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之心。
“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明代中期以后“天地君亲师”供奉广泛流行起来，至清代雍正皇帝诏谕确立“天地君亲师”的序位。牌位不仅普及于汉民族地区，与汉族杂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多也如此。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以民主国家取代封建帝制，部分地区民众自发地将牌位改为“天地国亲师”，这种现象在诸如云南、贵州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并一直延续至今。边陲地带民众强烈地突出“国”意味着什么？对此，哲学观点认为“国”不是政府，也不是政体，而是“家园”，即乡土，供奉牌位是一种情感归宿，而不是政治的、社会的，甚至也不是思想的。人类学观点认为其是被赋予“民族—国家”的含义，是传统文化被选择后重新整合的变迁过程。上述结论基于不同学科属性和研究视角得出，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理论创新。但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边疆少数民族如何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清以来中越边境地带为中心，从滇东南边疆行政区划正式政区的建构、现代边防军事体系构筑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三个维度探讨国家治理进程中“君国转换”下的国家观念，进而解析边民国家认同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天地君亲师”：清代国家治理下滇东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滇东南区域地处中越边境，如此边陲地区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千余年间，清以前历代王朝主要依据当地首领归附实现对该区疆域的拥有，以地方首领代表国家行使部分权力进行治理。清代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在于向边疆和边界地带推进。清朝平定云南后，立即将广南土府改流。康熙六年（1667）又将明代临安府（治今建水县）边远的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改流设府”为开化府。康熙八年（1669）撤广西府（治今云南泸西县）的维摩土州，将其地分属广南府和开化府。于是清前期滇东南边疆形成广南、开化两个无辖县府。雍正八年（1730）在开化府设置文山县（今云南文山州文山县），乾隆年间改革“不合体制”、“不成郡”的云南无辖县府级政区，强化边疆县（厅）设置。至清末滇东南边疆地区县级政区基本完善，是国家治理由虚悬到抵达边界地带时空演进的有力诠释。军队驻防的边防体系是国家力量深入边疆的又一重要方面。滇东南边疆地处国防前沿，清代以前主要靠土司作为“藩篱”守边。“藩篱”粗疏和土司拥有土兵数量有限，使该地成为清代以前国防薄弱区域，且土司制度阻碍了国家军队的国防布局深入边疆。如明朝曾试以广南卫驻扎广南土府进行镇戍，但终因土司阻挠和瘴疠困扰，广南卫无法实现长驻镇戍，不得已而回撤设置于云南府城（今昆明市）。清代以绿营兵为国家军队首次进入滇东南边疆并以汛塘布防于交通沿线，对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中，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趁机侵犯滇东南边疆。清末新政期间，云南边疆形成“南防”边防系统，正是以滇东南中越边境为主的边防系统。由严整布局的三道防线、军事据点、指挥枢纽与后勤补给的交通网络组成的具有现代国防特点的边防体系，体现国家军事力量深入边疆护国捍边和边民国家认同增强在保家卫国上发挥重要作用。据此，清廷在滇东南设置军事镇戍和正式政区府、县（厅），派出军事和行政官员深入该区进行国家治理。因为在传统帝制中国，主要是君（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而介于君与民之间则是代表国家的官吏。地方官员代表国家在其管辖的政区通过模拟、移植和创新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即内地已经广泛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而施政的成效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其中，清廷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策尤其值得关注，其重视发展滇东南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文教为先”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其统治得以深入，收到了稳定和巩固的治理效果。首先，是新增官学教育机构。开化府自改流后“设府学教授一人”。雍正八年（1730），开化府增设附郭文山县，设文山县学，“入学额数附府学内”。后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十一年（1746）、二十一年（1756）、二十二年（1757）累经修订，入学额数确定为20名。其次，是义学教育的进入。不同于官学的是，义学教育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教育贫寒少数民族子弟“识字明理”和国家认同为宗旨，还承担着教化边民的重任，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基层社会组织为单位，依靠义学师资进行《圣谕广训》宣讲。开化府自雍正二年（1724）颁发《圣谕广训》，每月初一、十五宣讲，随后形成固定规制。至乾隆年间开化镇总兵曾奏报当地宣讲情形，称“各民夷竟然欲神静听，合手倾心，依依不舍，尽日始散。可见边地士民均可勉策，即蠢尔愚夷，未尝不可化诲”。这些宣讲文本多为通俗化的甚至用各少数民族语言编写的宣讲国家政令、移风易俗和国家认同等内容，从而增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责任感。总之，传统帝制时代下的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过有清一代的努力，国家治理已抵达最边远的边境地带每寸领土、每户人家。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各项制度由地方官员实施和基层社会组织重构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使晚清近代处于抗法侵略和护国捍边最前沿的边民更强烈地感受到有国才有家，强大的国家力量是边民安身立命之本。
二 “天地国亲师”：民国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治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君”已不在，“国”之将行。“天地君亲师”之“君”便成为国人批判的对象。陈独秀即认为“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于是在民主共和思潮引领下，民间便将“天地君亲师”改奉为“天地国亲师”，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帝王，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成为民国时期民间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湖北十堰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将中堂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爱国思想替换了历代忠君纲常。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滞后，但在国家政令和地方官员指引之下，也大多改奉“天地国亲师”，且由于地处国防前沿，对国家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首先，是边疆正式行政区划的建立。1912年以后，在南方地区，清代的行政机构随着辛亥革命而自动瓦解，由军政府掌管当地的军政与民政。随着民政机构的设立，南方各省大多数实行省县两级制。云南省自1913年裁府，改州厅为县，至1929年清时滇东南之开化府、广南府区域先后改为文山县、马关县、西畴县、广南县和富宁县，并按旧时“设治筑城”的理念分别设立各自的署所机构。例如马关县，1913年由清时安平厅改县，1919年新设城池，内设县署、建设局、公安局、团保局、教育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办公机构。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民国初年云南大部分腹里地区完成了废府存县的行政区划调整，但边境地区的行政建制尚未完成。中法战争结束后，随着中法界务交涉增多，通商频繁，中法共同在中越边境互设对汛督办作为管理机构。为加强国防安全建设，云南政府将对汛督办勘划为特别行政区，这是对汛督办向行政区划演变的重要基础。1933年至1938年，云南民政厅数次派出专员前往滇东南马关、广南、屏边、河口、金平等地进行实地踏勘，划定了河口对汛督办区域为“东界麻栗坡，南界越南，西界金平，北界金平、蒙自、屏边、马关，东南界越南，西南界越南，西北界金平，东北界麻栗坡”。而麻栗坡对汛督办的区域则为“南与法属越南接壤，东与广西镇边县毗连，北接富州、西畴，西接马关、河口。东西三百余里，南北阔三十余里，全区面积总计九千余方里”。此外，民政厅在对汛督办特别区内进行人口统计，与云南省其他县一起纳入户口统计，掌握了辖区内户籍和赋税管理权，说明河口、麻栗坡已不再是一个外交机构，虽仍以“特别区”命名，其已具备正式行政区划的要素。至此，民国年间滇东南由腹里到边疆完成了全部县级行政区划的转化，在涉外事务中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其次，是南防军事体系的巩固。晚清滇东南南防体系形成后，不仅在保卫国防安全和捍卫领土完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标志着边疆军事开始了近代化进程。“重九起义”爆发后，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随即成立云南都督府。为应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滇东南边疆的觊觎、侵扰、蚕食以及游勇、难民问题，在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由参谋部总长殷承瓛派出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调查人员前往滇东南对南防实施调查，在国家政体转变的关键时期稳定了云南边疆并巩固了国防。随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年底，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因此滇军大量兵力被征召，此时滇东南防营仅驻有陆军一营，团部驻守文山县。为补充边防兵力，云南省开始募兵。据史料记载，从1913年至1931年，文山县募兵1539人，广南县募兵1440人，马关县募兵770人，丘北县募兵400人，麻栗坡对汛区募兵260人，西畴县募兵215人。其间，1921年顾品珍倒唐后，为阻止唐继尧回滇，战役在广南打响。顾品珍亲自坐镇，命部下率兵员2万余人，前往滇东南迎战，顾品珍最终以失败告终。唐继尧于1922年2月统率驻外滇军回到云南省，随即改组云南省政府，任省长总揽全省军政事务。因此，他开始加强边防，补充兵力，于广南县命边防统领王国宾“募兵五百防守县城”，编为省军第三十三营，同年七月成立“东南边防督办署”，管辖省军三分统，驻扎广南、富宁。1927年2月，龙云发动政变，逼唐继尧下台，并在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后，于1932年将其扩充为广富守备司令部。“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转变对华侵略方针，侵入滇西并意图在东南亚各地展开全面攻势，把战火燃向西南边疆地区。为确保边疆稳定和安全，云南省将滇军第一集团军调来滇南一带驻防。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滇南土司捐弃前嫌，团结一致，纷纷请求总司令卢汉组织边防游击队共同抗日，保卫国土和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随即得到卢汉的同意和支持，成立滇越边区游击队，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出钱、出粮、出人、出物，支持抗日部队。整个抗战期间，他们抵御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为保卫祖国和边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与云南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坚决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是深化基层社会的治理。“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军政府面临的首要社会问题是怎样处理遗留的土司问题。针对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军政府内部多次商讨如何进行改土归流。曾有毕业于贵胄法政学堂的武汉新洲人王篪贻编纂了《经营滇省西南边地议》，是民国初年第一个关于云南边疆治理和开发系统全面的方案。该文本提出了经营云南西南边地的七条办法，即招致屯垦、试办民政、振兴教育、整理交通、兴办实业、收回法权、清厘财政。通观全文，其核心是关于如何解决云南土司问题的方案，他批评了前清的改土归流政策，论证“不惟不能改，而亦不必改”的理由，进而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各种实业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发展屯垦方面，其提出应当种植稻谷、棉花、茶叶、蔬果和畜牧；创办民政事业中，着重提到应包含编户、卫生、赈恤、礼俗、自治和选举。最后，作者总结强调，社会治理应为“取稳健之主义，达完全之目的，其今日筹边之要以乎”。1929年龙云上台后专心省内建设，但政府各界对边地情形不甚了解，于是在政府号召下，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研究和建设边疆的热潮，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沿边各地，考察界务，研究民族事务，提出建议。1933年云南省立昆华教育馆编辑出版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汇集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18篇考察报告，涉及滇东南的有普剑魔《红河沿边情况》、甘汝堂《云南河口边情一瞥》、赵正岳《金和边区状况》及叶桐《河口麻栗坡两特别区概况》。这些调查员都针对滇东南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意见，如甘汝堂对中越边境接壤的河口建设，就提出了诸如改革边地政治、推进边地教育、测绘边地详图、整顿边地交通、修筑出海铁道等。叶桐奉云南省政府命令调查麻栗坡汛区后，也特别提及要提防法帝国主义利用时机实行毒辣的经济侵略阴谋。总之，民国时期云南政府对滇东南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发展经济措施（如土地清丈、查禁鸦片、改善道路交通和通信）和发展教育措施（创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两个方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外，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复杂，至民国时期边境地区仍有部分土司势力存留。如广南侬氏土司虽在民国元年改为土丞，势力日趋没落，但在当地影响仍然很大。1936年2月16日，云南省政府仍准予世袭，龙云遂委任侬鼎和袭土同知职，继续在当地代表国家行使治理职责。抗战全面爆发后，云南作为抗战后方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和金融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机关、学校和军队迁入后骤然增加的人口与军供压力，地方政府采取若干措施，促进云南边疆社会的发展。例如自1937年底开始，云南省建设厅组织各方面专家赴滇东南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经济作物种植指导，在文山设立农林场种植三七，由技术员培育种子，同年便在试验场收获20万粒种子，将其中一半发放农民领种。在对外商业贸易方面，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投入较多人力物力修筑省内通道干线，带动了滇东南经济及商贸的发展。云南省政府以旧时滇越铁路为基础，形成了以滇西、滇东公路国道、滇南铁道为主干的交通贸易线路，改变了过去完全以马帮运输为主的商运方式。国民政府在抗战非常时期深化对滇东南边疆基层社会的治理，为随后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综上，民国时期国家治理的力量相较于前清时期更加深入到边疆和基层地区，国家通过正式行政区划的改置、南防军事力量的加强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深入建设，同时继续任命部落首领控制当地基层的户籍、行政、司法，甚至保有部分的武装，成为民国时期代表国家守土戍边、安定地方的重要力量，国家力量进一步深入到滇东南边疆基层。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铸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颁布一系列政策，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改变社会风气、破除迷信为主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深入基层。改革开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神龛又逐渐恢复起来。据笔者实地调查，在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延续旧传统，继续供奉“天地国亲师”位。滇东南地区地处滇桂交界，加之与越南接壤，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改善民族关系。为稳定边疆秩序、增强民族团结，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此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在工作中尤其注重处理民族关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渐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例如马关县仁和乡过去因恶霸地主霸占土地而挑起的壮、汉民族械斗，经过土地改革后，既消除了隔阂也分得了土地。为保证边疆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调整行政区划，1958年将旧有政区改为文山专区，同年4月1日成立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1965年9月20日改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滇东南地区开始了全新的建设。国家派来大批干部、教师、医生和技术工人，每年拨发边疆建设费，用以筑公路、盖医院、建学校、开商店、办工厂、修电站，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给滇东南边疆带来了生机，人民享受到了切实的优待。在多民族杂居的文山地区，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进入，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生产生活，因而形成了“汉族、回族住街头，壮族、傣族住水头，苗族、彝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的独特分布格局。各民族根据自己居住地区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保卫和开发边疆做出了贡献。滇东南各民族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彼此承认并尊重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充分体现了对民族认同的感情，向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方向而努力。但正值滇东南边疆全面开展建设之际，中越关系逐渐恶化并最终引发军事冲突。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后，在边境地区有组织地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严重干扰了边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在我国多次劝阻无果的情况下，于1979年2月7日下令对越南自卫反击。在自卫反击作战中，滇东南各民族一起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守卫国防大门、捍卫领土完整做出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曾服役于云南边防部队的马关县苗族青年陶少文，对越作战时舍身炸碉堡。麻栗坡县瑶族青年民兵李兴唐等七人，在对方突然发动袭击时，奉命守卫某无名高地，负伤后仍坚持战斗，最终取得胜利。此后，国家为恢复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省、州、县、乡（镇）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启动了千里边防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茅草房改造及沼气池、小水窖建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滇东南各族人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感，积极支持、配合当地驻军，守卫祖国每一寸土地，国家认同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在滇东南边疆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农村低保工程等陆续开展。1986年3月，国家施行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政策，在文山州成立了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分别设立州级、县级扶贫办公室，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时逢国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文山州地方政府开展科技扶贫培训，逐步走出一条科技与经济融为一体，扶贫开发与科技开发有机结合的路子，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南县石坪村、富宁县莫勺村、西畴县蚌谷乡成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村寨，其中富宁县村民潘树培、罗德荣结合山区优势，运用科学技术种植果树和茶叶，成为当地脱贫户的榜样。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西方各种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尤其注重从观念和意识层面强化对边民的教育。如麻栗坡县董干镇政府就通过各种措施强化边民的“五种意识”，即国防意识、文明意识、竞争意识、保密意识和学习意识。同为董干镇的八里坪村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生态建设、村容村貌整治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成果。国家治理向边疆基层的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怀，不仅彻底改善了边民的生活质量，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国家治理与边疆社会之间的互动进程中，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边疆治理就是将国家治理的思想和观点运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边疆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此文山州政府干部身先士卒，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建立分片调研制度，采取日常了解、专项考察、上门家访、印证核实、分析研判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干部处理问题、完成任务、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具体表现。麻栗坡县则以技能培训提升脱贫内生动力，以扶志、扶智为根本，加大开展技能培训力度，让每个贫困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项以上致富技能，助推贫困户脱贫摘帽、增收致富。在州、县基层干部的带领下和榜样作用下，已经脱贫的群众争当脱贫干部，以“开展一次入户调查、开展一次募捐活动、开展一次宣传发动、开展一次政策宣讲、开展一次卫生清扫”为主题实践活动，有力地在地方基层宣传了国家政策，如今的广大贫困户以脱贫为荣，以贫困为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山州政府全力以赴抓脱贫，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65.25万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部达标。“十三五”期间，文山州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2815元提高到11499元，年均增长32.5%，困扰文山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得到解决。在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中，滇东南少数民族摆脱了贫困，“生活越来越充实，越过越幸福”，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再一次升华。
四 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国家认同不仅未遭削弱，反而日显重要，因为国家仍是国际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尤显重要。围绕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探讨是一个实证研究案例。清朝作为传统帝制时代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将旧有土府改流，以带有国家意志的行政区划设置和军事力量进入开创了国家治理的局面，伴随而来的是带有国家政令的府学、义学等文教事业发展，边民对国家认同的情感在晚清中法战争时护国捍边的行动中得以体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展了清代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规整了行政区划。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西南边疆的蚕食，不仅创建了现代化的南防军事体系，且派遣大批官员和学者深入边疆基层实地调查，为国家治理更加深入基层提供支持，最终边民对国家认同的情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守土戍边的行动中再次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进步而妥当的民族政策，使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并且始终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力度。当面临境外势力的各种挑衅时，边民勇敢地站在守卫国家领土的最前沿，将国家认同的情感进一步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是激昂的主旋律，对国家的认同始终贯穿在边疆少数民族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进程之中，滇东南边民对国家认同、热爱和护卫之情在“天地国亲师”的供奉中彰显和流传。
作者简介：聂迅，1987年生，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地址：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19号，邮编710048。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