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儒家传统话题之一，因关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盛衰发展和疆域幅员，古今谈论甚多。近年来，学界对秦汉以降“大一统”及中国发展的讨论较为热烈，张博泉的“中华一体”论、姚大力的民族关系及国家认同论说，许倬云对秦汉至明清诸王朝的剖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从辽代到元代草原民族的视角诠释“小”中国转变为“巨大”中国等，富有新意。笔者认为，秦汉单一模式的“中国一统”到元明清复合模式的“华夷一统”，是两千年“大一统”交融演进的重要里程碑，“小”中国变为“大”中国和现代中华民族复合共同体等，皆与此直接关联。兹就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元“华夷混一”、明清“华夷一统”的曲折与发展成熟等，予以新的探讨。
“中国”“华夏”和“华夷”概念与本文主旨相关，笔者先辨析界定这些概念，再来讨论将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农耕区整合为一体的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
（一）释“中国”“华夏”和“华夷”
先秦时的“中国”，最早见于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宅兹中国”，是指聚居在今河南一带的华夏、诸夏。《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当时的“华夏”，亦指谓黄河中下游被蛮狄戎夷交错环绕的“中国”。就本义或狭义而言，“中国”或“中土”与“华夏”大致相同。秦汉隋唐之“中国”或“中土”与“华夏”，复包举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疆土，且与长城以北以西的“塞外”相对称。《隋书·西域传》：“焉耆国……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此“华夏”又指谓相对于外国（婆罗门国）的整个汉唐国家及疆域。
“华夷”一词，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华夷”，是指中国和外国。狭义的“华夷”，是指古代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亦即华夏四夷的合称。唐末以降，北方民族相继建立辽、西夏、金政权，且与两宋南北对峙。此时的“华夷”，又概称宋、辽、西夏、金诸政权及疆域。譬如，辽道宗诗曰：“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司马光云：“华夷两安，为利甚大。”元朝灭西夏、金和南宋，统一塞外、中原和江南等疆域，又兼收宋辽等“华夷”称谓，“华夷一统”或“华夷混一”等表述随而增多。
“中国”“华夏”和“华夷”，都是相对的历史概念，都是依一定的族群时空的名称范畴，依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一统”与“华夷一统”又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过程中相衔接的阶段性称谓，分别指谓特定时空下“华夏”或“华夷”的统一政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具体而言，郡县制“中国一统”，通常指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华夏中土郡县制统一政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华夷一统”，大抵是指13世纪以降囊括中土与塞外的“巨大中国”统一政权或政治文化共同体。
（二）秦汉“中国一统”的三“同”建构及“华夷”关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帝制中央集权，内而废封国，以郡县官僚制直辖编户，变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旧状，外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西汉继续实行编户授田和军功爵奖励耕战，又“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完善郡县制，推行五铢钱，凿空西域，使天山南北首次与内地连成一体。汉武帝诏书曰“中国一统”，当是秦汉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基本疆域的郡县制大一统。
关于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许倬云曾用政治力量渗透到底层、“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共同文字及儒家正统价值观念“三重凝集”，描绘其特色及关键性。对第一点和第三点，笔者完全赞同，第二点则稍有保留。秦汉时期五铢钱牵动下的全国“经济网络”刚刚形成，似不宜估计过高，用首次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描绘秦汉“中国一统”的特定建构，更为适宜。
笔者认为，对“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理解不能拘泥于狭义，需要结合历史实际作较为宽泛的诠释。第一，“车同轨”并不限于针对“车涂异轨”而规定车轮距一律六尺，更偏重针对“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等“同轨”，即用皇帝为首的郡县制职业官僚统一管辖编民，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实施严密的管制（包括五铢钱等对经济活动的规范），郡县官僚政治藉以渗透到乡里底层。第二，“书同文”并不限于统一以秦小篆作为汉字形体，更偏重“独尊儒术”及其后延绵两千年的儒家正统文脉。第三，“行同伦”并不限于统一百姓的行为伦理，更偏重作为族群共同体汉族的融合成型。斯大林曾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等层面阐发历史上的民族。范文澜精辟指出，“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笔者赞同范文澜之说，进而认为汉族在秦汉的基本成型，恰是“行同伦”的表征，是两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夷夏”先民以“宅兹中国”为中心，东西南北相向交融及滚动壮大的产物。
换言之，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以两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范围内的帝制中央集权为制度框架，普遍施行以汉字为载体的儒学传统文脉，大多数先民初步融合为汉族，还有西南夷、南方边地少数民族及北方民族部分南迁者。制度、文化、族群三层面皆呈现同一或单一，是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特色。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秦统一曾经把南越、西南夷、西戎等并入其中，秦和西汉是否算“华夷一统”？当时的“中国一统”与“华夏”“华夷”等相互关系又如何？
第一，史料文献中迄今尚未见到秦汉时期“华夷一统”或“华夷混一”的确凿词语表述。诸多“华夷一统”或“华夷混一”等词语，主要见于元明两朝。而汉武帝诏书和司马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中国一统”的表述言之凿凿，颇具当时人说当时事的可靠性。至于魏收所言“秦吞海内，割裂都邑，混一华夷”，晚至北齐，很大程度上系“五胡乱华”情势下的话语热点所诱发，其表述不一定切合秦汉实际。
第二，秦初设36郡，两汉郡国并行，最多时有郡国105个。其中合浦郡、交趾郡、南海郡、牂牁郡、犍为郡、益州郡、陇西郡、安定郡、武威郡、金城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等皆置于南越、西南夷和西戎等边地。定襄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等更是设在与匈奴拉锯争夺的河套及阴山一带。“南越、西南夷、西戎等民族”已然在其内，甚或有蛮夷逐步编民化。
尽管如此，秦汉疆域、郡县设置及管辖大致在秦长城以南。汉武帝诏书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贾谊曾批评：“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天子皇帝的“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可为证。当时，贾谊曾竭力主张向匈奴推行郡县制：“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但此项主张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匈奴等依然以长城为界与秦汉并存对峙，“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即便是“呼韩邪携国归（死）〔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仅行羁縻而未能实施郡县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大漠草原地带不适宜农耕定居且无法使用郡县制管辖。对此，班固早有阐发：匈奴“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概言之，秦汉郡县制无法覆盖匈奴等塞外夷狄。
第三，如前述，无论华夏“中国”抑或“华夷”，都是依存于一定族群时空的历史范畴，都随同民族融合或地域文明整合而交融演进。先秦时期，夷狄与华夏长期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二者并非水火不容，经常在某种条件下转化融合。先秦的诸多方国蛮夷，数百年后陆续融入了华夏“中国”。经历夏商周以东西方向为主的夷夏民族融汇，华夏“中国”已逐渐将昔日周边的许多夷蛮戎狄融入其内，初步形成了栖息定居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汉族。汉族也是秦汉帝国栖息于主要地域和人口数量最多的主体族群。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秦汉郡县制一统，昔日的夷蛮戎狄陆续融入华夏，华夏或“中国”的扩展，以及汉族的基本成型，几乎是同步实现或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的统一的确是“第一次创造了华夷一统的活生生现实”。只不过，先秦及秦初“滚雪球式”的民族融汇，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整合，已经将春秋战国时的夷夏（含南越、西南夷、西戎等民族）转变为较为宽泛的华夏或“中国”。诚然，此种转变大抵限于长城以内。
笔者认为，秦所“创造”的是相对于先秦“宅兹中国”的“华夷一统”。从更长时段看，秦汉长城内之诸“夷”，大抵融入了36郡的华夏或“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秦汉一统又属于郡县制或华夏“中国一统”。也就是说，相对于先秦时黄河和长江中下游范围内的“华夷”，秦汉已变为同一范围内较宽泛的华夏或“中国”。相对于元明清之际囊括中土、塞外的“华夷一统”“巨大中国”，秦汉则属于狭义的华夏或“中国一统”。
（三）“中国一统”隋唐以降的变迁及历史地位
隋唐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新建立秦汉式的“中国一统”，创科举制，开大运河，设置安西四镇和塞外856个羁縻州府，实施“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羁縻管辖。随着唐代各民族的相互交融，造就了胡汉基因融为一体的盛唐文明。甚而偶有唐人“华夷一统人方泰”的诗句。可见，唐王朝在重建和发展郡县制“中国一统”的基础上，努力实施非直接地统辖广袤塞外地区，盛唐之际曾有过“华夷一统”的开端，至少是积极的尝试。遗憾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导致唐朝疆域陡然缩小。包括安西四镇、河西走廊在内的陇右道等被吐蕃所占，南诏又占据大渡河以南，“河北三镇”等长期割据或半割据。内地郡县制尚且遭受较大损害，遑论维系广袤塞外的羁縻统辖。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将盛唐羁縻疆域远达塞外却陡然后退称为“瞬间大帝国”，不无道理。
唐末，契丹崛起、燕云十六州丧失，又致使北宋自雍煕战争后不得不放弃对北疆的军事进取和“华夷一统”的政治话语。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朝及西夏的分立，“绍兴和议”后南宋与金朝的南北对峙，更是呈现多个华夷政权的鼎立。
秦汉至隋唐的郡县制“中国一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顺应社会经济需要和历史趋势，首次以郡县官僚制直接管辖编民的方式，将长城以南“耕稼以食，桑麻以衣”的农耕区长期置于统一政权之下，并推动汉唐文明的高度繁荣和汉族等“滚雪球式”的融合，进而为元明清“华夷一统”提供不可或缺的汇聚核心及前期基础。此外，秦汉至隋唐郡县制“中国一统”，其统辖疆域大抵局限于长城以南以东的农耕文明范围，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等栖息区。而对塞外的辽阔疆域，对“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民及半游牧民，大多鞭长莫及，未能实行有效的管辖。于是，在长城内外更为广袤的版图疆域范围内，先后呈现秦汉帝国与匈奴、鲜卑等政权长期南北并存，隋唐帝国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等长期南北并存以及与吐蕃王国东西并存。正如清陶保廉所言：“自秦以来，中国一统，而四裔强族，亦并其所近弱国，浸浸乎与中国争长。”这表明秦汉郡县制“中国一统”涵盖统辖范围的局限和不完整，较长时间内是与北方民族政权等并峙或彼此争雄。
忽必烈建元朝，首次完成大漠塞外与中土农耕区连为一体的政治统一，遂造就三个前所未有的新场景：蒙汉杂糅治南北，文化多元与交融互动，四族群“圈层”与多样化民族融汇。元代“混一华夷”正是基于此三者而初次实现的。
（一）蒙汉杂糅治南北
根据塞外、中土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蒙古法、汉法等杂糅并用，这是元朝以蒙古帝国宗主和汉地王朝双重身份君临天下的基本原则。蒙汉杂糅并非平分秋色，忽必烈等吸收并实行汉法，却未更改其语言及文化习俗，很大程度上是蒙古习俗占据内核。地域施行大抵表现为以蒙古法治蒙古，以汉法治汉地，又随时间推移略有变通。元前期或北方草原地带及两都“腹里”等时空条件下，蒙古草原政治文化的比重偏大。元后期或南方等时空条件下汉地文化的主导地位显赫。
元朝不分南北，陆续设立十一行省，尤其是通过辽阳行省和征东行省统辖“辽阳高丽”，甘肃行省等镇抚“回鹘河西”，云南行省等“置府”管辖“交占云黎”，岭北行省及蒙古大千户镇护“阴山仇池”“故境”等。行省制可溯源于蒙古国燕京等处三行断事官和魏晋隋唐行尚书台，亦带有蒙汉杂糅色彩，以此充任中土、塞外疆域一体化的机制支撑，可基本适应南北差异。而边疆诸行省的设置，乃前朝所未有，遂将较直接的行政统辖推行到东北、西北、西南和大漠。
“混一华夷，至此为盛！”蒙汉杂糅治南北，适应大漠塞外与中土农耕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构筑起13世纪实现“华夷一统”的框架，从而为疆土治理、民族交融和文化基因广益凝集等提供了制度平台。
（二）文化多元与交融互动
有元一代，“华夷儒风竞起”，在“半去胡俗，半用华仪”的环境下，儒学主干文脉得以传承，还曾影响到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兄弟民族的“胡俗”同样并行不悖，藏传佛教、汉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竞相发展或传播，还有理学官方化、元曲、《授时历》和《蒙古秘史》等璀璨成就，以及蒙古文、汉文和畏兀儿文等五六种文字并用于世。元中后期，入居内地的色目人和蒙古人，率多“舍弓马而事诗书”。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余阙等皆“以诗名世”，高克恭、康里巙巙等 “各呈才华，标奇竞秀”。畏兀儿人偰氏家族更创造一门两代九进士的稀有纪录。少数蒙古人发生文学、名号、贞节、丧葬等方面的汉化或儒化。汉人也受到蒙古文化的部分影响，主要是效仿蒙古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部分色目人、蒙古人汉化和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文化影响，构成了元代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激荡的基本风貌。
1269年，元世祖命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欲替代畏兀儿体蒙古文，用来译写汉文、波斯文等，以实现崭新的“一代同文”。比起秦小篆仅针对单语种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八思巴字涉及中土与塞外，覆盖面更广阔，似为“混一区宇”多语兼用或“译写”的积极举措。其功能的复合性，或可视为元“华夷一统”复合兼容在文字上的缩影。
元代多元文化交融互动，还孕育催生“多族士人圈”等儒学跨族群传播。一批色目和蒙古士人，以师生、同年、同僚、文友、姻戚等为纽带，与汉族士人频繁交游。“多族士人圈”是超族群士人意识凝集的硕果，可显示文化超越族群的魅力。
（三）四族群“圈层”与多样化民族融汇
元朝曾按照征服的先后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上述四族群并非严格的社会等级，更像是核心与边缘差别显著的四“圈层”。四族群“圈层”、诸色户计制和“根脚”制，又是元朝统治给社会结构带来的三桩深重“斑痕”。多民族成员杂居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不可避免地造成族群界限淡化和四“圈层”束缚的松动，多民族间的融汇也水到渠成。元代民族融合重组的深度和广度，超越隋唐，主要体现为蒙古族和汉族融合其他族群、色目人分化与再融汇，以及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交融。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95千户编制部众，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军事征服之余，大批被掳掠的色目人、汉人等迁至蒙古本土。草原牧马者“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即便是蒙古军中，“宁有多少鞑人，其余尽是亡国之人”。归降或被掳掠的色目人等较早被编入“蒙古军籍”或“赐姓蒙古”。又往往抽取蒙古各部军士及外族私属，混编为蒙古探马赤军。元亡之际，滞留蒙古草原和随元顺帝北逃的色目人、汉族官吏、军士等，最终完全融入蒙古族群。在这个意义上，蒙古人无疑是融合其他族群的翘楚。
元初，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及四川、云南民众统称为“汉儿”。契丹人和女真人遂较快融入汉族。元中后期，耶律秃花、石抹也先、述律杰等“子孙策勋天朝”，多为汉人军将和官吏等南下定居。其中，石抹改萧和移剌改刘者居多，与汉人联姻亦成为主流。金中叶始，女真猛安谋克户“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入元后，粘合重山、刘国杰等充汉军将领和官吏者甚多，还涌现一批“巨儒”。女真姓氏也相率汉化，如完颜改王、徒单改杜等。饮食节庆、婚丧礼俗等，与汉人几无差别。统一江南日久，越来越多的南人积极入世，对“南北一家”充满自豪，汉人和南人的地域畛域逐渐消除。迄明初，主体民族——汉族有了新的扩充发展。
色目人中的唐兀人、畏兀儿人、回族等的融汇重组也颇引人注目。
唐兀人，又称西夏人，元初多被掳，以军户、仕宦、问学等散处南北，用赐姓、改姓和不称姓氏及蒙汉名并用，大多信仰佛教，婚姻兼及汉、蒙、色目。元中叶后，学儒渐多，纲常、奉老、婚丧等较多汉化。元明鼎革，唐兀人称谓消逝，多数融入汉族，少数融入蒙古等族。
畏兀儿人即高昌回鹘，元世祖中期，遭西北叛王围困，国土并入察合台汗国。亦都护家族迁居甘肃永昌，部众多以镇戍、屯田、仕宦、求学、经商等散布南北。因最早归附和语言便利，畏兀儿人仕宦权势可与穆斯林匹敌，主要信奉佛教，元中叶后汉化及中进士者皆居色目人之首，元末大多融入汉族。
色目人的重组融汇，以回族最为典型。回族最初是指花剌子模、波斯、阿拉伯等处陆续东来的穆斯林，且混存于色目人内。“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穆斯林势力增强，与牙鲁瓦赤、阿合马等大臣权势有关。又凭借其斡脱商特权，在信贷、榷盐和市舶中牟取巨利，豪富一方。因回族人数稍多及仕商贵显，元中后期其他色目人多用以泛称。尽管回族人来源及语言不一，与汉人杂居，姓氏和语言文化较多吸收汉族因素，但诵经持斋、“婚姻丧葬”、“不啖豕肉”等“惟其国俗是泥”。回族正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汇聚留居汉地的部分色目人、蒙古人及汉人等逐渐形成的。
迄元末，上述多族群融汇重组部分已完成，部分尚未完成。1368年，元顺帝等自大都健德门北逃，则是完结的契机。凡是随元顺帝北逃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少量汉人，最终融入蒙古人。凡是遗留在长城以南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最终大多融入汉族（明初有《劝色目人变俗》词曲），部分融入回族。明人丘濬言：“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稀稗，生于丘陇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讲的正是遗留中土的蒙古人、色目人多融入汉族的情况。元末明初，蒙、汉、回、藏等既各为民族，又相率融汇为华夷多族并存的复合结构。
（四）“泾渭同流”与“华夷混一”
蒙汉杂糅治南北及行省直辖提供政治平台，多元文化交融互动增添助力，多样化民族融汇又更新族群的基本结构，进而首创“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一统”新模式，且开启六七百年汉、蒙、满轮流充当主导。对上述改变，元人或曰“华夷一统”“统一华夷”，或曰“混一华夷”“华夷混一”，还常见“混一区宇”“混一南北”等描述。但是，有关评价褒贬不一，耶律楚材赞扬“泾渭同流无间断，华夷一统太平秋”，南宋遗民谢应芳则揶揄“华夷一统佩无中”。经多族群的交融重组，初步汇聚为跨越中土、塞北的蒙、汉、回、藏兼容复合共同体。所谓“共同”，主要表现为疆域版图一体化，蒙、汉、回、藏各民族之间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所谓“兼容复合”，就在于多族群复合及文化习俗等兼容，未曾出现占统治地位的蒙古族和主体民族汉族间简单的同化或被同化，而是在“泾渭同流”或“混一”中兼容并蓄，都得以“无间断”的发展。
元朝的建立虽带来血与火的杀掠，但在13世纪的中国却顺应历史潮流，首次实现了“混一华夷”，既显现其独特风采，又对近古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毛佩琦所言：“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杉山正明也说：“中华的范围自蒙古时代以后大大地扩展了。从‘小中国’到‘大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次漂亮的转身。……中国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元代初次实现的只能称为“华夷混一”，亦即“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疆域开拓和政治版图一体化，确实达到“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和“罔不遵从”，但又存在“器用各有宜”“文字各有制”和“国土各有俗”等显著差异。元朝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对多种文化持尊重或开放态度，没有搞“文字狱”，也罕见强制文化“统一”或“遵从”。无论是成吉思汗札撒抑或儒家思想，都没有达到“声教咸归王化”的地步。虽然在儒学及佛教等文化层面，蒙、汉、回、藏等族群找到了某些共同点，但尚局限在“多族士人圈”“藏传佛教”等某些部分及某些人员。植根于汉地农耕地带的儒家文化，虽然业已在蒙古人、色目人中有所传播，但尚未被多数蒙古人、色目人服膺和接受。汉地对蒙古等文化的适应程度，塞外不同地区对汉文化的适应程度，皆不能估计过高。疆域广袤和统治不足百年，生活方式差异和地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交通条件制约等，这些客观因素不容忽视。元代虽存在较多“混一”局限，但开拓之功颇丰，还为清“华夷一统”的发展成熟提供了基础性样板。
元朝覆亡后五百多年间，先有明成祖朱棣争夺“华夷一统”主导权未果等曲折，而后又是清王朝重建“华夷一统”，且有了显著的发展。
（一）明成祖“君主华夷”未果
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檄文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明朝建立后屡屡宣称，元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成祖朱棣在承袭其父政策的同时，“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又竭力经略东北和西域哈密卫等，以实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君主华夷”的伟业。关于朱棣五征漠北，姚广孝颂扬道：“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北南一览，尽归王化”。袁衮极力赞誉：“文皇帝躬擐甲胄……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毛佩琦对朱棣北征战果提出质疑，但仍肯定其亲征蒙古大漠的抱负，“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其迁都北京也是为着“控四夷制天下”和“君主华夷”。
当时“华夷一统”似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并未因元明鼎革戛然中断。朱棣北征旨在以汉人皇帝一举夺得囊括塞外、中土“华夷一统”的主导权。由是，明代“华夷混一归真主，宇宙弘开属大明”，“其华夷一统，玉帛万国，自唐虞以来尝有如我皇明之盛者耶”之类的赞颂屡见不鲜。笔者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统计，明太祖、明成祖等诏旨和政书、奏议、诗文所见的“华夷一统”“华夷混一”等说辞，达到91次之多，相当于元代的15倍，也远多于其他朝代。遗憾的是，朱棣病死榆木川，“五出漠北”基本失败，还留下塞北多故及天子守国门等遗患。
明成祖以后，再未出现开疆拓土的有作为皇帝。特别是“土木之变”后，尽管东北、西南疆域及天下户役等仍沿袭元朝，但明朝不得不放弃长城以北的要塞及大片土地，改以辽东、宣府、大同等九边为重心的军事防御，统治范围也相应后退至长城以南。明代“华夷一统”遭遇挫折，在疆域和族群等层面已大抵徒有虚名。万历年间榆林红石峡石刻“华夷天堑”可为证，也显示明后期伴随长城南北的军事对峙，华夷之防复为士林舆论的主流。
（二）清统治者讳言“华夷一统”蠡测
时隔二百余年，清朝入关统一中原和江南。自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首领拥戴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喀尔喀也归属清朝。此后，清朝又三征噶尔丹，统一西北回疆，版图达到“蒙古极边”。继元朝之后，清朝再造囊括塞外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夷“大一统”。但是，清代官私文献中却罕见“华夷一统”等表述，这是为什么？历史真相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中一窥究竟。
作者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P87—P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