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曾论:“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关系而是政治的关系。政治成功的最大因素，就是它把握着中国社会的基层。”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考察，清朝对王朝国家框架内的政治及社会控制实是前所未有，在边疆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云南“与藏卫、缅、越、暹罗接近，沿边各地，种族繁多，语言歧异，兼以境域辽阔，山岭纵横，寒暑悬殊，交通不便”。若按照梁启超所论：“交通之便与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或因此，历史时期云南地域社会变化复杂，王朝治边、地域政治势力及族群关系等，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正如方国瑜所论：自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更大发展。其中因元之镇戍制度、明之卫所制度、清之汛塘制度，……凡此为各族劳动人民创造财富，有无相需，共同生活，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在此六百多年中逐渐变化”。清朝既是这一变化的过程，也是这一变化的实施者。客观而论，关于清代对云南边疆民族的治理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从国家治理视角，也从农作物种植、移民、自然生态、制度变迁等多方面探讨了清代云南边疆族群发展与社会变迁诸问题，研究视野与内容亦颇多新见，但跨越时段的宏观性研究较多，在一定时间维度内细致观察国家、族群与云南地域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较大空间。清代继承了前代积累的遗产，对云南的控制、与云南地方族群政治势力的互动等则表现了自身特有的内容。此亦正如美国社会学者艾森斯塔得所言，“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之下发展出来和发挥功能的，并且任何政治体系的存续，也都联系着这些特定条件。”
诚如有学者所论“清朝政治基础的建立，还须待至康熙二十年以后”，即平定三藩之乱后社会政治格局才基本安定。而顺治、康熙两朝也正是云南社会由动荡走向安定的关键时期，奠定了清代整个云南社会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当然族群政治的变迁并未止步，雍正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政策的调整使云南地域社会政治再起波澜，乾隆以后逐渐稳定，直到近代在西力东渐与内部矛盾累积的多重因素下，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变化急剧，族群政治的内涵与性质也发生根本转向。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之上，谨就管见所及，以王朝力量、族群势力与地域社会的互动为视角，对清代前期顺治、康熙时期云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变迁试作梳理，希更能呈现出清代国家力量、族群与地域社会互动关系多维面相中的细致形态。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多元与政治形态的渐趋稳定：清代云南的族群与地域社会
康熙《云南通志》言：滇“在西南边徼，其地东至广西泗城州界，七百五十里；西至神护关接野人界，一千七百六十里；南至交冈界，七百五十里；北到四川会川卫界，四百里；东至贵州普安州界，五百里；东北到贵州乌撒卫界，六百三十里；西南至巨石关，一千八百五十里；西北至吐蕃界，二千里。东西广二千二百六十里，南北袤一千一百五十里。自省城达京师，共八千二百里”。此为康熙时的云南疆域，而雍正时期，先后将镇雄、乌蒙、东川由四川划属云南，其后虽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屡有变迁，然直至清季，疆界范围大致未变。自先秦开始，云南即是多民族活动的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后虽朝代屡更，然族群仍十分繁复，清时依旧。
清人徐南冈在《百蛮诗》中言：“云南古滇国，僻在夜郎西；……两迤数千里，百蛮列寨栖。厥种六十八，昔曾刊诸碑；一蛮分数族，百种还有奇。族繁习难同，种杂性多歧。”云南族群多元，于此可窥一斑，且因时代变迁，历代称呼各有不同。《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就称：云南“古在要荒之地域，蛮夷居之，其名称因时因人而异。”故曾有学者总结道：“远古时期的云南居民，并不是单纯而是复杂。各在不同的地区劳动创造，发展不同的经济文化。后来各处人口发展，分居数处，各自发展，分为数支；又和原来不同的种族同住在一起，整合为一族，与原来的文化有了差别；这样的分散杂处，分出支系越来越多。”不过，要观察到的是，基于历朝政治、经济及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作用，发展至清代，云南的族群及其政治有了新变化。乾隆时为官云南的谢圣纶曾论：“滇于蜀为邻壤，又距秦地不远，故开辟最久。嗣是蛮夷窃据，叛服不常，殊为中土之累”；而至清朝，云南“土地民人尽入版图，百蛮率服，屹然为西南屏藩”；还言：“滇黔苗蛮，互有盛衰，其种类间有灭亡者；夷俗亦递有移易，遭逢盛世，渐染华风，与汉唐书及各稗史所纪南中诸蛮，已多互异”。谢氏所论，虽含有溢美清朝之意，但亦描述了清朝云南族群及其政治的基本面相：“百蛮”之语，表现了云南族群的多元化特征；“种类间有灭亡者”，则表现了族群交融的现象；“率服”一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清朝族群社会与政治的逐步稳定，其所谓“夷俗……渐染华风”与清代之前历代所书内容互异，正是清代云南族群政治及文化变迁渐稳之意的另一种表述。
对于云南各民族，清朝统治者或士人多以“苗蛮”“夷倮”“彝”等词泛称。清统治者所言的“苗”“夷”或“蛮”，是当时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统称。魏源对此曾作解释：“葛谓苗？葛谓蛮？”“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倮、之野人，皆无君长，不相统属，其苗乎？”魏氏所论，是以族群的社会组织及秩序形态而论。对于云南各族群的地域分布及文化习俗，清代云南地方志书均有所记载。其中，乾隆时期所作《皇清职贡图》，是清朝官方较为系统的总结。《皇清职贡图》的卷七为云南部分，其所列云南族群如下：黑猡猡、白猡猡、干猡猡、妙猡猡、僰夷、白人、狆人、沙人、侬人、蒲人、俅人、罗婺蛮、土獠、窝泥蛮、苦聪蛮、扑喇蛮、撒弥蛮、莽人、傈僳蛮、摩察蛮、扯苏蛮、牳鸡蛮、麽些蛮、古宗番、峨昌蛮、海猓猡、阿者猡猡、鲁屋猡猡、麦岔蛮、嫚且蛮、利米蛮、普岔蛮、缥人。但谢圣纶曾言，其在乾隆丙子年时，曾纂辑《百蛮图说》进呈御览，而“余（指谢氏，引者）按各图，与《通志》（乾隆之前云南已有多部通志，不能确定为何种，引者）所载种人尤多不符”，他认为“《通志》缘旧志备录，新图（应指《百蛮图说》，引者）则通行各属绘图册报，其种类风俗，于近时皆为确凿可据。今所列种人除载明各条外，余皆采之《百蛮图说》，更为信而有征”。基于此，谢氏在《滇黔志略》中所列族群除《皇清职贡图》中外，还另列有撒完、阿蝎、普物、糯比、黑铺、力些、山苏、哈喇、结呰、遮些、羯些等，共列77种。当然，谢氏也强调，所列族群许多情况是“一蛮分数种”。但这正表现了云南族群多元化的特征。
康熙二年，曾任云南腾越副将的李世耀在《腾越协题名碑记》中言：腾越为滇西后臂，“由元暨明，声教虽通，然亦顺逆不常，费饷劳民，屡廑当事之忧。大清受命，率土罔不臣服，惟兹天末尚未归忱。顺治十八年，世祖章皇帝爰欶平西王秉銊南征，驱除负固。天戈所指，诸郡就降，较武侯深入不毛，更有焉者矣。”李氏的评论，虽有赞誉清朝之嫌，但客观上表现了清朝较之元、明，对云南边疆的控制更为深入。故《清史稿·地理志》才称清朝的疆域为“汉、唐以来未之有也”。以上所论大致表现出清代云南边疆族群虽然在文化、习俗各方面呈现多元形态，但伴随清朝国家力量的深入，政治形态较之前相对稳定。不过。云南边疆族群政治的稳定是与国家力量、地域社会的互动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了一个复杂历程。
二、分化与重构：顺治时期的云南边疆政治
因南明桂王朱由榔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南，其时西南尚有张献忠及其余部孙可望等的活动，故在明、清更迭背景下，云南政局变化激荡。“西南祸乱，半乱于群彝。”此是总结历朝云南社会政治之语，从中可观察出云南边疆族群势力对历代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变迁有着重要影响。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外部势力与云南本土族群的政治互动与变迁更为复杂。清军入关后，“云南道远，未奉正朔，犹称崇祯十七年”。在这一时期，云南政治主要存在三大势力，即明朝原有属官、土司、反清农民军；伴随清朝对北部控制的逐步稳定，加快了统合西南的步伐，云南地域政治处不断分化与重构之中。
云南土司，“肇于元而盛于明”。刘崑在《南中杂说》中则言：元代虽在云南设置行省，但至明朝以沐英镇滇后，云南才“纯乎为中原”；然“明朝三百余年，号曰全盛”，但“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康熙《云南通志·土司志》也言：“前明三百余年，号称全盛，而土酋日寻干戈，竞与明运始终。” “明之季年，滇中大乱”，而土司之乱正是“大乱”前奏。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族群因素，明朝在云南设置了大量土司，但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十分松散，虽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而流官却驻扎不进去，虽然也驻扎卫所却没有实际控制能力，致使诸土司势力不断扩大，在中央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就不断奋欲思逞。按《新纂云南通志》所言，明朝在云南共设土司154家，本意是云南族群众多、境域辽阔，“统驭深感困难，若以本土人治本籍事，当较便利”。但明末时期，因四川、贵州发生“奢安之乱”，遂使“滇不得安。”当时明朝“檄滇兵下乌撒”，而后“奢安之乱”虽平，云南得以暂时安定，但不久云南“乃复有吾、沙之祸”，而“乱之所生，蟊蠹为之阶”。此即有学者研究认为：“奢安之乱”给参与镇压活动的云南土司沙定洲、普名声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机会。沙、普借平定“奢安之乱”时机，秣马厉兵以扩充实力，加以在镇压活动中观察到明朝衰弱，增强了反叛意图。当然，清人谢圣纶则言：普名声虽日益骄蹇，但并非拥众为乱、逆迹显著，土司的先后反叛，乃地方官员不善加抚驭所致。1631年，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公开反叛明廷，“全滇震动”，普氏战死后，其妻万氏招沙定洲入赘，“实拥强兵”，其地“愈广南至交冈”，占据云南南部大部区域。而后沙、普虽暂时招安于明朝，但明朝衰弱，“土司多叛”，“国亦随之以亡”。在清朝势力还未进入云南之时，云南族群政治的代表力量土司与明朝旧属行政体系已进行着激烈的博弈。
明朝在云南的旧属行政体系，主要包括地方流官行政体系及世代镇滇的沐氏家族。按刘崐所言：明朝旧制，“两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因而授之。”刘氏之言较为概略。明朝在平定云南后于洪武十五年（1381），设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宜，原希望以此改变元朝时期的土司制度，将在中原地区普遍实行的府、州、县流官统治模式全面推行于云南，后由于云南各地族群势力不断反抗，不得不采取调整云南统治范围、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以重臣镇滇等系列政策。经过长期演变，沐氏家族与云南各级地方流官成为明朝中央统治地方的主要代表，而当明朝灭亡之时，他们仍忠于明，并未归顺清朝。此时，部分土司“见甲申大变，天下沸然，而沐氏又已世衰，文武俱无干济，欲取诸怀而啮之久矣”。1645年，先是滇中嶍峨县（今峨山县）土司陆培反叛，而后元谋土司吾必奎于9月反，12月沙定洲反，云南地域陷入混乱。沐氏久镇云南，“督抚大僚谒沐氏，皆及门下车。藩臬以下，逡巡为让。……南人亦不敢轻视之”，但承平既久，沐氏后人贤愚不齐，“至朝弼而功名益衰”。吾必奎起兵元谋，连陷武定、禄丰、广通、定远、姚安等城。沐天波在云南三司、两院的反对下，关于沐氏家族与云南地方流、土官员的关系，仍调集石屏、嶍峨、蒙自、宁州、景东等“各寨土司”进剿。蒙自土司沙定洲初始并未出兵，当叛乱结束之后，才至省城，在窥清沐氏虚实后而“一朝起难”。沐天波先逃至楚雄，很快又逃至永昌。其时，参将李大贽在武定起兵讨伐沙氏，但兵败被杀；宁州土官禄永命也发兵讨伐沙氏，但战败撤退。而后，沙定洲追至楚雄，因调防驻扎于楚雄的金沧副使杨畏知固守御敌，沙氏先带兵西向追击沐天波。追到下关时，被丽江木氏土司之兵阻挡，于是遣其部属攻陷蒙化、大理，同时分兵攻打武定。此时，石屏土司龙在田等人也固守各自地方，沙氏决定回兵后方。沙氏势力先攻石屏不下，转攻宁州，禄永命战死，再攻陷嶍峨，而龙在田也被迫西走大理避敌，沙氏再派兵围攻楚雄。沙氏之乱，滇南、滇西各土司势力与流官，或附从，或抵抗，使云南族群与地域政治陷入分化。
顺治四年（1647），因孙可望部入滇，本已复杂的云南政治秩序再次异化，新一次地域社会政治的分化与重构开始。是年4月，大西军张献忠在西充被清军杀死，其下属孙可望等部由遵义进入贵州，有进据云南之企图。此时，反对沙氏的云南土司龙在田亦派人劝孙可望入滇，而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孙部先占领了滇东重镇曲靖一带，并由陆凉、宜良进入省城。其间，与沙定洲部属在革泥关进行了激战，沙部败退阿迷州老巢，结束了沙定洲占据省会的政治格局。大西军力量入滇后，云南地域政治重构的主要内容演变为明朝旧有官僚势力、地方诸土司及大西军余部之间的军事、政治博弈。孙可望入昆明时，宜良知县方兴佐率众相迎；到省城昆明时，巡抚吴兆云迎于郊外。然而，巡按罗国瓛在曲靖“被执不从”，后带至省城自焚于都察院所在地章华楼；通判朱寿琳以佥都御史之名来滇募兵，亦被孙可望所抓，因不屈而被杀。在省城局势初步安定后，李定国向迤东进发，孙可望向迤西进逼。5月，李定国部“闻沙党汤嘉宾在临安，因攻临”，后回兵昆阳、晋宁，于8月擒获沙定州。孙可望率部西出后，先后占领楚雄、大理、丽江、永昌等地，而沐天波亦被招抚。于是，大西军“既据有全滇”。其间，顺治六年（1649）6月，“举人席上珍、金世鼎、姚安知府何恩、守备杜朝明举兵讨可望，被执不屈，死之”。入滇后，孙可望随即任命新州雷耀龙、临安任僎、永昌龚鼎、龚彝、昆明严似祖、金维新、澄江吴宏业等明朝旧属数十人为官。明朝旧属官僚势力已不断分化。土司方面，对于大西军入滇，各土司态度不一，或臣服，或被镇压。在沐天波受抚后，宁州、嶍峨、新兴、石屏等地的土司先后受抚，而东川、镇雄等地则有土司反抗而被镇压。最终，云南土司势力基本被纳入大西军体系，各族群成为其对抗清朝的重要力量。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大西军后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定国所率领的力量，“基本上是进入云南后组织训练成的，最初参军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彝、傣、壮、哈瓦诸族”。清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也曾言：“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所论呈现了大西军统治下云南土司势力的基本政治情境。
清军入关后，川、滇、黔、粤、闽诸省仍未为清朝所控制。顺治二年（1645），清廷曾以丁之龙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责为“招抚云、贵”。丁之龙其后建议，清廷应实行对云南土司给其敕印、对沐天波封爵、仍留旧设兵马、宽宥罪犯等怀柔政策。大西军虽暂时稳定了云南社会政治秩序，但清军对其之压力却日益增大。孙可望在招抚沐天波后，利用沐氏家族的影响安抚了云南各土司，但双方又渐起矛盾。伴随农民军势力增强，孙可望个人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对沐天波益加轻视及不信任，“羁縻黔国”“不复假以事任也”。同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矛盾也日趋激化。1652年，孙可望将南明永历帝迁到贵州安隆后，更“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形成农民军与南明合作抗清的局面，但明朝旧属官僚与孙可望、孙可望与李定国彼此的关系日益紧张，内部分裂加剧。1656年，经过李定国与沐天波的合作，永历帝由贵州迁到昆明，孙、李矛盾公开激化，双方内讧，抗清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清朝捕捉到“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攻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的时机，加快向西南进军步伐。顺治十五年（1658），清朝以多尼、赵布泰、吴三桂等率兵分由黔、桂、川三路伐滇，年底入滇并会于曲靖，“诸郡皆望风归顺”，南明永历帝则西逃缅甸。1659年正月初三日，三军进入省城昆明。云南地域政治的重构进入另一进程。
清军入滇后，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秩序经过调适，逐渐步入常态。如果从政治制度变迁的维度考察，主要经历了从“王公坐镇”到“照旧领各官管理”的历程：即顺治帝以吴三桂镇滇，作为稳定云南政局及安抚重臣的过渡性措施，而其最终目标仍是在云南施行和内地其他行省统一的督抚治理体制；但吴三桂权势日重，成为新的割据势力，最终发生“三藩”之乱；吴三桂之乱平定后，督抚体制才得以真正在云贵施行。其间，土司势力亦有分合，但伴随吴三桂势力的灭亡，基本被纳入了清王朝的国家政治体系。
如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解释：中国国家“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而秦汉时期除了创造强大国家外，还有共同文化，即“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强烈；故“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若“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并且，自秦汉开始创下的“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成为中国长期统一的重要因素。抛除一些中西文化理解差异的解释，这一分析虽然抽象并或相对简单，但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顺治时期云南政治变迁面相的内在理路。钱穆曾论：清朝入关后，很快就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着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并且中国社会机构，“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读书做官是广大士人的社会理想，“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性，操在读书人的手里”，清朝开科取士等措施，使得士人“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此一分析，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诠释了清初政治变迁的原因。伴随清朝对全国疆域控制的扩大，偏安一隅的南明自然逐步失去正统的合法性而走向覆灭，清朝“实已走上了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顺治时期云南地域政治的这一变迁历程，实与钱穆所论相契合。
三、国家力量与地方控制：顺康两朝军事力量在滇部署的内涵
钱穆在观察中国历史时言：“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弗朗西斯·福山则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专制国家，而凭借当时的技术，国家的统治力量是无法深入中国社会的。钱穆的观察，可从一个侧面审视清初政治逐步稳定的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理路；福山的分析，则可从另一侧面透视清朝统治力量对社会渗入的复杂与多维。虽然清朝入滇有“兵不血刃”之言，但事实上却是激烈军事斗争的结果。客观上，行政体制是观察王朝国家力量在社会政治中影响的重要视角，但作为经过激烈军事斗争才产生的王朝政权，观察清朝的军事部署亦是审视其国家控制力量的重要纬度。晚清曾国荃曾论：“夫运之所隆，时也；兵之利钝，势也。时苟未至，则英雄无所用其武；势无可乘，则智士卷舌而不能画一谋。”曾氏所论虽非针对清朝前期的军事形态而言，但却从一定程度表现了军事这一“势”是观察王朝国家社会政治的重要内容。
清军入滇后，顺治十六年（1659），以吴三桂移镇云南，设左、右固山各1员，都统、副都统各1员，甲喇、牛录、章京42员，甲兵8400人，俱驻省城昆明，规制如各省驻镇，称为藩下。平西王下还设援剿左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武定府，其下设中、左、右游击、守备、千总、把总、马战兵、步战兵、守兵）、援剿右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曲靖府）、援剿前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楚雄府）、援剿后镇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驻洱海卫）。此外，平西王下还设义勇中、左、右、前、后5营总兵官（顺治十七年设，先后于康熙四年、六年、七年裁）。同时，顺治十七年（1660），设云贵总督，驻曲靖府，下设中军副将1员，左、右、前游击3员，守备4员，千总8员，把总16员，马战兵初设1200人（后裁存800人），步战兵初设2800人（后裁存2000人），守兵1200人。而在顺治十六年，已设云南巡抚，驻省城，旧设3营如总督制。顺治十七年，设临元澄江镇总兵官（驻临安府）、曲寻武沾镇总兵官（驻寻甸州）、广罗镇总兵官（驻罗平州）、永顺镇总兵官（驻永昌府），还设元江协、腾越协、北胜营（驻北胜州）、寻沾营（驻沾益）。康熙元年（1662），另设提督云南总兵官，驻大理府，下设中、左、右游击3员，守备3员，千总6员，把总12员，马战兵初设900人（后裁存600人，各镇皆同），步战兵初设2100人（后裁存1500人，各镇皆同），守兵900人。康熙六年（1667），改设开化镇总兵官（驻开化府）；康熙七年（1668），设永北镇总兵官（驻北胜州）、鹤丽镇总兵官（驻鹤庆府）、新嶍营（驻嶍峨县）；康熙八年（1669），设景东营（驻景东府）。此是清军入滇后在云南主要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顺治十八年（1661），兵部在定云南省兵额时言：“云南要地，应令该总督、提督查该省要地，通融设防”。“通融设防”一语，正清晰表明了清朝在云南军事布置的根本宗旨。此时，清朝军力主要部署于昆明、曲靖、大理、临安、开化、景东等地，这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地区是清朝对云南地方控制的中心区域。
顺治十六年，洪承畴至滇时，景东、蒙化、丽江、姚安、北胜、鹤庆、定远、楚雄、永昌、镇沅、乌撒（时属四川）、东川、乌蒙、镇雄等土司先后归附。顺治十七年，清朝还准许土司世袭：蒙化左星海、景东陶斗、永宁阿镇麟、丽江木懿、镇沅刀允中仍袭土知府，蒙化、景东、永宁亦设流官同知掌印；南甸刀呈祥、陇川多绍宁、干崖刀建勋、盏达刀思韬仍袭宣抚职，耿马罕闷扌丢仍袭安抚职，镇康刀闷达、湾甸景文智、威远刀汉臣仍袭土知州职，孟缅奉国珍仍袭长官司职。此时，对于云南族群势力，只要接受招抚者，清朝基本未动。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上疏言：“云南土司，倾心向化，大则抒忠献土，小则效职急公，勤劳既著，劝励宜先。查滇志可据，忠悃有凭者，文职五十六员、武职十六员。请敕部给与号纸。”对土司的考核管制则言：“土司皆系边方世职，与在内有司官不同，不必照流官考成、按分数处分。”康熙时期，虽然统治阶级内部对土司的态度不一，但康熙帝基本采取“威而后柔”之策，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时清朝面临诸多问题，对土司这一族群政治势力的控制有限，而其军事力量也未深入这些区域。故在康熙四年（1665）3月，宁州、新兴、嶍峨、蒙自、八寨、倘甸、石屏、路南、陆凉、弥勒、维摩等土司，趁贵州水西土司安坤等势力反叛之机，“奉沐神保于新兴，改元大庆，众至数万”，攻陷临安、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围弥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县。直到是年7月，动乱才被平定。平定后，清朝才顺势在相关区域设置流官，如在临安土司之地，分置并“始设开化府”，为流官治之；并拨忠勇中、左二营为开化镇，以增强当地的军事力量。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在云南实现了督抚体制，其军事部署再次调整，较之前更为深入。康熙时期，清朝在云南的军事力量部署主要如下：云贵总督（督标）辖有中、左、右、前、后5营，驻云南省城，兵额5000人；云南巡抚（抚标）辖有左、右2营，兵额1600人；云南提督（提标）辖有中、左、右、前、后5营，驻大理府，兵额4000人。还设临元澄江镇、曲寻武沾镇、鹤丽镇、永北镇、楚姚蒙景镇、永顺镇、开化镇共7镇，设腾越协、剑川协、广罗协、元江协、援剿左协、援剿右协共6协，以及云南城守营、寻沾营、大理城守营、武定营、新嶍营、顺云营、广南营共7营。同时，康熙时期，基本裁撤了明朝以来在云南实行的卫所制。明初以“云南图籍不存，兵数无从稽考，当以今日要害，量宜设卫以守”为由，在云南全省实行卫所制，“开屯戍守”。清朝入滇后，康熙二年（1663），裁云南镇姚所、镇安所、右甸所；康熙七年，裁云南左右、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卫、曲靖卫、六凉卫、越州卫、临安卫、楚雄卫、洱海卫、定雄所、凤梧所、安宁所、通海所、宜良所、鹤庆所、永平所、定远所、中屯所、易门所、十八寨所、武定所。康熙八年（1669），裁云南蒙化卫、大罗卫。康熙二十六年（1689），裁云南平彝卫、大理卫、澜沧卫、腾冲卫、永昌卫、景东卫、云南左卫（康熙二十二年新设）、云南右卫（康熙二十二年新设）、新安守御所、木密守御所、马龙守御所、杨林守御所、姚安守御所，裁掌印都司1人。现有研究表明，云南在清初绿营始建之时，汛塘制度也就初步形成；但在三藩爆发之前，云南绿营兵及其汛塘制度尚处于创立调整时期，在整个绿营兵中，分汛设塘部分比重不大；直至平定三藩之后，云南绿营兵中分汛设塘的比例和数额才逐步增加。是故，康熙时期逐步裁除卫所，虽固属明、清两朝军事制度的变革之举，但亦是汛塘制度逐步扩大的结果。作为清朝军事制度的基层单位，汛塘范围的扩大，说明清朝对相关区域的控制加强。
平定吴三桂叛乱后任云贵总督职的蔡毓荣在《请酌定全滇营制疏》中，详细分析了平叛后云南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规划与原因，对于清朝军事部署与云南地域社会控制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述。以往论者在引用该史料时，多从云南兵制变化的视角出发，较少详细引用其与地域社会关系之论。此处不避繁琐，将该疏内容条析如下。该疏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总论云南内外形势，强调进行合理化的军事力量布置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分析了云南面临的地缘政治形态，即“东接东川，西连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故“四围边险”；又分析了云南省内族群政治的多元与复杂景象，即“中间百蛮错处，如倮儸、僰民、野苗等，种类繁多，最为叵测”。这样的形势使得云南“无在非险要之地，无地不需控驭之”，因此要量地设防，务使军事力量“无事分扼要害，有事掎角相援”，以达“经久而无患”之目的。
从全省形势考察，分析迤西地区军事设置的主要情境与内在因素。迤西设三镇，即鹤丽镇、永顺镇、永北镇。鹤丽镇之设立，其因在于“逼临西域，控制金江”，故应独当一面，驻于鹤庆；同时，剑川州逼近石鼓一带，“界接蒙番”，是迤西藩篱要地，还应设协守副将1员、守备1员、千把总6员，兵1000名，驻扎在剑川厅，由鹤丽镇兼辖，以“扼迤西之门户”。永北镇，原由楚姚蒙景镇改为鹤丽永北镇，后又由鹤丽镇分出永北镇，其因系当时楚雄设有援剿前镇、洱海设有援剿右镇，但援剿镇营先后被裁撤，而楚雄为迤西九府咽喉，左有蒙化、景东，右有姚安，接通建会，而南安等处又“系野贼剽劫之乡”，故防卫吃紧，应将永北镇改为楚姚景蒙镇，移驻楚雄而控制姚安、景东、蒙化；同时，应将北胜协改为永北协，仍驻北胜州，控制永宁土府，归鹤丽镇兼辖。然而，楚姚景蒙镇地辖四府，而洱海又地当迤西孔道，地方广野无备，应设参将、守备各1员，千把总6员，兵1000人，驻扎于洱海，由楚蒙姚景镇兼辖。这样，达到了“为表里之捍御，通内外之呼吸”的效果。
分析了迤东地区军事设置的基本情境与内在因素。迤东地区，旧设四镇。开化镇，强调其是“由羁縻之域改为节制之区”，又接通交趾，亟赖重兵，应复设，驻于开化。临元澄江镇，系“四达之要会，控三府之遐陬，苗蛮错杂人防”，仍应设立，并兼辖元江一协、新嶍守备1营，驻于临安。曲寻武沾镇，向驻寻甸，主要控制曲靖、武定二府及沾益一州，后来因汛广隘多、土司黠悍，故在武定仍设援剿左镇，曲靖仍设援剿右镇，后裁撤。但曲靖为黔楚通衢，滇中东北门户，应将曲寻武沾镇移驻曲靖。然而，曲靖至寻甸一路险辟，并且多有要冲，而东川有树撒、秧田、功山、矣吴等十数隘口，故该镇虽兼辖寻沾游击1营，但“沾汛荒广，犹苦兵单”，不能兼顾武定。武定有他颇、普渡、撒马等要隘，禄劝则“连撒甸倮儸”，元谋有矣资等要隘，且“武汛上至禄丰接楚雄之塘，下至安宁接云南城守之塘”，若不另增官兵则无以分汛，应设参将1员、守备1员、千把总6员、兵1000人，驻扎于武定，由曲寻武沾镇兼辖。这一部署关系云南东北藩篱。广罗镇，原驻罗平，控制广西、广南，是清廷准备裁撤的镇，但由于“一州二府未便听其瓯脱”，并且罗平路通黔粤、汛接安笼，而弥勒十八寨为“土夷之薮”，为加强管治，应改设协守副将1员、守备1员、千把总6员、兵1200人，仍驻罗平、兼控广西。同时，广南一带“侬人野类，叛服无常”，而由皈朝以达架村直通交趾，协兵不能兼制，应设游击1员、守备1员、千把总6员、兵800人，驻扎于广南，由罗平协兼辖。上述布置，是“镇兵较减而于各地必需者也”。
蔡氏的上述所论，清晰地表明军事力量的布置，是国家力量对地域社会控制的内在与必然要求，是影响地域社会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上述军事力量的分布，既有已设流官区域，也有“土夷之薮”、“土司黠悍”等云南地方族群势力分布较多的区域，是“边圉初复，非比腹地”、“务其布置万全”的经制，最终是为了“建威消萌、久安长治”。这些部署对当地族群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军事力量的部署，是在相关区域进行治理甚至改土归流的重要依恃；而改土归流后，原土司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关系都将面临新的变化。同时，亦如有研究者所言，因为被派驻汛塘的绿营兵及其家属不断深入云南边疆或山区等族群政治复杂的地区，对当地原来的族群社会政治变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有了这些部署，也才呈现了前述谢圣纶所言的“百蛮率服”的政治情境。康熙时期尚处于这一形态的初始过程，在清朝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变化日益明显。
四、结语
梁启超曾论：“中国自古一统，……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梁氏所强调的是一个大的历史主线，事实上他亦认为：“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如果从王朝国家治理的框架来认识清代时期的社会政治，那么得出的观点也许是这样：宏观上，中央政府通过若干政策的推进或实施，治理它统治疆域内的一切事务；微观上，则由于地域的内在因素，王朝政策的实施大致会出现“理念”框架与“现实”情境之间的调适，这即是通常所谓的因地、因时制宜。若将研究视线进一步转向后者，即地域社会因素，审视王朝中央力量在地方社会政治演进中的变迁历史，国家、地域势力与地方社会政治空间的关系就更为清晰，更能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维面相。云南地处边陲、族群多样，这样的地域社会空间，使其与王朝国家中央力量的互动更显复杂与多元，是故梁启超在强调“四川、云南，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之时，也指出自宋以后，云南诸省“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与全国局势联系密切，才有“明之亡也始而江，继而浙而闽而粤而滇而桂”的政治变迁景象的发生。如前面曾论，自元以后，云南与内地在政治领域同质化的进程加快。然而，这一进程在文化上的交融大体是不断深化，但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却间有起伏。时至清朝，因处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高峰与西力强势东渐的复合历程之中，云南边疆民族的政治变化更趋复杂，王朝中央力量、族群势力与地域社会互动在清代不同时段表现差异明显。本文主要对顺治、康熙统治时期的三者的互动面相进行了粗浅的梳理，其后清代中期及晚清时期的演变尚未关涉，容将来再作探讨。
作者简介： 段金生，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均为“优秀”结题。在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出版著作6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林》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或摘编。学术成果曾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三等奖2次。入选国家民委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云南省政府津贴专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带头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云南省青年拔尖人才等。
【注】文章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引用请通过官方途径下载原文。因篇幅限制，将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