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 田清旺
溪州的历史得从古远的石器时代说起。早在10多万年前，在溪州一带最早活动的土著人乃为百濮族系的人们。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溪州地域。留下了许多考古遗址和原始的文化遗产。直到战国时期，当三苗集团的一支从黄河流域辗转至洞庭湖区，再进入溪州之域时，世居溪州的土著濮人，以高庙文化的族群为代表的文化，在外来文化一次又一次挤压下遁入山林后发展，其代表就是2004年4月发掘并命名的永顺“不二门文化类型”的一系列遗址。这些居住在永顺不二门的土著濮人，是一个较大的族群，他们以不二门洞穴遗址为中心，在方圆近200米的范围内，共有22个遗址点，面积约3万平方米。不二门洞穴下200米是清澈见底的小溪，四周山峦重叠，森林茂密，是以渔猎为生的早期先民的理想住地。如今出土的狩猎用的铜箭镞，打渔用的网坠，织网用的骨针，就是很好的说明。这里出土的骨器非常丰富，除骨针外，还有骨管、卜甲、骨锥、尖状器、鹿角等。骨锥，应为缝制工具，骨管已磨制成形，管身两面分别钻有一个和两个圆孔，应是一种早期的吹管乐，后来土家人吹奏的咚咚奎，便有其简朴遗风。卜骨的发现，则表明当时也有了祭司，说明居住于此的族群生活较为稳定，人们有了对精神生活更高的追求和向往。
不二门洞穴遗址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与桑植朱家台一带商文化遗存属同一区域内的本土文化。朱家台遗址是商代文化遗址，但不见三足器。在澧水中下游石门、澧县等地出土的文物中，鬲、鼎、簋、甑、壶、假腹豆均没有发现，而不二门洞穴遗址出土有鬲、簋、甗，其釜形鬲扭制榫头套粘入釜身的做法在其他地区至今也没有发现。另外，其器皿纹饰以方格纹、绳纹、刻划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弦纹，更有富有特色的水波纹和几何刻划纹。这种刻划纹，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是其最为重要的特色。
除商周文化遗址外，近年来，在湘西还先后发现战国遗址300余处，并发掘了战国墓葬300余座及一批汉代墓葬。从这批已清理的战国与西汉墓葬中，发现一种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有别于楚文化和巴文化的土著文化，具体表现在其墓葬、随葬品等方面。经一些考古学专家认证，认为这些文化与战国、西汉时期的文化不同，“应是一支独立的青铜文化”。[ 柴焕波：《湘西古文化钩沉》，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05页。]这种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谁呢？理应是其地的原始居民与“百濮”融合后的土著人，即今天的土家族先民。该地原始居民的存在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濮人则至少在商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在湘西一带生活过。濮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系，分布地域广泛，支系繁多，因而称之为“百濮”。早期，濮人主要活动于江汉流域附近，后来由于战争而迁徙他乡，分布地域有楚、巴蜀、黔、滇。濮人活动最早的记载是商周时期，《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族参加。伪《孔安国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庸、濮在江汉之南。”杜预认为：“庸亦濮”。刘伯庄《史记地名》载：“濮在楚西南”。《史记·楚世家》：“……熊霜元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乃自立为武王。”武王37年扩张地域，始开濮地而有之。《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濮人早年也有部分迁徙他乡，这时，由于楚人压迫所至，便开始大量地“由之西南入江，东至岳州、南入湘沅”。
濮人何时开始在湘西一带活动呢？《逸周书·王会解》载：周成王大会诸侯，“卜（濮）人以丹砂”贡纳。又唐人杜佑的《通典》载：“卢溪郡贡光明砂四斤。”[【唐】杜佑：《通典?食货六》（上册），卷6，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68页。]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载：“辰锦砂最良。”[【宋】朱辅：《溪蛮丛笑?辰砂》，一卷本。]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说：“丹砂以辰锦者为最，麻阳即锦州地，佳者为箭簇。”[【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金石三》，卷9。]辰州凤凰县从古至今也是著名的丹砂产地。除凤凰、麻阳外，辰州属的永顺、龙山、古丈、芷江等县也出丹砂。由此可见，濮人至少于商周时期或商周之前就于活动于湘西。楚武王开启濮地之后，一部分同化于楚，一部分与原住民及巴人融为一体成为楚的臣民，这部分臣民在强大的楚文化挤压下，仍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根脉，使其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多元组合湘西区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单元，即今天的土家族。
至于这一区域内后来的两大主体民族，即土家族和苗族，由于彭氏土司为土家族，因而这里我们将对土家族的一些相关问题做一番简要的说明。土家族的族源，一直以来有几种说法，即土著说，巴人说，江西说，乌蛮说……不一而足。就目前土家族的成分来看，单一说有失偏颇，我始终坚持土著是其根，而其他是其流的多源之说观点。巴人说，一度曾是主导之说。此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潘光旦，代表作是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载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书。潘光旦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土家族才得以正式确认。但我个人认为，其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民族，过分地强调了巴人的历史。我们认为，巴人不过是外来的加入者，由于其强大的文化进入，掩盖了弱小的本土文化，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巴人强大的文化优势而看不见土著民族的文化之光吧？
据土家族史诗《摆手歌》记载：一部分土家族先民乘坐木船迁徙来到武陵山区时，他们“站在船上，看到岸上。岸上是些什么人呢？嘴巴象水瓢，鼻孔象灶孔，脚杆柱头粗，眼睛象灯笼。满脸都是毛，叽叽卡卡笑。身上捆的巴蕉叶，头上戴的巴茅草；怪模怪样的走过来了。”[ 彭勃等整理：《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52页。]这站在船上的人，显然是后来者，是融入者。从考古发现来看，巴文化的器物出土量在湘西不大，且多为与战争相关的青铜器，由此证实，巴人，只能是土家的流，而决不是其源，只是由于其融入的大多是上层人物，地位显赫，致使出现了以上代下，以流代源，以后来者代替本土者的学说观点。“江西说”、“乌蛮说”中，这批融入者大多是土家族的上层人物，是后来者，且融入的时间更晚，只能是流的关系。
单纯的“土著说”，有学者认为，在湖北的个别县有其历史依据，但在湘西却对不上号，这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上千万的土家族人，现能说土家语的人到20世纪50年代初，也不过十来万人，而这部分人大多是称自己是“毕兹卡”的本地人。如龙山“里耶”和“墨岔”的地名，“里耶”，土家语是辟地的意思；“墨岔”，是开天之意，即这个地方是本地土生土长人开辟的地方。考古发现，这里早在旧石器时代，大约5至10万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他们后来到那里去了呢？从湘西人的文化根脉来看，这批原住民应是与濮系民族融合后的濮系土著人，是三苗进入湘西后，被挤压到酉水流域，以不二门类型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濮系居民，他们是最低层的民众，这部分居民应是土家族族源之根，即土家族的先祖。有专家考证认为，土著居民是：濮人——僚人、仡佬人。元明清三代又将仡佬写作土僚、秃刺、秃老、土佬、革佬或革僚。仡佬的葬俗是悬棺葬。这一葬俗制，在湘西明代以前至唐代有此习俗，而湘西境内沅水、酉水河段发现的一批悬棺葬就是最好的所说明。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洛浦县（今保靖县南）县东西各有石城一，甚险固，仡僚反乱，居人皆保其土。”《宋史·蛮夷传》：“（仁宗）宝元二年（1039），辰州狤獠三千余人款附，”[【元】脱脱：《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夷列传上》，卷49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页。]《永顺县志》注说：“宝元二年，下溪州刺史彭仕羲击辰州狤獠有其地，自号如意。”宝元二年是“土人”之名最早见于历史文献的一年，上距铜柱记的年份（公元940年）约九十多年。所谓“狤獠”地方应在永顺、保靖一带，因为“自是蛮獠数人寇钞，边吏不能制”。所以，永顺第七世土司彭仕羲“击走”了在永顺境内的“辰州狤獠”才有其地。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了宋代“狤獠”、彭氏土司、土家族的相互关系[ 柴焕波：《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87页。]。
为了进一步证明土家族为融合的民族，我们可以从永顺县王村的土家族王氏的族谱记载作一番说明。据《王氏弄塔族谱》载，其始祖因避秦之乱，沿着沅水进入酉水，经过“涉险滩激流，履悬崖鸟道，饥食山果，暮宿洞穴”的艰辛，沿着酉水而上，终于来到这“天地豁然开朗，深山修竹之间，山环水聚之地，鸟兽见人不惊，山花自开自落”的一片较为平坦的土地。人们发现此地风景优美，土地平旷，乃“结草为庐，羁息于此”。他们在这儿定居后，逐渐发现周围的密林中还生活着“长发、赤足、兽衣，啁啾如鸟兽语”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就是土家族的土著先民。“公渐与习，乃探其巢穴，效其语言，教以礼义，习与耕凿，群蛮乃尊王公为‘墨着冲’。”“墨着冲”系土家族语言，“墨”的意思是天，像天一样大；“冲”是首领、王、领袖之意。墨着冲死后，其儿子被尊为墨塔冲，孙子被尊为墨洛冲。后王氏子孙繁衍，势力逐渐开始向酉水、猛洞河一带拓展，成为今永顺县内较大的世族。而其最先居住的地方由于是王姓人发现并居住的，便被称之为王村。从王村的王氏族谱记载来看，可以看到外来民族是怎样融入土著民族之中的过程。这种“效其语言”，“渐与习”的过程，就是民族同化的过程。后来的王氏一族老一辈人都能熟练地运用土家族语言，就是明证。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巴人、楚人、还是后来的乌蛮、江西人等等，都只是支流，是他们不断地加入以濮人族系为根的土家族之中，并不断被同化，最后形成今天的土家族。
作者简介：田清旺，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