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湘西绝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那里有神奇的山水风貌和神奇的民俗文化。也曾走马观花地去过湘西很多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每次走在湘西的山水之间，我的心无比宁静。说得玄乎一点，我能在那片土地上找到一种文化归宿感。静谧中透露着野蛮，古朴中剥落掉厚重。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说过，要了解湖南的本土文化，湘西这片土地是无法忽略的。湖南最出名的文化名片是“湖湘文化”，但是“湖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穿上了过多的经济外衣，它的崛起、传承和发展是迅猛的，在文化脉络上是不够清晰，也不够温和的。就好像，一个人突然之间就成了富翁，而他的家世和过去都像一个谜。

当然，这并不是说“湖湘文化”不好，“湖湘文化”的核心是“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它给人在思想的冲击是猛烈的。只是，基于个人的性格，在文化上，我更喜欢哪一种潜移默化、娓娓道来的乡土文化。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湘西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毕竟，在沈从文的书里，在《湘西剿匪记》这些剧里，在凤凰古城这些景点里，湘西是广为人知的。

我今天只想从湘西的永顺县来说说湘西的文化变迁和沉淀。

源起

人类的文明起源离不开四个字：“逐水而居”，这四个字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脉络的宝典。大范围来说，从黄河文明到长江文明，小范围来说从湘江文明，可以说，把握了中华的水路发展，就基本上可以把握中国的文明变迁史。

在湘西，有一支水域叫做酉水，酉水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史可考了，如果我们相信古典神话的话，我想应该是蚩尤的九黎族被黄帝和炎帝击败后，躲入深山老林，开始形成了现在少数民族在山区集中的格局。湘西成为湖南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和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不无关系。酉水流域是湘西少数民族重要的生活根据地。

酉水在上古时期算得上是要服，但也只能算得上是“南蛮”的要服，在当时是入不了以正统自居，以中原为腹心的周天子根本看不上这样的蛮荒之地。到了楚庄王手里，也就是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装怂鼻祖，大肆地扩张楚国的领土面积，增强楚国的军事实力，所以才把湘西这些“蛮子”纳入了楚国政治系统之中。战国中晚期，楚国成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大障碍，而酉水作为连接秦楚文明的交通要道（参考司马错打黔中郡的路线），开始逐渐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

楚国时的黔中郡，秦朝时的洞庭郡，汉朝时的武陵郡，其实都包括酉水流域的湘西的地区。以汉朝的武陵郡来说，就包括洞庭湖西北和鄂、渝、黔一部分，我们今天要说的永顺县在当时属于酉阳（酉水之北）县，县治在今王村。

今天的永顺县曾考古发现大量的战国楚墓，还在王村纱帽山下发现一个汉墓区，出土过陶器、青铜器、滑玉器等诸多历史文物。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永顺县的历史悠久，证明酉阳古城和酉水边同时期的里耶古城、保靖四方城一样，在维护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永顺县的王村码头原来还有“楚蜀通津”、“酉阳雄镇”的题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酉阳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但是，不管酉阳这片土地历史多么悠久，首先它还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是不受中央政府待见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正式步入一个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模式，这也导致中央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湘西地方豪族之间的、以及他们与中原政权的斗争开始不绝于史。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夏，马援征蛮，结果在湖南的沅水清浪滩以下的壶头山附近被阻击，官兵们水土不服，多患疟疾，马援本人也“马革裹尸”而还。 南朝，汉族地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不拿官税，结党成群，动有数百千人。”武陵山区一时成为了华夏人民的避难所。至隋统一时，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武陵山区“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

黄巢起义以后流寇现象此起彼伏，湖南蛮人纷纷自立，一片乱象。原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州、县或被废弃不顾，或为少数民族首领起兵自保，豪杰并起，又旋起旋灭，这也是湘西这片土地上豪强格局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是，要说到湘西这片土地为什么给人感觉总是那么“桀骜不驯”，，为什么会有土司这个符号？还是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酉水流域大姓豪族的结盟者，五代时自署为溪州刺史的彭瑊。这个人在历史上或许并不很出名，但在湘西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出现，深刻影响了湘西这片土地以后的政治管理。

五代十国时期，那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期。湖南这个地方也跳出来一个王——楚王马殷（这个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混世魔王一个）。马殷收服彭瑊，并封彭瑊为溪州刺史。彭瑊有了这柄尚方宝剑之后，马上就成了溪州的土皇帝。

恩威并施之下，很快就像诸葛亮南征一样，把周围的各个蛮人部落收拾得服服帖帖。自此，溪州几乎变成了彭家的私有财产。到了彭家的第二代彭士愁手里，势力急剧增大，自恃“昆弟强力，多积聚，故能诱动诸蛮皆归之”的势力，于天福四年（939年），挑起了溪州之战。这一战彭士愁虽然没有扩展多少土地，但是政治收获却是满满的。

因为马殷也拿湘西的部落联军没办法，只能和彭氏立铜柱盟誓，彭士愁愿“归顺王化，永事明庭”，而楚国以彭士愁接受其名义上的统治为条件，答应了彭士愁一系列要求，确认了彭氏的合法统治。彭士愁长子师裕为永顺土司之祖，次子师杲为保靖土司之祖，父终子承或兄终弟及，历五季的梁、唐、汉、周和宋、元、明、清九代王朝，共计八百一十七年。

溪州铜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形为八面，由五千斤铜铸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溪州铜柱就一直树立在酉水之畔会溪坪的荒野蔓草中。

土家族的形成

溪州之战的古战场遗址现在叫九龙蹬，地处铜柱溪与酉水河交汇处，山势重叠，状若九龙。这个地方不光是古战场的遗址，具有很重要的考古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它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土家族。土家族既不是生物学上血缘传承的自然结果，也不是语言的单位，而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族群。

以彭氏及其所代表的蛮族五姓（田、向、覃、朱、龚），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争斗中，激发起族群的内聚力。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生活舞台，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情感。加上中央王朝“蛮不出峒，汉不入境”封闭政策，使得湘西那些“蛮夷”在不太漫长的几个世纪中，逐渐特化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民族：土家族。

溪州铜柱象征着是土家民族的历史底蕴和精神气质，是土家民族的族徽。也就是说，土家族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纯正民族，而是一个利益混合体。这一点，对于我们去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苗族、瑶族、侗族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分支，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彭氏家族的内部分化

湘西这片土地，在五代时期，通过彭氏家族的经营，开始形成意义上的统一管理。彭氏势力独大，田、向诸姓依附于它。相当于彭氏是他们的权力核心点。

但是，权力高度集中之后，总会引起觊觎者的争夺。大约在彭仕曦、彭师晏、彭师宝时期，彭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子弑父，兄杀弟，内部又有庶嫡之争，彭氏元气大伤。诸姓在此时又各自独立。

元代，原来的溪州被分割为永顺安抚司、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思州安抚司（辖麦着、会溪、施溶三感化州和驴迟峒、腊惹峒）。永顺彭氏土司实际所辖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

我们在后世的电视剧里，看到很多关于土司的故事，明明是一个土皇帝，却总有很多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就是少数民族权力结构的演化结果。湘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土匪、山寨、部落？也是一种权力分化的结果。

自治的地方太多，我们看到的“小老板”就会越多。这一切都是以彭氏家族的兴衰为中转点的。

老司城的出现

在干戈纷扰的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永顺彭氏司治的管理和辖制是十分有限的。这给彭氏家族在湘西的统治带来十分巨大的空间。彭氏家族在这种宽松的外部环境，扩散统治、快速繁衍，这一段时期是彭氏统治的黄金时期。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时期，我为什么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值得敬重的一个朝代，因为它促进中国各个民族的融合和确定汉族统治的权威性和唯一性是功不可没的。看看今天的云南和湘西，没有明朝，或许依然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统治。湖南的新化、安化等山区都是明朝时期增设的行政管理区。

明初，彭氏家族的统治传到了彭添保手里，雄才伟略的朱元璋在驱赶了北元之后，开始重视国内的真正统一，这给湘西的土司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毕竟，山高皇帝远，占山为王的日子很是舒坦，又极为自由。

湘西的土司为了对抗明朝军队，修建了土司城。在永顺，也发现了一个老土司城，老司城，以山为障，以水为池，万山环拱，林木森森。老司城遗址呈现了土司王朝鼎盛时期的壮丽图景。

老司城选择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山区，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环绕着城址，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城址包括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等几个部分。

宫殿区位于城区北部，依山而建，东北高、西南低。形状略呈椭圆形，周长436米，总面积14000平方米。宫殿区共有四门，大西门为正门，连接右街的卵石古道，残存局部踏步台阶。南侧有门楼建筑。宫殿区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各有一门。城墙的厚度1米左右，以岩块、大卵石垒砌，并以石灰、桐油胶结。大西门两侧的城墙以红砂岩错缝平铺叠砌包边。城墙残高2米左右，西北部最高处达６米。

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纵横相通，相传有八街、五巷、两口，现在尚存其名的有： 正街（新街）、河街、五屯街、紫金街、左街、右街、鱼肚街等，其中以正街、右街保存最好。街巷全由红褐色卵石嵌砌路面，构成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整齐匀称、古朴雅致，颇具民族特色。

老司城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皇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基础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种高度体现。甚至在老司城南部有一片神圣的区域，这里是土司时期的宗教区，也是土司辖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这跟西方的的传教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湘西把西方的宗教信仰和自身的民族特色结合了起来，树立了比较系统的宗教信仰管理秩序。

寺庙、家族、祭祀这些都成了湘西地区聚集民众、加强社会凝结力的一种手段。土司时期屡有征战，将军山祠、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另外，湘西（永顺）的土司还加强了自身的文化生态的建设。沿着灵溪河上溯，在老司城喧嚣街衢的背后，有一片静谧的壶天，在那里，山川秀丽，白沙清流，平冈低阜间分布着众多的土司庄园、别墅、钓鱼台等设施，是土司时期的苑墅区。在灵溪河两岸的崖壁上，已发现8处石刻题铭，记录了土司与家眷与友朋徜徉宴乐的时光。

“余思垒（注：思垒为土司彭世麒的号）暇时常侍老母同眷属游景，因酣起以记之。”

“弘治已末岁仲夏，余游同世亲冉西坡游此，得鱼甚多，其日从者千余，俱乐醉而归，思垒记。”

“嘉靖乙丑季夏，予□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金垂川、吕松泉、庠士杜太行携宗族等同游于此，美。”

这些题刻记录了土司日常生活的生动片断，灵溪两岸自然山水，因人文光辉的映照，显得更加美奂美轮，淌洋其间，可以追思，可以凭吊，成为老司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司城宫殿区发掘出丰富的建筑砖雕、瓦当、滴水等，装饰题材包括瑞兽、吉祥物、花草等，象征着龙凤绕脊，瑞气盈门，也衬托出宫殿建筑的庄重威严。这一时期建筑内，贮藏、取暖、排水设施一应俱全，祖师殿正殿柱架木枋，接榫处无凿痕，门窗雕有精美的图案，反映了明代建筑的情况。

老司城出土瓷片以青花瓷为主，大多为明代景德镇民窑的产品，少量为官窑产品。这些瓷器的题款中，有许多关于永顺土司的专门内容，如“宣慰使司佳器”、“永顺司制”、“五百年忠孝世家制”、“大厅忠孝堂记”、“都督府役徐沅斌贡”等等，说明这批瓷器是为永顺土司专门定制的，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老司城宫殿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如彭显英建猛峒别墅；彭世麒建颗砂行署；彭明辅建谢圃公署；彭宗舜筑壶窝别墅等。

这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文化繁荣和突破。也是湘西自治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缩影！

博弈与挣扎

那些来自遥远采石场的庞大石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修建老司城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这个既没有发达的农业、又没有矿产的贫瘠土地上，是什么支撑了它的繁荣？

我们可以清楚一点，湘西这片土地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下，也一直是勒紧裤腰带的状态。在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它是不具备强有力的生命力的。那么它背后的长久历史又是以什么来实行等价交换的呢？

《明史·湖广土司传》：明洪武九年（1376），永顺土司彭添保。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自是每三年一入贡。永乐十六年（1418），永顺宣慰彭源遣其子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在彭世麒一代，进贡楠木的数量极其惊人，如正德元年贡楠木200根，正德十年献楠木300根，次者200根，正德十三年又进楠木470根。

明代土司“纳贡”和中央王廷“回赐”的次数、规模大大超过前代，这里既有土司取悦朝廷，朝廷恩赐于土司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有着巨大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弱者在面对生存问题上应该采取策略，面对强者，不能反抗的前提下，依附是最好的选择。依附，是一种很好的利益交换方式。

《明史》还记载：“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 《保靖县志稿辑要》：“明代土司最重要，盖藉以防苗也。”生于深山寒谷的土兵吃苦耐劳，又历经征战训练，作战骁勇，往往攻无不克，以至于苗疆“恃强负固，绝非一朝，朝廷兵威在所不惧，惟畏永保土兵”（清乾隆58年《永顺县志》）

这也说明，湘西土司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存有很大的价值的。土司政权是一个王朝的统治工具，也是一种后备力量。是普通土兵的牺牲，给土司换取了大量的封赏爵禄。这也许是支撑老司城繁荣的秘密。

改土归流

历史的图景不是静止的，就像灵溪河的潺潺流水，它的转折点是外部的力量，一段完整的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也像一个生命体，有生有死，现在它也走到了尽头。改土归流，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这是大历史的潮流。

雍正六年（1728年），末代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次年，回到祖藉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彭姓有的迁往颗砂，有的迁到太平山坡的新庄，其下辖的三州六峒也随之销声匿迹。老司城从此废弃。出土物显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老司城被以向姓为主的土著和外来者居住。旧的建筑倒塌了，变成废墟，或者其旧址上修建简陋的民宅。旧的街巷被继续沿用，但无力重修。老司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一个山多地少，封闭贫瘠，无法养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一个昔日的城池就这样堙没在历史的土层之下。

“客游岁暮数归期，恋恋司城欲雪时。五十八旗人尽散。野梅开乱土司祠”（清孔宪道老司城怀古）

土司文化的人文价值

一种自然形势，只具备军事上的意义，而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是无法长久持续的。湘西（永顺县）的地理条件决定他们的历史辉煌是很难重现的。

但是，永顺的土司文化作为中国地方自治的一个窗口，它的人文价值永远不会消失。我们从永顺县的土司文化，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文化意义：

1、中华民族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土司制度，保持了西南乃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定。永顺彭氏土司800余年来历史踪迹是西南土司制度的缩影。老司城遗址及周边的军事设施、土司庄园、古墓群、宗教遗址、石刻题铭都是丰富的“地面文献”，是历史的血肉，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

2、湘西武陵山区千山万壑、重岗复岭，聚居于此的土著民族，世称“蛮夷”，自先秦以来，绵绵不绝，少有迁徙。从秦汉大姓豪族到五代以后的大小土司，族属上一脉相承。从古代种族集团、民族谱系来重建华南历史，是中外学术界所瞩目的研究课题。彭氏世系及其所代表的田、向、覃、朱、龚诸大姓的渊源和谱系，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

3、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极为峻峭的山地，依山傍水、因地制宜、魅力独具。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老司城基础设施保存完整，地上地下遗存丰富多样，山川氤氲和城市肌理依旧，城墙、砖雕、建筑、街坊重叠变幻，且与周边瑰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极具多元立体的展示价值。发掘后的庞大废墟，将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其观赏性、真实性、完整性为中国现存城市遗址中所罕见。

我一直相信，中华文明从不断代，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历史原因是复杂而又丰富的。像湘西的土司文化就是一个最好的注释。

我是一个东走西看的人，但是每一个四处行走的人，眼里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人看山，有人看水，有人看经济，有人看风俗，而我，习惯于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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