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是深化土司研究的重要环节和标志之一。西南土司密集地带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地理背景；土司政区与中央正州（县）政区的边界划分、行政权限及其“飞地”问题与土司政区划定的背景与具体勘分过程是解决土司政区地理的关键难点。对“改土归流”造成的土司地区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研究应该不同地区区别对待，负面影响与积极作用同时存在，不能一概而论。编绘全国土司历史地图条件目前尚不成熟，但可以先在区域土司研究相对成熟的地方进行试点，编制区域土司历史地图，为编绘全国性土司历史地图提供个案积累。
关键词：土司 ；历史地理；土司政区；土司地图。
历史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环境封闭，诸多土司地处偏僻，与传统政治中心秦、豫、京地区地理空间遥远。到了明清时期，由唐宋羁縻州演变而来的土司州县在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地理分布，成为这一时段土司政区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土司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热点和高地，但学者对明清土司的研究多从土司世袭制度、民族构成、朝贡体系、中央与地方土司的关系、土司的文化习俗、土司遗址的申遗等给予考量，而对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实际上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致力于土司地理研究由来已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播州杨保考》[ [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这篇论文初刊于浙江大学流亡贵州时期1941年出版的《史地杂志》第一卷第4期。后经谭先生修订再刊于1982年《贵州师范学报》1982年第1期。]]至今仍然是一篇研究播州土司源流问题经典之作，在播州土司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郭声波先生对唐宋羁縻州县分布变迁的研究在对前土司时代历史地理研究方面走也属于国内前沿水平[ [ 郭声波：《彝族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我们认为，土司文化现象首先应该是一种地理文化现象，比如土司为什么会在西南地区分布最多？其地理分布、行政管理、政区边界、层级关系、生态环境等，土司地理文献等问题同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郭声波先生在《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序言》中说：“弄清古代彝族地区羁縻府州的具体分布，方可进一步弄清其生态环境、部落人口、交通状况、文化遗存等情况，为当今彝族地区旅游规划、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历史地理依据”[ [郭声波：《彝族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土司历史地理研究。近年来土司地理问题已经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和探讨，龚荫先生《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 [龚荫：《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引用了大量云南地方志书进行笺注，对明代云南土司设置的数量、各土司机构的建立与土司授职的时间、各土司的传袭世次等问题均作了简明而准确的笺注，其中土司的司治境域等问题的提出有重要学术意义。成臻铭先生《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成臻铭：《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同样带有历史民族地理视角与方法论意义。施铁靖先生《明代宜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 [施铁靖：《明代宜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河池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覃芳《广西土司城研究》也是两篇研究土司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章。施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比勘，重点就明代广西宜州永定正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和永顺副长官司三土司的政区地理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王兴骥先生《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2期。]]则详细考索了唐宋元时期播州土司政治地理的范围及其政治中心的变迁，在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中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但如果从历史民族地理学角度的总体高度考量，土司历史地理的诸多问题仍然缺少理论自觉，既鲜见重要研究个案的推出，也缺少从历史地理学科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因而一些基本的土司历史地理问题仍然困惑着我们，迄今未能得到真正解决，如土司区域形成的地理背景、土司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土司辖区与正州辖区的分界线勘界交割问题，土司地区内部府、州、县的界线与四至八到问题，土司府、州、县治所的今地问题，唐宋羁縻府州与明清土司的历史地图绘制问题（地图的绘制须建立在基本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否则地图将无从“绘”起）、土司的国家地理观念及其“中国”认同等，都与历史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另外，土司政区与中国边疆省界的形成也有一定关系，王春桥博士认为“云南边疆的形成，特别是今滇西边界的形成与明清两代对边地土司的管理不无关系。清王朝为加强对边地土司管理,依据地理远近,将边地土司分为“内”、“外”之分。土司虽有“内”、“外”之分,但同属中央王朝则无二致。随着清王朝在缅甸建立藩属体系并趋于完善,内外土司的区分消失。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侵入，逐步将“外”土司沦为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十九世纪晚期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英两国就滇缅边界进行无数次谈判,终未能解决滇缅边界问题”[ [王春桥：《边地土司与近代滇西边界的形成》，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这无疑是土司研究近年来一项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土司政区与国家边疆的形成是一个既有重要学术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今后值得从事土司历史地理学者高度重视并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毋庸讳言，这样的研究目前只是自发、零星的，与红红火火的土司其他问题研究相比，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总体而言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显得十分寂寥落寞。
一、关于西南土司形成与分布的历史地理背景
中国西南土司的地理分布有一个显著的地理特征，就是以大渡河、大娄山为纵向轴线，呈半月型的分布，这一轴线以西土司分布最为密集，以东则渐次稀疏，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有渐近性和重合性特征。这一地理分布特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元、明至清土司地理分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空间变迁？这一变迁背后都有哪些自然与人文地理背景？众所周知，明清土司制度来源于唐宋羁縻府州制度，如果说唐、宋王朝由于国防压力主要来自于西北和东北，国家军事防守重心也在北方，在控制西南边疆版图与社会还常常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困窘，被迫以模糊遥控的策略“遥制蛮夷”，如唐之于南诏，宋之于大理，对西南夷族采取了诸多宽容、让步政策，或者说总体上采取模糊统辖原则，只要夷族能名义上款附称臣，献纳贡赋，则中央政府只册封酋藩职官封号，允其守土一方实行“自治”。在这样的汉夷共治模式下，中央王朝对诸多羁縻府州区域内的地理物产、政区地理、疆界划分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知之甚少，羁縻府州也不必如王朝正州那样施行地方图经奏报制度，因而反映到舆地总志编修方面，就是往往对羁縻州县的地理要素付之阙如，最多也就是记录一长串羁縻州县的名单，而无实际内容。至于羁縻府州县的治所王府、建置沿革、四至八到、畛域分界等绝大多数的记载十分茫然。蒙古元朝统一中国过程中，也以强大的军事武力一举打破西南千百年来的封闭割据局面，设置大量宣慰司管理西南民族事务。明王朝继之以起，云、贵高原渐次归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在宋、元羁縻府州制度与宣慰司制度基础上设置大量土司，至此西南地区步入真正的“土司时代”。而从明季开始直到民国年间数百年之久国家“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也在不断改变土司地理的分布格局。无论是唐宋羁縻州还是明清土司地区，不仅二者大多有地域上的重叠性特点与渊源上的继承关系，而且也有大致类似的地域环境。自然地理上往往地处偏远山寨丛林，环境封闭，崇山峻岭，山重水复，交通难行，具有天然封闭性与地貌地理的复杂性特点。人文地理环境方面则远离华夏政治文化中心与儒家礼教文化地带，中央王朝的控制力往往强弩之末，鞭长莫及，所谓“山高皇帝远”，只好“以夷治夷”，认可部族酋长世袭守土的现状，只要不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而有象征性的称臣纳贡和不定期的“朝见”即相安无事。
土司多以夷族为主体，也有部分汉族土司，但所处地理环境却大多为民族地区。在华夏民族与蛮夷民族畛域初分的上古时期，华族与夷族并无文化上的优劣之分，而是由所处地域与生活方式造成的差异，所以《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 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 （清）阮元等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然而这一饮食服饰方面的巨大差异又相当程度上是由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在炎黄时期黄帝部族与东夷、三苗部族角逐的最终结果乃是华夏民族牢牢聚居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 文明进化程度相对较早，而战败的戎狄夷蛮等部族则被迫退避分布于山地荒漠草原或山地丛林，于是戎狄游牧于戈壁草原, 逐而居而居，蛮夷散落于西南远山丛林，采果狩猎为生。这就形成了最早的民族分布格局。秦征服寰宇，一统全国后于天下施行郡县制，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的农业农耕地带很快纳入中央政治体制之内。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各地县级官员以上全部由中央任命，且自有经制，官为流官，几年调任，从而消除了世袭带来的官员形成地方势力，而边远地区的夷族则由部落有号召力的强势人物为酋长，以山为寨，聚族而居以求自保与生存，在私有观念强化的古代时期，自然形成部族酋长的世袭制。秦汉王朝皆曾大规模用兵于西南和岭南，但对于西南民族格局而言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对西南诸多夷族采取松散的羁縻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蛮獠聚散分合，地域范围有所扩大，趁着黄河流域“五胡乱华”的分裂战乱、无力“治边”之机，曾经向北发展，出现“蛮獠入蜀”现象，一度漫延至秦岭大巴山地区，秦汉时期已经“华夏化”的巴蜀北部再次“次蛮夷化”，如《魏书》所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这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 [ 魏收：《魏书》卷101《獠传》。]]。唐王朝建立，重视巴蜀地区的政治地理与经济物产，在唐朝前期先后军事镇压了秦巴山地蛮獠多次反叛，西南“蛮獠”地域范围再次缩小，逐渐退缩川江以南与大渡河以西地区，《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说：“戎、泸间有獦獠，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持牌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但并没有发展形成大气候，从此基本形成西南地区以后汉夷分布的格局。唐宋时期，除了南诏、大理以“国”相对峙抗衡外，对川南及云贵高原蛮族大多实行羁縻制度。南宋时期，川南、川西夷族曾经一度扰侵四川防区边界[ [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辛丑沈、黎土丁之变》、《丙寅沙平之变》，徐规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860—878页。]]，在宋军重兵打击下也很快烟消云散，未能动摇汉夷分异局面。当然在唐宋之际，一些中原移民在西南地区建立起了新世袭政权，最典型者当为播州杨氏土司。关于这一土司政权先祖杨端的族属与来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无论杨端是来自泸、叙的土著夷人，还是来自中原唐末入播的太原豪族，都不能排除大量中原逃亡移民于晚唐战乱间入滇定居的事实。因而播州杨氏土司并非完全是“蛮夷”建立的土司政权，而是一个“汉夷共治型”土司的代表，这在其日后较高的汉文化程度与较成熟的土司管理制度方面充分表现出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语境中，一个川滇之间、华夏近邻的土司政权能够延续七百年之久，当并非偶然。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土司政权能够长期生存，据成臻铭先生统计，以西南为主，明清时期共存在过119土司政权[ [成臻铭：《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土司分布最多的地区。从自然与生态环境角度审视，西南土司大多地处偏远、封闭，交通困难，与外界交流很少，社会发展缓慢，如地处广西中部山区的忻城莫氏土司“地处山区，山高路远，平地也仅人行小道相通，加上经济文化之落后，外地人绝少进入这土属之境，土民也少外出。由于交通封闭，使得忻城土司的政治经济秩序得以不断地延续下来”[ [秦永章、李丽：《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桂中山区土司得以长存的原因》，《青海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其他如播州土司、水西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石柱马氏土司的形成与长期延续皆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但是，不同的土司治辖区地理环境仍然各有不同，需要从具体自然与人文地理角度具体考察。
二、关于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研究问题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历史上土司分布密集的地区，当然在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政区地理古称沿革地理，是传统地理学的滥觞，也是区域历史地理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老一辈民族学家江应樑先生在《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一书中谈到明代云南政区地理复杂性时曾经指出:“明代把云南全省划为两种政治区域, 一种完全照内地行政制度, 成立正规的府州县, 设官情况与全国正规制度一律, 称为‘内地区’或‘内域区’, 另一种无府州县之名, 另有一套区域名称, 设治企图与要求也与内域区不同, 称为‘西南夷’或‘羁縻土司区’。在前一区域内所设置的土职, 一般称为土官,后一区域内的一般称为土司。此外还有第三种区域称为‘御夷区’的, 就是名义上是府州而实际上委官设治都全同羁縻区, 或名义上是土司区而另有一种政治作用使之接近内域区; 前者即所称的‘御夷府州’, 后者即所称的‘御夷长官司’。在御夷区域内的土职, 有隶属吏部的土官, 也有隶属兵部的土司”[ [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揭示了明代云南省政区地理的复杂性，特别是“羁縻土司区”和“御夷府州”问题的提出，有重要学术意义。但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方舆地志文献对土司政区极少的记载又十分稀少与散乱，这给我们今天研究土司地理问题造成了先天不足的巨大困难。尽管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并非不可企及，我们仍然可以借助有限的历史记载信息和线索与多学科方法特别是考古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等方法对之进行探讨。研究历史上土司政区地理需要解决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一，土司所辖政区的地理范围及其变迁；二，土司政区行政中心也即政区首脑机关“衙署”即治所问题；三，土司政区与中央正州（县）政区的边界划分、行政权限及其“飞地”问题。四，土司政区历史地图问题；五、土司政区划定的背景与具体勘分过程；六、土司与土司之间政区与领地范围争端纠纷问题；七，改土归流、废除某一地区土司后的政区设置问题等，一旦选定这一课题，就首先面临这一系列必须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这七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文献记载稀少而前人很少问津者，难度不言而喻，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无米之炊，但也并非完全无从入手。尽管笔者对此也深感困难，对此问题尚无具体研讨与成熟思考，但本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样重要的原则，愿意就一些思考抛砖引玉，希望学界时贤关注与思索。如明清时期土司所辖政区的地理范围及其变迁问题，毕竟这一时代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国家地理一统志与地方志较之唐宋时期相对较多，土司遗址遗留保存也相对丰富，时间维度上也距离今天相对较近，应该说比唐宋羁縻政区的研究有其便利之处。如明代播州土司政区与广西宜州土司政区[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及地域考释》，《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2期；施铁靖：《明代宜州土司政区地理研究》，《河池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清代广西政区变迁中的土司政区问题[ [裘晓刚：《清代广西政区变迁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经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富于成效的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渐趋明朗，但类似这样的研究目前仍然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土司政区问题研究尚属阙如。如土司政区与中央正州（县）政区的边界划分问题和土司政区划定的背景与具体勘分过程问题，在土司研究中几乎还完全是一个学术空白，检索知网等，目前尚未见到一篇专题论文刊布。实际上土司政区划定和边界勘分问题，《明实录》与《清实录》中保存了一些虽不完整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录，另外一些文人别集中也保存着一些当事人的奏议、奏报及其纪事，细加钩沉整理，这些资料应该对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复原有重要史料价值与论证意义。
三、关于土司地区生态环境及其变迁问题
始于明代后期、大规模实行于清代逐渐收尾于民国及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改土归流”运动，对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地理格局的改变无疑是空前巨大的。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改土归流对西南土司地区生态环境带来怎样的变化及其积极、消极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且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西南土司地区大多地处西南封闭偏远的多山地区，在“改土归流”以前，土司地区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由于土司地区人口有限，经济形态上大多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少量适合山地农耕地区，也大多采取古老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经营方式，加之西南少数民族带有一定宗教般特有的生态保护观念，西南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持着较多的原始性与缓慢的变迁性。但在明清时期，土司向朝廷的贡赋中往往对本地生态资源有较大的损耗，明朝在京师兴役修宫殿，大兴土木所需木料（皇木）大多来自川、滇，晚明播州向北京负责的工役中，“皇木”就是一大负担。杨应龙在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先后四次向朝廷进献“大木”，每次约２００余根[ [ 禹明先：《杨应龙反明及其性质研究》，《平播之役40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些“大木”绝非一般木料，而是皆为砍伐自川滇交界原始森林中以楠木为主的珍贵木材[ [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可见明清土司地区的森林资源也在减少，向朝廷“土贡”是一重要原因。此外，明朝与土司战争对土司地区的环境破坏也是难以避免的，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的播州之役，川南黔北烽烟四起，兵革相向，血流成河，战争对该地区的生态、农业之严重破坏可想而知，金碧辉煌的杨氏土司城海龙屯最后也化成一片废墟。明代中央与土司的战争旷日持久，魏源说“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 殚天下力而后产平之。故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 [ 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平定土司叛乱也消耗的民力、财力无疑是巨大的，而战争背后的环境损失在那一时代却往往不被意识。平播战争中，明军集中使用火器，威力巨大，如万历二十八年春攻打闵山屯与娄山关战役中，明军“铳、炮大震，火器盈山”[ [ 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奏议·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书》。]]；苦炼坪之战，明军也是土洋各种火器齐用，“黑焰熏天，声震如雷，贼众大败”[ [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奏议·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书》。]]。火器的使用加速了杨氏土司政权的最后崩溃败亡，而遵义北部山区的环境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惟播州战役，在其他与土司战争中，环境的破坏也是十分明显的，嘉靖年间，云南楚雄武定凤氏叛乱，明军分路进剿，“大军奋勇冲突虏营，矢风如雨，炮声雷鍧，百里之内，原草为赤”[ [ 道光《云南志抄》卷8《土司志下》。]]。一场战争结束后，“百里之内，原草为赤”，类似于这样的环境惨状也是触目惊心的。火器成为明、清王朝解决土司势力的利器[ [ 张文：《火器应用与明清西南时期地区的改土归流》，《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但对西南地区环境的战争破坏程度也超过以往，这一问题目前很少引起关注。
“改土归流”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官世袭制度与一定的割据性质地方政权主旨，虽然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但也对土司地区的环境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农业开发的盲目性，导致乱砍滥伐惊人，水土流失严重，动植物资源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李虎：《论清代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魏冬冬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认为，“改土归流”对水西土司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连接黔中与黔西北的龙场九驿地带在“改土归流”前由于驿路沿线为水西土司控制，耕牧混成经营模式与当地生态系统相兼容，驿路沿线深林密箐，生态环境良好。康熙改流后，在此鼓励移民垦殖和矿业开发，驿道沿线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诱发诸类生态灾变[ [ 魏冬冬、代少强、张泽宇：《康熙朝水西土司改流前后的贵州“龙场九驿”沿线生态环境变迁探微》，《怀化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但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与此大相径庭，陈俊梁以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为例，强调“改土归流”对土司地区环境的作用而言，可谓是一双刃剑，进步因素与破坏同时存在。雍正、乾隆年间，渝东南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故在雍正十二年，升忠州为直隶州，置黔彭直隶厅。乾隆元年，改酉阳土司为酉阳直隶州。乾隆十二年改石砫土司为石砫直隶厅，先前那种“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政策很快被废止，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有了而一个很好的交流环境交流，汉人和汉族文化技术进入少数民族便少了许多阻碍[ [ 陈俊梁：《小议改土归流对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1期。]]。尽管“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不少土司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合时宜的扩大垦荒造田农业政策改变西南不少地区原有的生态环境，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渝东南地区雍正、乾隆后，苗民迁徒至深山地区，与汉族流官官府冲突减少，因此没有发生类似大小金川那样的叛乱，避免了战争动荡，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生态环境，所以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中记载渝东南山区生态时，还能看见诸如“林木阴翳，盛夏凭栏，苍翠满目”、“崖之上草木蓊翠，掩蔽天日”、“茅茨如林，多异禽奇兽”这样的森林景观，志书所状，应该是清代后期酉阳一带森林植被的真实反映，可见清代渝东南地区的山地生态环境尚保持着良好状态。从这些研究可以总结出，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不以“区域开发等于环境破坏”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出发去研究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是对于不同土司地区区别对待，以历史记载与实地考察作求实探讨，就会对明清以来西南的土司地区生态环境作出相对科学的考察与评价，得出的结论也才会更加接近历史地理的实际。
四、关于编绘土司历史地图问题
土司历史地图的编绘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学者呼吁将土司历史地图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015年夏在遵义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西南大学教授蓝勇就建议重视土司历史地图问题，希望专家学者能够编纂出一套土司地域图集，以使人们对土司的发展史有一个总体和具像认识[ [ 陈季君：《应深化对土司问题的研究》，《光明日报》2015年11月4日。]]。应该说经过土司历史地图的编绘中确实为深化对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特有语言，任何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应该都可以落实在地图之上。当然比起学术论著的语言表述来说，历史地图更具有直观性与准确性，来不得半点模糊与虚假，一旦标注错误会一目了然，难逃众人之目，因而科学性要求格外突出，同时就意味着操作难度超过一般想象，而学术著作则难以避免有一定模糊性的语言表述。土司历史地图的编绘应该建立在大量土司历史地理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只有把我国历史上各个土司地理的各项空间基本要素、节点基本搞清楚之后，方有编绘地图的可能。例如各土司境内的山川湖泊、植被分布、野生动物分布与变化、政区地理范围、疆域界线、衙署所在、民族构成、土司人口密度、境内交通路线、寨堡关隘分布等，这其中有的问题已经基本厘清，难度不大，有的则尚是一片茫然，需要从头做起，进行大量基础研究，因而，我个人认为目前编绘《中国土司历史地图集》工作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基础研究尚很薄弱，需要为地图的编绘做大量的基本功课。如果个别地区研究个案工作扎实，条件成熟，可以先尝试编绘单个或者区域土司历史地图。如贵族遵义地区之播土司地图，湖南的永顺土司、重庆渝东南土司研究相对成熟，研究成果也较丰富，土司地图的编绘可以先行一步。等待各区域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积累大量研究成果之后，集中全国有关专家编绘全国土司历史地图工作的条件会水到渠成，土司历史地图的质量也才会有保证。
余论
土司历史地理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大学术开拓空间且充满诱惑与挑战的学术高地，也是深化土司历史研究一个亟待开展的新领域。从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来说，也是历史民族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一个新分支学科。目前关注土司历史地理问题者只有少数学者，学术界还没有出版一部专门的土司历史地理学术专著，相关论文也寥若晨星，这与当前土司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繁荣的局面是很不相称。土司历史地理研究除了本文提出并概述的四个问题外，其他的课题还有不少，就笔者思考所及，诸如土司地区的文化地理，历代土司对国家地理认知、华夏文化的认同，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土司地区的城市、乡村与聚落地理和公共空间，以及土司历史军事地理等都是其中的研究课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土司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而目前关注者甚少。研究方法方面，由于研究内容的特点，土司历史地理更加倾向于在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的前提下，更多地要运用田野考察、社会学调查、田野考古、口述史学、GIS技术、卫星版图参照等跨学科交叉研究手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诸多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土司历史地理的研究一定会出现气象一新的可喜态势。
作者简介：马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重庆市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