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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宋墓石刻装饰艺术特点
发表时间:2021-07-28     阅读次数:     字体:【

[摘要] 遵义宋墓葬石刻艺术是遵义地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研究和探讨遵义地区墓葬石刻装饰艺术,有利于厘清墓葬文化各要素间的区别和相互联系,揭示遵义地区墓葬石刻艺术特点和墓葬文化发展规律,对于了解和把握遵义地区文化的特质,展示贵州文化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对于保护和利用遵义地区墓葬文化、继承和发展遵义地区墓葬文化的合理内核,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宋墓;石刻;装饰题材;遵义地区

墓葬石刻是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墓葬石刻是人们墓葬观念、墓葬意识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直接体现,人们通过陵墓建筑规模、形制和雕刻的类型、数量等外在现象,了解墓主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墓主亲属关系,同时也是了解当地当时的文化特点,了解该地域的墓葬习俗和宗教信仰。遵义地区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地区,在陵墓建筑和石刻艺术上,除了继承中国陵墓建筑和雕刻传统之外,也表现出了本地区的墓葬建筑和石刻艺术的特色。

一、遵义地区宋墓石刻是宋代典型装饰题材及装饰艺术体系的反映

我国墓葬的室内装饰兴起于汉代,其发展可分为汉、南北朝、隋唐、宋代四个大的时段,明代就开始由墓内逐渐走向墓外装饰。汉代墓葬石刻装饰的题材主要为有关天象、升仙、祥瑞和御凶驱邪等内容。魏晋时期受社会动荡、民族冲突等影响,墓葬装饰出现了短暂的中断。南北朝时期随经济文化的复苏,墓葬石刻得到复兴,还出现一些受到佛教影响的内容石刻图像。随唐宋时期,墓葬石刻装饰石刻内容除部分保留星象图和四神等祥瑞图之外,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世界为主的石刻装饰题材。自此,墓葬石刻逐渐完成了自两汉来“从神到人的转变,逐步世俗化”的过程。这也表明关于日常家居生活的内容开始引人注目,墓葬墓室装饰石刻内容已从对等级制度的恪守与炫耀,开始转向为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照。

遵义地区自先秦时期始与巴蜀、中原地区交往,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这可以从遵义地区务川大坪汉墓、道真陈家坡汉墓、仁怀合马西汉土坑墓、习水隆兴汉墓、遵义县龙塘村汉墓、遵义市马家湾西汉土坑墓葬等,出土了不少含有汉文化因素,刻有“富贵昌”“宜子孙”等吉祥铭文的砖,以及石猪、石鸡以及青龙、白虎、奔马图等画像石。魏晋及唐代墓葬在遵义地区发现甚少,仅在道真县发现天子坪魏晋砖墓群一处,正安县凤仪发现唐代郑氏祖墓一处,且墓内装饰考古资料记载较少。宋代,遵义地区(古播州)加强了与外界联系,开发进程较快,地主经济有所发展,中央王朝将其列为经制州。从遵义地区现存大量的宋墓来看,其墓葬建筑规模及石刻工艺和雕刻图案,足以说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

遵义地区宋代墓室装饰石刻题材涉及仿木构建筑、人物、动物、花卉、家具、帘慢、几何形图案、文字铭文等几大类,而这些题材运用又存在着这样的特点:一是在墓壁、梁等部位,多有石刻仿木构建筑;二是在左右壁、后壁、藻井等部位,都装饰有文官、武士、侍子侍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飞天、团花等图案雕刻;三是在墓壁、屏风、门的障水板等空闲位置,一般都装饰野鹿衔枝、狮子戏球、团花等图案;四是在左右壁龛、后壁龛里,会有石刻男女墓主人像、启门图、屏风及帘慢等;五是在承托柱子、棺床等部位,要施以负重力士;六是在龛顶、柱及藻井等部位,雕刻吉祥祈福及纪年等的文字内容。这些墓室装饰的石刻题材也是宋代丧葬艺术中典型装饰题材,反映了宋代墓室典型装饰艺术体系。

二、仿木建筑雕饰是遵义地区宋墓装饰中最为普遍的内容和墓葬艺术的突出特点

中国历来重视丧葬事务,“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一直为我国民众的传统思想。宋代也是一个“厚丧薄葬”的社会,隆重的治丧行为现象,对宋代墓室的装饰有着一定的影响。虽然,在宋代提倡丧葬简约,但治丧行为却十分讲究,不但在置办丧事中要请僧侣和道士念经、设斋、打醮和做佛事等活动内容,而且墓内室壁装饰还将当时墓葬仿木结构建筑变得更加华丽,仿木斗拱、枋、柱、门窗等构建也变得更为复杂。

遵义地区的宋代墓葬室壁装饰石刻,也正是在这种“厚丧薄葬”的观念中得以继续发展。从遵义地区宋墓发现资料来看,随着中原地区仿木建筑雕饰的建筑技法和装饰形式在遵义地区推广,墓葬也开始出现和流行仿造木结构建筑,结合本地生态环境,宋墓均采用砂石或青石质地的仿木结构建筑雕饰。如杨粲墓,系仿木结构建筑男女双室石墓,男女两室均由墓门、前室、后室及过道四个部分组成,全用白砂岩条石筑构,共496块。杨粲墓有墓门共四座,男女二室之前后室各置一座;男女两室后端设有过道相通,中有石门,无门扉,门下有槛,槛分五级台阶。后室墓顶有一横梁将其分为前后两间,前间为小拱劵顶,后间系一长方形斜坡藻井顶。为了使墓中石雕之间疏朗开展而不致零乱散漫,用仿木结构建筑布置成四合殿堂形式。在后壁墓主像龛下有两级台阶,第一级台阶之上,竖立抹角八棱石柱一对,柱下有础和楯。其上系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挑檐枋和屋顶,屋顶上隐刻宝珠顶、屋脊、鸱吻、瓦当、跷角等。在这层内龛外两侧,又各立一根抹角八棱侍柱,枉下镂刻“负重人”雕像二尊,柱上有横梁,其正面隐刻雀替,阑额、栌斗、散斗、柱头枋,柱头枋上紧接墓顶和藻井。后壁下部有三层,每层均由三块条石竖砌而成。

在宋代地宫中,出现和流行仿造木结构建筑装饰形式,即在同一个建筑物上,仿木构建筑雕饰既用在了建筑的内部,也用于建筑的外部。遵义地区宋墓不但均为仿木结构建筑石墓,墓室内的斗栱也多为一斗三升或简单的栌斗、散斗结构,而且还在墓室内壁两侧的壁龛内也雕刻仿木结构建筑。杨粲墓葬后室门额背面和横梁正面,均雕刻相同的仿木构建筑,其建筑装饰图案有龙头形雀替、阑额、柱头枋、散斗、抹角八棱柱和柱础等。理智村宋墓后室壁龛外房屋建筑雕刻,有屋檐歇山顶,盖筒瓦,有圆瓦当和勾头瓦当,檐下刻有斗拱、挑檐枋、阑额、雀替等构件;正安官田宋墓后壁龛外也刻有仿房屋建筑,雕有檐柱、柱头枋、斗拱、雀替等构件;赤水市文华水王塘宋墓墓室后壁上部外层雕仿木结构建筑等;在九庄宋墓后壁墓主像石台顶也仿照宋代木结构房屋式样雕刻的瓦檐、横梁和柱子。而这些墓室壁龛雕刻的仿木结构建筑图像,较完整地再现了生活中房屋建筑的特点。

遵义地区宋代这种墓葬的特点与川北、川东南和重庆地区宋代流行同类墓葬在结构、装饰上如出一辙。如在仁孝县古佛乡发现的夫妇合葬宋墓的墓室有仿房屋建筑雕刻,在荣昌县许溪宋墓墓室后壁龛外雕有仿木结构房屋建筑等等。因此,有学者将四川、贵州两地这种相似的宋墓并称为“川贵类型宋墓”。

三、遵义地区宋墓中墓主雕像及启门图像是宋代墓葬中流行的典型装饰题材

遵义地区宋墓装饰图像中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将墓主人真像雕刻在墓壁上。从遵义地区宋代墓葬资料总体看来,墓主雕像的放置都有比较固定,在单室墓的后壁龛内雕刻墓主雕像,如有前后两室的则将墓主雕像雕刻在后室的后壁龛内,壁龛有内外两层组成,龛的外层雕刻仿木结构房屋,其内层雕刻墓主夫妇像,墓主雕像以坐像的为多,少有站立雕像。

遵义地区宋墓墓主雕像大多为墓主坐图像。坐像图像一般为墓主端坐在靠背椅中,双手握于胸前或手扶座椅,墓主雕像神态端庄、慈祥而不失威严。如杨粲墓、遵义理智宋墓、仁怀荣昌宋墓、务川金银洞宋墓、赤水官渡宋墓、桐梓夜郎坝宋墓、桐梓周市石棺墓、湄潭金桥宋墓等,在其墓室后壁皆雕刻有墓主坐像。部分墓主像两侧还雕有仆侍人物,他们或摇扇或进献食物,在墓室两侧壁及与后壁相接处则雕刻有毕恭毕敬的文武属吏。杨粲墓后室的后壁龛内有墓主雕像,墓主杨粲雕像高97厘米,头戴宋代展脚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端坐在龙头搭脑的靠背椅上,双手抄于大袖内,面部表情威严。其女墓主雕像头部已被破坏,残高69厘米,身着对衽宽领长袍。在龛外壁两侧分别雕刻有2位抬物进献的仆侍,男侍高101厘米,女侍高96厘米。在墓室两侧壁处雕刻有数位身穿官服的文武属吏,在女室还雕有女官。湄潭县金桥乡清理的1座左右两室并列的宋代石室墓,右室后壁的正中雕刻有男墓主人雕像。在发现遵义理智村的宋墓时,男室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未见墓主人雕像;在女室的后壁龛内雕刻有墓主人的坐像,雕像高55厘米,她上身着无领对襟衣,下穿百褶长裙,双手抄合袖内,置于腹前,发髻高耸、容貌丰腴、面目祥和。在墓主雕像左右各雕一侍者造像,像均高 54.7厘米。仁怀荣昌坝宋墓女墓主端坐椅上,双手对拢于胸前,其左雕刻有男童献茶,右刻女童摇扇;男墓主头戴直角幞头,身穿圆领长袍,束腰带,端坐在圈椅上,双手平置于月牙扶手的两端。墓主坐像左右雕男女童各一,手中抱一环柄状物,男童头侧向墓主,抬头抑望状。(如图)在桐梓县楠木坝宋墓壁龛上分别镌男、女墓主人雕像,旁均高浮雕一位侍童。另外,在桐梓县夜郎坝杨八坟宋墓,遵义城南桑木桠皇坟嘴,务川县金银洞宋代石室墓,桐梓夜郎坝后台窝石室墓M3、M4,遵义狮子山一座双室并列石室墓等,均有墓主人雕像。

在遵义地区的这些宋墓中,雕刻站立着的墓主人雕像所占比例较少,且多见于男墓室,女墓室则多为“妇女启门”图像。如遵义狮子山宋墓的男室后壁壁龛内,在刻有竹、梅、兰“岁寒三友”的屏风前,墓主人雕像拱手站立,头戴幞帽,身着圆领长袍,束腰宽带。其女墓室龛内则雕刻双扇半开启的门,一站立妇人将头伸出门外作开门状的“妇女启门”图像。正安官田宋墓男室后壁龛内雕刻有男主人主像,女墓室壁龛侧雕一妇人扶门环首站立于双扇门中间。赤水市文华水王塘宋墓墓室后壁上部内层雕有一落地屏风,屏风前置一鸟头靠背椅,椅高40厘米,宽30厘米,背椅的左边雕有一位发束至头顶,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的站立男人,他左手托一钵,右手扶椅背鸟颈处,雕像高84厘米。在赤水官渡所发现的4座宋墓中,一座双室并列的墓室的后壁龛上,分别雕刻有男、女墓主人雕像。仁怀两岔来奉寺宋墓则在壁龛正中雕一几案,几案后置有一把空交椅,椅的左右各雕一位躬身站立的仆人。

遵义地区宋墓中启门石刻图像也是较为常见的墓葬艺术表现题材。如在杨粲墓后室南、北两壁就有童子启门浮雕。北壁启门童子卷发,身穿圆领拖地长衫,腰际束带。袖手站立,右半身露门外。南壁有侍女启门,其背景雕有格子门,门分三层,上层雕毬纹格眼,中层腰华板上下为双腰串,板内雕两个方框,下层障水板内雕壶门忍冬纹。遵义狮子山宋墓女室雕刻双扇半开启的门,妇人将头伸出门外作开门状。金桥宋墓右后室后壁龛上部雕有“侍女启门”浮雕。正安官田宋墓女室雕有双扇门,门中间雕一妇人扶门环首站立的妇女启门等。启门图像作为丧葬艺术题材,发端于东汉时期,曾在汉代的石棺、画像石墓、阙、祠堂以及神道碑中都有出现,此类图像也在唐代的石塔、辽代的塔幢均有表现。宋代时期仍然延续了这一题材,而且出现多种载体。启门题材在宿白《白沙宋墓》报告中证明:优美动人的“妇人倚门”是宋代极为流行的题材。启门题材何以流行?我们通过汉代墓葬风俗可见,启门题材应该是受早期的原始宗教相信灵魂不灭,尤其是“灵魂升天”观念的影响有关,人们希望借助神性动物、仙界人物的帮助,实现升天目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启门女子可能就是开启天门的仙女,由此,希望通过启门图像的方式表达对死后升入仙境,获得永恒的追求。戈尔丁在《传统中国墓葬艺术中的启门女子与相关图像》中针对汉代启门图像中启门者的性别含义进行了研究,认为启门女子既充当着生与死之间的阀限空间,也为现实和神话世界之间的一条通道。在丧葬艺术中运用启门题材,以喻神话人物开启冥府大门,引导死者升入仙界,使其发挥沟通世俗世界和身后世界的桥梁作用。在四川地区,因西王母神仙体系信仰盛行,启门图像理所当然地得以流行,如四川芦山王晖墓、重庆沙坪坝东汉石棺、重庆云阳旧县坪东汉《巴郡胸忍令景云神道碑》等均有启门形象。遵义地区宋代历代杨氏土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巴蜀文化及中原汉族文化在境内得到迅速传播,大大提高了播州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这必然影响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墓葬装饰也不例外,遵义地区墓葬同样会采用宋代墓葬启门图这一典型装饰题材,而且在墓中雕刻除启门图像外,还将四神、飞天、伎乐、侍卫等图像都雕刻在一个墓室内,如在的墓门、横条石、壁龛等物上,雕刻武士像和飞天图、二人抬上书“寿如山岳耸,福似海河深”匾、少女启门、妇人抱物、男童献茶、女童摇扇等十分精美的浮雕,其目的就是以更安全的保卫、护送、接引墓主的灵魂升入天堂。

四、遵义地区宋墓人物雕刻图像是当时生活服饰民俗的反映

在北宋中后期,墓室装饰题材除各种花卉、卷草、几何纹、流云、飞禽、兽面等图案外,还有大量的墓主夫妇坐像、启门图以及包括侍人、备食、各洗、备寝等的备侍图、乐舞图、祥云图、飞天图等,并已形成固定的组合形式,而且人物图像服饰雕刻也都已统统换成了宋代的服饰装扮。

在遵义地区宋墓石刻人物图像充分印证了这一艺术特点。如理智村宋墓中执剑人像位于墓室右壁由下至上第四层雕刻的墓门端,执剑人头戴牡丹花冠,身着窄袖圆领长袍,右手斜握出鞘长剑,剑尖指向左上方,左手自然地搭握在右手腕上,曲臂于胸前。剑鞘斜挂于身体左侧的腰带上。与执剑人像相对是浮雕负弓人像,其头戴莲花花冠,也着窄袖圆领长袍,弓斜挎于右肩,双手握住弓身曲臂于胸前。墓室的捧印人像,双手右上左下托扶着大印,曲臂于胸前。捧钵人图像,手掌隐于所捧的乐器钵之后,双手曲臂胸前,两雕像均头束软幞头、圆领窄袖长袍。黄家寨宋墓的后壁有龛中有浮雕男墓主人像,像高1米,头戴幞头,身着曲领宽袖长服,双手插入袖内台于腰前,端坐在有须弥座的太师椅上,面容祥和。金银洞宋墓左壁中部第五层雕有顶冠着衣老人像,他双手捧着内装荷花的陶瓷花瓶,右壁与之对应的是着圆领长袍,双手捧印于胸前的老人雕像。杨粲墓男室中位于后室后壁墓主人像两侧的侍从。发式呈下垂卷曲状,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袍下露圆头鞋尖。右侧者双手捧方形印盒于胸前,面部呈方形,眉目俊秀,嘴角含笑,神态浑厚朴实。以上这些宋墓人物服饰雕刻,其花冠兴起于唐代,在宋时为流行的头饰。软幞头、圆领窄袖长袍,均为宋时民俗服饰装扮。在赤水水王塘宋墓石刻艺术中有一幅“侍从扶椅”浮雕,浮雕图像为落地独扇屏风前置一把交椅,交椅的左边站有一年轻侍女,她执发髻于脑后,身穿圆领小袖短衣,腰间束带打结于前,下着直筒长裤,脚穿圆头布鞋;侍女右手扶在交椅的搭脑上,左手屈肘于胸前抱着一个长木戳瓢。侍女的穿着装扮展现了黔北宋时的服饰民俗及生活场景。

五、遵义地区墓葬石刻是对理想世俗生活样式的折射

从整个遵义地区宋墓石刻艺术装饰体系来看,受到宋代“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观念和民间道教的鬼神观念”的影响,宋代时期,遵义人十分注重墓葬选址的风水,并根据“阳间”的模式来设计“阴间”的生活方式,祈望逝者灵魂能给本家后人最佳的护佑。受中原汉族入土归阴的习俗影响,也盛行家族聚葬。遵义地区家族墓群,据调查,今皇坟嘴还保留有石室墓数座,在红花岗区桃溪寺古墓群中发现3座宋墓,高坪杨氏墓葬群,在地瓜堡已发现的墓主身份明确的墓就有4座,两岔宋墓群共有5座,其中三座保存较好。夜郎坝、周市、官渡宋墓群等第均发现家族墓地。这些宋墓正为道教、阴阳勘舆术兴盛时期,播州杨氏土官崇仰道教,因而在墓地选择上是极其讲究风水的,从已发现的如杨粲墓、杨辉墓、杨烈墓等典型代表墓地的地形来看,都位于群山拱卫,起伏连绵,面前河流萦绕,地势开阔之风水宝地。同时,墓室内外道符、买地券、墓 主人像、龙白虎朱雀玄武镇墓石、避邪铜镜等均带有浓郁的道教色彩,这些和反映儒家孝道、佛教信仰如飞天、莲花、忍冬、须弥座、卐字符、佛幡等雕刻图案同处一室,形象的反映了 当时三教融合的历史事实。

遵义地区宋代墓布局设计与装饰都仿照阳间的模式来建造墓穴,呈现出墓葬石刻艺术的世俗性和家庭化的特点,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理念。遵义地区宋墓仿居室结构,其建筑方法以桦铆固定,按当时生活建筑样式做成仿房屋形式的门额、柱枋和屋檐,有的还有斗拱、墓顶藻井等。如仁怀两岔、遵义理智村、遵义杨粲墓等宋墓,墓室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遍施精美的写实性石刻作品,雕刻内容有人物、瑞兽、花草和家具等。遵义杨粲墓,墓室全用白砂岩条石砌筑,室内面积约50平方米。两个墓室的结构相同,均由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墓门外有4幅手持弓箭和大斧的武士雕像,各有两扇仿木构的门扉。前室石壁无雕饰,显得很素雅,犹如过厅。墓主后室前半部为雕刻装饰有“朱雀”“玄武”的小拱券,后部刻有龙、凤的“藻井”,中间男室镌刻“庆栋”、女室镌刻“德宇”双勾文字。棺床安置在后室中间,四角垫有圆雕龙头,两侧为龙身及龙尾。男女墓室的后壁上的大龛,外层浮雕仿木构建筑,内层雕墓主坐像,两侧各雕一站立的侍者。后室的壁上有武士、文官、女官、侍从像及花草、动物、宝瓶等精致的装饰浮雕。整个墓室完全按照殿堂格局设计和装饰。理智村田通庵夫妇的合葬墓也是按阳间居室样式设计的,其墓室内部各处均有精美石刻。其墓室左右壁自下而上均有五层石刻装饰,装饰图案有长方形方框及忍冬纹,连枝花草纹、碑文、金钩卷帘纹、单狮子戏球、鹦鹉食桃、如意祥云纹、梅花鹿衔芝图等。墓室后壁龛雕墓主像,辅以装饰性石刻,并在壁龛上部雕刻了仿建筑屋顶。繁复精美,后部则为素面斜坡藻井。雕刻图案有执剑人像、负弓人像、捧印人像、童子戏枝、、鹦鹉食桃、双鱼戏何莲、野鹿衔芝、卷草纹、文字和仿建筑雕刻等,人物、动物、花草等雕刻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从总体上看,这些装饰使整个墓室具有居室的感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犹如墓主生前生活的房屋一样。

从已经发现的遵义地区宋代墓室建筑资料可见,这些墓葬几乎都为夫妻同莹合葬墓,有共同的封土堆,但各有独立墓室。夫妻墓室按男左女右葬之,如杨辉夫妇合葬墓,夫室居左;三室墓一般是夫、妻、妾合葬墓,其夫室居中,妻室居左,妾室居右。杨文墓左侧墓室小于其它二室,出土有小孩的残肢骨,很可能是其孩子的墓葬。杨爱墓四室,中间二室应该是杨爱及妻的墓室,两端二室墓主不明,但推断应该是其妾的墓葬。这足以表明遵义地区宋代在受儒家提倡地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纲常伦理思想的影响,追求和睦的家庭模式和夫妻关系观念已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行为准则。墓葬建筑不但以阳间夫妻生活居室的模式建构和设计装饰,而且在墓葬中夫妻雕像共居于墓室主壁,大多数墓主雕像在比例和空间上没有大小、前后之分,这些墓主雕刻处理手法,正式是一种和睦而平等的夫妻生活景象。

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纲常伦理思想,还能从遵义地区宋墓得以证实,夫妻生要在一起,死要同坟异穴合葬。要行夫妇同坟异室合葬,但夫妻死亡时间不同,墓主身前即建好死后居所,这也需要墓主生前需建好死后共同使用的居所。生前建墓称之“寿藏”。寿藏习俗源于战国,至汉时期,预作寿藏之俗在皇帝、官员甚至宦官之间依然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在汉人的丧葬礼仪中所体现,而且在部分少数民族中也采用了寿冢习俗了。宋代,预作寿藏之俗有回潮之势,《宋史·周贵妃传》载:“……启寿藏于周氏茔南,傍建僧屋,费缗钱六万,皆贮储奉赐。”四川及其邻近的贵州地区预作生墓的习俗,在宋代时更为流行。仅在遵义地区宋墓中的寿葬墓就不少,如杨粲夫妇合葬墓之女性墓室出土镇墓石带有“永镇寿堂”的字样,表明该墓乃墓主生前所建之生墓。仁怀两岔河沙坝宋墓所出土的买地券有:“大宋夔路播州石粉栅居黎氏二,今将钱万万余贯,向其皇天后土,五岳山神,贴买巽山下坟穴一所,建立寿堂,至东西南北,青龙白虎,界至分明。乐保人张坚、李定;知见人东王父、西王母;保证人功曹、主簿;知见人月腾仙,保证分明。” 荣昌坝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同坟异穴夫妇合葬墓出土买地券两块,其中女室一块买地券中自称“阳道弟子”,表明墓葬为生墓。行寿葬,为夫妻建好死后居所,人们将夫妻同埋一处,希望生为夫妻,死后在另一世界也继续做夫妻,以固夫妇之道,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伦理道德的同一性,以家庭、宗族关系为中心的理智、克制、和睦的生活规则和秩序已在宋代播州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同。

作者简介:余继平(1970— )男,重庆石柱人,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民族研究院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本文为转载,原有图片与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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