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初的“西南”概念是在军阀政治形态下形成的地域政治概念，它的频繁使用?作者?肇始于民初护法运动，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话语性。在政治地域化的态势下，这一概念形成以“西南六省”为主体范围的区域性表达。“西南六省”说也成为具有代表性和广泛认同的区域认识。因此，民初的“西南”既是如学界强调的政治概念，也是受政治态势影响而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这充分体现了西南区域观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的空间过程。

关键词：民初；西南；西南六省；地域政治

民国初年，我国处于军阀政治时期，当时存在着一个被贴上了政治标签的“西南”概念。它不仅具有浓郁的政治内涵，还具备特殊的区域指称，即“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粵、湘)。本文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作为大区概念的“西南”何时兴起？民初的“西南”，到底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地理概念？所谓“西南六省”，似乎弄错了基本的地理方位，为何这一区域认识能够获得广泛认同？本文从民初政治态势与西南区域观的演变角度展开分析，就教于学界同好。

一、民初的“西南”：政治概念抑或地理概念？

目前针对民国西南政治史研究主要形成两大领域：一是西南军阀史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研究，这一领域以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展开的相关研究为代表，[1]学术界对西南军阀史研究向来存在两个疑问：第一，就民初军阀政治研究而言，广东、湖南不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所谓“西南军阀”研究，当仅限于川、滇、黔三省的军阀。第二，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不同，它不是一个单一集团，所谓“西南军阀”之说并不成立。从事西南军阀史研究的学者则辩驳道：“西南军阀这个概念，主要不是‘地理概念'更不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地区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2]“西南军阀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西南军阀不是按地域概念，仅指云南、贵州、四川（即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军阀，应当包括两广、湖南的军阀在内。”[3]

“西南军阀”确如其说，属于一个“历史概念”，并非出自学界臆造。就笔者视野所及，“西南军阀”这一词汇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被使用。1928年，汪精卫已明确使用了“西南军阀”这一词汇。[4]汪精卫不可能是第一个使用此概念的人，结合社会背景，这一词汇很可能产生于1926?1928年间的广州两党党政内部以及社会舆论对军阀政治的反思。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在“西南”而非“军阀”，“西南军阀”概念体现了军阀政治的地域性，如果笼统地解释为政治概念而忽略其中的“西南“这一地域指称，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近年的“西南异动”研究，则是民国西南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也谨慎地表示：“1932?1936年间的‘西南'，通常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有时，它用来指称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华南’省份，而非云南、贵州、四川等在地理上真正处于中国西南部的省份。”[5]在军阀政治地域化的背景下，笼统地说“西南”是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是很牵强的，“西南”作为一个方位性的区域表达词汇，民国人士岂能不顾其基本方位而随意乱用，而且还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认同？为何当时的“西南”概念不指云、贵、川，反而指向华南省份？

学界的上述辨析，不仅没有消弭原有疑问，反而使得民初“西南“概念的内涵更加混淆不清。那么，事实果如学界强调的那样，民国时期涵盖湖南、广东等省的“西南”概念，只是在特定语境、特殊领域内形成的一种政治表达而不具备地理内涵？如果说，“西南”仅仅作为一个“弄错方位”的政治概念存在，两广政界要人长期以“西南”二字表达他们的地域归宿，似乎缺乏能够引起认同的地理基础。事实上，两广要人不只是借用“西南”“这政治概念”，而且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地理意识。1936年，时人在考察广西时曾记述：他们（新桂系军政要人)对‘西南’二字的范围很重视，常根据《唐史》以说明‘西南’二字在中国版图上，不仅是指粵、桂、滇、黔几个省，而是包括着安南、缅甸、暹罗以及其他被外人劫去了的大小属国。广西有志之士对于所谓‘西南’二字的意义，便大有和德意志对于东普鲁士—样的，有着重大的意味和志趣。“[6]可见，对于当时以“西南“相号召的两广政界人士来说，“西南”二字确然是经过他们论证的。从1936年前后的政治语境来看，“西南”的确是主要指粵、桂二省，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只有在政治语境里适用的“政治概念”，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

张俊德撰文探讨海南岛与西南地区的国防关系，依照今天的区域观念来看，似乎不着边际：“欲明琼崖与西南之国防，吾人当应明了西南在地理上之范围者如何，盖今指西南乃包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八省区也。”[7]张氏强调的是“西南在地理上之范围”，如此“西南”不属于“地理概念”又属于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努力建构“西南文化”的陈序经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西南”：“我常常认为，西南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8]陈氏所云“西南文化”，所谈最多的地域空间却是广东。今天看来，我们感觉陈序经评价的是华南，而不应该是西南。陈先生是否出现了基本的区域认知错误？范云迁则云：“西南区域是极广大的地域，包括两湖、两广、川、滇、贵州、西康各省，原是富庶的区域，有‘两湖熟，天下足’的名谚。……”[9]除非无知之外，“两湖熟”简直与“西南”扯不上关联。那么，这是民国时期不懂地理的小部分人的无知看法吗？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更权威的看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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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列，大致上均是包含湘、粵二省的“西南”范围说。从作者身份看，孙中山自不待言；陈立夫、王伯群均为国民政府政界要人；胡焕庸、陆象贤、贺湄则是地理学家，贺湄所著《中国地理讲话》曾与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著作同被评选为1944年度12种优秀图书，影响较大；[10]江应樑先生则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表内且有两种意见来自纯粹的地理学著作。上述“西南“概念具有明确的地理范围认定，显然不是“弄错了方位”的政治概念。倘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要具体分析民国初年“西南”概念频繁运用的地域政治语境及其关联。

二、由地域而政治：“西南”概念的兴起与民初政治

民国初年的“西南”概念，首先在政治领域内被频繁使用。梁启超在酝酿护国运动期间，与其弟子蔡锷书信往还，在四封书信中，共出现“东南”8次；“西南”则出现7次，与“东南”基本形成对举之势。[11]在“东南”迟缓、“海疆”卧侧的政治地理大势下，梁启超强调了“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的地位，甚至云“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12]就范围论，此处的“西南一隅”，实指非北洋系统的滇、黔、桂三省。梁氏的论述只是渐启其端，护国前后则很少使用“西南”概念来表达“西南各省”地方力量。1916年，张勋针对护国独立省份，两次使用了“南方各省”的表述，而不是“西南”。[13]护国期间，即便广西方面的护国人物如岑春煊等，只是重提“南北”，使用“南方”概念涵盖参与护国运动各省。[14]而多数表达则是直接使用省名，如“滇黔各省”等说法。

“西南”一词被频繁地使用，则是在1917年护法运动背景下才开始的。戴季陶说：“以护法相号召，亦每曰西南云云。”[15]民国时人曾表示：“从民国七年（1918年）十月十日，护法国会在粵开幕，‘南’‘北’‘西南’等字样，才见之于报章。”[16]这一看法存在纰漏，作为近代的地域政治话语，“南”“北”概念早在晚清已现端倪；“西南”频繁见诸报章，则可追述到1917年兴起的护法运动（1917.7?1918.5)。

护国运动后期，川、滇、黔、桂、粵、湘六省已形成脱离北洋势力并紧密联络的地域政治格局。1916年10月22曰，韩凤楼给唐继尧的函电云：“弟意现在可拉拢为我辈之一气者，滇、黔、川、桂、粵、湘耳。务当彼此联合，协力同心，培植实力，以为联邦中之普鲁士。”而在韩凤楼看来，同样参加护国运动的浙江吕公望、陕西陈树藩则“可利用为友，而不可以心腹相示，盖亦地理、历史之关系然也。”[17]1917年7月，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南下宣布护法，不承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致电西南六省军政要人，认为“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民国）。”[18]1917年8月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而滇、桂地方力量在护国运动后势力有所壮大，滇系势力在遥控贵州基础上势力拓展至四川；广西则占据了广东，并谋求向湖南发展。[19]除此之外，黔、粵、湘、川等省又存在力量较小的地方军事力量。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只好依托滇、桂等省地方军事力量展开护法，而滇、桂等省地方势力也有意借助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愿望。[20]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西南”一词被频繁地用来指称以六省为主体范围的政治联盟，伴随出现的还有“西南各省”“西南护法”“西南半壁”“西南团体”“西南政府”“西南主义”“西南局势”“西南旧侣”“西南问题”“西南政策”“西南自治”等政治意味浓厚的表述。陈独秀更是以《西南简直是反叛》为标题来批评西南地方军阀的联省自治运动。[21]“西南”概念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超然于地理方位之外的政治话语。

以下的两项统计可清晰反映民初“西南”概念的兴起状况及其政治内涵。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法运动》二书汇集的电文内，1915年“西南”仅出现2次；1916年增至11次；1917年则猛增至198次；1918年又上升为222次。其递增趋势不仅明显，而且1917年的上升幅度非常大。这一统计是针对政治运动电文展开的，缺少与其他领域的对照性，还可以用以下统计数据加以印证。笔者通过对《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所录篇目内出现“西南”一词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在1857?1911年间，出现在篇目中的“西南”一词，总共只有11次，而且都与国家内部政治无关；但在1912?1925年间，“西南”则骤增至33次，成为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大区概念。而1917?1918两年间则出现15次，延及以下年份个别刊物内的情况，则总共达到24次。1917年以后除个别篇章外，全部是针对这个“西南”政治团体的。[22]在很大程度上，1917年以后的社会舆论常用“西南”概念取代原来的“南方”，而与“北方”“北京政府”“北洋”“国民政府”“中央”等概念形成直接或潜在的对应关系，[23]体现出“西南”一词作为地域政治概念的特殊性。

民国初年，作为政治话语的“西南”概念实际上具有双重蕴涵：一是国家内部政治分裂状态下的政治地域化，为谋求地域集团利益，西南政团内部喜欢利用这个空间概念来表达他们有别于代表中央的“北方”势力，也有别于冯国璋代表的“东南”、张作霖代表的“东北”，致使形成了明显的、具有自立意味的大区政治趋势。正如“西南团体”喜欢强调“为西南大局计”一样，北方势力也在强调“为北人计”“我北方将领必须一致”。[24]然而，这种政治自立状态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尽管省籍主义甚嚣尘上，大区政治态势显明，但“西南”毕竟还有另外一层内涵：地方力量不论怀有何种目的，都是首先承认国家统一为基础的，“西南”是中国的西南，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代表中央的北方政府而已。这些被政治化的大区概念，毕竟是在承认国家统一背景下言说的，是维系国家一体化的地域政治概念。

以地域政治话语呈现的“西南”概念大致沿用到1936年。1917?1936年间，“西南”在各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政治状态。1917?1920年代初，体现为滇黔川（滇系)、桂粵湘（桂系）以及孙中山革命力量三派政治力量，若即若离的联合关系；1920年代初至北伐时期，则体现为西南内部各省为保持割据状态，推行联省自治运动；陈炯明被击败后，孙中山名义上被舆论奉为“西南”领袖，开始筹划北伐事宜；北伐以后的1928年，则形成名义上统—于国民政府，但实质内部仍旧割据，并与中央时常有所摩擦的事实；1932?1936年，粵、桂、闽三省地方力量与国民党元老派凭依“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半公开地与中央对抗，而川、滇、黔三省则和中央政府、西南政府两方保持着微妙关系。[25]至全面抗战前夕，蒋介石势力深入湘、黔、川等省，两广之“西南”没有力量再与之对抗，1936年8月，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西南执行部被撤消。至此，尽管西南各省地方势力仍旧延续，但西南各省力量相号召的“西南”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作为政治话语的“西南”概念随之隐为历史，“西南”范围由于政治控制区域实体的瓦解，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三、由政治而地域：政治态势影响下的“西南”区域观

以上论述充分证明，“西南”概念的频繁使用肇始于1917年的护法运动，此后又以特殊的政治话语而呈现，确然是一个政治概念。需要正名的是，此时的“西南”同样也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地理概念，这是此前研究没有深入探讨的。探讨地理概念所标定的地域范围则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核心，以下就从民初社会舆论对“西南”的区域认识角度进行论述。

在民初政治局势影响下，首先在政治领域内，“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粵湘）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认识。自政治领域而及其他领域，“西南六省”说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在社会经济、交通、民族、地理等领域的探讨中，“西南”区域的界定也往往与政治态势下的“西南六省”说呈现高度一致性，形成—个较为稳定的、具有广泛认同的区域概念。[26]抗战以来，“西南六省”说仍旧呈现出很高的区域认同性。如余定义撰写名为《西南六省社会经济之鸟瞰》的长篇学术论文，开首即云：“本文所称之‘西南'包括粵、桂、湘、黔、川、滇六省。”全文以详实的数据，总体上论述西南六省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该文影响较大，并曾发行单行本。[27]1940年，卫挺生撰文表示：“所谓西南，其范围系包括川、黔、桂、湘、滇、粵六省而言。”[28]并于抗战初期，以“西南六省”为范围，积极筹划西南国防经济建设与政区调整。[29]正如上表所列，“西南六省”说在地理著作中也有体现。量化统计结果显示：西南六省说在1939年前的所有西南范围界定意见当中，总比高达47.1%，在所有16种意见当中几乎占据一半。[30]—直延续到抗战前期，西南六省说都是民国“西南”区域观的一种主流看法。

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广东、湖南这些看似不符合地理方位的省份，具有较为稳定的“西南”地位。以广东为例，1917?1936年间，社会舆论普遍认识的“西南”“西南问题”“西南当局”“西南政府”，实际上是以广东为中心的“西南”，广东长期被视为“西南根据地”；[31]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领导的北伐活动，时常被标以“西南”的地域标签。如1923?1924年间的时评中就出现“西南有孙文系”[32]“西南的广州方面”“西南的孙中山”[33]等表述；孙中山、汪精卫、孙科、胡汉民等人在不同时期均被奉为“西南领袖”。[34]社会民众一旦提到“西南”，在脑海里首先不是反映为地理方位上的川、滇、黔三省，反而是地处“华南”的广东，其中心则集中于广州。

1932年，带有大行政区性质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与之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是所谓“西南政府”的高级党务机关。上述党、政机关时称“西南两机关”，事实上是陈济棠、李宗仁为代表的两广地方派与胡汉民为核心的国民党元老派用来对抗蒋介石政府的两大依托机构。[35]此后，以“西南”命名的机构、社团与刊物在广州纷纷成立。在1932?1936年间，在广州成立或拟议成立以“西南”命名的机构（行政、党政机关，社会、学术团体，教育、金融、经济等部门）多达17个；而西南核心区省份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在此期间存在或成立的机构一共只有5个（四川2个；滇、黔为0)。[36]以“西南”命名刊物的地域分布也体现出广州作为“西南”中心的地位。1937年前，广州有8种，其中6种属于机关刊物；川、滇、黔三省则仅有5种。[37]“西南”政务机关的存在意义至少是，以行政机构形式强化了广东属于“西南”的区域观，以行政中心巩固了广州作为1917?1936年间的“西南”中心的地位。

笔者对民国时期曾界定“西南“范围的论著进行了分类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从整个民国时期来看，有45.6%的论著认为湖南属于“西南”；有44.0%的论著则认为广东属于“西南”，比例接近一半。如果把认为湖南、广东部分地区属于“西南”的论著加入，则分别高达53.6%、48.0%。1936年前，湖南则是50.0%，广东则高达65.0%。[38]由此可见，所谓包括湘、粵二省的“西南”，并非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民国时人对“西南”区域范围的一种普遍认知，属于存在于历史特定阶段的一个地理概念。

四、结语

本文认为，民初的“西南”概念是在军阀政治形态下形成的地域政治概念。它的频繁使用肇始于民初护法运动（1917.7?1918.5)，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话语性。此后，在政治地域化发展形势影响下，民初的“西南”概念具备了一种稳定的区域性表达，它以“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粵湘）为主体地域范围。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西南六省”说的影响深远而广泛，自政治领域而及其他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和广泛认同的区域认识。因此，民初的“西南”不仅是如学界强调的政治概念，还是一个受政治态势影响而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其地理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由单纯的空间方位所标定，而是“西南”区域观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的空间过程。

按，作者张轲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原文载《文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