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浪潮激荡，国人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在远离中国中心但又处于外国侵略前沿的边疆民族地区，随着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清政府统治逐渐衰败，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传播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也产生了剧烈演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关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之一。目前，学术界与该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1]但多偏重于理论和宏观的探讨，缺乏具体的事例和内容。
作为这个激荡时代的弄潮者，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也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潮流而逐渐演进，代表着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演变的一种轨迹或趋势，为我们研究近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子，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并且，学术界至今尚没有专门研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成果问世。鉴于此，本文试对辛亥革命前后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作一解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土司世家与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
刀安仁，又名郗安仁、召游历，字沛生，傣族，云南干崖宣抚司第24代[2]土司。他虽出身于边僻的土司世家，但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却远远走在了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前列。孙中山先生在其追悼会上赠送的挽联中，称赞他为“中华精英”“边塞伟男”。[3]
1872年，刀安仁出生于清王朝治下的一个土司世家。这不仅先天地赋予了他一个王朝国家身份，还注定了他的家族传统和成长环境，对刀安仁国家认同意识的萌生发展，产生了最初和最基本的影响。
这个土司世家，以“忠君爱民”为“懿训”和“典则”，有着忠于中央王朝的光荣传统。曾为维护王朝的统治立下过汗马功劳，也因此得到了王朝的丰厚赏赐。据文献记载，干崖首任土司郗忠国，原本是南京应天府人，明初随军队入滇。洪武年间，因在征讨缅甸的军事行动中立下战功，被授掌干崖长官司。他的继任者们也毫不逊色，其中以刀定边及其子刀镇国的事迹较具代表性。在万历末年“疆事孔棘”之时，刀定边即屡次率兵参加朝廷的平叛活动，因功得以加授三品服。不仅如此，据《刀氏土司家谱》记载，就在清军已经入主中原、永历狼狈逃往缅甸的时候，刀定边还毅然响应永历帝的护驾诏令，带领儿子刀镇国抵抗吴三桂的浩荡大军。后来失败被捕，“父子俱不服，同死于昆明逼死坡”。此事为家谱所载，未必真实，但自有其可贵之处，它表明了刀氏家族对“事情应当如何”的普遍看法。我们认为，对祖先“尽忠而死”的想象，正好反映出刀氏家族对明王朝的强烈认同。及至刀安仁的父亲刀盈廷，则被誉为“世作忠臣”。他在镇压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时，“效奋抒忠，叠著勋劳，屡荷国恩，钦加二品顶戴花翎，奖给刚勇巴图鲁”。这种效忠传统，反映出刀氏家族对王朝中国具有坚实的国家认同。
这个土司世家，对中原文化饱含仰慕之心，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在刀氏家族中，刀盈廷的汉文化造诣颇高。据其墓志记载，他“尝从梁子庄先生游，读书观大略，不以寻章摘句为能”；平时“研究词章，著作颇多”。腾越名儒赵端礼先生，也曾称赞他“善吟咏”。再从刀氏家族的坟墓来看，墓碑的碑文大都是用汉文写成（有时兼用傣文），宣扬的精神也都是儒家提倡的忠、孝、仁、义等思想，反映出这个家族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对汉文化的认同和主动接纳，正是这个家族能够保持坚固王朝国家认同的文化根源。
作为长男出生于这样一个土司家庭，想必刀安仁刚一呱呱坠地，便被寄予了遵循祖训、继承大业的厚望。在之后的家庭教育中，学习汉文化成为了刀安仁必不可少的功课，而“忠君爱民”则是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据说，刀安仁刚满八岁，刀盈廷就请了一个“汉文水平较高”的族官，向其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古文释义》等课程。十二岁时，又给他换了一位“颇有学问”的秀才教师，负责他的汉文化教育。此人兼任土司署的汉文文案，一直伴随在刀安仁左右，直到他1905年赴日本留学，“对刀安仁的思想影响较大”。
逐渐的，刀安仁培养起与先辈们相似的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姚大力先生将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认同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对在位君主的效忠；二是对一姓王朝的忠诚；三是对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认同。在这三个层面上，刀安仁的表现都比较明显，这从他27岁时写的诗歌《抗英记》中可以轻易看出。
在对君主和王朝的认同层面，刀安仁在诗歌中浓墨重彩地歌颂着创设干崖长官司的大明皇帝和大明王朝。他写道：“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边疆人民守护着神圣领土，边疆头领领受着皇恩浩荡。圣明的君主登上先帝的宝座，都赐给边疆头领闪光的乌纱紫蟒……沐浴皇恩的宣抚啊，双肩挑起滔滔江河与巍峨青山。那闪亮的乌纱紫蟒，是皇帝与朝廷的威仪和尊严。”
在对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认同层面，集中体现在他对边疆与国家关系的阐述上。他说：“我国的历史宛若滔滔的江流，边关界地就像主流上的支江；我们的祖国就像一棵[4]古老的青树，我们的家乡就像片片树叶郁郁苍苍。江河相通，水流不尽；枝干一体，蓬勃向上。”边疆还是中华大地的门面，他们之所以奋勇反击英国侵略者，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远离边疆的父老们和平安稳”。可见，在他的眼中，边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下面我们将会说到，刀安仁在《抗英记》中表现出的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是受英国侵略刺激后的结果。在此之前，他的国家认同可能还没有这样高的程度。
二、英国侵略对刀安仁国家认同意识的刺激
刀安仁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英国加紧侵略缅甸，企图从西南侵略中国的关键时期。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最终将缅甸据为己有。中国西南“藩篱”尽失，云南直接暴露在了英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地处西南极边的干崖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由英国侵略引发的一些事情，让青少年时代的刀安仁刻骨铭心。如在他12岁时，腾越镇左营都司袁善未经清廷许可，便令部下金国裕率兵攻占八募，“助缅拒英”。此举深得人心，时人称赞其“堪与援越之黑旗军媲美”，但却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事情传到干崖，在秀才教师蒋贵的启发下，刀安仁“颇有思考”。1890年，缅甸国王嫡长孙莽达喇疆括抗英失败，率部“奔吁上国，请求援助”，暂居干崖。从他们的口中，刀安仁得知了缅甸亡国的历史。不料其后一年，刀安仁便亲身体会到了家园遭受侵凌的切肤之痛。1891年，英军突然侵入干崖铁壁关地区，刀安仁毫不犹豫地组织队伍进行抵抗，并派兵到铁壁关的大青树营盘长期驻守。1894年，中英界务交涉，清政府令刀盈廷寻找汉龙关的所在位置，刀安仁随行。他们“外至猛尾，内至宛顶，前后左右三百余里，分途探访月余之久，凡山头箐密无路可通之处，莫不披荆斩棘，攀藤附葛，亲履查勘”，终于在龙川江旁找到了汉龙关旧址。1898年，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干崖、陇川土司的大片领土被划归缅甸，包括铁壁关的大青树营盘地区。看到世守的领土划给“异国他邦”，刀安仁恰如“一声闷雷击中心房，大盆冷水泼在前方”。他对清政府的这一举措尤为不解，在《抗英记》中一连发问：“祖辈盘耕的土地为何相让？祖先栽下的果木为何归给异国他邦？……古老的民族为何要跪在洋人面前？赫赫的大臣为何发出退令？堂堂的中华为何任人踩肩？”最后，在清政府的强压下，刀安仁还是不得不撤回在大青树营盘驻守的部队。
从遥遥听说邻邦缅甸遭受英国侵略、金国裕助缅抗英，到当面聆听缅甸好友的亡国倾诉，亲身遭遇英国侵略，再到参与勘察边关，划界失地后忍痛撤兵，这些深刻的经历对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国家观产生了较大影响。1899年，为“倾诉对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的不满”，刀安仁怀着悲愤的心情，用德宏傣文写成叙事长诗《抗英记》。1985年，该诗由刀安禄、刀保堂等人整理翻译为汉文出版。虽然翻译成汉文后与傣文原诗难免有所出入，甚至会加入译者的一些用语，但对于材料有限的刀安仁研究来说，仍不失为了解英国侵略对刀安仁国家认同影响的不可多得的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英国侵略客观上刺激了刀安仁对清王朝国家认同的增强，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清王朝中央政府在抗英斗争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上。
英国侵略使刀氏土司世守的疆土，面临从皇朝分割出去的威胁，这意味干崖将失去中央政府的蔽翼。每思及此，刀安仁的内心充满忧虑。他在《抗英记》中惶恐地写道：如果家园被英国侵略者占据，“祖国的疆土将被割裂，边境的同胞将会离开爹娘”；边疆各族人民就会成为“无家的臣民”，像“无主的竹篷”一样“任人糟[5]蹋”。因此，他对清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寄予很大期望。但千疮百孔的清政府，早已是力不从心，对他的支持也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嘉奖上。刀安仁对此倍感失望，气愤地抱怨道：“为着支援抗敌御侮，景颇兄弟勒紧了肚肠。上司长官只赠给了一根长把伞，一分一文没有资助战斗的边关。漂亮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渴望的双眼睁了一天又一天。得到的报偿只有伤心和悲痛，得到的礼物是索取上贡的‘礼单’。”
第二，在英国对自己领地的侵略以及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刺激下，刀安仁不自主地加入了中华民族近代自觉的进程中去，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面对在种族上与自己差异较大的英国侵略者，刀安仁内心发生了梁启超所说的“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自觉。他在《抗英记》中不停地强调英国侵略者与自己体质上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与贪婪邪恶联想到一起。他写道：“那形如鹰嘴的钩鼻探嗅着财物，那形如弯担的下颌囊括了人类的阴险。那贪婪的灰眼专会窥视他国土地”，“双双腿脚就像细拐的螳螂”。刀安仁明确称呼他们为“恬不知耻的洋人”“关外的狼犬”，而称呼自己和其他土司为皇朝的“黎民”和“祖国西南的七司”。可见，在刀安仁心目中，已经在英国侵略者与自己和同胞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其次，看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纷至沓来的侵略，刀安仁表现出强烈的耻辱感和危机感。他在《抗英记》中写道：“甲午年日本占我北方土地，掠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中华的财宝源源外流，东北兄弟沉入了无底的深渊”；“鸦片战争使国力大大损耗，卖国条约照应着屈辱求荣……八国联军像混浊的洪水涌入京城，中华民族陷入了难拔的困境……神州大地哪里没有痛苦的呻吟？”
最后，当英国侵略威胁到家园干崖和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存亡的时候，刀安仁甚至抑制了自己由清廷官员大民族主义做法激起的小民族主义诉求。由于大民族流官经常对干崖土司采取歧视和压制的做法，这让刀安仁心中充满了怨愤情绪，他说：“名正的土司只被当做尘埃跳蚤，小民族官吏不能与大官当桌叙谈……堂堂钦赐的三品官，大民族中有谁记在心上？令人痛心啊，令人憎恶，哪朝哪代分下的民族等级和贵贱？大民族不把小民族放在眼里，不列等的内地差使竟敢乱耍威权!”但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紧要关头，刀安仁不仅要求自己、还号召少数民族同胞“抛开种种杂念，同心同德对付关外的狼犬！不分班辈拧成条条绳索，齐心协力固守我们的家园！赶走洋人是第一要事，风雨同舟死而无怨！十土司土地连成一片，各勐百姓亲密无间……历史的隔阂扔进江河，大小的纠纷相互体谅。同心协力保卫祖国疆土，让各族父老吃饱穿足，事事如愿!”
第三，英国侵略催生了刀安仁的近代主权国家观。
随着对缅甸亡国历史的了解和亲身遭受英国的侵略，刀安仁加深了对世界多国体系的了解，认识到“天下”不只是大清的天下，还存在着诸如英国这样的“关外的狼犬”。并且，在英国侵占家园的时刻威胁下，在保卫疆土的拉锯战斗中，在查勘边关的艰苦岁月里，在清政府划界失地、强令撤军的愤怒屈辱中，刀安仁对近代国家的领土、政权、主权、边界等要素和标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认知。如当他听说缅甸和新加坡遭到英国侵略时，他在《抗英记》中写道：“听吧！山川阻隔的疆外传来饿狼的嗥叫；看啊！南段异土漫来滚滚浓烟……勤劳勇敢的兄弟姐妹啊！我们怎能放弃自己的主权？!”当自己的家园受到侵略时，他发出抗击侵略的宣言说：“我们从来没有夺过别人一寸疆土，也决不容忍谁人对我边疆垂涎”；“官吏不许失职退让领土，黎民不可忍辱放弃家园”；“七司抚使们协力共向，万众一心守我边疆。筑起坚固的铁壁铜墙，让祖国山河永照霞光。”诗歌中使用的“山川阻隔的疆外”“南段异土”“主权”“领土”等词汇说明，刀安仁已萌生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之后，刀安仁又到缅甸、印度游历，经缅甸、新加坡到日本留学，这些经历进一步增进了他对世界多国体系以及边界、领土等概念的认识，他的主权国家观念也变得更为清晰。
三、刀安仁的革命活动及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
虽然英国侵略客观上刺激、增强了刀安仁的清王朝国家认同，但他对清王朝的感情远不是这么简单。上面已经述及，在中、英、滇、缅交涉过程中，刀安仁就对清政府支持自己抗英不够、划界失地等行径失望透顶。其实，在此之前，刀安仁就对清廷官员的嚣张跋扈、任意苛索、胡作非为倍感不满。如19世纪80年代中期，为加强边疆防御，清政府派兵进驻干崖。因驻防需要，驻军常会令土司帮忙建设营房、修筑道路、采买军粮、抽收津贴等，其间免不了会有官员滥施淫威或借机强取豪夺。腾越镇总兵丁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时人评价他“好利、贪淫、嗜杀”。据说他曾因刀盈廷未能按时修好营房，借故将其拘捕，进而勒索银两。这件事闹得刀家鸡犬不宁，在少年刀安仁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后来刀盈廷向上级稟报的情况来看，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件。1886年在干崖等地开始实行的军粮采买政策，实际上是“领价银少，缴米多”，成为了强买强卖和变相敲诈；1887年驻军借修筑防营之机，在干崖强派纹银两千余两，民众为此叫苦连天；1888年腾越厅同知陈宗海之四子，在干崖乱派银两，奸污妇女，强取豪夺，行径令人发指；1889年防军强奸妇女，被百姓捆往军营要求惩治，不料百姓头目反被军官拘捕，还差点因此送了性命。驻军官兵的恣意妄为，使“百姓受尽苦累，携家逃入野山及新街者甚多”。这些事情，让清廷官员和清政府早早地在刀安仁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形象，为他投身反清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当正义的抗英斗争受到了清政府的制止，世居的家园被清政府强化异邦，自身和亲属还经常受到清政府官员的欺辱，刀安仁逐渐发觉维护清王朝与维护“历时性”中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随着对清王朝信心的渐渐丧失，刀安仁的清王朝认同也走到了终点。
1905年，刀安仁“知清政府之不足有为，遂告替土司职，西游印度”。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仰光与进步人士丘仁恩结识，这是“决定其人生归宿的极不寻常机遇，让他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丘仁恩见刀安仁“谈吐不凡，有志仇满”，就介绍他与革命人士庄银安、徐赞周、陈甘泉等认识。众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各倾吐心腹，引为知己。安仁归时慨然以举兵滇边为己任”，并请庄银安等人物色得力人员到干崖相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到缅甸考察之前，刀安仁就已经产生了反清思想，开始“有志仇满”。在缅甸受丘、庄、徐等革命党人影响后，他更坚定了反清的决心，允诺“举兵滇边”。这说明此时刀安仁的国家认同，在君主和王朝这个层次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认同清王朝及其皇帝，而开始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之中。至于在推翻清王朝后，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国家，刀安仁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思想状况，一直到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后才得以改变。
虽然刀安仁的清王朝认同已经改变，但他对历时性共同体“中国”的认同，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动摇。这可以从1905年末至1906年中旬刀安仁在旅日途中所写的《游历记》[6]中可以看出。例如到香港的时候，刀安仁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是名扬中外的富饶的香港，这是中华版图的一个地方。可是由于当权者的腐败，这块土地就离开了养育她的爹娘!”诗中称香港为中华版图，并指斥清政府昏庸无能，使这么富饶的一块土地“离开了养育他的爹娘”，这充分说明他虽憎恶清王朝，但仍保持着对“中国”的坚定认同。
自缅甸返回干崖后，刀安仁立即着手开办军国民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并请庄银安帮忙挑选教员。庄银安推荐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到干崖辅助他办学，“安仁深喜得人”，“以校务付托力山”。后来，秦力山成为了刀安仁走向革命的良师益友。他建议刀安仁到日本留学，并为他写了拜见孙中山和黄兴的推荐信。1905年腊月，刀安仁带了十余个人从干崖出发，前往日本留学，1906年5月抵达东京。随后即与孙中山和黄兴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于5月31日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知道他是云南少数民族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特别器重，勉励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传播真理，宣传革命，组织力量”。刀安仁没有让中山先生失望，很快就约了十几个少数民族留学生参加同盟会，并发电报让干崖司署拍卖官租，为同盟会筹措活动经费。
刀安仁虽然仓促地加入了同盟会，并作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宣誓，但由于与同盟会的接触时间太短，此时他可能还不能完全理会同盟会纲领的真正含义。不过随着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吕志伊、李根源、宫崎寅藏等革命人士密切交往，在他们的解说和熏陶下，他渐渐地领悟到了纲领中的精髓。刀安仁的这一心路历程，可以从弟媳钱郎伴身上折射出来。据钱朗伴回忆，他们到东京租房子住下后，经常有人来拜访，他们的住所一时成为了革命党人的聚会地。“孙逸仙、黄克强、宋教仁、吴玉章、居觉生这些人来家，许多时候都是讲革命的事，召游历、教生[7]和他们坐着……一讲就是一个晚上，什么满清政府昏庸腐败，列强瓜分中国呀，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呀，要汉、满、蒙、回、藏、傣各族平等，平均地权呀……许多许多，连我都听熟了。”在接受并领会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后，刀安仁明确了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建立一个“中华”国家的目标。这标志着他已产生民族国家观念。
之后，刀安仁就沿着这个既定的革命目标而奋斗。1908年，他带着林春华、王群、钱克昌和日本教习小室等人回到干崖，表面上“以振兴农桑为名，其实以训练军事教育为要旨”，后被清廷勒令取消。1909年，他与张文光、刘辅国在腾冲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发展革命势力，担任该小组组长。1910年初，他写信通知仰光支部，说已联络蒙化、顺宁、永昌、蒙自、腾越、大理、龙陵等地的革命力量，请他们派同志到干崖筹商大事。仰光支部居正等[8]人遂前往干崖准备举义，后因地方当局已有防备而作罢。1911年9月，历时近六年的革命努力终于有了收获。9月6、7日，刀安仁与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一举获得成功，在腾冲成立了云南最早的民主革命政权滇西军都督府，刀安仁任第二军都督。
腾越起义成功后，张文光推派刀安仁到上海、南京等地报告腾越起义的情况。刀安仁欣然就道，到南京谒见了孙中山，并呈文建议整顿腾、永、龙、顺土司行政，给土司评定品级，颁发服饰印鉴和正式公文。不料，云南军都督府发电报到南京，污蔑刀安仁勾结土匪作乱，妄图兴夷灭汉、帝制自为，让相关部门将刀安仁拘押看守。刀安仁突然遭到逮捕入狱，随后又被移送北京关押。最后，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仗义营救下，才得以出狱。但因在狱中悲愤过度，加之不习惯北方气候，出狱后不久刀安仁便旧疾复发，于1913年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
至此，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发展到了一生的最高程度，从传统的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中，脱胎出对新的民族民主国家的追求和认同。这种演变远远超过了家乡大多数人的水平，因而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当刀安仁的灵柩运回干崖时，很多人还指指点点地说：“召游历不忠不孝，他的土司是皇帝给的，他还要反皇帝”。这也说明，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西南边疆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还停留在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之上。
综上所述，刀安仁出生成长于一个对中央王朝有着效忠传统的土司世家，使他培养起了与先辈们相似的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坚固的国家认同。英国侵略客观上刺激、增强了这种认同，并推动刀安仁不自主地加入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自觉进程中去。英国侵略还催生了刀安仁的近代主权国家观，之后随着他对世界多国体系认识的增进，这种主权国家观变得更加明晰。同时，清廷官员的腐败行径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最终耗尽了刀安仁对它仅存的信心，刀安仁开始产生“仇满”之志。这意味着在刀安仁的国家认同意识中，对君主和王朝的忠诚这一层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直到他后来加入同盟会、接受民族革命思想后，才明确了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中华”国的目标。至此，刀安仁的国家认同完成了从以王朝认同为核心的传统国家认同，到对近代民族民主国家认同的蜕变。
按，作者张黎波，云南泸西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原文载范建华主编：《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136页。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