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自古无土司之名”、“于是土司之名兴焉”、“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三则与土司有关的论述为讨论对象，分别说明“土司”一词的来历、缘由、涵义与指涉对象的历史变化，建议使用“土司”一词应正确掌握其历史语境与语意。
﹝关键词﹞土司、土司学、语意、语境
土司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土司相关问题的学问，或者说是以土司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学问，欲释其义，关键还是要解释什么是土司？许多与土司研究有关的论着中自然呈现出作者对“土司”与“土司学”的认知，但往往能辨章学术者多，从事考镜源流者相对较少。既然要提倡土司学，严格意义的土司源流考镜工作似不可免。本文不揣浅陋，对“土司”名义相关问题略言一二，期能抛砖引玉。
一、“自古无土司之名”
清人毛奇龄《蛮司合志?序》云：“自古无土司之名”。[ 毛奇龄，《蛮司合志》(台北：广文书局，1968)〈序目一〉。]毛奇龄是康熙时人，曾参与明史纂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蛮司合志》为毛氏“修史所余之稿”，《明史?土司传》的基本内容当出自其手。毛奇龄是清代著名学者，工考据[ 《清史稿》卷491〈朱彝尊传〉称“毛奇龄工考据”。]，著作收入《四库全书》者多达四十余种，《蛮司合志》即为其一，作者自云“自洪武暨崇祯一十六朝，二百七十余年之间，凡沿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失稍见史乘者，略辑其大凡，汇为一编”，为纪录明代土司的重要著作。他关于土司的说法应值得重视。
“自古无土司之名”，那么“土司”之名是何时出现的？毛奇龄说是明代，但没说出确切时间。“土司”一词首见于文献，目前所知，当为《世宗实录》卷315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贵州巡抚王学益在条陈中提到的：“各土司目兵”、“永保、酉阳诸土司”、“诸土司赴调”、“诸苗恃土司之庇”、“今不重禁土司之党逆，不可以靖苗”。王学益对“土司”一词的用法，似已十分惯用、自然，“土司”用语的出现实际当更早。在这则记载之后，至嘉靖四十五年，从《世宗实录》另可检得六则有关“土司”的纪录。[参：白耀天，〈土司与土官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页27~32)。白文并指出杜玉亭与日人谷口房男皆认为《明实录》中最早出现“土司”为嘉靖45年，实为失考。惟谷口房男2007年的论文〈土司制度论〉(《百色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仍持旧说。]由于《明实录》采择大量官方文书，嘉靖朝这批有关“土司”的记录自然成为“土司”名称溯源的重要根据。以闗键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资料库中的明人文献，“土司”见于二百多种文献，近一千五百则，排除误“上”为“土”与句读错误的情形，至少还有千余则。初步查考作者或编者的生活年代，这些记载皆未早于嘉靖二十五年。
学界有不少人主张元代甚或更早已有土司制度。以“土司”为闗键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资料库中的元人文献，检得“土司”记载四则，但经核对原文，或误“上”为“土”，或误“土，司”句读为“土司”，皆不能当作元人文献已有“土司”一词之证。
有人说宋仁宗时王祖道的奏议提到“土司”一词，这又往前推了一步，经查中国基本古籍资料库、《全宋文》、《来凤县志》皆无所获，似难以为证。
从文献上看，“土司”一词可能还是首见于明代。从王学益条陈的行文可知“土司”已是当时惯用语，王并不是第一个使用“土司”的人，这条记载只是证明最迟在嘉靖二十五年已有人使用“土司”这个名词。
历史上的许多名词，是先有某种事实或现象，然后才有指称这事实或现象
的名词，也就是说名词出现于事实之后。虽然“自古无土司之名”，惟与土司有关的现象却可能在“土司”一词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土司的渊源演变自可往前推至“土司”名词出现之前；但“土司”之名并不因此就能以后设的方式出现在它还没发生的时代，例如未加前提的说元代或元代以前即有“土司”制度。考镜源流、正名释义对土司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而言是必要的。
二、“于是土司之名兴焉”
既然“自古无土司之名”，那么“土司”之名是如何产生的？
毛奇龄说：“蛮司者，土司也”，其书所称“蛮司”即当时人习称之“土司”。但“自古无土司之名”，而“蛮”是自古即有的名词，“有虞氏征三苗，高宗伐鬼方，汉武檄駹冉卭僰，统谓之蛮；禹贡曰三百里蛮，诗曰用逷蛮方，皆是也”。“其地踞湖贵川云两广六省”，族别凡数十种，“历代迄今各有大姓为领袖”，“皆雄长其地，呼嗾群族，特未尝建设州司，隶之诠选，如所称土官土吏者”。“惟有明踵元旧事，悉加建设”，“遍设官吏，尽布籍属，于是土司之名兴焉”。也就是说，“土司”之名是因为明代将过去的土人土官“建设州司，隶之诠选”、“遍设官吏，尽布籍属”才产生的。徒有土官，不能称为土司，土官与土司之别主要是制度上的差异[王叔武，〈龚荫《中国土司制度》跋〉(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页1469~1470。)，便从元、明地方行政制度上的差异，说明元代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虽可“参用土人”，但不可称“土司”；而明代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各司则可称“土司”。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绪言〉，页3)对这个观点也有所发挥。]。毛奇龄作了这样的的解释：“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而稽其土官土兵及赋税差役住防守御之制，但定铨选，不立征调。其定铨选法：凡土官名号曰宣慰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初皆隶吏部验封，而后以土兵相制半隶武选。每袭替则必奉朝命，其无子弟者即妻女皆得袭替，虽数年之后，万里之遥，亦必赴阙受职。”这是对“惟有明踵元旧事，悉加建设”，“遍设官吏，尽布籍属”进一步的说明。但“原官”还是土官，明承元制，自然承袭了“土官”的语意与语境，洪武年间虽已对土官的州司、铨选、文武隶属有所更张，但仍称土官，并未改称“土司”，“土官”仍是习惯用语；《明史?职官志》无“土司”之名，只有“土官”条目；可见“土司”原非职官名称。毛奇龄所谓“于是土司之名兴焉”的“于是”，考之史传，只宜理解为因果的背景连结，不宜理解成因果的直接连结。
毛奇龄又云： “迨天顺末，召许土官缴呈勘奏即与袭替，于是控制稍疎动多自恣。至成化中，又有纳榖备赈急公补授之令，则规取日陋，离畔日生。虽孝宗发愤厘革，而正德以还陋习未除。至嘉靖九年始毅然复祖宗之旧，令该府、州、县正二、经历巡检、译传三百六十隶验封，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一百三十三隶武选；其隶验封者布政使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使领之。文武相维，机权攸寓，细大相关，股掌易运”，这说明了制度的松弛窳败，几经整顿，到嘉靖九年才恢复祖宗之旧。这或者也可以作为《明实录》嘉靖年间出现“土司”一词的背景注解。
由“土官”而“土司”，最初并非经由典制命名而成，而为语境上的需要与变化逐渐使然。“土司”名称出现之前，《明实录》中已有“土官衙门”一词，用以指称土官的衙署，以与土官的职衔或土官本人有所区别，例证甚多，如：《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甲寅：“吏部言……及各土官宣慰等衙门旧未有例，今拟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司俱系土官衙门，宜从简例”；《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庚寅：“改四川雅州学正何源为土官衙门吏目”。“衙门”即“有司”，“土官衙门”与“土官”有其语意区别，“土官衙门”原指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司等“五司”，后逐渐简化为“土司”，所指也逐渐扩大到其它土官，如称“诸土司”、“诸土司长官”，往往并非专指“五司”。嘉靖以后，官、私文献中出现“土司”用语的情形日渐普遍，成为通用名词。
“土司”一词从出现到普及，有一个历史过程，加上土司相关制度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场合，“土司”的涵义与具体所指，往往有所出入与异同，逐渐复杂，难以统一。例如《明史?土司传序》开宗明义便说“西南诸蛮”，界定了土司的区域；《清史稿》却有甘肃土司，并另为解释：“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以土官世袭作为“土司”的构成条件，不在乎是否为“西南诸蛮”。这当然是“土司”制度与观念变化的一例。
三、“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今以诸府州概列之土司者，从其始也。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而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故系之府州，以括其所辖。而于土司事迹，止摭其大纲有关乎治乱兴亡者载之”。“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一语道破明代土司名目、制度的混杂情况与修史者处理上的困难。这也可能是《明史?土司传序》未能清楚解释“土司”一词由来与定义的部分原因。
《蛮司合志?序》与《明史?土司传序》都强调洪武年间对土官的官职、诠选、隶属、袭替、赋税差役、驻防守御等皆有所更张与厘定，其后“威柄建弛”，“规取日陋，离叛日生”，嘉靖九年又做了一次恢复洪武旧制的厘革，于是“文武相维”。实际恐非如此，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土司文职〉谓：“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俱为文官，属吏部文选司除授，是宜竟为左列矣。然查《会典》则又不然。户部所开州县，凡宣慰司三，仅四川之播州属焉。四川宣抚司三，一属户部，二属兵部；长官司十六司属户，廿九司又属兵，何也？至云南之宣慰司凡七，俱在檄外，即朝贡亦不尽如期，而亦载之户部版图中，抑异矣。至若湖广一省，则永顺、保靖二宣慰以至四宣抚、九安抚及诸长官司，又俱隶兵部，无一人入户曹者；而贵州宣慰一司，则又属户部矣。似此职掌分裂，当以守土管军民者与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以下，既为文臣，何以俱属都司钤辖？又如云南之澜沧军民指挥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统浪蕖州文官耶？此皆官制之紊乱当议者”，[ 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783。]反映了明代土司、土官隶属的混乱，并非如《明史?土司传序》所称：“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使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那般整齐。
检视《明史》与《清史稿》中与土司相关志、传，可证“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举例如下：
《明史》土司各传述及许多与“土司”、“土官”有关的职官名，略加统计，去其重复，除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五司”，余如“蛮夷长官司”[ 《明史》卷310〈湖广土司〉：﹝施州?宣德二年﹞“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蛮夷官司当即蛮夷长官司。]、“土官”、“诸土司”、“诸土司长官”、“土官部长”、“女土官”、“土知府”、“土知州”、“土巡检”、“土县丞”、“土同知”、“土官舍人”、“土舍”、“土官百夫长”、“土判官”、“土目”、“土官都指挥”等亦常出现，这些出现在土司各传中的名词自然是史传书写者认为的“土司”内涵，其中“诸土司”、“诸土司长官”、“土官部长”都是概括性的称谓，显示土司群体甚多，但随文而出，土司的系统、层级、区别难窥全豹。
《明史》卷40〈地理一〉：“后乃尽革行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州县及羁糜诸司”，“羁糜诸司”或与“土司”有关，但未见称“土司”。“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有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蛮夷长官司五”，称“六司”为“土官”而不称“土司”。《明史?地理志》对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辖内土司，皆直书招讨司、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宣抚司、蛮夷长官司、御夷长官司各司之名，亦不见“土州”、“土县”之名。《明史?土司传》有湖广土司、四川土司、云南土司、贵州土司、广西土司等传，而〈地理志〉对这些地区内的官、司皆称土官而不称土司。
《明史》卷76〈职官五〉有“土官”条，所述包括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的正、副、属官。统计全国土官“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 “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其府州县正二属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职官志〉无“土司”之名，只有“土官”条目，其内容包括土官的官职与土官的衙门，还涉及与土兵有关的都司、卫、所。惟其说明过于简略，对土官职官体系语焉未详。
《明史》卷90〈兵二〉：“后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仪卫司三十三，宣慰使司二，招讨使司二，宣抚司六，安抚司十六，长官司七十，番边都司卫所等四百七”，明制宣慰、招讨、宣抚、安抚、长官等“五司”隶武选，为都司所辖，系全国军事制度的一环，此处将土官“五司”与他官并列，但言其“司”，而未言其“土”。在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湖广都司项下则皆另列“土官”条目，内容不外“六司”，惟广西都司仅列卫所，无土官条目。西番有宣慰使司、招讨司，亦不列土官条目。〈兵志〉卫所述至千户所而止，亦未分辨一般千户与“土千户”。《明史?兵志》对于都司所辖土官，不言土司，土官条目也是或有或无。
《明史》土司各传、〈地理志〉、〈职官志〉、〈兵志〉皆有“土官”之名，所指皆以“五司”或“六司”为前提，仅土司各传与〈职官志〉所言土官扩及“五司” 或“六司”以外的土官。“土司”之名仅见于土司各传传名与传文。
《清史稿?土司传》全传总序置于〈湖广土司〉卷首，文分九段，第一段谓西南诸省“在宋为羁糜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袭《明史?土司传序》旧文而径改“土官衔号”为“土司”，直接指称元代“五司”为“土司”，反映出修史时的“土司”概念。元代并无“土司”一词，“在元为…等土司”的说法不符历史事实，只是后人对元代“五司”所作的历史解释。
总序之外的土司各传传文述及与土司相关的名称甚多，略加统计，去其重复，除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五司”，所见尚有：土司(如容美土司某某，凡不确知土司官名概以“土司”名之)、土官百户所、土知州、土舍、土总百户、土百户、副土百户、土百长、土千户、土目、巡检土司、副巡检土司、土巡检、副长官、左副长官、右副长官、土通判、土知事、副土司、正土司、土都司、土千总、土把总、土弁、土外委、土知县、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土州同、土州判、土同知、土吏目、土推官、土指挥史、土指挥副使、土指挥同知、土指挥佥事、外委土司(官)等，“土司”所指洋洋大观矣！
《清史稿》卷124〈职官四〉有“土司各官”条，不再只称“土官”，其中提到的官名包括：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副千户、百户、百长、宣慰使、宣抚使、副使、长官、副长官、安抚使、土千户、土通判、土知事、土巡检、副巡检、土知州、土州同、土知县、土州判、各品土官(正六品、从六品、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未入流)、土知府、土同知、州同职衔、土县丞、土主簿、土典史、土驿丞、土吏目、土游击、土都司、屯守备、土千总、屯千总、土把总、屯把总、土都司、土守备、千总衔、把总衔、武土官(六品、七品)，并及番部僧官国师、禅师、僧纲、僧正，将“土司各官”做了极大化的概括，土司内涵增加了不少，惟与土司各传传文述及的土司官名对勘还是有些出入。
《清史稿》卷81〈地理二一〉：“﹝云南﹞共领府十四，直隶厅六，直隶州三，厅十二，州二十六、县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既然将土司与土州、土府并列对举，则概念上土司并不包含土府、土州。《清史稿》卷82〈地理二二〉：“﹝贵州﹞共领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四，土司五十三”，其所谓的“土司五十三”，实指长官司，不含土府、土州、土县。《清史稿》卷80〈地理二十〉：“﹝广西﹞领府十一，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厅八，州十五，县四十九，土州二十四，土县四，土司十三，在庆远者曰长官司”，也是将土司与土州、土县对称并列。显然《清史稿?地理志》中的“土司”专指“五司”，不包括土府、土州、土县。
《清史稿》卷70〈地理十一〉：“﹝甘肃﹞领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未言领有土司，且全卷亦未出现其它与土司有关的名称，与《清史稿》卷524〈甘肃土司〉：所述“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相较，两者土司概念出入甚大。
《清史稿》卷141〈兵五〉：“土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土兵之制，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贵或隶土司，或属土弁，或归营汛。甘肃土兵附番部。四川土兵附屯弁、屯蕃。湖南土兵附练兵、屯兵。别有番民七十九族，分隶西宁、西藏”，〈兵志〉将“土司”与“土弁”并举，可见两者有所区别，土弁不属土司；这与〈职官志〉将“土弁”系统的千总、把总列为土司对照，两者对土司的具体认知也有差异。
“土司名目淆杂，难以缕析”，不仅为《明史》土司各传、〈地理志〉、〈职官志〉、〈兵志〉中的土司概念与具体所指往往有所出入提出了背景解释；同时也适用于《清史稿》。沈德符的质疑也说明了“土司”在制度上的混淆杂乱。这或许可供欲将“土司”不分时地的归纳之、分类之、整齐之、定义之的研究者参考。
四、结语
“土司”一词为历史的产物，有它形成的背景，初非朝廷典制名称。其涵义与具体所指，随时代、场合、制度变化以及使用者的不同会有一些出入，也就是说有它的历史语境与语意，很难一义通古今、遍天下。土司既是集合名词，同时可以作单称名词；既可指土官职衔，也可指土官衙署，又可指土官其人。今天研究土司或构建土司学，自然是以后观前，将“土司”概念作极大化的含摄，凡与“土司”有关者皆可纳入，一网打尽；但是对“土司”一词的本义与衍义仍应有一基本的区分与共识，在进行土司问题的具体研究时，才能正确掌握其历史语境与语意。
作者简介：戴 晋 新，台湾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