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的土司书写启于1868年斯莱登使团在云南的探路活动。当时使团的任务决定了英国人对土司的描写少有偏见和歧视，他们与土司之间虽因中西文化相遇而产生误解，但相处颇为和谐。英国占领缅甸后，开始侵占云南土司村寨，边界冲突不断。他们对土司的描写和评价带有明显的偏见、歧视和诋毁。在土司的书写过程中，英国人掌握着话语权，土司被边缘化，处于失语状态。这种土司书写是一种权力话语的表达，是殖民话语与异域想象的结合，是英国殖民历史的缩影，与英国殖民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密切相关，既能成为解读英国侵略中国及其殖民霸权主义的重要视窗，亦能深化对英国殖民话语和历史书写的认识，丰富后殖民史学的内涵。

关键词：英国人；殖民话语；土司形象；历史书写

西方的殖民话语与历史书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是西方殖民主义虚构政治幻影的手段和方式，与殖民统治密切相关。西方对云南土司的书写启于19世纪60年代，与英国在云南的持续探查活动密切相关。学界对近代以来英国人在云南探查活动的背景、过程、结果及其影响等作了系统深入研究，却未系统地梳理晚清时期英国人对云南边地土司的描写、记录和认知，更未探讨英国人的土司书写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1］本文不揣浅陋，以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为主，兼及其他史料，探究晚清时期英国人在与土司接触、交流和互动中，据其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探查经历和经验，对中国怀有偏见、蔑视和敌意，选择性观察、描述、形塑土司，使其标签化和污名化，并成为解读英国侵略中国及其殖民霸权主义的重要视窗，以期深化对英国殖民话语和历史书写的认识，为中国摆脱殖民主义话语影响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为理解晚清时期的中英关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去的边疆视角。

一、“金银之路”上的土司

19世纪60年代，云南因毗邻缅甸和越南，英国和法国最先在这一地区进行探查活动。当英国酝酿打通滇缅时，法国也在积极谋划开通滇越，派出考察团进入云南。为此，英国加快步伐，于1868年组织了代表团，任命驻缅甸曼德勒政务长官斯莱登（Sladen）为团长，英印博物馆负责人安德森（John Anderson）等为成员，其目的是开通八莫路，沟通从仰光经云南直达中国东海岸的贸易渠道。［2］至此，英国拉开了在云南进行大规模探查活动的序幕。

1868年，斯莱登使团踏上他们心目中的“金银之路”［3］。3月初，他们到达盏达土司边境，土司拒绝其通过。［4］22日，使团被告知这一地区已经被开放［5］，允许其进入中国。5月13日，斯莱登使团抵达盏达土司。14日，斯莱登使团在盏达土司署前厅拜见了土司。［6］

土司是一位瘦弱的老人，脸庞聪慧，举止优雅。他穿着一件深蓝色长外套，戴着一顶黑缎子便帽。他紧张而沉默，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由他的官员完成。［7］

初见英国人，土司身着清朝汉人服饰，未穿官服，显得“紧张而沉默”，他未直接跟英国人沟通，由他的官员完成。交谈的内容是打通贸易渠道，土司希望英国人的“使命将能解决好这一地区的问题，恢复贸易。”［8］

会谈中，土司继承人和土司孙子被介绍给英国人。老土司很溺爱他的孙子，“迫切地要求斯莱登认他做儿子”，当得知斯莱登有儿子时，老土司说“那就让他们成为兄弟吧。”会谈结束时，英国人送给土司一块漂亮的桌布和其他礼物，土司也让仆人将大米、鸭子和腌制的野鹅等礼物给英国人还礼。第二天早上，土司领着他的孙子，带着漂亮的丝绸被子和傣族刺绣枕头等礼物来回访斯莱登使团，“以斯莱登新领养儿子的名义，送给他一根精美的用搪瓷修饰的银制烟杆”。安德森认为，土司此举是为了孙子能获得英国人真正的关爱，斯莱登的领养对盏达土司未来继承人的幸福至关重要。［9］

这次见面，土司还请求使团离开盏达时经过其家门口，他为使团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英国人下马与土司握手告别时，土司“感到相当的困惑”。［10］不久，使团返回盏达，土司已没有先前的紧张、困惑，对英国人的先进物品很感兴趣，认为望远镜“能让英国人看到山的中心，并探测到其中隐藏的贵金属。”为此，土司迫切想知道盏达山上是否有银。［11］

斯莱登使团途经干崖。干崖土司是一位15岁的少年［12］，土司政务由其母亲代理。他们赞成清朝的体制，反对英国人的行动。［13］5月23日，英国人离开干崖土司，进入南甸土司，土司夫人会见了他们。［14］

8月，使团从腾冲返回八莫途中，关于英国人的流言在土司地区传播：英国人来到他们的山谷，把飞龙和其他邪恶的东西带给他们。英国人到来还导致土司地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他们逗留后，每个地方都有人死去。英国人认为这种流言是干崖人散布的。［15］当使团准备从杉木笼进入户撒时，户撒土司赖天福没有按承诺出现，使团不得不绕道从干崖、盏达、蛮允老路进入户撒。［16］英国人认为，这一地区散布的“迷信恐惧”即便是英国人眼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户撒土司也没能摆脱。在同一坝子的腊撒土司则坚决拒绝英国人的来访。他将此事归咎于“他的臣民的偏见”，并表示“无论何时我们再来，他和他的人民都会准备好欢迎我们的到来。”［17］但英国人认为他担心的是“陌生人会迷惑他和他的家人”。［18］

8月10日，使团到达户撒土司。户撒土司给英国人留下了最愉快的回忆。他们跟赖天福一家相处融洽，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有可爱、无拘无束的风度和高雅的礼节。土司高兴地谈论着他从到过仰光的汉人那里听来的各种现代发明。他的叙述中“充满惊人的夸张，包括飞行机器、望远镜能让视线穿透大山，还有一些能脱下人们衣服的东西！”他“对铁路、轮船和汽油有一些模糊的认知，他最渴望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为此，英国人“努力促使他访问仰光和加尔各答，但他似乎认为这一地区的混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赖天福能读写汉语和傣语，现在又开始用英国人给他的笔记本记单词和句子，学习缅语，他学缅语的样子，令英国人感到惊讶。他有外交手腕，能成功地在回族官员和清朝官员之间维持友好关系，使户撒逃过了战争的袭扰。他非常渴望重新开通中缅贸易路线，他对周边的景颇头人也很有影响力。［19］

8月27日，使团离开户撒，户撒土司妻女前往送行，“他们满含热泪，一再要求我们赶快再来”，“我们以英国方式主动握手，土司大女儿拒绝了，因为这违背掸人的礼仪，但土司年轻的妻子鼓起勇气，不顾舆论，跟我们握手。”赖天福将斯莱登使团送到户撒边界，“明显遗憾地离开了我们。”［20］

二、1894年前后英国人对土司的认识和态度

1893年11月，因“滇缅界务”谈判需要，英国中国事务顾问卫理（Warry）和戴维斯（H R Davies）等与清朝官员彭继志和土司等到滇缅边境调查虎踞、天马和汉龙等关情况。

11月24日，戴维斯等人在西马遇到了盏达、干崖和猛卯土司。英国人对干崖土司这样描写：

现在的土司叫刀盈廷，是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秃头，长长的黑胡子，胡子通常被一个黑色丝绸袋裹着。他充满活力，颇具人格魅力，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掸人土司。［21］

时年40岁的刀盈廷，即1868年英国人安德森所说的干崖年轻土司，此时已是滇西土司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2］

他们对盏达土司这样描述：

现在的土司叫刀思必治，28岁，脸上有明显的水痘痕迹，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据说他与煽动克钦反对英国有很大关系，而且很可能确实如此，正如他声称在我们控制的昔马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他）由清朝任命，在盏达外没有任何影响力，也不受臣民欢迎。［23］

刀思必治是1868年英国人遇到的盏达土司的儿子，斯莱登“干儿子”的叔叔。

12月21日，遮放土司出现在戴维斯等英国人的视线中。戴维斯说“他几乎有一个职业土匪和杀人犯的名声，而且他看起来确实如此。”［24］在1894年另一份报告中，戴维斯作了更细致地描写：

遮放土司，40或45岁，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无论在他臣民或外人眼里，他当时杀了很多人。有些人是被他以普通方式杀死；有些人是被他活活烧死或用两头水牛分尸。遮放附近的掸人和克钦都讲述着许多关于他的野蛮故事。他的臣民和其他人都非常怕他。他这种严厉举措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臣民迁徙到其他土司地躲避他。……他脸上的表情明显的展现了有关他的故事。［25］

戴维斯还说湾登人非常讨厌遮放土司，因为他一直向村长和其他人分发刻有他名字的勋章。他是湾登的宿敌。［26］

戴维斯关于湾登情况的记录与遮放土司的说法相反。当时遮放土司给彭继志的请愿书里这样说到：

我家作为遮放土司已17代，我的土地四周都被不懂法律法规知识的克钦人包围着，很难统治。目前，他们承认我是他们的主人，但我叫他们来时，他们经常不来。英国人已经从我手中拿去了湾登、勐古和邦官。克钦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地区属于中国，英国人已征税，我已经指示他们不要反抗，等待朝廷的决定。［27］

在请愿书中，遮放土司附上了被英国人夺走的湾登等地村寨名称。土司认为被英国人夺去且征收赋税的湾登、勐古和邦官属于中国，但他治下的克钦人没有这种意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卫理在报告中说，四年前土司曾在这里驻扎军队，云贵总督让其撤兵，土司感到非常的不公和愤慨。［28］

1894年1月10日，戴维斯等人抵达猛卯土司。当天下午，他们拜访了土司。

土司是一个有点干瘪的男人，40或45岁。他非常紧张，浑身发抖，吸了如此多的鸦片，以致于完全不能思考或行动。他在猛卯以外没有影响力。……按照正常程序，他不会成为土司。然而，大约20年前，他发动了一场叛乱，杀死了他的父亲（当时的土司），把他的四个兄弟赶出了猛卯，自立为土司。当时，他显然比现在精力充沛。［29］

戴维斯的描述，形塑了土司衎定邦从年轻时精力充沛到现在因抽鸦片而变成现在“干瘪”“紧张”“浑身发抖”“不能思考或行动”的形象。土司虽如此，但仍未忘被英国人夺去的领土，他写请愿书，向清政府请愿，英国“官员从猛卯土司各村寨强行征收贡赋。他要求恢复猛卯和缅甸之间多年来一直有争议的其他地区。”［30］请愿书里，他还无奈地诉说着英国入侵其领土的情形：

自从我成为土司以来，英国人已占领了缅甸，我已经不能与他们继续争论旧日争端。我想向中国请愿，但这件事过去时间太久，汉龙和天马关已经失去很长时间，虽然我们有档案，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我们仍然有那些在南坎和昔兰失去的有收益的土地的地契。这片土地已从我们手上失去，我们不能从中征收土地税。此外，英国人入侵了我的领地，在属于我的22个村庄强征税款。……请求您把这些领地从英国人那里要回来，并追回已收款项。［31］

英国占领缅甸后，猛卯土司与缅甸边界纠纷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不能与英国争论以前与缅甸的争端。现在英国又入侵了猛卯土司的领土，在22个村寨强征赋税。猛卯土司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寄希望于清朝。

13日，卫里和戴维斯等人在陇川境内遇到了陇川土司：

土司是一个11岁的男孩。他父亲（老土司）1891年去世。他的母亲是干崖土司的姐姐。他太年轻不能执政，由他母亲代替。……他的秘书是一个湖南汉人，很多事务可能是这个秘书处理。他的副手是一个勐那（干崖）傣族。［32］

期间，陇川土司亦上书请愿：

近年来，英国已入侵和侵占我关内外111个村庄，并强行征收贡品，毫无内疚地烧毁了拒绝上贡的村寨。绝望中的克钦人不得不屈服，他们一直对这件事保密，直到去年我把他们作为中国叛徒上报朝廷。我还很小，不懂这些事情，即使我知道，我也无力去做任何事。虽然英国人获得的贡品数量微不足道，但我丧失领土的责任是严重的，我的境遇艰难。现在，我可以幸运地告诉您，这两关在我的管辖范围内。这一事实被我的档案证实，而且这两关本身就存在。……我恳求您让英国把他们拿走的东西归还。……他们烧毁村庄，强征罚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请求您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33］

陇川土司虽知英国入侵、强征赋税以及丧失土地事关重大，却只能用档案等证明土地的归属，无力夺回土地。英国人也注意到，虽然陇川土司不能控制山上的克钦和崩龙（德昂族），但“最近，靠近边界的一些克钦村寨开始自愿主动向勐宛（陇川）土司缴纳贡赋，目的是变成中国臣民，避免被英国统治。”［34］

14日，卫里等人抵达户撒土司。英国人遇到1868年安德森提到的土司：

现在的土司叫赖天福，一个英俊的老头，66岁，白胡子，鹰钩鼻，和腊撒土司一样，也有汉族血统，虽然他现在自称‘掸人’……他有4个儿子，现在他几乎已经告替，由长子行使土司权利。［35］

户撒现任土司是赖天福的长子，45岁左右，性格更冷漠，这可能跟他吸食鸦片有关。而赖天福几乎是户撒—腊撒平原上唯一不抽鸦片的人。［36］

15日，英国人见到了腊撒土司。他是一个长子胡子和头发编成辫子的男人，56岁，最近因土司地发生叛乱被剥夺土司职位，他只能穿普通汉人的便衣。英国人认为他显然不能镇压叛乱，“是一位和蔼可亲、朴实无华的老先生，一点也不像户撒土司那样精力充沛。他说他晚上不多喝酒，因为他担心酒会腐蚀他的胡子。”［37］

除了遮放、陇川、猛卯三土司向朝廷上请愿书外，盏达土司也向清朝写了请愿书：

现在英国人已占领萨东和昔马，并且通过威胁手段在这4个村寨征收贡赋。他们也越过贵概，但在我的要求下已撤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奉命等待划界。……但是英国人在不断前进，只要有人指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时，他们才会停下来。他们以惩罚克钦人为借口，占领了我的土地。……我的臣民也是受害者，如果没有英国人的入侵，他们将在和平中生活。我恳求您让英国人归还我的村寨，不再向他们征收更多的贡赋。［38］

卫里在报告中未对盏达土司的请愿书过多评价。只是说，如果彭继志对他所言不虚，昔马现在已经划给了中国，那4个村寨也很可能将会归还盏达土司。［39］

三、权力话语的表达：英国人的土司书写

“英国人有书写历史的习惯”［40］。晚清时期英国人对土司的描写是一种历史书写。他们对土司的认知、素描和形塑，绝对不是简单的观察和感性认识，早已“混入”了英国人所处时代的“声音”，“掺杂”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素，是英国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产物，其背后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

英国人的土司书写启于1868年斯莱登使团在云南的探路活动。当时英国使团为了开通商路以获取巨大商业利益，对华奉行“仁慈的不干涉政策”，对与缅甸接壤的云南土司暂未有领土诉求。这决定了他们对待土司的态度和方式，以及对土司的理解和想象，进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实践。

这一时期英国人对土司的书写不仅有平等、友好、礼貌。斯莱登使团初入云南，最早遇到盏达土司。盏达土司初次会见英国人时，显得“紧张而沉默”。其他土司大都一样，有的甚至拒绝见英国人。英国人“以英国方式”主动跟土司及其亲属握手时，有的“感到相当困惑”，有的因为违背礼仪而“拒绝”，只有户撒土司年轻妻子“鼓起勇气，不顾舆论”，跟英国人握手。土司及其亲属的表现，英国人如实记录，没有傲慢和不屑，且很有礼貌的主动交往，对土司及其亲属亦赞赏有加。英国人拜访盏达土司时，安德森用了“隆重”［41］一词。英国人跟土司首次交谈是和谐的，彼此互送礼物。他们对土司及其官员评价很高，土司“脸庞聪慧，举止优雅”，官员是受过教育的绅士和聪慧的人。［42］他们对户撒土司有“彬彬有礼、事业有成”、“精力充沛、受过良好教育”、勤勉好学、渴望知识的印象，对户撒土司的妻子和女儿也有可爱、无拘无束、礼节高雅的印象。他们都是英国人的“老朋友”。英国人途经南甸土司，土司夫人出面迎接。英国人给土司夫人送了地毯、镜子等礼物。［43］英国人从腾冲返回八莫时，他们的老朋友土司夫人与他们挥手告别，派仪仗队送行。［44］到户撒—腊撒平原后，英国人也给拒绝见面的腊撒土司送了一份礼物和礼貌的贺词。［45］

除了上述的态度，此时的英国人对土司还有迎合之心态。他们拜访盏达土司时，土司让斯莱登认他的孙子做“儿子”，且以斯莱登“儿子”的名义给斯莱登送了礼物，斯莱登没有拒绝，表示认可。土司要求他们离开盏达时经过土司家门口，他们也答应了。南甸土司境内的傣族妇女跟他们要镜子，即便看到他们身上已有镜子，也没有拒绝。［46］户撒土司谈论他听到的各种现代发明时，即使他们认为土司的叙述“充满惊人的夸张”，“对铁路、轮船和汽油有一些模糊的认知”，在记录时也没有鄙视和不屑，反而主动邀请他到仰光和加尔各答访问。

当然，英国人也有一些关于土司和民众对先进技术的无知以及对外来者产生迷信恐惧而感到困惑的记录，但没有批评、偏见和质疑之声。例如，土司接触英国人后，不再紧张沉默，反而对英国人的先进技术感兴趣，有朴实的想象和附会。他们认为英国人的望远镜能看到山的中心，探测到其中的贵金属。盏达土司向英国人询问盏达山上是否有银。户撒土司也认为飞行器、望远镜能让视线穿透大山，还有一些能脱下人们衣服的机器。此外，英国人也记录了土司和当地人迷信恐惧而对他们不利的感觉，比如英国人带来飞龙和其他邪恶的东西，带来了洪水泛滥，甚至带来了死亡。［47］这种“迷信恐惧”所有土司都未能摆脱。［48］

英国人的土司书写在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签订前后相较1868年发生了变化。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后，随着缅甸全境日渐稳定，逐步将势力向中缅边境伸展，开始侵占土司村寨，征收赋税，引起冲突和纠纷。这一时期英国人对土司的认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他们的土司书写是一种殖民话语的历史书写，怀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他们以“勘界及游历为名，窥伺滇边数十土司”，欲“胁为两属，然后徐与我分界”。［49］卫理在他的旅行报告中也透露出这样的目的，“结识这些中国土司是有用的，因为他们的领土离我们的领土只有一二百英里。”“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使他们对我们的边疆政策有了更公正的看法，消除了他们的疑虑，至今仍受到他们的款待。”［50］戴维斯在报告里亦坦言他的报告是“为传达军事价值的信息”，详细记录了各土司的经纬度、地形地势、四至、交通、供给等信息，并绘制了土司驻地草图。［51］

英国人对与其有边界纠纷和没有边界纠纷的土司的描写和评价是不同的。对没有边界纠纷的土司，在描写中很少有偏见，更没有诋毁，甚至有意拉拢。英国人对干崖、户撒等土司的描写与清朝官员的描写相差不大，且有更多的褒扬。英国人认为刀盈廷“充满活力，具有人格魅力，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傣族土司”。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身材魁梧的老先生”，对雪茄等礼物很满意。［52］1890年，腾越厅知州黄炳堃认为“干崖宣抚司刀盈廷，方面美髯，举止端重，夷情爱戴，听断亦平”。［53］英国人认为户撒土司“长得很漂亮，66岁，白胡子，鹰钩鼻”。［54］黄炳堃认为“户撒长官赖天福，修伟昂藏，老而弥壮，深于阅历，能悉物情。”［55］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在户撒期间，户撒土司也向卫理提了要求，但户撒的请求没有交给彭继志，卫理在他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户撒土司向英属缅甸行政官员提出的这项特别要求：

如果（英国）能作某种安排，让户撒-腊撒谷地的本地人能获得充足的鸦片，供他们在寒冷的季节自己使用，这对他的人民将是极好的慈善，对他自己也是很大的恩惠。……如果能得到这一恩惠，他们（土司及民众）会欣然接受任何被认为是必要的规定。［56］

卫理认为户撒土司的要求能等到满足，土司及其臣民有可能靠向英国，而且户撒人是所有土司中“最勤劳和最有用的人。”［57］他希望英属缅甸行政长官“能满足土司的愿望”，对户撒土司有意拉拢，这完全符合英国的殖民利益，受到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对卫里的建议作一个报告。［58］

然而，英国人对与他们有边界纠纷的土司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偏见、歧视和诋毁。遮放土司是与英国有边界纠纷的四个土司中反抗最激烈的一位，因此他受到的偏见、歧视、诋毁和误解也最深。英国人把遮放土司描写成“职业土匪”“杀人犯”“臭名昭著的恶棍”，说他“残暴”和“野蛮”。而1874年安德森对他的描述则是“土司是由猛龙官员培养的，是清朝坚定不移的朋友”。［59］土司对清朝的忠诚也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展现。他收回了被木邦侵占的村寨。英国侵占遮放土司的湾登、勐古等地村寨，他也通过发放刻有他名字的印章给被英国侵占的村寨以及在湾登等地驻军等方式宣示主权，因此戴维斯等人非常厌恶他，在报告中提醒英国政府，若划分边界时，将湾登或勐古任何领土移交给遮放土司，将引发战争。［60］彭继志则认为“这些地方归还给土司，将大大有助于边境的和谐。”［61］由此可知，戴维斯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上，对土司怀有敌意，使土司民众“失声”，代替他们发声，说遮放土司民众逃离他，说他是湾登人的“宿敌”，进而污名化土司，为英国侵占遮放土司村寨辩护。清朝官员彭继志和遮放土司是站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利益的立场上，虽然土司是服从清政府的命令，被迫离开被英国夺去的村寨，但他内心并没有放弃对这些村寨的所有权，一直在湾登等地采取行动，体现了他的国家观念和价值取向。英国的殖民话语体系和土司守土固边的观念明显冲突。英国人为何如此厌恶和诋毁遮放土司一目了然。

盏达土司也用行动反对英国人的入侵。他在被英国控制的昔马等地“煽动克钦反对英国政府”。［62］英国人对他亦有隐秘的丑化。英国人说“在盏达外没有任何影响力，也不受臣民欢迎”，塑造了无能讨厌的形象。还说他已经清理了阻止他成为土司的几个亲戚［63］，刻画了土司残忍不顾亲情的形象。

对于那些英国侵占了村寨，无力反抗，也未做出反抗的土司，英国人只是显示出对土司无能的轻视和偏见。他们认为拜访猛卯土司是“一件很小且有失身份的事”［64］，猛卯土司“干瘪”“非常紧张”“浑身发抖”，吸食鸦片过多，“完全不能思考或行动”，在猛卯土司外没有影响力，但却刻画出土司年轻时杀死父亲的残忍形象。英国人对11岁的陇川土司未做更多描述，只是说土司对他所声称的远超铁壁关和虎踞关的疆域几乎已经失去了控制。［65］从中亦看出英国对土司的轻视，以及他们对侵占陇川土司村寨事实置若罔闻。［66］

如上所述，英国人在对土司的描写中，都是他们在替土司说话，把土司表达成他们想表达的样子。英国人对土司如此细致的描写，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侵略这一区域，为此他们首先要认识土司，然后通过各种举措侵占土司村寨或拉拢土司，并通过土司书写使英国殖民侵略合理化。英国人对土司书写的每一次转变，都与英国国家利益有关，与他们的远东殖民战略有关，也与清英关系和清朝国际地位有关。

四、结 语

书写与被书写体现了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英国的土司书写是权力话语的表达，是殖民话语与异域想象的结合，代表着英国的殖民事业，为英国国家利益和殖民侵略服务，只有置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英国人不断调整观察的角度、感兴趣的主题，以及选择想要的细节和记忆，来认知、描写、形塑和书写土司，形成了一套土司书写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当英国人把土司纳入自己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时，各种观念混杂在一起，不同阶段对土司就会有不同的书写。

英国人的土司书写，反映了英国殖民侵略中国的不同阶段。最初，英国进入云南的焦点是为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而打通中缅通道，奉行“仁慈的不干预政策”，尚未有侵占土司村寨的计划，处于中缅贸易孔道上的土司成为他们联系、讨好的对象，有了“送礼”“认干亲”等友好礼貌的交往，英国与土司的相遇，是中西文化的相遇与碰撞，双方的不和谐只是中西文化相遇引起的“文化震撼”，且英国人展示出极大的礼貌、善意和迎合，未有偏见和歧视，他们对土司的书写亦相对友好和公正。英国殖民缅甸后，英国人与土司之间已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相遇与碰撞，而是两种话语体系和国家主权利益的碰撞与冲突。他们开始入侵云南土司，侵占烧毁土司村寨，强征赋税，批评、偏见、歧视、敌意和诋毁的描写在他们的报告中显现无疑。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下，英国人为英国殖民利益服务，对土司形象的刻画具有标签化和污名化，拒不承认侵占土司村寨，强征赋税，为其侵略中国辩护。他们对土司的抗议和诉求无动于衷，对利于殖民侵略的事，却格外留意，比如对户撒土司的诉求，不但建议满足，而且还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土司在面对英国人的侵占时，有的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在英国人眼中成为无能而可以随意欺负之对象。有的虽用行动宣示主权，但效果甚微，反而遭到英国人恶意毁谤、贬低和污蔑。

在这种书写体系中，英国是中心，掌握着话语权，土司则被边缘化，在异域想象中被书写，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总是处于不在场的失语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英国殖民历史的缩影，与英国殖民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密切相关。对晚清时期英国人土司书写的研究，成了解读英国殖民侵略中国及其殖民霸权主义的重要视窗，有利于中国摆脱殖民主义意识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有其十分重要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按：作者王春桥，云南保山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边疆史、中国民族史、土司制度、历史人类学研究。原文载《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1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