羯些,既习尚之各殊,如地羊，如野人,则嗜好之迥异，凡此声教所未通，皆为筹防所必及。盖靖外而内始可安，攘夷而华乃可治。[6]

“种人”条序则曰：

史称西南夷数十种，不著其名号，唐书南诏及两爨蛮传所载颇详，李氏旧志取而附益之，作爨僰风俗二种，盖滇南彝类实繁，有徒隐括未尽，又古今变殊，有名实刺谬，未免牵合附会者。包氏草志一举而芟除之，岂谓语侏口而习狉獉，皆陋劣不典，无足置笔，是象胥可无设，而图王会者强解事也。夫羌戎、陆浑、白狄争抗衡于春秋，氐羌、索头、鲜卑互倾轧于晋代。故族类别则狡朴不同量，风气殊则口靡不同质。不谙其情态而思调伏制驭之宜，几不矇矇乎，兹旁索故籍，又杂取献老所称述,就旧志区分而详覆之，使鸟啄兽攫，面目形状悉无所遁，则揽斯编也，其于柔服百蛮，或不为骈拇枝指乎。[7]

综而观之，《永昌府志》土司、外夷虽分列，但对二者定位，却颇多相似:均以为蛮夷，朝廷羁縻之即可；记载土司、外夷、种人情形，无非是了解其山川风俗，为（怀）柔或（制）服之备。这一义例与《腾越厅志》似颇有不同。《腾越厅志》之记土司、诸夷、种人，虽也有华夷有别，筹边备防之意，但对土司、种人的定位，与自立政权的外夷，还是有所区分的。编纂时间相近、记载地域有所重叠的这两部方志，其在土司、种人、外夷义例方面的分别，应该如何理解其性质,从而说明其分别之原因呢？

二

《腾越厅志》与《永昌府志》均明确说明，其纲目仿通志，[8]查光绪之前云南诸通志，时代最近者为道光年间阮元主持修纂之《云南通志稿》。上述二者与此通志对照纲目，也大略相似。可知二志所循体例及其义例，应为道光《云南通志稿》。而道光《云南通志稿》，正是历代云南通志中首设《南蛮志》者。其《凡例》云：

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列封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为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纪载中亦微旌别之意。曰边裔，滇地邻边徼，外裔事迹不可不记，杜佑《通典》纪外裔享王叛服诸事名曰边防，今遵本朝《古今图书集成》之例，名曰边裔。凡越南、南掌、暹罗、缅甸、西藏诸事，竝纪载以补旧志之遗。曰种人，旧志附入土司，今另为一门列于此，并广所未备，集说绘图，盖略仿《皇朝职贡图》之意。曰贡献，旧志阙如，今详举贡道自云南者，按年编次，圣天子德威远被，纳賮献琛不可以不纪。曰方言，周官有象胥之掌，杨雄别国方言，仅载中土殊语，今取蛮方各种夷言，裒而集之，即以为我朝之象胥也可。[8]

又于《南蛮志》总序云：

周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郑康成谓：夷服、镇服、藩服,是即大司马九畿之三。滇地处华阳黑水之外，不隶梁州，三代之时，固蛮疆也,唐宋以还，声教时阻,未能尽革旧俗。我朝渐被无外，重译之地，罔不来王，云南设官置吏，风化烝烝，与中土无异。然自元明以前，群蛮角立，其事迹未可湮没而不著，况种人各循其俗，错处边圉，皆当备载，若边裔则关系尤大，其贡献则以类相从，总为南蛮志，庶几西南边徼之地，瞭然如指诸掌云。志南蛮。[9]

“群蛮”条序云：

蛮方酋长受冠带者为土职，受封爵者为王侯,其不受朝命，世守其土，与未受职以前，及受而旋叛，则皆群蛮也。滇土蛮酋，受冠带封爵者固不乏人，而原其初与其后，不能不侪诸古荒服之伦，今另立群蛮一门，凡侯王土职之类，惟始终恪守臣节者，其事迹备载各类中，若反复之徒，尽入此门，于封爵土司仅存梗概，稍示区别，亦以见自古及今抚驭蛮方之不易焉尔。[10]

“边裔”条序云：

唐杜佑作通典，有边防无边裔,盖以边防括边裔也，马端临始有四裔考，我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立边裔一门，咸资考订。滇虽僻在边陲，早入版图，固无殊乎中土，而环居疆外者，皆当列为边裔，况圣天子德威远被，越南、南掌、缅甸诸国，莫不来享来王，西藏又久隶职方，更殊土蕃三十六部之旧。今谨即诸部落之颠末而详叙之，俾守土者知彼错处边圉，悉按籍可稽，且以征大一统之盛云。[11]

“种人”条序云：

武王孟津，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俱在列，滇居其三，曰髳、曰微、曰濮，而濮为独盛，阙后种类愈分愈繁，几于不可考，此王会之图所以必登诸天府也。我大清《皇朝职贡图》勒为成书，凡纳贡献琛者，罔不毕载。滇虽隶腹地，亦登诸简册，所以备考稽。今谨遵成例，每种绘为图而考其颠末于后，俾礼俗教治具见于斯云。[12]

综而观之《云南通志稿》于嘉道年间所创制之《南蛮志》，其创始之本源,来于以云南自古即为“蛮方”“藩服”的历史定位，故需要在方志中，把关于“蛮方”之种种政略理念和历史事实，集中在—专门类目中加以记载。通过《南蛮志》,效命与叛乱、教化与旧俗、腹地与边徼的关系得以说明，在这些关系中，代表神圣权力和文明教化的天子与朝廷，可以出自王朝的需要，对野蛮之地或剿或抚,或教化或放任，或收归版图或屏诸远方。换言之，这种关系的区分与权力的一统，便是“华夷之辨”与“大一统”的一体两面。作为“史家支流”的方志学，也能根据上述理念作“微言大义”之纪述。如此，土司与群蛮、边裔虽皆为蛮夷，但可因效命与否，是否设官，分立纲目；种人虽居于腹地，但以其为未教化，便可尽列入《南蛮志》中。

回头来看前面所提问题，与《腾越厅志》之《诸夷志》相比，光绪《永昌府志》之《群蛮志》,其例目虽同样循道光《云南通志稿?南蛮志》而立，但其对《南蛮志》所以立之旨趣，尤其对土司之所以不同于外夷,种人之居于腹地等新创义例，却与之有方凿圆枘之感。推究其中原因，恐怕是《永昌府志》的修志过程中，对道光省志的理解，并不深入,而且过多地依靠旧志资料所致。

光绪《永昌府志?凡例》云修志始末云：

永昌府志始于康熙四十—年太守罗伦创修，仅三卷，至乾隆五十年太守宣世涛续修，乃详为纂辑，迨道光六年太守陈廷焴增修之，为二十六卷,迄今又五十九年，爰得如类续增，实为事半功倍。体则仍旧，事则按实，不敢妄有附会。

查现存康熙四十一年（1662)《永昌府志》修志，却实有二十六卷，与光绪府志所说不符，而康熙府志谓：“永昌数经兵燹，旧志残毁，其修于嘉靖者，仅存三卷。”[13]可知光绪府志误嘉靖府志为康熙府志，而《永昌府志》之二十六卷,于康熙间已经具备。光绪府志所谓仍道光二十六卷体例之旧，实际起自康熙年间。又康熙《永昌府志?凡例》释土司条云：

腾越孤悬疆外，永郡接壤诸彝,隐虞伏衅莫此最深，滋弊奸于焉较便。元明□□□□□□苟非熟其情形，悉其趋避，诚未易为驱策也。故于土司外彝,凡其道路疆隅，强弱大小与种类之殊形，远近之异势，皆必考而详之，庶几聚米为山，目已收乎西蜀，不必横江度索，计早定于南唐，要亦筹边者所宜究心也。

光绪《永昌府志?凡例》释诸夷条则几乎全抄录之：

永昌壤接诸夷，隐虞伏衅莫此最深，滋弊丛□□焉较便，故于疆域之内，详纪其山川之远近□□，其形势之险夷，庶几聚米为山，目已收乎西蜀，□必横江度索，计早定于南唐，亦筹边者所宜究口。

至于光绪府志之“种人”序，则更是完全抄录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四《土司》附“种人”之序。

由此可见光绪府志受康熙府志影响巨大，致其于土司、外夷等目，虽采道光《云南通志稿》之例目，但对例目的解说，却基本沿袭了康熙旧志。而康熙旧志之体例，遵循的亦是当时之省志,即康熙三十年范承勋等修纂之《云南通志》。该志在明代旧志羁縻志基础上，创“土司”例目，并附种人、贡道，其云：

旧志载羁縻,而前志则略焉。夫西南治乱，半由于土司，本朝德威四讫，群彝孝顺，此往代所未有也，纪其隶于职方者，并种人、贡道而共载之，大—统之模于兹可见。[14]

并于《土司志》之序解说曰：

西南祸乱，半酿于群彝，罗凤酋龙之患，有自来矣。前明三百余年，号称全盛，而土酋日寻干戈，竟与明运终始,纵豺狼于郊坰，欲不噬人，不可得也。国朝数十年间，螳怒者芟刈略尽，而革面者仍予以宽大之，典授彼故秩，既得世长其民而无患，苟非守法奉公,何以仰答高深，无（沗）[忝]厥职乎。至徼外诸种落，爵命虽加而羁靮不用，其以不治治之者，正欲以竝生生之耳。作土司志。[15]

同样是规大一统之模，康熙省志以土司、种人、贡道见之，而道光省志以环疆之外裔征之，不仅规模扩大，且华夷之辨的内外分际也有所不同。道光省志，区别土司种人之夷与外裔之夷；而康熙省志，虽有土司、“徼外诸种落”之分而不纪后者，然议论之间，以抚剿土司为羁縻诸夷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康熙省志虽有内、外夷之分,修志时却一味强调华夷二分，致其不能统括内、外诸夷,成大一统之意。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康熙时期的观念中，已有内、外夷区分的萌芽，而修志者未能深思之，只以明代《羁縻志》旨趣为解说之故。[16]

道光《云南通志》在云南诸省志中用力最勤，体例规模皆出自阮元之手；[17]而其土司、南蛮等志目的设立与解说，实为清中期以后有关边疆、种族观念的概括。成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清代通典》“边防”典序云：

洪惟我圣朝应天开基，焘覆九宇，重熙累洽，畅垓溯埏，举凡前代之所为劳师设备，长驾远驭，兢兢防制之不暇者，莫不备职方而凛藩服,东瀛西蒙，环集辐凑，固已无边之可言，而亦岂列代防御之术所可比论哉。故以杜典及续通典所载诸国参较于今日舆图……莫不尽入版图，归于疆理。凡此皆汉唐以来所谓极边之地，而在今日则皆休养生息，渐仁摩义之众也，既已特恩驻札驻防办事诸大臣统辖而燮理之矣。外此有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內之部落，喁喁向化，环四海而达重洋……咸奉正朔，勤职贡，沐浴于皇仁，燀赫于圣武，输诚被化，万世无极。谨差次诸边诸国之事迹，仍杜佑四边之例分为四卷，以著我圣朝一道同风之盛，防御控制之周，洵有超轶万古者焉。[18]

《清朝通典》“边防”典续杜佑《通典》“守在四夷”之意。清朝乾隆年间，随着疆土的扩大,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云南等过去“四夷”之地的人民，均已经成为“休养生息，渐仁摩义之众”，并由朝廷派员管辖治理。因此，这个时期为体现“守在四夷”而收入“边防”典的“四夷”，乃是除上述传统“四夷”之外的“朝献之列国，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內之部落”等，也即阮元《云南通志稿》中“边裔”一门所收之内容。[19]换言之，在清代的“四夷”之外，疆土之内，存在着大量传统上被视为“蛮夷”的地区。阮元在设立通志例目时，显然对此有所考虑，他将当时归入“四夷”者，置于“边裔”一目，且与“贡献”随之；而历史上“蛮夷”的事迹，则归入“群蛮”；又以是否“受朝命”，将“群蛮”与“土司”“封爵”中的“蛮夷酋长”相区别；循“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之理，将风俗未变之“蛮夷”以“种人”纪之。尽管还以“南蛮志”以总括“蛮夷”，明“华夷之辨”，但其与前志中将内、外夷均以“羁縻”之意而统之，确实有所差别。

除了上述清人对于“四夷”的观念变化，自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关于境内土司的定位，在雍正年间所修省志中也与康熙省志有所不同。此志之修，始于雍正七年（1729),乾隆元年方进呈，其内容十之八九与康熙通志相同，“土司”一门亦是如此，但《土司志》之序，却有与前志不同的解说,其云：

滇固西南夷也，汉时始置郡县，隋唐置羁縻州，顾自都督、刺史、太守外，皆如诸葛武侯之治,因其渠率而用之。自元及明始广设流官，治以中土之法。然明初土司犹三百二十余人，末年存者不及其半，盖凭恃险阻，豕突狼奔，覆族殒命耗矣。我国家底定西南土司，奉命者世袭，有罪者革除,靡不服教畏神洗心涤虑，而雕题凿齿卉服穴处之民，亦知袭衣冠习文字，何翕然而丕变欤。至于南掌献琛、口夷奉賮，尤为旷古未有，岂非圣人在上，德泽涵濡，无远不届，而阻深闇?，咸获昭苏哉。若其风土俗尚，服食居处，有不同者，别而录之，以备象胥之纪，亦征王会之盛也。志土司，种人附。[20]

在前志中，土司还有祸乱之虞；而在这里，土司已经是“畏服”而“翕然”将“丕变”者了，朝廷对其世袭、革除的权力有如流官。另外，纪其风土俗尚、服食居处有不同者为“种人”，其目的不再强调其为“柔服百夷”之参考，而是作为“王会之盛”的象征，以及教化之治具。可见，改土归流之后区域内统治的相对稳定，以及管理上“流土一体化”趋势的出现，[21]也是清代中期以后将土司及其治下之“种人”与“外夷”相区分的一个重要背景。

此外“种人”一目虽在康熙省志中即附于土司志，但阮元修纂《云南通志稿》时“种人”之设立旨趣也有了新的参照——修于乾隆二十六年的《皇清职贡图》。[22]对这部旨在“昭王会之盛”的图集，乾隆皇帝相当重视，从乾隆十五年试点收集资料，次年遂下令大规模汇集，并在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交代其编纂缘起云：

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今虽有数处图像，尚未齐全，著将现有图式数张，发交近边各督抚，令其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俱照此式样，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朕以幅员既广，遐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内，其各色图样，自应存备，以昭王会之盛。[23]

嘉、道之时，《皇清职贡图》亦有增补,或为其汇集资料，或受其影响，乾隆中期至道光时期，云南出现了多种“夷人图”“种人图”，像《滇省夷人图说》等数种，亦成为道光省志的重要资料来源。[24]因此“种人”在道光省志中得另立一目，可以说受到《皇清职贡图》纂修以来以“王会”观念整理收集关于“夷人”知识的时代思潮之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上谕中，“内外苗夷”，也即“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的分野，相当明确，再次证明在清代中期以来的“大一统”意识中，内外夷之分已经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之，阮元主持纂修《云南通志稿》对“土司”“种人”等内容的处理，不仅其例目安排，且其旨趣，皆与之前云南方志有所差异，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来一系列观念系统——如土司归于内地，内外夷区分，“种人”知识受到重视等——在方志中的体现。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云南地方志中书写“蛮夷”的传统。时至光绪十七年新修成之《云南通志》，在体例上亦“一仍阮志之旧，而近事按年以类为纂入”。[25]而修于光绪二十四年之《续云南通志》，虽改群蛮为君长，并删去“妄诞无稽”之事，但土司、南蛮的总目、子目等仍不脱道光通志所立框架。至于《腾越厅志》等，其《诸夷志》等目，也是参照道光省志。

三

清末新政所制定的新学制中，小学的乡土教育颇受重视，遂有1905年由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各地以此为指导编纂乡土志作为新式小学教材。此后几年，各地编写了不少的乡土志，《腾越乡土志》即为其中之一种。关于此种乡土志的编纂者，据寸开泰《杨济生墓志》：“岁乙已，泰还山。阅明年丙午，适有纂修《乡土志》之役，以先生娴故事，特商之叶公（名叶如桐，字小泉，浙江监生，时任腾越厅同知，杨济生则任腾越高等小学堂教职），招先生共笔砚，赏奇析疑，乐而忘倦。”[26]可知参与其事者为寸开泰、杨济生（名杨润富）等人，且得到当时腾越厅支持，时为1906年。寸开泰（1863-1925),为腾冲地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进士，民国《腾冲县志稿》本传载：

寸开泰，字晓亭，号心丹，洞坪人。光绪乙未进士，刑部主事；笺分山东司行走；改贵州补同知，署安平县知县，充癸卯乡试同考官。因案失检降教谕。归里,任腾越铁路公司协理，议事会议长，劝学所长，中学校校长等职。……所著有《八十一株梅花馆诗文集》《腾越乡土志》《寸氏族谱》《龙陵厅志》等书。[27]

杨润富（1848-1909),亦为腾越著名文人，民国《腾冲县志》本传载：

杨润富，字济生……归珎居奉亲，遂不出。精于史学，四史几能背诵，卫藏、新疆、青海舆地多所考证，胡林翼舆图订误亦多。新会黄炳堃重刻屠述濂所修州志，聘润富及郭炳南校勘。[28]

二人均参与了光绪年间地方志的纂修，因此,不光是熟悉掌故，对传统乡土志之义例应当也有相当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寸开泰从乙未（1895)年中进士之后居于京师的几年，正是维新运动前后，新学大兴的时代，其思想多多少少受其影响；而杨润富所交往的腾冲青年士子中，也不乏李根源、寸辅清等留日学生，[29]对新学也不算陌生。

按照《乡土志例目》，“人类”一门包含了土司，[30]这在此前腾冲的地方志作品中是没有的。不过，对于熟悉乡邦文献的寸开泰、杨润富等人而言，从之前的地方志传统出发，把“人类”一目作传统方志的“种人”目看待，在认知上并无困难。实际上,成书的《腾越乡土志》直接把传统地方志当中的“种人”子目和“土司”子目合成一类，称为“人类（七土司附）”。[31]据前文所述，将“土司”与“种人”类列同目，也有前例，即道光以前方志类目。

另一方面，按照道光以来地方志的书写传统,关于“蛮夷”的内容中，“土司”“种人”等类目中比较偏向于纪述“内夷”，而其他“群蛮”“贡献”“边裔”等,则偏向于纪述“外夷”之事。因此，将“土司”“种人”单独提出而成一类，在地方志书写传统和受到西方“人类学”影响的《乡土志例目》的折冲之间，正好形成了某种契合，即相对于“外夷”的“内夷”的描写，成为展现现代国家当中相对于“外国人”的国内“他种人”的内容。此类传统知识在近代“人种”或“民族”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延续，是否意味着相应观念的延续，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按，作者贾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民族史、西南民族史。原文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