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皇清职贡图》（下简称《职贡图》）是清乾隆年间编绘的大型民族图志，由画像和图说两部分组成，图文并茂的描绘了清康乾盛世时期的藩属国、海外交往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人物的样貌、服饰、生活等状况，并以满汉双语对照的形式记录了相关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民族关系及向清政府的贡赋情况。《职贡图》所载土司地区，集中分布在湖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通过对《职贡图》图说中记载的土司地区的民俗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能够开启土司民俗志的研究。
[关键词] 《皇清职贡图》；土司地区；民俗志
“职贡图”是中国古代官方绘制的一种工具画册，用于展示王朝与其周边国家、临近民族（族群）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名“职贡”意为“恪尽职守、献纳贡赋”，表明了藩属国和国家地方对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在历代“职贡图”中，清代乾隆皇帝亲自颁旨编绘的《皇清职贡图》，是史上篇幅最大、内容最详、可信度最高的“职贡图”代表作。
一、《职贡图》其书及相关研究
自1644年满清入关夺取中央争政权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励精图治，清朝在乾隆时期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空前繁荣时期。彼时清政府统治的地区西抵近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和葱岭；北至唐努乌梁海萨彦岭；东北达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及太平洋和台湾附属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以西藏、云南为边界，在这一广阔的地域范围中，分布着近三亿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疆域的广阔代表了国家的强大和国力的强盛，随之而来的是朝贡的国内各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越来越多：彼时，“巴勒提、痕都斯坦、艾乌罕……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诸回部联翩内附；朝鲜降服；琉球奉表纳款；安南、暹罗、缅甸、南掌、苏禄诸国，请贡称臣，列为南服，岁岁入贡不绝。”1为告慰祖先、彪炳功绩、弘扬国威、垂询子孙，以及厘清朝贡的国内外各民族，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初一日，乾隆降谕说:“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僮、黎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2是年始修《职贡图》。乾隆二十六年告成八卷，二十八年(1753)因爱乌罕等部先后奉表朝见，土尔扈特部也全部自俄罗斯境内归来，云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内附，于是又续修一卷，合为九卷3。
有关《职贡图》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且多集中在民族语言、民族历史，版本考释等方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庄吉发1989年出版的《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4，李绍明的《清谢遂<职贡图>中的羌族图像》5，以及畏东关于《职贡图》版本、绘制时间、创制过程等方面的研究6；对于《职贡图》所载民俗文化的研究，多以某一民族或者某一地区为对象，如侯瑞秋的《<皇清职贡图>与赫哲族民俗》7，李绍明的《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8，秦永章、李丽的《<皇清职贡图>与清初青海少数民族服饰习俗》9等。目前尚未出现与《职贡图》有关的跨地域、跨民族、综合性的研究土司地区民俗事象的成果。
二、《职贡图》图说所载土司地区的民俗类型
《职贡图》所载土司地区，集中分布在湖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涉及该地区的图说文字计二万四千余字。由于这些文字全部位于绘制的民族人物图片下方，主要起补充说明图像的作用，受版面所限，每段文字较为简短，大多为100-200字的短文，最多不超过250字。然言虽简、义却深，加之注重了对最广泛民族地区资料的收集，《职贡图》的图说涵盖了土司地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迁徙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与民俗相关的内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以下关于《职贡图》图说所载民俗的引用，如未特别说明，均引自[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Ｍ].扬州:广陵书社，2008.）
（一）物质生产民俗
物质生产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社会群体中的大众，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中所创造、想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10”。物质生产与民俗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作为物质生产民俗重要的组成部分，生计方式、工艺技术、生产经验等，同样是在民间传承的知识，是民众智慧的结晶。《职贡图》记载和遍布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司管辖地区的物质生产民俗。
例如，《职贡图》载湖广五溪蛮“苗居多依山岭，刀耕火种”。五溪蛮亦称“武陵蛮”，是东汉至宋时对分布于今湘西及黔、川、鄂三省交界地沅水上游若干少数民族的总称。自唐末五代五溪地区“酋蛮分据其地，自署刺史”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止，五溪地区历来为土司之地。从《职贡图》的记载可以看到，虽然清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但在地理上较为封闭、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五溪地区，彼时大量破坏原始森林的掠夺式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
又如从《职贡图》载广西岑溪县狼人“男椎髻，绩麻为衣，以耕渔为生”；甘肃文县番民“男每农事毕，常挟弓矢以射猎为事。番妇性蠢愚，颇勤耕织” ；贵州都匀黎平等处佯犷苗“男子讣口而耕，女子度身而织，暇则以渔猎为事”可以看到，虽然广西、甘肃和贵州分别地处中国的南方、西北和西南，但当地土司所辖的少数民族群众都因地制宜的开展了多样化生计模式，这种情况一方面展现了广大普通民众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土司管辖的民众生活极端困苦，需要承担多种劳动来供养土司和养活自己。
《职贡图》中还记载了四川威茂协辖瓦寺宣慰司番民“番民勤于耕作，秋成后夫妇相携赴内地佣工，名为下坝，春月始归播种，嵗以为常”；云南丽江等府怒人“妇常负筐持囊劚黄连，亦知耕种，以虎皮麻布黄蜡等物由维西通判充贡”。从这两条记载中能够看到早在清代就已经产生的最早的“打工仔”，以及土司地区开展的经济作物的生产情况。而这都与土司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密切交流息息相关。
（二）生活习俗
生活习俗包括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等方面，及常说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最先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御寒、充饥、安全和交流，最初都是生活习俗实现的。生活习俗“最初阶段是在无意中自然形成，所以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等级身分的严格化、生产条件的差异，人生礼仪的繁复，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以及宗教信仰、审美观点、政治观念、社会心理的差异等，各民族生活民俗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它所满足的已不仅是生理需要，同时也包含了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较高层次的需要。在这些差异的形成过程中，无意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自觉意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11《职贡图》记载了大量的土司地区民众的生活习俗，用白描的方式立体的再现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场景，又由于所处地点、周遭环境和民族关系的差别，土司地区社会的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职贡图》所载的土司民众的衣食住行情况，几乎涵盖了生活习俗变迁过程中的各个阶段。
如《职贡图》中所载，既有四川永宁协右营属九姓苗民“苗民椎髻裹青布帕，着花布衣，披椶榈皮，跣足勤于耕，常吹竹筒笙为乐。苗妇挽髻，以青布作帽，束以花巾，着大袖花布短衣，縁边花裙，恒持伞以行”这类较为原始、简单的衣着；也有广西西林县皿人“男锦巾裹头，着红緑衣；女挽双髻，覆以绣帕，着花领衣，系緑裙素。淡食嗜酸味”这类讲究细节的精细服饰。既有湖广五溪蛮“男蓄发去须，衣缀锡片，领带俱尚红，故名红苗。出入佩刀，妇髻插银梳，衣短，衫系绣裙”；贵州铜仁府属红苗“男椎髻约以红帛，女戴紫笠短衣绛裙，縁以锦，垂带如佩”这类充满尚武气质山地民族服装；也有甘肃西宁县缠头民“男子戴青縀小帽，纒以白布，故名纒头。衣绫绢山茧，长领齐袖，衣靴用香牛皮。妇人披髪戴红缎锐顶帽，缀以珊瑚玛瑙，衣长袄，外披红敞衣。所居皆瓦屋，饮食与西番同”这类高级的华服。总之，通过《职贡图》，就能全览清代民族地区，尤其是土司地区的生活场景，这为开展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人生礼俗
人生礼俗是关于民俗主体的民俗，是指人的一生中，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或年龄阶段所举行的具有一定含义的仪节活动的民俗，主要包括诞生仪礼、成年仪礼、婚姻仪礼和丧葬仪礼。人生礼俗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混融、客观性与主观性不分、象征性与现实性混杂，以及个体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交织的特征。人生仪礼民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对人生、社会、自然的认识与看法，发挥着以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培育个体、传承文化、延续社会的作用。12《职贡图》由于官方记录的性质和探秘猎奇的品味，对充满奇风异俗的土司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人生礼俗，进行了高度精炼又尽可能详细的记载，加之该书成书年代的特殊，为清代改土归流前后土司地区民俗现象的留存和延续，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如《职贡图》所载的湖广五溪蛮“俗尚鬼，每亥子两月杀牛祭神，婚姻以唱歌相悦而成，嫁时母送女，往索银始归，谓之娘钱”，短短35个字，勾画出当时五溪土司地区的信仰礼俗和婚姻礼俗概貌，有心者顺着这条线索探寻下去，就能一窥清代此地的民族信仰、崇拜对象、婚姻制度、家庭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容。
又如《职贡图》载甘肃洮州土指挥杨声所辖卓泥多等族番民“婚姻以牛马为礼，丧事诵经火葬”，更仅用13个字，就将清代甘肃土司地区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来，为回族的历史发展与民族分布状况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职贡图》对土司地区少数民族节日民俗的记载。节日浓缩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华，保留了民族文化中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一面。节日民俗是民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带有强烈的人文因素和浓厚的文化色彩。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民俗。它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成，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13
如《职贡图》载，四川会川营辖通安等处摆夷“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大节，羣饮必醉”；云南临安等府苦葱蛮“其在三猛者，以六月廿四日为年，十二月廿四日为嵗首，至期烹羊豕祀先醉饱歌舞”；贵州贵阳大定等处花苗“俗以六月为嵗首，每嵗孟春择平地为月塲，男吹芦笙，女揺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相恱则共处生子，乃归夫家”等少数民族的节日，都提到六月（或更精确到六月二十四）为“大节”或“年”，从遍布西南边疆土司地区的六月年习俗中，可以研究各地的民族关系、民族历史、民族历法、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迁徙的路线等重大问题，还能观照传统的土司地区的民族节日民俗在现代社会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因此具有多维的价值和意义。
（四）民族特色风俗
民族特色风俗的记载是《职贡图》所载土司地区民俗的精华，也是价值最高、趣味性最强的部分。通过对这些特有风俗的了解，能够从不同层面解答很多之前久悬未决的疑问。
如《职贡图》载，湖广五溪蛮“苗人至今多祀盘瓠为祖”明确回答了五溪蛮的祖先崇拜对象问题，为该地土司所辖民众的族属定了性。
又如《职贡图》载，广西庆逺府过山猺“其过山猺僻处山巅，以焚山种植为业，地力渐薄，辄他徙，故以过山为名。不知纺织，布帛皆市之獞人。性善走，生子始能行，烧銕石烙其足底，使痛痒皆无所知，故履险如平地”，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载，近年来随着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瑶族《过山榜》的发现、修复和整理、研究14，基本与《职贡图》所载形成了互相的印证，从而证明了《职贡图》记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此外，《职贡图》所载四川泰宁协标右营松坪夷人“其俗习强悍，能自造牛皮甲胄，木弓竹箭”； 贵州贵定县平伐苖“婚姻及享賔皆屠狗，性喜鬬，出入必持鎗棒”等土司地区的特色民俗，分别与当地的民间传说《早发的神箭》，以及民族地方流传至今的特色饮食习俗互相印证，提供了清代民族地方社会图景的多重证据。
三 、《职贡图》图说的土司民俗志价值
民俗志一般是指记录描述、说明和解释民俗现象的一类研究成果形式，而撰写民俗志可以说是民俗学家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在民俗学整个研究体系当中，民俗志可以被理解为资料性的部分，与它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民俗本质、构造、作用和流变规律等问题的理论研究部分，关于历史上民俗事实变化的民俗史研究和关于理性认识民俗过程的思想史(与科学史)研究部分。15也就是说，就研究结构而言，民俗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有大致相同的一面。16中国的民俗志在经历了民俗文本收集、民俗事象再现和民俗生态重构等阶段后，面临着向新的书写范式转型的问题：以往单纯以一个村庄或一种民俗事象为主体的民俗志书写，在学科交叉越来越频繁、学术理念的碰撞越来越激烈的当今社会，有着向新的分类方式和表达方式转换的本质诉求。在这一诉求引领下的《职贡图》土司民俗研究，一方面能够在“土司”这一民俗学界全新的概念划分标准下，重新审视以往难以归类和总结的特定地区民俗现象；另一方面，能够将民俗研究的成果，通过土司文化这一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热点，迅速以土司日常生活图景再现的方式实现成功的应用转型，并为民俗学在曾经汇聚大量土司的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落地生根、发芽生长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职贡图》图说所载的土司地区的民俗亚牛，具有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在民俗学的民俗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研究意义，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彰显了民俗志的政治意义
《职贡图》作为清代统治者所修的官方志书，是按照一定的体例反映特定地域或行政区域的政治、历史、经济、军事、文化、民俗、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等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著作。民俗志作为方志学和民俗学的交叉地带，在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民俗志作为某一地区的纵向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的“根”的记录，其政治取向、编成与解读方式，以及服务对象，都需要通过分析研究仔细辨别，使之能够成为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唤醒民族自觉的强大精神武器。
有清一代，民族关系一直是一个极端重大又极度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清代初期，由于清统治者的异族入主身份，使各少数民族看到了政治诉求的彼岸和反抗斗争胜利者的榜样，也造成了清前期的民族问题，直接上升到关乎国家完整和社会稳定的原则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数代皇帝励精图治，不得不采取先礼后兵、分而治之的民族治理策略，在整体沿袭明代土司制度的前提下，由近及远，由中央到地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势力徐徐图之，最终逐步完成了对全国土司的改土归流。《职贡图》正是清政府在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为将来实施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土司政策准备的情报集、地形图和战术手册，这也决定了《职贡图》图说在文字方面简短精悍、高度概括的体裁特征。因此，《职贡图》的民俗志政治方面的意义，表现为统治阶级，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看法、认识和对待方式，这也能为今天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或教训。
（二）开拓了民俗志的对象范围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不是依靠书本传习的知识，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由民众创造、传承和使用的知识。这类知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书本所记录，但就其本身形态而言是属于口头语言、行为举止和身心感受等传习方式为主的知识，性质上属于直接能规范与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文化。17在《职贡图》民俗志的研究开展之前，民俗的记录、描述、再现和传承，一直是困扰民俗学界的问题。虽然民俗学一直认为民间口传心授识民俗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但作为规范的学术研究，口头和书面是民俗学家不得不面对的矛盾。《职贡图》所载的民俗，虽有较强的上位意识和一定的民族歧视因素，但从其与陆续发现的其他文献和实物证据的印证看来，其可靠性是有一定保证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职贡图》以官方志书的形式记载的土司地区民俗，从民俗记录的书面化和官方文献的民间化两个层面开拓了民俗志的对象范围。
《职贡图》图说所载土司地区的物质生产民族、生活民俗、人生礼俗和民族特色风俗方面的内容，基本涵盖了该书所记录民俗事象的大部分内容，一改以往对土司地区社会多集中于奇风异俗的夸张描绘和单个民俗的猎奇式记录的方式，转为对某地某族人白描式的忠实记录，并注重发掘该族的民俗现象与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以及与周边民族关系之间的联系。虽然在字里行间或多或少能够看出主流文化对土司地区民族文化的俯视，但在后世其他证据证明《职贡图》所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比较客观的，这为今后继续进行土司地区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和类似的土司地区民俗志书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
（三）创新了民俗志的书写形式
由于之前民俗志的主要功能在于记录民俗现象，因此力求真实、完整、全面的再现民俗的仪式、场景和过程，是民俗志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随着志书书写意识的发展，人们发展民俗志的这一最高境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再完整的志书也无法表达已经发生过的全息场景，所以现在的民俗志，更多应该是一种提供民俗线索的集合。因为线索的实质在于过程，将一个个线索串联起来就能形成有意义的表达，而且这种表达之中含有特定的文化内核。线索分布于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之中，对于线索的追溯，启动的是一种主动顺藤摸瓜寻找问题的意识。以线索为主的民俗志的最终追求，是引发人们通过类似《职贡图》这样的书籍，其主动探求民俗的本来面貌，从而在自我遵循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完成对民俗文化感知和体会。
而从具体完成方式上来说，《职贡图》这一满汉双语、图文并茂的记录形式，本身即是前无古人之创制，《职贡图》图说所使用的这种用情报式的最精简语言，客观展示一个民族形象，并整体呈现出其民俗文化概貌的方式，也鲜见于民俗文献当中。这一创新使以往主要在地方志民俗志类，以及各代文人笔记中收集、整理民俗文献枯燥工作，变为参考图文对照资料，能够互相印证、互为补充的生动过程，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土司民俗志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使通过土司民俗志还原某一地区某一民族当时的民俗生活世界成为可能，也从阅读体验和成果样貌上给研究者耳目一新的感受。
（四）明确了民俗志的价值诉求
当民俗现象的观察逐渐从一村一庄和单个民俗现象的范围转换到更大的视野之时，民俗志的书写也面临着新的价值体系的构建。现在和今后的民俗文化，需要一种更为动态和大视野的线索民俗志去加以完善。在这一层面可以预计，民俗志的价值诉求应该从以往的全面、细致和完整，向以后的片段、概括和支离转型。其中，片段意味着读取难度的降低和涉及对象的增加；概括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涵盖更多的内容；而支离是为了引发读者对民俗线索的好奇，从而产生追究的动力与决心。《职贡图》在成书之时，并没有主观上向这种“后现代”的民俗志书写方式看齐，但不得不承认，该书客观上为这种“另类”的民俗志的开启提供的成功的范例和绝佳的研究对象，凸显了今后民俗志发展的价值诉求。
此外，从具体层面看，《职贡图》从决定开始创制起，就已经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清晰的要求，这一特征使《职贡图》在土司民俗志方面客观上具有先天的价值，即为国家统治服务。民俗学作为一门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学科，如何回应它的科学性和最终价值，一直是其发展壮大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职贡图》为土司民俗志，甚至整个民俗学学科，指明了如何为国家治理服务，如何为民族地方建设出力，如何将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的方向，这也是《职贡图》最终的价值诉求。
四、结 语
“齐政修教、因俗而治”作为土司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凝练出的国家治理和民族地区管理的理念，对今后土司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其中，“齐政修教”是目标和路线，“因俗而治”是方针和手段。不同土司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是其社会发展状况的体现，也是国家实施统治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基础。《皇清职贡图》作为历代职贡图的杰出代表，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在土司民俗志的研究方面，《职贡图》图说在对象、形式、内容、文字、语言等方面，都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说，《职贡图》图说开启了土司民俗志研究的未来，也从多个层面推进了民俗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清史稿[Z].地理志一.
2傅恒,等.皇清职贡图[Ｍ].扬州:广陵书社,2008.
3佟颖. 《皇清职贡图》及其研究[J].满语研究，2009（1）.
4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Ｍ].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175.
5李绍明.清谢遂《职贡图》中的羌族图像[Ｊ].文物研究,1992,(4).
6畏东关于《职贡图》的系列文章包括《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Ｊ].紫禁城,1992,(2)；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的增补[Ｊ].紫禁城,1993,(6)；嘉庆时期《皇清职贡图》的再次增补[Ｊ].紫禁城,1993,(1).
7侯瑞秋.《皇清职贡图》与赫哲族民俗[Ｊ].满族研究,1998,(3).
8李绍明.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
9秦永章,李丽.《皇清职贡图》与清初青海少数民族服饰习俗[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3).
10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40.
1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73.
12郭明月.人生礼俗民俗特征[Ｊ].科教文汇，2014（10）.
13曹倬衔. 论云南少数民族节日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Ｊ].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4）.
14何红一，黄仪敏.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过山榜”的发现、修复及意义[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1）.
15钟敬文.编撰地方民俗志的意义一一《绍兴百俗图赞》序[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6）.
16刘铁梁. 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6）.
17刘铁梁. 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6）.
作者简介：王 剑,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涪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