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前期“西南政策”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扩展到桂、粤五省联合，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相结合，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主张的统称。“西南政策”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同时也存在以云南为中心的地方主义色彩。由于时代、客观条件及领导人等因素，“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代表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西南政策” 国家主义 现代边防 蔡锷 唐继尧

传统云南近代史研究，始终围绕中国近代最根本的问题展开叙述，或为革命史，或为现代化，解决了诸多重大理论和史实问题。实际上近代云南的历史发展，似乎不只是对中原中心历史的一个简单模仿与追随，民国前期一些地方军政人士立足于云南及西南，为实现整个多民族国家建构与统一，建设西南边防及整个国防体系，而进行战略构想与实践，时人称为“西南政策”。这是近代云南甚至是西南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目标。

检索文献，“西南政策”多出现在民国前期的报刊，尤其是四川的报纸及滇军、川军的电文中。1919年3月，陈启修撰文《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从政治学角度对“北洋政策”与“西南政策”进行了学术阐释。1935年7月，邓之诚指出蔡锷就任云南都督，“以时势未可知，滇能联黔而资财赋于蜀，不难与中原争衡。世称西南政策，殆昉于此”。1937年，又云：“锷深沉有智，规模甚弘。为树西南政策，蚕食四邻，争衡上国，经营西藏，遂及黔蜀。”可以说，民国前期确实存在“西南政策”，且产生过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西南政策”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最为世人误解”。因此近几十年来，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在相关资料中忽隐忽现，几乎未能引起学者及社会各界的注意。

本文试就民国前期“西南政策”的时空演变及其多维面向详加讨论，围绕“西南政策”的渊源、影响、意义及其缺陷等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此呈现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以及中国“大一统”理论的丰富内容和多源演进。

一、对内统一与对外边防：“西南政策”的渊源与提出

二、建国、护国与护法靖国：“西南政策”的国家主义面向

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发布了《布告全省同胞文》，宣布了一个完整的中华国建国纲领。“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部各分设部司、部厂。各院部同署办公。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务分配，直接各部，秉承办理。五、定国旗为赤帜，心用白色中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种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

这里涉及的国名、国体、国旗和建设等，均是构造统一国家的基本内容。蔡锷还多次与反正的各省领导人讨论建国问题，11月9日致电各省军政府，提出“国体政体如何规画，自宜由各省军团选派代表，集会武昌，公同筹议，以至短之时期，立不拔之基础”。15日，致电黎元洪，认为“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敝省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共商一切。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18日，致电各省都督，“其中央政府组织纲要，鄙意有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消融疆界。”23日，致电各省都督，提出“中央会议大纲”：“一、国名；二、国体及政体；三、国权之集中及军政宪政之次序；四、扩张国防区域；五、缩小行政区域；六、国旗；七、纪元；八、中央政府所在地；九、行政司法机关之组织；十、全国财政之统一；十一、全国军政之统一；十二、全国外交之统一；十三、全国教育之统一及教育宗旨；十四、全国交通之统一；十五、实业；十六、民政；十七、各种暂行之法律；十八、官制；十九、各种文书之程式；二十、服制；二十一、礼服；二十二、大统领之任期及权限；二十三、临时大统领之选举法。”应该说，提出如此系统全面的建国纲领，在举义的各省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且这些纲领，又大多与后来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架构不谋而合。

此外，较为重要的是蔡锷对民族与国家的看法。他主张建立多民族共和的中华国家。他在11月致电黎元洪等，提出“定国名为中华民国，合汉、回、蒙、满、藏为旗式，构造统一之国家。”其中“合汉、回、蒙、满、藏”的“五族共和”主张明确。而在同月的《布告全省同胞文》中，指出各省举义的宗旨是“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在军政府政纲中，提出“为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这就切合了云南的地方实际，意识到“五族共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事实上的“七族共和”主张，是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基于建立多民族共和的中华国家的目标，蔡锷与云南军都督府将其付诸实践，派出军队进行了“援川”“北伐”“援藏”等军事行动，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应该被视作“西南政策”亮相的建国第一功。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称号，改用“洪宪”年号，定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中华民国面临覆灭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云南挺身而出，亮剑南天，于1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反对帝制，声称“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改组云南政府。当时，有人主张设立临时元帅府，推举临时元帅，作为临时总统，同时召集省议会，作为临时国会之刍形，建立“临时政府之基础，与北京袁政府对抗”。又有人认为设元帅府不利于促使他省响应，应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以为一省统治机关。众议认可，并最终确立。

此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确立了向四川、湖南、广西三路出师的计划。至于军队名称，最初定名“讨逆军”。但李曰垓等人认为，讨袁战争未来或牵连到对日战争，“乃又改讨逆军为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3个梯团进入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率2个梯团进入广西；唐继尧任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计划东出贵州，经湖南直指武汉。1916年1月22日，贵州宣布独立，组成护国第一军右翼军，进攻四川綦江，威逼重庆。31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通电起义，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联合护国军进攻泸州。3月11日，广西宣布“独立”，出兵进攻湖南，滇黔桂三省协同一致讨袁。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民国政体得以保全。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临时约法》和国会恢复。至此，云南联合西南，实现了民国再造。

护国运动中，滇、黔、桂、粤四省结成反袁联合，一度成立了与袁政府分庭抗礼的军务院，“西南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时人认为“西南政策，凡西南人想皆不敢反对，盖当此时势，非此不足以抵抗北方也”。检讨护国军的进军路线，遵循的仍然是革命党人“以西南统北”的军事战略。可以说，“西南政策”造就了护国运动的成功，再造了民国。而护国运动又进一步张扬了“西南政策”的可行性和巨大力量，扩张了“西南政策”的地域范畴。川、湘自此不再为北洋势力范围，成为“西南政策”可以拉拢和团结的对象。7月6日，北京政府特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在四川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和认可。同时，任命唐继尧为云南督军，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贵州省长。至此，自辛亥以来，蔡锷等多年谋划的滇川黔三省政治联盟的愿望和计划得以实现。凭借三省实力及蔡、唐、刘护国首义的政治声誉，“西南政策”大有蓬勃发展之势。舆论甚至声称“西南主义今日已大告成功”。这应该被视作“西南政策”发展的护国第二功。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唐继尧连发电文痛斥，宣布靖国，将滇军改为“靖国军”，共编6个军，准备进军四川。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上台，一方面力主武力统一，“段内阁对付西南政策，拟先取湘，而后收川”；另一方面拒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7日，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东，宣布护法。同日，唐继尧通电不承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率先与段政府决裂，认为“今日群凶叛国，北方非法内阁越出轨道之外，吾辈当有责任，务竭西南力量，使北方政治不越常轨”。8月11日，唐继尧通电护法，并以“靖国护法”为号，继续出兵四川。13日，《申报》刊文评述其入川动机：“唐继尧之亲率大军进攻四川，非川、滇真有不可解之仇也，亦非尽出于刘存厚逼走戴戡之故也，特欲取川以扼长江上游，得其财力为助，然后实行进窥中原耳。”唐继尧继而将靖国军扩编为8个军，在黔军的协助下，向四川发动大举进攻。经过反复争战，1917年12月4日滇黔联军占领重庆，1918年2月20日进占成都。9月，唐以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身份在重庆召开联军会议，“为谋军事、财政之统一，并就北伐协议”。此时，他得到已经排挤了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的拥护，讨论了“滇川黔三省同盟计划书”。28日，唐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总裁就职仪式。

随着护法运动的发展，滇、桂军阀与孙中山护法派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并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0年2月，驻粤滇军分裂，滇、桂内讧，“西南台子自拆矣！”3月，因不满桂系的欺压，护法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广州。5月汇集上海，决议迁往云南。7月，护法国会议员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陆续前往昆明，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试图在云南组织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最后因唐继尧的反对未能成功。

护法运动时期，西南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变化。唐继尧借“护法”之名，继承“资财赋于蜀”的传统，企图占领四川，与中原争衡，进而问鼎中枢。孙中山借助唐继尧与桂系，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北伐中原。也可以说，“西南政策”保障了护法运动的进行与发展，护法运动进一步张扬了“西南政策”的内涵与影响，扩张了“西南政策”的地域范畴。国家出现了南北政治分野和军事对抗的态势，西南已经上升到与北洋对立的地位。据统计，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汇集的电文内，“1915年‘西南’仅出现2次；1916年增至11次；1917年则猛增至198次；1918年又上升为222次。”在诸多西南人士的眼里，西南与北洋之间已绝无共存之理，“一公一私，一正一邪，别如天渊，判如霄壤”。进而认为惟有西南，才是民国的希望和未来。“有北洋系则国家时危，有西南各省则国家可安。吾人欲保共和救国家，是非除北洋系不可，尤非增西南各省之势力不可。”北洋派方面，也认为“各省自粤、桂、滇、黔、湘倡为西南政策，意在倾覆北洋军人，诪张为幻，一载于兹，酿成罢阁复辟诸怪事，国本几倾”，将“西南政策”视为北洋派最大的威胁。在这一对立的形势下，南北之争无疑加速了“西南”政治话语的确立，以及“西南政策”或“西南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西南政策”成为与“北洋政策”并立的旗帜。这应该被视作“西南政策”扩张的护法靖国第三功。

梳理1911—1920年“西南政策”的发展和扩张的历程，无论是建国、护国还是护法靖国，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国家主义始终是“西南政策”的主流。这是云南长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作为边疆的云南对近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巨大贡献。

三、《五省边防计画草案》：“西南政策”的现代边防建设面向

1912年12月，援藏滇军撤回。“滇军对内之天职尽矣，义务服矣，更望我滇军同胞进而上之，立为国防。”蔡锷将“西南政策”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边防建设上来。

1913年5月至7月间，蔡锷在昆明召开五省军事联合会议，组织编写《五省边防计画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由于事涉军事、外交等机密，这次会议暨《草案》长期不为外界所知。1933年10月，南京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草案》作为内部教材“整理付印”，列入教学案例。据此可知，其编写班子，蔡锷任总裁，姜梅龄、范熙绩、李伯庚、谢汝翼、张子贞、罗佩金、赵钟奇等7人为主稿，沈汪度、李鸿祥、王肇基、殷承瓛、区家俊、邓翊华、熊范舆等7人参与会议。除区家俊之外，其余13人皆留学日本，且大部分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时，本次会议，中央参谋部、陆军部及川、黔、桂、粤各省都派遣了重要人员，充当军事会议代表，参与了《草案》的编制。蔡锷认为，民国虽然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斯乘，西南边要，尤陷危险，关乎全局安危，必须早为筹谋，以卫国防。他以“一方面之想定敌国”为标准，将全国划分为三大国防区域，进而构建军事联防互动体系。北方主要面对德、日、俄三国，东三省与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应联合以对付之；中间江防及海岸线为英、法、德、日四国，湖广、两江、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应联合应对；西南受英、法威胁，可由滇、川、黔、桂、粤五省联合应对。

《草案》编纂历时两月完成，分3编11章，约37万字，附图4张。

第一编“计划方针”，下列五章。第一章“五省联合对外政略之决定与中央对外政略之关系”，提出中央与西南惟有采取进取方针，方能自保。中央应先统一全国，控制蒙藏，集强兵于国境，再辅以外交手段，逼迫英俄两国就范；西南要一致进行，成为中央的补助，同时西南联合为直接对英、法准备，也就是间接对俄准备。第二章“想定敌国”，俄国觊觎蒙古，是今日全局第一之想定敌国。英国擅自进驻西藏，经营川边和云南俅江（引者：独龙江）流域，是今日全局第二之想定敌国。日本、德国、美国、法国是将来或一方面之想定敌国。第三章“五省联合军之兵力及其编成”，对英法两国和西南五省军力进行估算，认为对英作战可采守势，对法作战应采攻势。第四章“联合军作战地之形势与战略上之价值”，分析西南五省和印度、缅甸、越南等国的军事形势，论述各省出兵路线、战略价值、地理特点及其对未来行军的影响。第五章“联合军作战区域与作战线之划分、联络及作战目标之选定”，分为对英作战、对法作战、同时对英对法作战之作战线、作战区域和政治目标。

第二编“计划要领”，为全书论述重点，共四章。第一章“对英作战”，第二章“对法作战”，第三章“同时对英对法作战”。每章下列联合军之战斗序列及其区分、联合军之集中掩护阵地及集中掩护方略、联合军之集中地及集中方略、联合军之作战计划、联合军之兵站设置计划五节。第四章“作战准备”，列出出师准备（动员计划）、举办乡兵、扩张初级将校及军士教育、沿边土司之经营等九项。

第三编“计划实施”，较为简略，共两章。第一章“计划实施之手续”，论述《草案》的具体实施办法。第二章“结论”，再次强调西南联防的重要性。

五省军事联合会议结束后，将《草案》分配至五省各军事机关，筹划准备。同时呈咨中央军事机关，主持进行。可以说，《草案》是中央部门参与下多方共同谋划的产物，而非云南都督府的一家之言。此后，五省计划联合筹建西南协会，作为永久机关，负责联络各方。但“二次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事件的进程，云南都督府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国内，“西南政策”的现代边防建设随之中断。

《草案》眼界宏阔，视野开放，内容翔实，紧密结合实际，既有弘大的战略格局、作战方针，又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操作、行军路线和作战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和战术价值。陆军大学教务长邹燮斌称赞“其内容虽仅及滇、黔、桂、粤、川，然立案主体实含有中国全部政略之眼光”。他对蔡锷区域联防的国防思想极为钦佩，认为“若天假之年，入主中枢，必能于全国国防计划有详密之规定也”。

最为权威的评价，当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该卷编审委员会在第四稿时，因蔡著有《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改为“近代军事家、著名爱国将领”。但审稿时有人提出蔡够不上一个成熟的军事家，于是第五稿改为“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后来，我们收集并研究了蔡锷在云南任都督时主持编著的《五省边防计划》，这是一份针对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们西南边疆而拟制的保卫国防带有战略性的计划，富有远见。据此，第七稿改为‘中国近代军事家’。”这里，“战略性”“富有远见”的评价掷地有声。今人称其为“民国之初第一部筹划西南边防和战区作战的军事著作”，“即使拿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时至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打开这本百余年前先辈留下的《草案》，也忍不住为编纂者过人的胆识、宽阔的视野和精准超前的预见怦然心动，热血沸腾。

《草案》编制后数十年，日本咄咄进逼，西南国防价值更为彰显。其间，不断有人呼吁筹建西南联防，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诸如对西南国防地位的判断、加强省际军事合作、修建西南交通线，甚至部分具体战术的部署，都与《草案》不谋而合。1944年，黄征夫说：“那知松坡先生的经营，只收讨袁之效，而西南政策则收效于三十年后。”有学者甚至认为，《草案》实“为其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保卫战之张本”。

四、“大云南主义”的阴影：“西南政策”的地方主义面向

由于僻处一隅，经济落后，云南无力独立承担“西南政策”的宏大任务，必须联合川、黔、桂、粤、湘等省，才能有所作为。但所谓“联黔”“资财赋于蜀”，事实上却是对贵州和川南地区的占领，唐继尧还出任贵州都督，其核心始终是以云南为中心、为基础，因而无可否认地带有地方主义即“大云南主义”的色彩，难免“蚕食四邻”之讥，这就引起了四川、贵州等地方势力及普通民众的不满。1912年5月，自称“西南一分子，实亦最初反对西南主义之一人”的黔人周素园，就通电全国，指责云南“欲先取四川以辟饷源，然后进规湘、桂，统一西南”。

护国运动时期，蔡锷和唐继尧对“西南政策”的认识发生了明显的分歧。蔡主张护国运动由西南联合，渐次发动，先形成滇黔、广西两个反袁中心，再合五省之力底定中原。唐继尧则坚持“以云南为根本”，由滇军主导推动护国反袁，完成民国再造。这种对进军计划的分歧体现出了二人对“西南政策”的理解，以及通过“西南政策”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国政体方式上的差异。具体讲，是“联盟西南”还是“领袖西南”，成为两人“西南政策”规划的分野。此后唐继尧坚持扩充兵力，将黄毓成的挺进军改编为第四军出川，张子贞部编为第五军，计划由会理、宁远出陕；以叶荃为第六军总司令出粤，以刘祖武为第七军总司令由桂林出长沙，唐继尧准备亲率第三军及增编之警卫一军，由黔出湘，与各路护国军会师武汉，直取中原。唐继尧的八军出师计划，规模宏大，体现出唐氏超凡的政治野心和想借由“西南政策”问鼎中枢权力的个人欲望。

随着护国运动的成功，蔡锷“联盟西南”的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政要的认可。在蔡锷的震慑和统领下，唐继尧、罗佩金、刘存厚等虽与他有分歧，但依然能保持一致。后来蔡锷离开四川并很快去世，时人不无担忧，“西南半壁今何去？昆水随车尽向东”。他所举荐的罗佩金、戴戡、刘存厚等人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唐继尧放开手脚，开始按照个人政治抱负施行“领袖西南”的政策，将蔡锷的“治川、联川”之策改为“弱川、据川”之策。此后西南内讧，先后爆发了刘罗战争和刘戴战争，“西南政策”从伟大正义的高峰跌下神坛，被川人指斥为“滇黔政策”“云南政策”，遭到了诸多方面的质疑和否定。1917年8月，川中人士致电指责云南“思力行其西南政策，则更以攻川为事”，历数了“西南政策”的种种罪状。“所谓西南政策者，即破坏民国统一之政策也，即奴隶川人之政策也，即虎豹豺狼磨牙吮血之政策也，即蓝大顺、李短搭奸淫掳杀之政策也。”爱开玩笑的川人借一个农夫之口，将“西南政策”直斥为“稀烂政策”。1918年，诗人吴芳吉行至永宁大洲驿护国岩下，“一时热泪交并，不能仰视”，不禁发出慨叹：“何为昔爱戴，而今转怨谤？只为西南政策好，谁知反将内乱酿？互猜疑，互责让，互残杀，互敌抗。一片天府雄国干净土，割据成七零八落肮脏浪荡”。此代表了时人对西南内战不休的厌恶和担忧，也反映出他们对“西南政策”没有发挥出正面作用的失望之情。

此后的护法靖国时期，唐继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支撑了南北之间的纷争，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但靖国联军的大批入川，又使其图川之心昭然若揭，始终无法摆脱川人对“西南政策”中云南主义的批评，更加激起了南北政要和社会各界的担忧。1918年，上海各报馆纷纷报道，张开儒与龙济光彼此携手实行“云南主义”，而唐继尧亦派专员赴琼接洽，开议条件。此事真假与否尚待考证，但至少说明了当时社会舆论已经怀疑唐继尧存有“云南主义”的割据思想。至1920年前后，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发生了滇、桂之争，迫使非常国会迁往上海，“西南政策”的声望更是一落千丈。时人直接指斥说：“护国、护法，还算借题发挥，能掩众人耳目。西南政策，究竟为作何事？实是无理取闹。”

“西南政策”积极对外的军事行动，也遭到了云南省内部分人士的反对。早在滇军援川、北伐时，蔡锷就曾面对都督府及滇军将领地方主义的反对。他们坚持“云南为云南人所有的思想”，反对滇军向外发展，即不参与国内的任何军事行动。1913年蔡锷不得不离开云南，也与这种压力有关，特别是“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不够谋大事”的滇军将领谢汝翼、李鸿祥等人的反对。护法运动后期，滇军内部出现了与唐继尧不同的声音，省内地方主义重新抬头。“当民国九年护法军政府解体之日，云南政界即有所谓‘开放主义’与‘关门主义’两大派别。所谓开放主义派者，主张继续以护法旗帜，武力解放四川；而关门主义者，则主张不问时事，闭关自治。”在关门主义派领袖邓泰中、杨蓁等人的推动下，入川滇军人心不定，接连战败，于是在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的率领下，回师倒唐。迫于无奈，唐继尧于1920年11月11日发出通电，宣布“闭关自治”，但已于事无补。1921年2月7日，顾品珍兵临昆明，唐继尧被迫于8日晨率眷属和亲信人等逃出云南，避居香港。1922年1月，唐继尧不顾孙中山的反对，率军进入云南，打垮顾品珍部，再掌云南政权，宣布废督裁兵，实行自治。其后数年间，唐继尧一直在“西南政策”与“云南主义”之间徘徊，欲图寻找再次进入全国政治舞台的机会，并多次介入西南其他省份的战争，参与争夺地区霸权。直至1927年2月唐继尧下台并不久后去世，西南政策最终落下了帷幕。

五、“西南政策”的特点及其对近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

综上讨论，我们对民国前期“西南政策”的特点、作用和影响进行初步总结，提出如下认识：

第一，“西南政策”虽以地域名称出现，涉及的却不是地域问题，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西南”命名的构造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建设现代边防的思想、纲领和政策，是中国从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转换历程中国人立足西南，建立多民族的中华民国并实现国家统一与整合、西南边防建设与国防整体战略的设想及其实践。

第二，“西南政策”的核心，是以云南为中心，联合川黔，进而扩展到滇、黔、川、桂、粤五省联合。此后又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结合，相互倚助，使“西南”成为与“北洋”对立的南方政治势力的统称。因此，“西南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而发展、流变甚至扩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将其归纳为亮相的建国第一功、发展的护国第二功、扩张的护法靖国第三功。

第三，由于“西南政策”的动态性，其内涵也因时间与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多维面向，表现为国家主义、现代边防建设、地方主义以及陈启修阐释的文化主义等四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始终围绕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及构建以西南为战略前沿的现代国防体系两个维度展开。因此，国家主义是“西南政策”的主流，这是民国时期云南能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作为边疆的云南能够亮剑护国、靖国的思想基础。

第四，西南政策是理论、思想、政策与实践双重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是国人立足西南建立多民族的中华民国和建设现代边防的宏大设想。另一方面，它更是西南各族人民建国、护国、护法靖国及构建现代边防、保卫国家安全的伟大实践。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在中国由王朝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换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思考、研究有关西南政策的种种问题时，区分其是设想还是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五，“西南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是云南两千年区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地方性视角，或者说是“西南方案”，进一步丰富了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和木芹教授的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同时也是中国“大一统”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整体之下存在统一性和不平衡性。具体表现是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个整体。云南历史发展始终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也整体发展。“西南政策”是立足作为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云南第一次对多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边防建设提出系统的设想，并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付诸实践，再造了民国政体，支持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维护了民国法统。李烈钧甚至公开宣称，西南之“造福于民国如此”。应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也是极为不易的。国家统一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最高追求，先是中原内地和汉民族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再逐渐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对国家统一的期盼和实践，到近代则成了“西南政策”的历史使命，这应该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结果，是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整体发展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中的思想基础、历史底蕴和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

第六，“西南政策”的灵魂人物是蔡锷和唐继尧，但二人之间也存在着“联盟西南”和“领袖西南”的分歧。可惜四川都督蔡锷在“西南政策”顺利推进到最高峰时英年早逝，唐继尧失去了制衡。之后，西南反而内讧，致使家底较薄的云南独力难支。“西南政策”长期受制于薄弱的经济基础，被迫陷入地方主义的泥潭。因为历史、客观条件及唐继尧个人的因素，人亡政息，“西南政策”最终走向落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潘先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春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白义俊，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联系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